中新社图片：1964年8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会见了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国历史学家，同他们一起亲切交谈，并对共 同感兴趣的历史研究问题交换了意见。图为郭沫若（左一）与日本科学代表团副团长、著名的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右一）亲切握手，左二为中国 中新社发 邢依坚 摄

　　1949年3月25日，郭沫若在西苑机场欢迎党中央和解放军迁至北平时和毛泽东交谈。 中新社发 中新社 摄

　　一个和郭沫若“纠缠”了一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两千多年来被人们说来说去却总也说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这个秦始皇，像镜子一样折射出郭沫若早年与晚年之间的巨大变化。

　　四十年代：大骂秦始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庆。当时，蒋介石一面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面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露出了法西斯专制的狰狞面目。“爱国 同胞不断被无声手枪打死，民主报刊不断被无声手谕查禁。”(唐弢《回忆·书简·散记》)郭沫若、阳翰笙、夏衍等人的160余种剧本均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 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动也受到特务的监视。他曾经说：“在重庆几年，完全是生活在庞大的集中营里，足不能出青木关一步。”(阳翰笙《郭沫 若在重庆·序》)

　　但是，郭沫若没有屈服，他在《新华日报》上撰文疾呼：“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还对友人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文禁愈严，总是灭 亡之期愈近。”(潘孑农《〈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布的文网，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写出《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书》。

　　不愧为历史学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专制帝王的命门。他以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揭示了民本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水火不容：“吕氏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则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万世为君，使中国永远是嬴姓的中国。”(《十批判书》，以下引文同) 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不让任何人有说话的余地”，这就是秦始皇的统治术。“他的钳民之口，比他的前辈周厉王不知道还要厉害多少倍。”周厉王时还能道路以 目，而秦始皇则斩尽杀绝，连目也没有了。此时，郭沫若的批判矛头直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对于“普天之下大烧其书”，郭沫若说：

　　这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

　　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蒋介石。面对蒋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 从左闾里已经有篝火起来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让戏里的主人公高渐离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 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重庆，这是何等的英勇无畏！

　　在写作《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的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颂嬴政，意在 拍蒋介石马屁。郭沫若读了程文，怒火中烧，一口气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气势真如“长江大河，飞沙走石”。当年意气风发的郭沫若，恐怕做梦都没想 到，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程憬的路。历史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应党中央邀请，从香港到解放区来共商开国大业。12月6日，他和翦伯赞等一行三十余人，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的郭沫若，高声朗诵道：

　　于今北国成灵琐，从此中华绝帝王。

　　他真诚地以为，秦始皇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五六十年代：艰难的转弯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挚友、导师、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却钟情于秦始皇。其实，这信息早在重庆报纸发表《沁园春·雪》的时候，就已经透露出来了。但那 时二人的关系尚属诤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还被毛主席列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尽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识分子李岩被杀，指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重用 权臣、骁将，不用知识分子，为此他甚至想写李岩和红娘子的悲剧，以警后世。但毛主席却从文章中总结出“革命胜利后不能骄傲”的历史教训。文章虽说见仁见 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论当做革命的镜子，却是不争的事实。有此一层关系，郭沫若骂骂秦始皇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右派知识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使毛主席进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澜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这时有人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立予驳斥：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如此明确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历史学家范文澜对话的方式发出来，并且点名民主人士“骂我们是秦始皇”，这不能不使郭沫若惊悸。于是，他开始了艰难而又苦涩的转弯。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读〈随园诗话〉札记》。全书凡77条，其中第8条就是《论秦始皇》。在《诗话》中，袁枚曾对罗两峰的诗“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击节称妙。郭沫若驳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驳焚书：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

　　次驳收铁：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铜而非铁。

　　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声，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烧其书”变成了办图书馆，为弹压民众所采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创举。为了转过这个艰难的弯子，郭沫若可谓煞费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赞在广西不期而遇。翦将途中所作之诗录请郭沫若斧正，郭遂将“雄才千古说秦皇”，改为“雄才今日识秦皇”。他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园春》才把他肯定了。这样说也和老兄的“不到灵渠岸，无由识秦皇”，扣合起来了。(张传玺《新史学家翦伯赞》)

