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简称“西纠”。“西纠”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西纠”的“通令”和行动，极大地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进程。但长期以来，“西纠”的面目含糊，许多问题无法得以澄清。笔者从手头掌握的相关资料中,清理出九个问题。或许可以引起大家对“西纠”的兴趣，促进“西纠学”研究的深入。

一、“西纠”成立于何时?

“西纠”是1966年8月25日成立的。

8月25日，由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在北师大女附中集会，联名发表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利：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西纠1966 年9 月编印。）

文后是31所学校的37个红卫兵组织的署名。不久，西城区又有19个红卫兵组织加入“纠察队”。

其实，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开始运作了。下面，是国务院办公厅一份文件上的文字（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1966 年底编印。）：

行政处：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需要经费伍千元，已经周秘书长同意，由中央行政经费中开支。请你们一次拨给伍千元，由他们掌握开支，以后清算列入我局预算内资金报销。
经费处马健1966·8·4（李梦夫9月4日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

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西纠”在正式宣告成立之前，已经以“北京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的名义进行准备。可以说，“西纠”在8月初已经开始运转。

“西纠”成立后，北京市东城区（9月10日）、海淀区纠察队（具体时间待考）相继成立，但他们的影响远没有“西纠”大。

二、为什么成立“西纠”？

1966年8月，史称“红八月”。因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红卫兵的称号十分响亮。为什么西城区的小将们别出心裁地成立一个“纠察队”？

陈毅之子、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说：“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
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①陈小鲁口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西纠”成员、四中的刘宣辉文革后回忆说：“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
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②《只是当时已惘然》，口述：礼平，采访：王斌，见《记忆》第52 期（2010 年6 月30 日）。

“西纠”成员秦晓回忆说：“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③秦晓口述：《走出乌托邦》，见《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之一》）

8月25日，也就是“西纠”成立的同一天，北京三中、女三中、四中、女四中、六中、女六中、八中红卫兵联名发表的《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①《红卫兵报》第2 期（1966 年9 月4 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文中更加直接地透露出“西纠”成立的原因：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也提“倡议”，也发“通令”，但他们发出的是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叫骂声。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我们最严重的警告那些地主资产阶级混蛋们：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这些话语和8月25日公布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中的观点十分一致，又一次亮明“西纠”的思想观点和成立的目的：崇尚血统论，保护
老干部，规范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维护造反秩序。这是“西纠”与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分歧和重要区别。

对“西纠”成立的目的，造反派红卫兵看得很清楚，他们后来批判说：

八月下旬，成千上万红卫兵冲向社会，横扫四旧，抄家，清出社会的渣子，形式轰轰烈烈，好得很！真是大快人心。革命的呐喊吓坏了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那些躲在幕后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慌了手脚，他们视革命群众为洪水猛兽，他们眼看革命烈火烧起来了，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不许群众造反。西城纠察队就在这种形势下粉饰登台了！他以“维护秩序”为名，四处纠察，实际是到处破坏真正的革命秩序，在那里维护旧秩序，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抓住运动的一点缺点大做文章，就是不许群众大破旧世界！在革命群众还未站起来就想把他束缚住，打下去！他高高挂起“保卫老首长”的招牌，保这保那，不许造反派造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保”就是它的宗旨，“维护”就是它的天职。它是多么理想的一支御林军！多么合适的一支宪兵队！那些时时窥视革命的缺口，想从中以求一利的家伙们是决不会放过这一可以利用的组织，借其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其心何其毒也！西城纠察队当初真是威风不可一世，驾于一切之上，什么群众、红卫兵都得听我的。在伟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一边，去镇压那些处于少数但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他跟着幕后操纵者的指挥棒转，以革命群众的“太上皇”的面目出现，成为打击群众镇压革命的宪兵队。（（①《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见《兵团战报》第五期（1966 年12 月21 日）。）

三、“西纠”领导层成员都是谁?

