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

----从怀念到反思

郭道晖

[作者按]：本文原是十年前应友人之约，为西南联大校友会主编的纪念袁永熙文集（即《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 组稿而作，由于某种原因（文中批评了清华校方和党政当局，编者有所忌讳），未能收入该书。为表缅怀和纪念袁永熙同志，后收入郭道晖本人所著《法的时代精神》一书。今应五柳村网站主人的邀约，依原稿重新转载于此。

袁永熙，1917年1月生于天津，1938年6月参加革命(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秋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宣传部长。他是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在开辟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条战线”，领导抗议美军暴行和“五二0”等学生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任青年团中央学生部副部长。1952年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更受残酷迫害。1978年调回北京后，曾任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1999年12月13日逝世。

    那是1979年春的一天，我正在清华学校办公中心——工字厅一间办公室里办事,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袁永熙同志来了！”我连忙跑去看他，并约他上我家一叙。 20多年前在那所谓“黑云压城”的日子里, 我们同时（也是“同案”）蒙冤受屈，历经坎坷, 今日得在清华再相见, 是多么不易！他今天能活着回来，已是大幸。他是在清华受屈离去的今日被“改正”归来,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和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本该受到热情欢迎与接待可是他在工字厅转了一圈, 人们有礼貌地、有时还带点尴尬地同他寒暄问好几句，就各干各的去了。他感到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忙陪他到我家里，叙谈彼此这些年的遭遇，还吃了顿便饭。这 本是极平常的事。但后来他常常提及这件事感慨系之。

    这件事, 联系到他去世时, 我乘清华校车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一个小面包车里，也就七八位同志(其中我和另一位同志这时已是外单位的)。 这同过去追悼清华其他领导人的盛况，和这次外单位前来告别的众多同志, 形成很大的反差。

    清华大学曾为在本校工作过的去世领导人或者著名教授 出纪念集,在校友通讯上出纪念专页, 这当然是应当的, 好的。可惜却没有袁的相应篇页(只转摘了告别式上发布的一份袁的生平)。人们也许已经忘记, 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同一天可不惜篇幅分别在第2 版头条和头版的大半版，大张旗鼓地揭批过这全国第一位公开见报的“党内大右派”袁永熙，还配合发表了“坚决同党内右派分子作斗争”的社论；清华大学党委后 来也专门出版了颇厚的一本批袁专集。（我那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也蒙划为所谓“袁永熙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在上述书报上同时被公开 点名陪批）。

    批右时大张旗鼓，“改正”时冷冷清清，躲躲闪闪， 这似乎不能简单归之于世态炎凉, 因为这恐怕不是某个单位独有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某些思考。

    文革已经结束20多年，由于党中央拨乱反正，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了正式的决议，加上1957年反右的历史真相是非，已基本大白于天下，以及当年的“右派”在经受各种磨难而坚毅不催的表现，他们的名誉在广大群众中已事实上得到恢复，甚至更受人推崇，有些同志还担当了党和国家的重任。但也毋庸讳言，57年那场极度的 、绝对的“扩大化”（？）运动的后遗症的阴影，在有些地方还纠缠着一些人的头脑 。少数当年在干部和群众中被“批倒批臭”了的“右派”，其反面人物形象一时并未能完全抹去。反右中强加于人的那些不实之词和污损、丑化人的名誉和形象的诽谤, 并没有在干部和群众中得到澄清和洗刷。只是对他们在组织上和政治结论上有所“改正”, 名誉并未得到全面的恢复。此人究竟如何, 在“改正”之初，人们还心存疑窦, 有点怕沾边，或敬而远之。长期牢固嵌入的成见，一时难以消除，因57年运动人为地分裂为“左”“右”两类人之间的芥蒂，在某些同志之间，一段时间内依然或多或少地存留着。这些“改正右派”是同志, 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否是好的优秀的同志呢, 尚有保留。（这里说“改正右派”，而不是“右派改正”，正确的诠释应是：并非“右派”自已改邪归正；而是执政党“改正”了将公民和同志划为右派的错误决定。但仍避讳说“平反”。）

