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全家照，不久爸爸就被捕了。爸爸手上抱着小梅，妈妈抱着才二十 二个月的我。

爸爸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工人运动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下午。

爸爸开完印刷厂工人的“读书小组”会议，刚走出法租界，就在一个小弄堂口看见两个人闪到一边。爸爸走了几步，猛地一回头，那两个人又从弄堂里闪现出来，跟踪在他的身后。爸爸感觉不妙，决定先不回家，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去冯光灌的小学里呆至黄昏。然后，看看外面没有动静，才向朋友告辞。还没有走出三条马路，一辆黑色的小车尖叫着在他身边猛地刹住，车还没有停稳，就从里面冲出来三个便衣警察，动作非常迅速，爸爸没有反应过来，已经被人家戴上了手铐，头被死死地按了下去，塞进了车里，一直开往上海南市警察局。到了那里，就要他交代和共产党的关系。爸爸说：“我怎么会认识共产党，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叫陈友生。”

警察根本不听他的，立刻将他绑在柱子上，警棍就朝他身上打去。爸爸还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当时的组织纪律和原则。他被打断两根肋骨，肺部受伤，吐血不止，监狱又不给治疗……一直拖了两个月，几乎在不能拉出去受审的状况下，于是匆匆忙忙将爸爸判为“危害国民”罪，刑期五年，解送苏州盘门外政治犯监狱服刑。

解押途中，爸爸被塞在小小的囚车里。头顶上有一扇窗子，从那里可以看见巴掌大小的天空。天空始终是灰蒙蒙的，天上下着小雨，望着那里，车子像没有启动似的。上海离苏州只有八十多公里，可是那路，似乎走也走不完。连解押的警察都不耐烦了。听见他们在那里胡说着什么，混乱之中爸爸向边上的犯人轻轻打听情况，问他可以办理上诉手续吗？那个人直摇头，他们是一个案子里的。说是前不久抓了一个叫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还会演戏。她写了一些东西，供出了他们……

“姓覃什么的女大学生……”这一句话代替了一切，爸爸再也听不见其他的，他不能重复这个名字，他做不到。这是爸爸初恋的情人，又曾经是他的妻子。怎么会是她出卖了他们？这个名字比世界还大，比脑袋里全部的恐惧还要黑暗，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全部的毁灭不是从仇恨开始的，全部的毁灭，更多的时候是从美好的回忆开始的。那个湖南小楼，那个大声朗读《奥赛罗》的年轻女人，还有爸爸初恋时候的憧憬。这就是毁灭，怎么还是看见这些东西？但是，爸爸知道是被出卖了，马上就要抵达苏州监狱，五年的监禁……他的的确确被出卖了，不光是爱情，这已经不重要了，而是一个信念，对人对生活的信念，而且是一个他曾经为之激动和哭泣过的女人。这还是不重要，那什么是重要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现在，一切对爸爸来说都显得没有意义了，即使昨天人们还把他视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可是他被出卖了，他完完全全被毁灭了，怎么又偏偏是覃必愉出卖了他？

到达监狱以后，爸爸紧靠着墙壁，一言不发地坐在角落里，不知在那里磨蹭什么。时而，两眼呆滞地看看四周。人家看见他是新来的，也不去和他搭讪。一直到夜晚，爸爸变得越来越奇怪，连自己的饭都不吃，把它省下，送给了那个告诉他真实情况的人。一直到深夜，大家都睡着了，坐在角落上的爸爸倒了下去。边上人觉得自己身上湿湿的，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东西沾在手上，往鼻子上一闻，一股扑鼻的血腥味，他惊慌地翻身而起，叫醒了大家。爸爸用磨尖的牙刷柄割破了动脉血管，大股大股的鲜血在往外流。监狱同伴立刻撕下衣服上的布条，紧紧地扎住爸爸的手腕。有人去叫看守，连夜将他送往医院抢救。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爸爸特别想念的是他的村子，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他的母亲。那时候，我的爷爷听说爸爸在上海的日子过得不顺利，在惦念之中死了。爸爸的爷爷和奶奶也因为上了岁数，先后去世。家里人不识字，爸爸写信能跟他们说什么呢？苦恼之中，爸爸给他最热爱的人一一鲁迅先生写了一个短信，称他为“周豫才大人收”，签名：陈友生。按照监狱的要求发出的信，必须是明信片，便于检查。

鲁迅收到明信片以后，觉得不认识这个叫“陈友生”的人，让胡风来辨认。胡风从笔迹上认出是爸爸写的。然后，遵循鲁迅先生的嘱托，代先生回了信，假称自己是爸爸的姐姐，署名“姐一一国芳”，称鲁迅先生为“豫公”。“国芳姐”给爸爸寄去世界名著。《复活》、《波华利夫人》、《死魂灵》、《忏悔录》。其中，“国芳姐”说：“《忏悔录》是豫翁嘱咐寄你的，特别提到，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

严冬到来的时候，“国芳姐”又赶紧给爸爸寄去了一件暗绿色的棉长袍和药，又提到：“药，是豫翁给你买的。知道你受刑后害肋膜炎，关照你多保重。”

监狱的白昼和黑夜是一样的，但是爸爸从胡风的每一张小小的明信片里，一次又一次穿越过监狱里的这堵黑暗。在字里行间，他感受到空气是蓝色的，可以掬于手间。只有在他们放风的时候，他们才看得见天空。但

是在他心里，有着一片更宽广的蓝天，鲁迅先生的目光，胡风的手迹。这片蓝天为他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希望。爸爸给豫翁先生和“国芳姐”寄去他写的诗：