“西纠”领导及其成员都是根红苗正的干部子弟。

1966 年12 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
（②《刘邓路线在中学的滔天罪行》第一集“西纠(联动)在六中的滔天罪行”第20 页，上海中等学校革命师生红色造反团普陀区指挥部1966 年底编印。）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一文中说：1966 年“8 月25 日晚，有31 个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会议，正式成立西纠。由北京市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八学校、女三中起草宣言并由四所中学在西纠中负重要责任。选出总部头头：孔丹（四中，国务院副秘书长孔原之子。孔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未遂，孔丹母亲许明在文化大革命间自杀）、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委托四中成立一个所谓机动连。国庆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加入总部工作。”（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经考证，“赵××（四中）”指四中的赵胜利；“陈××（八中）”指八中的陈小鲁，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董××（六中）”指六中的董良翮，他是董必武委员长的儿子。“王××（四中）”是谁，待考。

《西纠黑幕》中说：孔丹是“西纠东纠里最大的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郭冀豫是“四中红卫兵，西纠小头目。” （②《中学论坛》报1967 年3 月18 日。）

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编印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称，“栗胜利，西纠头目，杀人凶手，已捕”；宋路，“西纠的组织部长”。

这些文字是造反派红卫兵批判“西纠”时的资料，其中不准确甚至歪曲事实的现象肯定在所难免。但它毕竟给我们了解真相提供了一个线索。

2011 年，“西纠”领导人秦晓在《走出乌托邦》中说：“‘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董必武之子）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
宣传部长，我记得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这大概是比较权威的说法了。

四、“西纠”发出几道“通令”？“通令”是谁写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影响很大。造反派说，“西纠”是靠“通令”起家、扬名的。

一般地认为，“西纠”先后发出十道通令。“西纠”1966 年9 月17 日编印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通令集（1—10）》，收入10 道“通令”。宋
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也只收入这1—10 道“通令”。

其实，“西纠”共发出十三道通令。因为《通令集》印刷较早没有收入后三个“通令”，六中的《红卫兵报》也没有刊登第11—13 号“通令”，加上当时“西纠”
已受到批评，“通令”的印刷、转印都大量减少，所以后三个“通令”传播范围较小，文革后不为人所知，有些甚至连原文也很难找到了。这十三道通令是：
第一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二号通令，1966 年8 月26 日。
第三号通令，《关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八点意见》，1966 年8 月27 日。
第四号通令，《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抄查的意见》，1966年8 月29 日。
第五号通令，《关于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意见》，1966 年9 月3 日。
第六号通令，《关于文斗问题的补充说明》，1966 年9 月9 日。
第七号通令，《关于驱除地、富、反、坏离京的意见》，1966 年9 月9 日。
第八号通令，《关于第六、七号通令的补充和说明》，1966 年9 月11 日。
第九号通令，《关于“十一”接待外宾工作的意见》，1966 年9 月14 日。
第十号通令，《关于迎接外地同学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意见》，1966 年9月14 日。
第十一、十二、十三号通令。（按：笔者认识一位专门收集传单的北京藏友,他收集有第十三号通令。）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西纠”的“通令”，鲜明地反映了“西纠”的立场和观点。可以看出：纠察队忠于毛泽东思想，崇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北京四中的李三友（其父是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号称“李铁笔”，是十三道“通令”的主要起草者。秦晓回忆说他也写了两个。“通令”的撰写可能
得到了官场人物（或者“走资派”）的指点。

《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说：“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像孩子写的。许明当时矢口再三
否认，说她改过二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许明是孔丹的母亲。《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还说：“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西纠黑幕》说：“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惠写的，并专拨戛斯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通令”的印刷得到了一些报社的支持。《西纠黑幕》说：“《×××报》社、《光明日报》社都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
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6—13 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
通知排了版。《工人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工人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出面搞的。”

“西纠”的“通令”，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革干子弟、当权者）的愿望，被各地大量翻印。《西纠黑幕》说：“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1—7 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号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在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毛泽东的文革的整肃重点是“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资“黑五类”当然要打击，但不是重点），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通令”维护秩序，保护老干部（包括所谓的“走资派”），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要求。

后来，造反派红卫兵严厉地批判“通令”

——西纠建立于破四旧的后期，矛头又是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因此，西纠的大方向并不清楚。由于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不理解，对革命的“治”必须建立在大“乱”旧的修正主义秩序的基础上不理解，因此西纠把维持社会秩序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由于对“老干部”缺乏阶级分析，因此西纠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保守性。在党内走资派的利用下，西纠由初期的方向不明、偏于保守，后期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①《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国营棉纺二十一厂造反大队、上海红岩编辑部1967 年4 月编。）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①《历史与教训》，见《解放全人类》第三期（1967 年8 月18 日。）

“西纠”的“通令”，宣传了“西纠”的观点，为“西纠”打造了强大声势，同时也为造反派批判他们、为中央文革要求他们解散组织，提供了依据。

五、“西纠”是否主办过《红卫兵报》？

北京六中主办的《红卫兵报》，1966 年9 月1 日创刊，是创刊最早的中学红卫兵小报。

六中红卫兵是“西纠”发起单位之一。“西纠”与六中红卫兵主办的《红卫兵报》有着“血缘”关系。西纠的“通令”，一方面印成传单散发，一方面通过
《红卫兵报》刊发，扩大影响。