　　虽然都是迎合，郭比翦显然高了一筹。“古来都是骂秦始皇的”，轻轻的一句话，既荡开了郭沫若当年的“错误”，又摆正了文人和领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 睹灵渠之后方才认识的雄才，伟大领袖早在几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识之高下尽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记游诗中写出：“秦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 开。”用以和翦诗酬答唱和、声气相应。至此，两位史学大师在秦始皇问题上，终于和伟大领袖取得了一致，咸与维新了。

　　七十年代：没迈过这道坎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历次运动中，郭沫若始终是以革命者的身份过关斩将、高歌猛进，风头之劲，文艺界、学术界罕见其匹。文革初起时，郭沫若虽曾一度惊慌 失措，发表过惊世骇俗的“烧书”高论，但因为有“要保护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还是有惊无险。然而，七十年代风云突变，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 祸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手段之一就是骂毛主席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 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并高呼“打倒当代的秦始皇”。耐人寻味的是，八大二次会议上那位插话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论，主持批林整风的总理却 放了过去，一个劲儿地批极左，毛主席自然不满。1973年7月4日，他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先对外交工作发了通牢骚，话锋一转就谈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这次不单是秦始皇了，连提倡人本主义的吕不韦丞相也被拉了出来。主席还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名曰共产党”，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吴晗、翦伯赞时说：“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吴、翦的下场历历在目，尸骨未寒呐，现在轮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文革”开始后，毛主席七年没写诗，第一次写，竟是这样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风声越来越紧。9月23日，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写道：

　　他(毛)突然问我是否见过“懂德语”的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懂德语”并不是同我见面的前提。当我说还从未见过这位先生时，毛泽东说：“他是尊孔派，但现在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基辛格《动乱年代》)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召开上万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两次把郭沫若叫起来，宣读毛主席的两首批郭诗篇。一 位与会者记述了当时的场景：　郭老那天也去了，带着病，低着头坐在那里。江青会上发言问：“郭老来了没有？”郭老站起来说：“到。”(《周南口述：遥想当 年羽扇纶巾》)

　　已届82岁高龄的郭沫若，以带病之躯，在大庭广众之下站起来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齿冷心寒。尤其让郭沫若揪心的是，运动下一步如何发展尚难逆料，所以会后他体温骤然上升，突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听说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医院探视，顺便向病家索要《读〈随园诗话〉札记》。郭沫若的书。主席那里大字本小字本应有尽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 书》，就是专门排印的大字本。要看书，何至于向郭老要？这其实是给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药。果然，郭沫若的病躯很快转危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于危难者，依然 是秦始皇。

几句题外话

　　评价秦始皇本来是个学术问题，说好说坏，尽可百家争鸣。但一些学者时而说坏，时而说好，甚至心里说坏，口头说好，就不是学术问题了。究其原委，乃是十 几年灌输形成的思维定式——“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历史为政治服务……甚至科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大跃进时，一位大科学家提供亩产万斤的科学依 据，已经成了对此思维定式的绝妙讽刺。

　　更其荒唐的是，“为政治服务”又进一步演变成“为政治家服务”。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穷尽一切科学真理吗？各学科都唯政治家的马首是瞻，学术的创造性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学术如此，文艺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孩子说：“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晚年二三事》)当初没有写，后来 就不能写了。在知识分子被政治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时候，怎么能写被李自成杀死的李岩？想写的不能写，为了“为政治服务”，郭沫若却写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识分子 蔡文姬。服务是服务了，可无产阶级政治家们却不领情。罗点点写了这样一件事：

　　(《蔡文姬》散戏之后)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 人都笑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 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红色家族档案》)

　　一个天才的戏剧家，沦落成连小孩子都讥笑的弄臣，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如果郭沫若写的是李岩和红娘子，我想将军们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还念念不忘地想写李岩。

　　其实，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郭沫若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道：“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附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附势。”李白“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

　　这哪里是在写李白？这分明是在写他自己！

　　○原题：郭沫若和秦始皇 摘自《读书文摘》

　　2009年第5期 孙言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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