狱中述怀

十年修炼赴戎征，误入罗网卧吴城。

旧梦重温乡国事，寒衣远达故人情。

闷来画壁添归雁，闲里走棋谈用兵。

....... (已失），功名势力一毛轻。

每次信尾，爸爸都写下“再见吧”三个字。看上去，这不过是一种客气，一种形式。但是谁都会看出来，这是爸爸最后的生活希望，期待着再见鲁迅先生，再见胡风，再见人间的红尘。

在爸爸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先生将爸爸的中篇小说《崖边》推荐给日本的《改造》杂志发表。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所以是鲁迅先生口述，然后胡风用日文将他记录下来，作为爸爸文章的介绍，寄给了杂志。其中又一次提到：

……长期活动在湘鄂西地区，不幸的是他和上面的“领导”不合，要发作品和批评都办不到。《崖边》也是在那种状态中写成的，好不容易走向成功的时候，可是被南京政府逮捕，现在还不知呻吟在哪里的监狱里。因友人的编辑，六月中出版了中篇《崖边》。

“鲁迅先生目前卧病中，我代写了这个小传。”

《崖边》发表以后，胡风伯伯又将爸爸的小说整理成一个集子，交给了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结集出版了。它被列为《文学丛刊》之一。因为《崖边》是在首篇，所以集子就被题为《崖边》。当时因为爸爸还被囚禁在监狱里，怕出了书对他不利，胡风就将爸爸原来的署名彭冰山改为彭柏山，寓松柏常青之意。

这时候，与爸爸同号子的许涤新叔叔在害肺结核病，黄浩叔叔又得了中耳炎。而且这中耳炎来势很凶，高烧烧得黄浩叔叔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于是大家都说，爸爸不是认识鲁迅先生吗，先生不光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懂一些医道。为什么不去问问先生啊。这时候似乎只有鲁迅先生可以救大家了。于是，爸爸遵照大家的嘱咐，给胡风伯伯写了信，让他代为询问先生。很快，先生就让胡风买了药。胡风带着药亲自到苏州监狱里探望。回来以后，先生问胡风：“他现在监狱里怎么样了？”胡风回答道：

“很不好，都在病中。”于是先生建议将爸爸的稿费，按每月五元，分期寄到苏州监狱去。接着梅志阿姨就从“文化生活出版社”提取稿费，每个月初跑到邮局，以爸爸的亲戚的名义，将钱汇往苏州监狱。就是用这个钱，按照鲁迅先生开的药方，爸爸为同监狱的难友买药，大家的病得到了治愈。

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去看望当年和爸爸同监狱坐牢的另一位难友李波人叔叔时，他对我说：“后来我们在监狱里听说鲁迅先生去世了，我们谁都不敢告诉你爸爸，都害怕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到十天以后，已经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你爸爸收到胡风的来信，上面说：豫翁不幸去世了。逝者是永劫地不会回来了，我们得用精神的微光去和死者拥抱……

“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哭泣。就那么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我劝他，我们要有一个好身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你父亲对我说：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驱，他的死，对革命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鲁迅先生才这么年轻啊。他要不是给国民党迫害，他要是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好一些，肺结核病早就治好了……”

一九三八年八月，爸爸和鲁迅的另外一个学生曹白投笔从戎。临走之前在上海照相馆拍此照留念。左为曹白，右为父亲。

爸爸又一次沉入黑暗之中，黑暗中的日子在慢吞吞地过着，毫无希望，却动荡不安。用爸爸自己的话说：“……我一生没有过热闹的日子，所以凡是我的朋友一一无论死者或是活着的，常常和着我的血液在我心底里涌动。其中，鲁迅先生要算涌动得最厉害的一个。虽然我没有看见他的死，但是他给予我的印象却是特别深切……”

后来爸爸提议为了纪念鲁迅先生，以争取书报自由和改善犯人生活条件为理由，与监狱斗争。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号子的张文仪、王凌波、何建础同意，并决定让爸爸起草大纲。但是，他们都没有纸和墨水，给家人写明信片是进特别看守室的，一切由监狱控制着。大家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有人把家里送来的双页线装书拆开来，在背后写字。然后爸爸用看病偷来的打针用的砂轮片，将它在水门汀上磨成刀片，再用它把筷子削尖了当笔使。大家轮流给家人写信的时候，拿一个空牙膏管子，一个盯住看守，另外那个人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棉花吸墨水，然后把棉花封在牙膏管里。当材料备齐后，就轮流站岗挡住看守的视线，让爸爸写大纲。

每一个号子的领导都将大纲看过以后，就被秘密地递到斜对面的号子里一个神秘人物那里审批。爸爸说他们始终不知道那里关押的是谁。最终，大纲被批准了。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领导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向全牢房宣布：“绝食斗争即日起开始，要得到读书读报自由，改善生活待遇。”内部，再附加：为纪念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

早晨，看守依然提着一大桶清汤寡水的早饭走近监狱，他敲了敲饭桶。可是没有人来打饭。看守大叫着：“不吃，我就提走了。”依然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答复。看守一看不对，立刻回去报告。监狱长来了，爸爸号子里的领导人将他们的绝食纲领交给了监狱长。他看了看那张纸笑了：“你们以为我们吃这一套？不吃，我们不是更简单吗？把早饭收回去。”中午的时候，又提来了一桶黑呼呼的烂菜饭，大伙还是没有说话。两天过去了，监狱里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监狱长自己提着饭桶来了，那是雪白的大米饭和大块的红烧肉，监狱长赔着笑脸走向每一个号子：“先吃饭，吃了以后，有什么不好商量的？”每个号子的犯人都走到牢房前，看见什么敲什么，一边敲一边喊道：“我们要读书读报自由，我们要改善生活待遇。”监狱长大声吼道：“你们要的东西太多了。”说完就走了。但是绝食斗争继续着。第五天，南京政府方面来人了，他们和监狱总长让各号子派代表出来谈判。最后，是爸爸和他号子的领导代表全监狱谈判。爸爸重新递上绝食纲领。