“西纠”一度主办了《红卫兵报》。《红卫兵报》第二期赫然标明“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这期报纸第四版发表“声明”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红卫兵报》的战斗作用，使《红卫兵报》能够及时地、广泛地、深入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当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我们声明：《红卫兵报》从第二期开始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指挥部主办。今后，我们将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个报纸办成一个革命的报纸，战斗的报纸。”

《红卫兵报》的主编于晋回忆说：“正当我们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第二期的出版工作时，我们接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电话，邀请我们六中
红卫兵报的同志去他们那里，说是有事相商。孙克亮、孙长泰、于晋等去了那里。记得西纠是在西单北大街的一个什么胡同里。接待我们的是西纠的负责人孔丹、秦晓还有李三友。见面寒暄了一阵后，孔丹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出的红卫兵报影响很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轰动。我们原也想出报纸，因为报纸的影响力、宣传力是其他舆论工具不能比拟的。但是你们走在了前面，以北京六中红卫兵的名义出版了报纸。我们想与你们合着出版这份报纸，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听完孔丹的提议，我们觉得有些突然，几个人合计了一会后，由孙克亮代表我们发言。首先讲了我们办报的初衷及经过。而后又讲，同意西纠负责人孔丹的提议，将六中红卫兵报变为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同时提出我们已有的办报机构保留。他们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第二期即改由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接下来双方研究了第二期的主要内容等事宜。我记得第二期刊登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的第五号通令，据讲是由孔丹执笔的。还有李三友写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以及六中红卫兵报改变主办单位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红卫兵报第二期出版。”（① 新浪网，于晋的博客。）

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仅出了一期。秦晓回忆说：当时这些小报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红卫兵报》第三期仍由六中红卫兵主办。这其中的
原因，于晋回忆说：“在筹划第三期报纸的内容和以后办报的方针时，我们与孔丹、秦晓和李三友他们发生了分歧。于是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由于协商未允，双方只好握手道别，好说好散。第三期主办方又改由北京六中红卫兵主办。”（于晋的博客）《西纠黑幕》说：“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主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开始）起移交西纠。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几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后西纠头目孔丹不同意办报（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继续由六中办此报。”

陈伯达发现六中劳教所的恶行之后，11 月19 日和21 日两次到六中，明确要求停办《红卫兵报》，他说：“你们的报要停办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②《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27 页，六中遵义战斗团主办，1967 年2 月印。）《红卫兵报》出版至第15 期（12 月22日）停刊。

六、“西纠”主要有哪些活动？

——“破四旧”。吴德回忆说：“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①《十年风雨纪事》第26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西纠”不是“破四旧”的发起者，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北京的“破四旧”是从8 月18 日零点50 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开始的。但“西纠”与“破四旧”密不可分。“西纠”是“破四旧”的主力。他们发出的“通令”是指导“破四旧”的重要文件，其成员更是积极参加“破四旧”运动。为“红八月”“破四旧”伴奏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作者是西纠成员、北京四中的刘辉宣。文革初期，“破四旧”被赞扬时，“西纠”成员都把“破四旧”当作自己的功劳。

——保卫老干部。在“西纠”的《通令》中，基本上没有使用过“打倒”“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类的词汇。相反，他们鲜明地提出保卫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布置下，他们保护了班禅、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鼎、蔡廷锴、沙千里、张若溪、李宗仁、程砚秋的住宅,使他们免受抄家之虞。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到地质部保卫何长工。9 月5 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闹地质部，“揪斗邹家尤”（邹为地质学院工作
组组长），“炮打何（长工）家店”。《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说：“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西纠一到, 何长工就如见到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孔丹，西纠大头目），命令他们撤退，直到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据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说，这次武斗中, “西纠”抓走东方红8 人，关了一天后放出。

——维持造反秩序。“西纠”的一系列“通令”试图对红卫兵造反运动进行规范。他们在毛泽东前几次检阅红卫兵时充当“标兵”，在维护北京火车站等重要目标的安全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纠黑幕》说：邓小平曾让“西纠”去维护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秩序。在这一邀请赛举办之际，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邓小平在观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后来，大会警卫处把西纠请来维持秩序。

——批判“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西纠”鲜明地反对大学造反派组织“三司”、中学造反派组织“首都兵团”等，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文斗武斗。

——有一些“武斗”的恶行。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抄家、批斗、使用暴力语言，给黑帮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戴“高帽子”，让他们唱《嚎歌》（《嚎
歌》是“西纠”所属的四中红卫兵创作的）等不讲人道、不讲人性的行为，“西纠”是主要参与者，所以民众对“西纠”印象恶劣。

——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西纠”成员散发了许多批判批评中央文革的传单。他们批判中央文革小组说：“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下几个人了”，“中
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
”
七、“西纠”的“后台”是谁?