    何以在“改正右派”之初，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当时碍于种种忌讳和其他因素，不便公开彻底地清理，所谓“宜粗不宜细”；一是如何看待“改正”，在认识上还有某些分歧。譬如, 有的同志就曾向我提问：“难道右派就没有错误吗？”有的干部至今在评价那场运动时还说, 某某人当时就是“右 倾”。有的人则认为“改正”只是一种“宽大处理”。

    “右派”有错误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那场也是“史无 前例”的“阳谋”中 , 说错话、做错事，恐怕谁都难免。何况, 在任何政治运动中, 也总会有个别坏人混杂其间。

     问题在于, 从绝大多数人和从总体上考量，有必要分清几点：

一、 错误的性质

    是敌我矛盾吗？从当年划的“右派” 99.99%以上都已被“改正”了看来，显然不属于敌人性质，是错划了。当年被批判的“ 右派”言论中, 除了无中生有, 捕风捉影, 罗织罪名, 无限上纲(诸如批袁时所谓“反党宗派活动、反党野心家、企图乘整风之机，取而代之”之类) ，和以对当错, 是非颠倒者外, 说得上是“错误”的, 多是当年“大鸣大放”中 某些对执政党的批评性言论和意见中有所偏激或片面性。如果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利来看, 言论自由本来就是允许有讲错误言论的自由, 否则只能讲某个权威或领导人认为正确的话, 就不叫自由了。何况被认为激进的、 片面的、错误的言论,往往正是当时尚不易为人们理解的“ 超前”思想或难于接受的逆耳忠言。大多数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的党内外同志的言论, 都属于后者。

二、 两种错误孰轻孰重？

   即使 “右派”有错误，比之把自己的同志和人民整成敌人，(不是个别人, 而是55万), 使之20多年备受精神乃至肉体的折磨, 甚至家破人亡，并且使新中国从此几乎国无宁日, 直到引致一场空前的文革浩劫, 哪一种错误更大，更可怕, 后果更严重呢？

清华划了571个右派，其中大多数是20来岁的学生，他们一生宝贵的青春从此断送，有的因而在文革中遭到更严酷的迫害致死。在清华前党委常委中就划了4个右派，党委和党总支干部中有数十人。其中，党委常委、校办主任、基础教研室党总支书记周寿昌同志（他曾是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员，上海学运的领导人之一，上海学联主席，第一届政协委员）蒙冤后长期心情抑郁，文革中得癌症, 40 多岁就过早去世。曾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俞时模（解放初期为东北区团委负责人）则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至于袁永熙同志，57年打成“右派”后, 其妻陈涟（蒋介石的著名政治大秘书陈布雷之女，中共地下党员，因领导学运，1947年曾与袁永熙同时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解放后任团中央少儿部长。）也被迫与其离婚，儿女也同他“划清界限”而四散, 他自己被放逐他乡。文化大革命中, 他更是备受批斗折磨, 几乎被红卫兵打死。幸得他的后妻全力的卫护，跪求军宣队干部制止，才得九死一生。陈涟同志则遭遇更惨，这位解放前同反动家庭作革命的决裂的杰出的地下女共产党员，57年又被迫同其革命的伴侣、“右派”丈夫决裂。文革中也因受他和她的父亲的株连，遭残酷批斗，其子女又被迫同她这位被诬为“国民党特务”的革命妈妈“划清界限”。她举目无亲，孑然一身，走投无路，最终绝望地和自己的人生决裂——在上海十多层高楼上跳楼自杀。在这四个“决裂”中，前一决裂需要有多么大的革命大义和勇气；后三个“决裂”，其悲情更是撼天动地！

    面对反右导致的这种种悲惨的结局，只要有心作一下换位思考, 就不致去求全责人，而会反躬自省。更不要说应当从反右运动给党和国家的命运所造成的巨大损害上作反思了 。

    从法治观点看，将无罪公民“划”为人民之外的“右派”, 当作敌人或罪犯处理, 剥夺其政治权利, 有的还剥夺其人身权利, 投入监狱, 至少是错判或犯了过失罪, 是要受法律追究，赔偿被害人的物质与精神损失的。从民事权利上说，那种狂风暴雨的大批判，可说是群众性的诽谤运动(文革中更如此)，是对公民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应当陪礼道歉, 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改正” 右派后，对他们连工资都未能补偿，其他就更无从谈起了）。