南京政府的来人接下了纲领，问：“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绝食？”

爸爸说：“等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条件。”

政府来人说：“通知大家先吃饭，我马上和南京方面联系。”

爸爸号子的领导坚决地说：“我们必须在你们接受条件以后，才停止绝食。”

谈判不欢而散。

绝食进人第六天，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大家也有点着急，不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但是，根据领导的决定，再坚持一下。突然，在第七天，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的早上，当天的《大公报》放在每一个号子的门前。全体犯人欢呼起来，所有的铁栅栏又被敲得乒乒乓乓响。监狱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给予他们读书读报的自由。于是，第七天上午，犯人开始进食。

这场监狱的绝食斗争在《上海党史资料》上被称为“震撼京沪线的大斗争，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炮击卢沟桥，抗战爆发了。

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的九架飞机轰炸苏州，竟然炸开了爸爸他们的监狱，犯人开始逃跑。警察都慌了，全部出动控制监狱。迫于形势的要求，南京政府答应：无条件释放苏州监狱政治犯。

年轻时的聂绀弩伯伯和夫人周颍阿姨。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爸爸剌着光头，穿着囚衣，一件对襟扣的白布褂子，一条黑土布裤子，从监狱里走出来了。他坐上民船，回到了上海。一回来，胡风伯伯立刻陪着爸爸去估衣店买了长衫和内衣，这样他终于脱下了囚衣。然后胡风伯伯又为他去找住处，带他找到了聂绀弩伯伯。这时聂伯伯正准备去北方，夫人周颍阿姨热情接待了爸爸，就把他留住下来了。爸爸很快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投人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上海党组书记。翌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和鲁迅的另一个学生，曹白，投笔从戎。爸爸留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曹白前往新四军江南抗日部队。

不堪回首的年代

1936年，母亲（左一）以五百人中的第五名，考中镇江师范学校

妈妈正在执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到农村发展抗日力量。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的晚上，母亲因为汉奸的告密被捕。

夜里，突然有人敲门，妈妈急急忙忙穿上她的红旗袍。每当妈妈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她总是痛不欲生地说，她太年轻，太年轻。什么都不懂，她不该穿得那么“激进”，她不是说“漂亮”，是说“激进”。我们，已经忘记了服装颜色本身含义的时候，妈妈还是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她跑去开门，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走来，她知道事情不好了。他实际上是日本人。但是，他却用流利的中文问妈妈：“你是哪里来的？”

妈妈说：“我是本地的中学生，马上要考试了，回来借化学书的。”男人坚定地说：“我不相信，你一定是新四军。”

这时，从男人后面走出一个汉奸，他们开始用日文说话交谈。突然，日本人向汉奸甩了一下头，汉奸就上来推妈妈。她想，好，跟着你们走。但是到了田野里的时候，在半路上，乘着黑暗，就可以逃跑了。

记忆常常是脆弱的，岁月会把它磨蚀得不留一点痕迹。但是，母亲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她清楚记得，当她一脚踏出屋门的时候，天呐，在朦朦胧胧的黑暗中，看见一大群身穿黄色军装的日本兵。一个女人，一个穿着红色旗袍的女人，面对一个军队。妈妈说她感到无边无际地恐惧，那不光是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在走向深渊的时候，人往下坠落的恐惧，那份恐惧是清醒的。她撕开嗓子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凄凉的喊声在空寂的田野上空回荡，没有人接应这个无望的呼救声。

在囚车上，他们就开始鞭打母亲。到了常州西门外文庙的日本人监狱，因为没有女犯人，他们把妈妈扔在过道的尽头，她就独自一人躺在湿腻腻的泥土上。夜晚，有人唱起了新四军军歌，很快整个监狱都响应了，雄伟的歌声充斥着这个监狱。天啊，这是在日本人的监狱……母亲感到绝望，她想她一定是神经发生错乱了，开始出现幻觉、幻听。她开始用手掐自己的身体，看看还有没有感觉，当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居然有人喊出妈妈的真名。黑暗，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母亲彻底走人了深渊，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她连哭泣的力量都丧失了。

“你是《前锋报》的总编，你采访过我们。”

她从眼角的下方看去，终于认出说话的是新四军x团的党支部书记。母亲开始往他的铁栏杆前移动。他说：“你千万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是在战斗中集体被捕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我们敢在这里唱我们的军歌。”

她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我，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谁都不会想到，“原则”是不公开的，隐瞒着什么，或者是必须隐瞒什么。而这分隐瞒不仅在监狱，在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些“原则”。每当她回忆起这个细节，她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语起来：“恐怖，真是恐怖啊！”如果没有遇到这个支部书记，如果她还有一份英雄主义，如果她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而骄傲，如果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这就构成了“叛徒”！母亲经常窒息在自己的后怕之中。

她一点一点蜷缩在墙根下，似乎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安全。可是，日本人的面孔在向她聚拢，那一个个眼睛像死亡的黑洞，将她往深处拽。突然，有人开始伸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一次又一次，她被扔回自己的噩梦中去。所有的铁栅栏把她的恐惧紧紧封锁在那里，她哆嗦地往墙根上移，但是，无济于事。更多的鬼子向妈妈动手了。妈妈最后一次绝望地呼喊：

“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放开我！”这绝望的呼声把她的形象撕裂得支离破碎。在漆黑的深夜，在日本人的监狱，那份绝望把整个监狱感染了。所有的男犯人都起来了，隔着监狱的铁栅栏，他们集体嘶喊道：“不许日本人调戏妇女！”

“不许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日本人滚出中国！”

“滚出去，滚出去！滚出中国去！”这是最后的燃烧，这片燃烧也不能将她对日本人的仇恨烧尽，仇恨是渗透在血液中的。日本人终于害怕了，他们扔下母亲，在疯狂的呼喊中退出了监狱。

审讯开始了，妈妈被打得遍体鳞伤，不久她开始吐血，更不能控制的是，她的月经全部混乱了。鲜血从全身上下往外溢，日本人连一片纸都不给她。她只有在上厕所的时候，拽下自己旗袍扣子上挂着的小手绢，在那里不停地擦啊擦的。可是，即使这样，鲜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她重新倒在一汪发黑的鲜血中。在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的墙角边，她昏迷在那里。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一双穿着日本军人大头鞋的脚站立在被血染黑的泥地上。她困难地抬起头来，当她明白这是司令官川岛在那里巡视监狱时，她将手指插进泥土中，努力让自己站立起来。她说，她就要死了，但是她要在临死之前，站着跟他说话。妈妈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仇恨他们。”

当时她刚从学校里出来，英文非常好，她用英文说道：“我是中国人，抗日是我的责任。我不能看着自己的国家任你们糟蹋。你怎么能允许你的士兵调戏我？我抗日无罪，你必须释放我！”这里没有任何辉煌的景象，这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呼吸着让人恶心的血腥空气时，站在自己的死亡线上做临终的留言。我被妈妈说的话吓住了，她不怕杀头吗？那个司令官居然没有说话就掉头走了。母亲鄙视地说，“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懂英文。”一个星期之后，日本鬼子将生命垂危的母亲，转移到了常州的地方监狱。

清晨在一年之中是在同一个感觉中降临的，总是非常短暂。这是妈妈唯一企盼的时刻，她可以和女犯人一起在小院子里放风，绕着院墙走上一圈两圈……有时，甚至是三圈，即使是下雨天，她也愿意一个人独自在院

子里走几圈。她听见雨水落下来的声音，就会想起母亲让孩子们去拿瓶瓶罐罐，到院子里积水的情景……想到这些，她并没有什么很深的惆怅，也没有亲切的欢乐。她只是在雨中慢慢地行走，溅起的水珠让她回到自己的遐想空间。

一天，她在雨中被看守叫住了，说是有一位老先生来看望她。母亲很是疑惑，她在常州城里什么人都不认识啊。老先生自称是“冯三大”，他交给妈妈一张小纸条，妈妈还没有看完纸条，眼泪已经涌出眼眶。这是新四军党支部派人来搭救妈妈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结果是大哭起来，抽泣地说：“我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我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老先生点了点头，看着还像孩子似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问她：

“你要点什么东西？”

“要一点药和书。”第二天，老先生给她带来了药和一本《红楼梦》。

地方党组织和警察局打通了关系，背着日本人将妈妈保了出来。条件是：妈妈依然没有自由，留在警察局听候分配。万一日本人来检查监狱，妈妈还要回去蹲一下班房，做个样子。

这以后，妈妈白天在警察局的办公室看书、练字。晚上暂时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组织上托人给妈妈送来一百元零花钱，妈妈为自己买了一身灰色的旗袍。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到了，日本人开始执行大屠杀共产党的计划。

妈妈被日本人拉了出去，要她答应三个条件，就可以立刻释放她。一、做特别警察，在路上看见新四军的人，只需点点头就可以了。二、让外婆搬到常州城里住……还没有听到第三是什么，妈妈的脑子已经全乱了。这不是让她去做汉奸吗？妈妈该怎么办啊？警察局在夜里出动了，开始搜查旅馆，把妈妈也给带上了。妈妈说她害怕，不是害怕别的，是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她是绝对不会做汉奸的事情，但是她一直是战地记者，新四军谁不认识她？万一被人看见她站在警察的行列里，她就再也说不清楚了。人总有想不到的事情，从监狱中可以活着出来，在监狱外面却不容易活下去。恐惧，最深的恐惧是从这时候诞生的。她总是躲在女警察队长的身后。

警察局看见妈妈什么都做不了，要她写一份东西，答应在警察局里面帮助他们工作。妈妈向冯三大汇报，一直等到支部带来了回信说：“只要不损害革命，朱微明可以暂时在警察局里工作。我们将尽快派人营救她。保重。”于是，妈妈开始在女警察队上做文书，抄花名册。

新四军真的来人营救她了。可是走到城门口，妈妈首先看见在那里站岗的警察，根本出不了城门。在白天，却像在黑夜里，妈妈在那里穿来穿去，已经是疲惫不堪了，还要紧紧地拽着一份难言的恐惧。她出不了城门。这次不行，那下一次呢？冯三大告诉她，军部的人一共来过四次，都没有办法把她带走……

什么时候，常州城变成这样一个无处躲藏的室外监狱？妈妈喘着气，老是在街上徘徊。一个算命先生热情地向她招揽生意，妈妈向他走去。连曾经这么自信的人，在恐惧中也只有相信宿命了。这是一个衔牌算命，他放出去一只鸟，鸟飞回来的时候衔上一张牌。显然，鸟衔了一张坏牌，算命的犹豫了一会儿说：“一共可以衔三次。”他重新放出那只鸟，鸟却一直衔住那张坏牌不放。算命的脸色不大好看。

妈妈说：“我知道自己命不好，你就说吧。”

算命的四下里看了看，紧张地问妈妈：“日本人在夜里把你抓去过？”

话刚落音，妈妈也被吓住了。她说：“你是算命的，怎么问我？”算命的小声地跟妈妈说：“命里说，你不能走夜路。不然就会出事的。你不要觉得自己胆子大，命中注定的事情由不得你作主。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要赶快跑，日本人这一次要杀你了。”

在“新四军”担任《前锋报》总编时的妈妈。

妈妈完全进入了算命先生的世界，她哆嗦地问道：“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命中注定逃得过这个灾难吗？”

“还有希望，赶快逃！但是一定记住了，必须是在大白天逃跑。”