    从程序上说, 不经司法机关审判, 仅由基层党委依据党的内部文件(如《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就作出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的处罚，是违反法律程序, 以“党法”代法治的。至于不许“右派”辩护、申诉，更不许翻案， 完全剥夺了这些人的诉讼权利，都是违法侵权行为。20年来都不许甄别 ，更是历次政治运动没有过的。

当然，这是最高当局决策和路线错误及 “以党治国”的人治导致的, 不能完全归咎于基层负责人，何况还有党内大阴谋家如康生的插手。像清华政治课三个教研室划了三分之二的右派, 另有许多“右倾分子”，几乎“全军覆灭”, 则显然是康生的“功劳”, 因为他当时曾在公开讲话中以他们为典型大加挞伐。但决定“右派”的人选, 虽有“党法”为据，毋庸讳言，有的单位也是有不便明言的复杂的个人因素介入的。毕竟除全国知名的极少数“右派”外, 康生或其他领导人事先并不知道清华大学的571个右派的姓名与“罪过”，也不知道全国55万多人的具体情况的。不过, 基层干部即使不负政治、法律责任, 不等于没有任何道义责任。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不论是参与过整人还是被整的人, 都是有教训值得记取的。

三、所谓的“右派言论”是错误的吗?

    这要看使用什么坐标。如果仍然以“左”的眼光和尺度去衡量, 当然还会说人家是“右倾”或“右派言论”。 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当年受到批判的一些言论, 很多现在已成为公认的、通行的常识.。前年我在主编《当代中国法学争鸣实录》一书时, 有几位老教授将他们57年登

    在人民日报上的“右派言论”寄我一看, 其中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建议，如果不加提示, 完全会以为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登的, 句句正确, 只是早说了40年而已.。翻阅当年批袁的言论集, 也有这类情况. 譬如, 批他的“修正主义”言论, 说他在学生中曾讲过, “我们党已经掌握了社会主义、独立、和平这三面旗帜, 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民主自由的旗帜”, 批他这是丑化社会主义。其实他是援引陆定一的一次讲话。文革后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也已明确指出, 长期以来, 由于党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 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又如, 批他“怀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已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走了弯路，只去讲抽象的规律，不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否定马列主义，崇拜资本主义。其实他是较早地感觉到必须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 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新的特点。 他还不同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 不主张在学生工作中强调阶级斗争, 不同意学生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估计和提法, 认为在学生中“只讲阶级分析是有缺点的, 也要有些情感教育”，…等等, 这些观点都被认为是否定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思想。现在, 历史实践已证明,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搞肃反、反右等运动，造成不良后果 ，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早期表现。应当说, 袁是较早觉察建国以来的这些政治运动的弊病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检验，党中央终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并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在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中，也在强调要动之以情, 以情感人。袁的上述言论, 应当说有先见之明, 何错之有呢!

    斯人已逝, 言犹在耳。在缅怀袁永熙同志的时候, 西南联大校友会准备出版他的纪念集, 我想这不仅因为他领导西南联大、北平（包括清华）学生运动有杰出贡献 ，而且, 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出身的人, 也都从中直接或间接受到很大教益.。他在清华工作年限虽然不长, 在清华师生和一些干部中, 以其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民主精神，善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态度, 思想开明、视野开阔和平易近人的作风, 广受好评, 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相信此书的出版, 必将有助于抹去加在他身上的一些历史灰尘，还其全面真实的形象。

(2001年2月于清华园)

 本文于2011年01月11日15:31发表于五柳村所建博客《 曾经沧海》； 2011-1-12 20:31 又发于五柳村在财新网所建的博客，那里需要成为用户，登录才能看到。现再发表于此，以便海内外读者阅读。--五柳村编者，201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