“大白天？城门楼上都是岗哨，我怎么逃啊？”

“这是你逃跑的时辰，命里的事情，不能不信。”

说完，他比母亲更加害怕，收起了摊子要走。妈妈追上去付钱，他先是不收，然后对妈妈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中国人总是要帮帮自己人的。我收你的钱，因为照算命规矩说，不收钱的命是算不准的。快逃吧姑娘，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算的命。这年头，我们都要被日本人杀头的……”他看见妈妈在那里点头，接过钱就跑了。

当妈妈回到自己的屋子的时候，却看见冯三大已经等在那里了。她很紧张，觉得有事要发生了。她还没有开口，冯三大就通知妈妈：“部队马上就要撤离这个地区，没有人来营救你了。你要走的话，就靠你自己俟机行事。你在警察局的工作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出卖革命利益，组织上批准你留在那里。”然后，冯三大又给了她由组织上送来的二十元钱。妈妈急了：“我待在警察局是为了等待组织上来营救我，再待下去，不成了汉奸了？就是杀头，我也要跑回去。”

冯三大看见妈妈那么坚决，于是给了她一个地址，说：“如果你能逃出常州城，就找到城外十八里地的城渡桥下，那里有一个茶馆店，老板是我们自己人，他会把你送到新四军军部去的。”

妈妈接下那二十块钱回到了警察局。那时候，警察局新来了个女警察，刚死了丈夫，人很穷，穿得也破，大家都看不起她。妈妈一直和这个人很好，这时给了她五块钱。这个新来的人，长这么大了，还没有拿过人家这么大一笔钱。她要给妈妈下跪。妈妈一把拉住她，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身，我知道这苦日子有多难过。”说着，妈妈自己在那里哭了起来。新来的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说外婆病重，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没有良民证，出不了城去看望外婆。这个新来的女警察很同情妈妈，决定将自己的良民证借给她用一次，让她快去快回。她们约好，第二天清晨，在北门外见面，由她将妈妈送出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

似乎，在冥冥之中，命运真的是被安排好的。

突然，女警察队也接到通知，有一部分人马上要换岗，去王里镇帮助日本人做事。这时，妈妈住在女警察队长家里，就跟队长家的佣人说：“如果明天早上队长醒来，我不在的话，你就告诉她，我去送她们上王里镇了。上班前我会赶回来的。”

夜里，妈妈剪了一个童花头。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的早晨，她穿上一件新做的旗袍，稍微化了点妆。等天一亮，大概是五点多钟，妈妈就拿着借来的良民证走向城门。到了城门外，在那里等着警察局新来的女警察送她过日本人的电网检查口。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有人来。天，越来越亮了，人也开始多起来，进进出出赶集送货的人很多。这都让妈妈感到害怕，她怕再一次被什么人认出来。恐惧也会成为勇气的，她决定把自己生命像一张纸牌一样做个赌注押出去。

她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一直拉到了电网检查口，那里都是拿枪的日本人在走来走去，中国警察在巡视着。一个日本人走上前，让妈妈下车，因为黄包车不准出城门。妈妈的肌肉都僵直了，但是她努力做出笑脸，假装很惋惜不能坐黄包车。付了车钱，就排到队伍后面，等待检查。时间像静止了，监狱的景象就在眼前，日本人的刺刀直直地逼在她的身旁，你怎么回避，还是会看见那咄咄逼人的枪口。妈妈走到日本人面前了，她像所有的人一样，举起双手让他们搜身，她全身冰凉，她知道这是最后一关，过不去就会被杀头。这时，太阳直直地照在她的脸上，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捧着她的脸。妈妈头上在冒汗，她对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即使是死亡。现在是大白天，算命的说过，会过去的。这是我的时辰……”猛地，日本人狠狠地将妈妈推了一把，她两眼一片漆黑，整个人向前方冲去。她努力站住脚，让自己冷静下来，当她看清周围的一切的时候，她发现她是站在电网检查口的外面，她已经通过了日本人的电网。

妈妈说，她只觉得心都快跳出喉咙口了，她发了疯一般地朝十八里地的城渡桥跑去，到那里的时候，连早上九点钟都不到。

就这样，妈妈回到了新四军。

回到军部，她开始采访黄桥战斗，新四军取得了胜利。那时候妈妈的脚烂了，因为坐牢的关系。但是她哪里顾得上这些，她觉得幸福极了。兴冲冲地趴在自己的小屋里写报道。突然，军部党委下达一个命令：停止朱微明党组织生活，停止朱微明报社总编辑职务。交代被捕经过。特别是关于她在警察局签署合同，在那里工作的事情。她有背叛革命的嫌疑。

当时，是爸爸代表军部党委向妈妈宣布这个消息的。听完党委的命令，妈妈掉过头去，还想努力掩饰什么，可是她至今想起来都会说：“真是痛不欲生！”她怎么也无法忍耐，她还是想站起来向父亲解释什么，但是她腐烂的双脚像针一般地扎着，还没有等她站立起身子，就失声大哭起来，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我看着母亲，五十年以后，当我们一代人经历了“文革”，已经能够接受这份残酷和冷漠的时候，她还在对我说：“痛不欲生啊！一夜之间，昨天还是所谓的好朋友，突然就反目为仇了。谁都不理睬我。好像，我就是汉奸，就是叛徒……”

恍惚间，一种悲凄的无望感又在母亲和我之间降临了。我都想为她哭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她，为什么人们喜欢用满是狐疑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同志？她觉得“委屈”两个字也不能解释她的痛苦。她只能在那里重复地说着：“痛不欲生，痛不欲生啊。”多么强烈的字眼。一张纸，一张审查命令，就能置人于死地。就在那短短的字里行间，几个小小的标点，就化为力量……她曾经浸透在自己的鲜血里，鞭打、审讯，日本人的靴子就这样直直地踩在她的胸上。转眼她却被自己人怀疑、诋毁。她是死里逃生回到了新四军，但是，审查命令是来自军部，来自自己的同志。这文字竟像一把屠刀，直直地钻进母亲的心脏。

不堪回首的年代。

妈妈，她应该是幸运的还是悲哀的？就是在这次审查中，她认识了爸爸。一个读书人。一个在战争年代还坚持给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写过小说的人。他似乎是那样一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领导。他还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除了这一份崇拜，对他，还有多少了解？妈妈回答我，说：“没有。”但是，她多感激爸爸啊，他的目光里，没有那份敌视，没有那份怀疑。他在那里慢慢地听她说，慢慢地读妈妈写来的信，慢慢地回答她的问题。妈妈说，因为爸爸在她的心里，她才能挺过军部党委的审查。

爸爸的这一份理解和宽容，更多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有过太多的磨难。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在一九四〇年底，国民党残忍地对新四军下毒手，发生了交战，新四军方面的伤亡达到九千人次。军长叶挺被捕。一九四一年的一月，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带着军部全部军饷逃离皖南。一个月后，他自己的警卫员谋财害命，将项英打死，卷走了全部黄金和军饷。这时候，日本人打来了，整个根据地失守。新四军部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在历史上，称之为“皖南事变”。

爸爸当时任新四军四纵队主任，突然接到陈毅代军长的命令，让爸爸立刻去陈毅的住处，江苏海安县西边的胡家集。到了那里，陈毅拿出了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决定，要求爸爸立刻拿着密件去江南二支队，传达中共华中局对江南工作的布置。中央的精神，是立刻采取行动，保存实力。

接过文件，爸爸深深地感到它的份量。那天，陈毅代军长特地给爸爸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饯行，但是他哪里还吃得出什么味道？连夜，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换上便衣就出发了。爸爸后来跟妈妈说，陈毅一直把他们送到村口，紧紧地和他们俩握了握手。当时，真的不知道，明天自己是否还能活着走回这个世界。每一声关照，都变得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深情难忘。

他们先过了长江，到了苏南。见到了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彭炎。爸爸将密件给他看，然后口头传达了陈毅代军长的精神。彭炎为了帮助爸爸在苏南顺利通行，赶快选了当地一位机要通讯员护送爸爸和他的警卫员去太湖地区。出发前，他们一起商量好，把密件放在饭篮子的夹层里，三个人重新化了装，像是进城赶集的农民，还特地让彭炎再看了看。彭炎放心地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又上路了。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三人接近武进城时，在杨渡桥上岸被检查，爸爸坦然地举起手臂，像所有的老百姓那样，让桥头的国民党兵搜身。突然，有人叫道：“是彭柏山！”爸爸心里一顿，但是敏捷地保持原来的状态，冷静地和他的警卫员一起低着头走下桥头，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回头张望。叫喊他的那个人开始有点疑惑，特地跑下桥头，再一次辨认爸爸。他突然转身向一个当官的报告，说爸爸很像他在新四军里看见过的一个大官，具体的他也说不清楚。

这人到底是谁？爸爸根本不认识，也许幸好他不认识。后来据调查说，这是新四军的叛徒。

但是，因为他的报告，出事了。当下他们三个人在杨渡桥头被捕。爸爸他们坚持说，不认识那举报的，也不知道什么叫新四军。他是国民党李明扬部队的人。当时，日本人正在诱降李明扬部队，一时不知怎么处理他们。爸爸说得很真实，但是，他的脑子都快炸了，手心变得冰凉冰凉。想想看，篮子的夹缝里还藏着那一份密件呢，要是被发现，不仅仅是被枪毙，更可怕的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根据地就全部暴露了。简直不敢往下想。警卫员都不敢朝爸爸那里望去，大家都咬紧牙根，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这时机要交通员在一点一点挪动脚步，努力和爸爸、他的警卫员保持着距离。然后，他大叫着说：“冤枉啊，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两个人。”

爸爸也说不认识他。一个当兵的上来，拽过机要交通员的篮子，用枪托把篮子捅翻在地上。文件因为是放在夹层里，所以没有掉出来。但是，米饭散了一地。机要交通员赶紧趴在地上，像是心疼那米饭，一边捡还一边抓一把米饭放在嘴里吃着。乘机把篮子捡了回来。因为是本地人，很快把他的母亲招来了。母亲一看见儿子被抓，老远就哭喊起来，一路哭还一路在那里骂儿子：“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出来赶什么集啊。杀了头，家里就断子绝孙了。”老太太一口地道的当地土话，国民党的兵相信了，同意让她先把儿子保回去。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押解到审讯室。

押解的路上，爸爸又一次回头看了看机要交通员，他已经和他的母亲渐渐地走远了。他手里，正紧紧地提着那个饭篮子。爸爸舒了口气。他知道，机要交通员会完成任务的。

这一次，爸爸和他的警卫员没有遭到什么毒打，搜不出，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他们俩扔在角落里。突然，警卫员要大便，于是一个当兵的就押着他去厕所。茅房是露天的，非常简陋。警卫员没有经验，他忘了在彭炎那里换掉他的内裤，在他脱裤子的时候，露出了穿在里面的黄色军短裤。当兵的一眼就看见了，冲上去，一把将他的外裤给扒了下来，大喊着：“你不是新四军，哪里搞来的军短裤？”

事情败露了，还有什么要说的？他们不再审讯爸爸和警卫员，直接将他们送到西照日本人宪兵司令部。这次是警卫员跟爸爸说：“痛心疾首啊！怎么能那么粗心，现在是死路一条了。”

爸爸说：“死到临头，不要去想它了。我们再多看一眼天空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天空。”

警卫员说：“我不要看，到处看见的是日本人的太阳旗。哪里还有什么自己的天空。”

爸爸像是对他，也像是对自己说：“我们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为了清除这些旗帜，我们把生命都付出了。人，总是要死的。就这样走过一次人生，没有什么惋惜的。”

关押在西照宪兵司令部，正赶上日本人要去打“顽固派”，要把所有的犯人逼去扛子弹。队伍排成两行，一行戴着红色的袖章，爸爸他们戴着白色的袖章。四下里一看，爸爸就明白了。到了中午的时候，鬼子坐在那里吃饭。离开他们这些犯人稍微远一点。爸爸跟警卫员说：“你马上想办法去偷两个红袖章过来。”警卫员往四周看了看，似乎也明白了，戴红袖章的是普通犯人，所以看管得不是那么严格。在劳动间隙，警卫员乘人们休息的时候，在一堆衣服里偷到了两个红袖章。

天，黑下来了。回监狱的路上，爸爸和警卫员他们把红袖章换了上去，慢慢地落到戴红袖章的队伍后面，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往山下扔了块石头，只听见“咕隆咕隆”的声音，爸爸和警卫员紧张地屏住呼吸。可是，鬼子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在过一个山坡的时候，爸爸机警地拉住了警卫员，两个人突然在人群的后面趴下了，然后一起打滚，不住地往下滚，一直滚，滚到了山坡下面。爸爸和警卫员满手满脸都被枯枝碎石刮破了，山上又有石头被他们撞得滚落下去，可是他们已经顾及不到这些了。他们快乐得无法形容，他们逃跑了，他们活过来了。

终于逃到太湖新四军第二支队，传达了密件。然后，二支队把他们安全送回了苏中。

两个月以后，当爸爸带着部队南下的时候，经过二支队的旧址，那里却是一片废墟。日本人在大扫荡的时候，将二支队的人全部打死了。妈妈沉重地跟我说，你父亲特地下马，独自一个人，走到旧址前，在那里停留了片刻。那一次，连长和很多战士都牺牲了……

我问妈妈，一个支队有多少人。

她说：“一个支队有三个团，至少也有一千二百多人吧。”

在父亲审查母亲的时候，他同情地对她说：“你要相信党。你不是叛徒，党终将会调查清楚的。党对你的审查是对你负责，这是为了更加纯洁党的队伍，使我们的党更加有战斗力。”爸爸口口声声提到的是“党”，在妈妈眼里爸爸几乎是党的化身了。那年代的人，现在看来是简单得可笑。但是，他们确实就是在这么单纯的思考中，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也因为这一份单纯，让他们变得那么坚强。

但是，“党”有时候也解决不了她的痛苦，她在那里写交代，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她开始写日记，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感情写出来。她不知道这能帮助她什么，但是她无法将它们放在心里，她承受不了。

审查到一半的时候，爸爸调离军部去盐城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了。

这时，妈妈的双脚烂得更厉害了，还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她没有地方治病，挪动着疼痛的脚在木桌子和椅子之间写交代。周围的人都不再和她说话，连她的好朋友看见她的时候，也有意避得远远的。妈妈试着给领导，给爸爸发出了第一封信，把自己最真切的痛苦留在信纸上。她需要理解，就这么简单的一点点需要，可是不知从何处得到。爸爸很快给她回信了。妈妈说，至今她还记得爸爸信上说的话：“不要怕痛苦，它是最好的创作源泉，记得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头怎么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原因。只有痛苦的感情是最复杂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你为什么不试着去创作呢？不要沉浸在痛苦里，要面对自己的痛苦。”

妈妈提笔了，审查结束后，在新四军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女囚》。

妈妈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她问我：“你笑什么？”

我不得不告诉她我的感受：“爸爸实在是个梦，是个诗人。他怎么会在那样的时刻，跟你说什么《安娜•卡列尼娜》的呢。”

母亲奇怪地看着我：“这不是很好吗？”

要说意外，这才实在是意外。透过这些细节，我看见的是另外一种景象，这值得我一点一点、慢慢地去理解他们那一代人。

妈妈一直说：“你父亲的信写得有多好啊。”她甚至在业余时间，把爸爸写给她的信再重新誊抄一遍。但是她不知道，她自己的信也写得又有多好。爸爸认认真真地读着她的来信，在那里他读到了人间更朴实、更多的真情。

两个月以后，和妈妈同监狱的新四军X团党支部书记，也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了。他证明了妈妈在监狱的表现。于是，党组织结束了对妈妈的审查，确定她在监狱的表现是坚强的，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重新批准人党，没有预备期。听完组织结论，妈妈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爸爸，但是这一次，她却没有收到回信。

不久，妈妈去根据地采访，路经爸爸的办公室，跑进去看望他。可是，长久的分别，却使他们俩不知说什么。妈妈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羞涩，坐在他小屋的木凳子上，半天憋不出一句话。隔着距离，是爸爸坐在她的对面，同样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母亲。她觉得尴尬极了，起身想走，两条腿却不听使唤，在那里蹭来蹭去，又站不起来。终于，是爸爸打破了沉默，他说：“微明同志，你知道吗，我们的感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感情了，你已经融入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爸爸越说越轻，妈妈的头也越来越往下低。不知是他没有勇气，还是不好意思再往下说……又进入一片沉默。突然，妈妈站了起来，连头都没有回，冲出了小屋。爸爸猛地跟着站了起来，站在原地，他觉得自己失败了，被拒绝了。他像打了败仗一样，无望地站在那里……

这些事情，是听小钧说的。是她从爸爸的日记上偷看到的。现在，这些记载着爸爸妈妈故事的纸片，在一次一次的运动后，都化成了灰烬。

我问小钧：“妈妈当时为什么要跑？”“不好意思嘛。”“爸爸怎么会误解的？” “感情太投入了，哪里还搞得清楚。都像现在的人。他们那时候的人，一个个都单纯得像个中学生。”

在仅有的几封由妈妈手抄的父亲来信上，我看见了关于他们爱情的几行字：

微明：昨天（钟）期光同志给我私人的回信上说：“对你私人的问题，粟裕司令和刘炎政委均同意。祝你们幸福与愉快！希望以后努力工作。”这是他勉励的一句话。我曾说过：“人生如果说有什么意义，便是完成组织上所给予的光荣任务。”我们应当实践自己的诺言，作为同志们对我们的期望的回答。

柏山。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于“联抗”军次

更多流露出他们感情的，是爸爸为妈妈写的一首小诗：

送微明北上

屋内如同黄昏般晦暗，

暴风雨正在旷野奔放；

你穿着薄薄的衣裳，

孤独地走向辽远的北方。

你眉睫上挂着水珠，

你的眼睛依然注视着前方。

你的衣裳周身潮湿，

你的心永远那么热烈。

你所走的路，是那么泥泞、溜滑；

然而你的脚，永远也不会停歇。

你忘记了风和雨，也忘记了孤独，

你所追赶着的，是那自由的归宿。

他们全部的爱情故事都在这里了。对于我，比别人更加感到好奇，因为我总希望听到一些更加有色彩的东西，更希望在爸爸妈妈并不快乐的生活里，看见他们有过绚丽的片刻。多希望他们曾经幸福过，欢乐过，哪怕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但是，最终我还是一无所知。妈妈甚至没有跟我们家任何一个孩子谈过。只知道他们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结婚的，连具体的日子都没有记住。

我说：“妈妈，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她深深地叹着气：“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一生就和一个男人谈过恋爱，就是你父亲。他一直对我很好，很尊重我。但是，你看见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这些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真的太痛苦了，不要说了……”

我的朋友，甚至爸爸妈妈的朋友都看过我写的一些小说，在里面，他们常常会读到我母亲的形象。但是，他们都不同意我对她的描写，哪怕这是小说。他们都跟我说：“为什么总是把你母亲写得那么阴郁和痛苦？实际上，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非常开朗，非常有文化，非常坚强的新女性。她永远是那么乐观的。”

是吗？母亲是这样的吗？

今天，我试图努力去写一个人们看见的母亲。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母亲笑的时候，我总是在那笑容里看不见阳光。死神在后面追赶着她，她得急急匆匆地越过那片死区。但是，她还得为孩子，为我们整个家庭，在这个社会中混饭吃，和众人一起唱一些欢乐的歌。不管这欢乐是真的还是假的，到最后，她甚至都愿意去相信，她唱歌的时候，曾经是欢乐的。因为她也要活下去，她也要在一次一次的运动中，再一次穿越过这一片死区。

我错了，我想起来了。母亲确实有过真正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刻。快乐得让我不能打断她的话题，我让她一直往下说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她说，她作为特邀记者正要出发去徐州苏中地区参加那里的高干会议，商量新的对日作战计划。突然，她在发报机里收到一条电讯：日本天皇无条件向中国投降。她不说话，两眼发直地看着那几个小字。消息已经出来，人们都围了上来。屋子是死一般的宁静，母亲冲出了屋子，她奔跑在山间的小路上，她在哭泣，又放开了喉咙大声地笑。她笑得那么灿烂，几乎不敢让人相信，像孩子的笑声，一路撒在山路上。她直奔军部。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妈妈说她看见金黄金黄的阳光弥漫在广场上，她依然是泪流满面。广场上坐满了军人，他们肩背行李，黑压压的一片，默默地等待宣传演出的开始。舞台是用老百姓家的木桌子搭起来的，四周用汽灯扎成一圈，用来照明。她说，那时候根据地没有电灯，更不要说麦克风了。她冲到舞台前，激动得还在那里发抖，她说不出话。军部的人都认识她，知道她带什么消息来了，推着她往舞台上走。

大会主持人喊叫着：“朱微明同志，有一个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舞台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军人们很不高兴，因为妈妈打断了演出的开始。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拉开了嗓子死劲地叫喊：“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投降了！”

舞台下，依然是静悄悄的。那一片静默让她害怕，她说错了什么？她都要发疯了。重新喊道：“日本天皇无条件……”

她还没有说完，底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战争结束了！”不知道谁在叫喊，这一声喊叫把天空撕裂了，人们激动得说不出话，军人们大声地嚎哭起来。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男人这样哭过，她说，那都是一个个结实的军人啊！接着，人们互相拥抱，有人被抛到天上去了，背包也扔了上去。

我说：“妈妈，这不像中国人的习惯，是你在电影里看来的吧？”

她得意地微笑着：“电影里怎么会有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立刻有人在喊：“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真的，这个幸福太伟大了，人们没有准备去接受它。人们不敢相信，打了八年的战争，突然就在这一瞬间结束了？她说，当她重新向人们宣布这个消息时，人群的喊叫声，欢呼声却早就淹没了一切。那份愿望，仅仅是一种表达，表达自己无法承受的幸福……所有的军人站立在广场上，高唱起“新四军”军歌。听见歌声的时候，她，她混杂在人群中，混杂在歌声中，失声大哭起来。这让她想起了四年前，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听见的这同一首歌曲……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这么骄傲地，大声地唱着这首歌曲……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人投降了！

在会场后面准备会议的司令员叶飞把警卫员叫进屋子：“外面在吵什么？”“日本人投降啦！”“这怎么可能呢？”“是朱微明从报社带来的消息。”叶飞司令还是不相信，他说：“赶快把朱微明叫来。”

当他看了电文，停顿了很久，努力想说什么，可是嘴在那里翕动着，最后只憋出一句话：“今晚对日作战部署会议宣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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