“西纠”的成立，是否得到“上面”的指示，没有文字资料证实或证伪。有资料显示，“西纠”成立前后，被中央一些领导人肯定，国家机关的一些单位还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支持。“西纠”被批判后，造反派质问道：“西纠活动如此频繁，如此‘泼辣’，如此大胆，如此疯狂！这难道仅仅是那些不满二十岁的‘娃娃们’干的吗？……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是谁？”

造反派开始揪“西纠”的“后台”。

被认为是“后台”的人有——
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北京六中遵义战斗团说贺龙是“大土匪、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是西纠、联动的大后台之一。”
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后台之一。曾在各方面支持西纠，纵容他们犯罪。”《西纠黑幕》说：他“借调”一批物资给西
纠，包括：“（1）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2）物质：军棉大衣60 件，军被180 条，军毯280 块，扩音机4 台，火炉50 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大小沙发8 件。（3）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共开支8020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3335 元，电话（8 部），袖章（5141 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400 元。”“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分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直到十月底，他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八中）交代任务：（1）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2）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3）……”
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西纠黑幕》说，他“给西纠袖章1500个（原准备给5000 个）”，“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区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4 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文革后回忆说，雍文涛“去西纠做工作是市委派去的”，“是受组织派遣的”（①《十年风雨纪事》34—35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1 月版。）也就是说，是北京市委派遣雍文涛帮助“西纠”的。

孔原、许明。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们“均为西纠后台，他们的儿子孔丹就是西纠的头子。”《西纠黑幕》中说“许明，西纠后台，国务院副秘书长，已自杀”。
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六中遵义战斗团说他“是西纠的直接后台，西纠的罪恶活动他们都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纵容，包庇。”……
1966 年12 月18 日江青说：“周荣鑫、王任重、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
实事求是地说，确有一些中央领导及部委领导给“西纠”以大力支持，他们的确在使用这只力量，维护社会秩序。除了上述被造反派点名的所谓的“西纠”
“后台”外，“西纠”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2010 年，刘辉宣（“西纠”成员、北京四中学生）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
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 年的8、9 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指保护老干部、维护秩序）。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只是当时已惘然》）

显然，周恩来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西纠”。只是后来“西纠”受到了江青、陈伯达的批判，加上“西纠”成员所做的一些事情如六中“劳教所”也的确让人反感，周恩来就不方便为“西纠”说好话了。“西纠”被打倒后，其成员在一次会议上递条子给周恩来：“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说：“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看过。”一口否认与“西纠”的关系。（①秦晓：《四中往事》，见北岛等主编的《暴风雨的记忆》第127 页，三联出版社2012 年3月版。）其实,造反派对周恩来对“西纠”的支持也心知肚明，可是大家对周有好感，为尊者讳，所以他们在揪“西纠”“后台”时，都回避了周恩来。

八、“西纠”是怎么解散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热烈地支持老红卫兵，双方度过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发现，红卫兵纠察队对文革的主要敌人认识不清，他们
只造“黑六类”的反，而文革要打倒的是“走资派”；“西纠”成员“保爹保妈”，已被“走资派”利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要求取
消纠察队。

六中“劳教所”的罪行、暴行、恶行，在社会上产生很坏影响,极大地损坏了“西纠”的形象。加上“西纠”一些成员从骨子里透着干部子弟的优越和狂妄，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对“黑六类”及“狗崽子”进行残酷打击，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引起民众反感。

《西纠黑幕》说：“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
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

11 月19 日和21 日，陈伯达、戚本禹、关锋两次到北京六中，批评建立劳教所的做法。戚本禹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西纠的成员很不服气，郭冀豫说：“他们是戴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彻底捣毁刘家黑窝——打倒“联动”专辑》）。11月22 日，“西纠”成员兰小兵、路小峰、王向荣给周荣鑫写信：“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将清楚，否则一切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
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
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20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单位1966 年12 月编。）

12 月9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小礼堂对红卫兵讲话说：“纠察队的名字，开始还有好意。1924 年至1927 年大革命时期，工人纠察队防止工贼、资本家的狗
腿子破坏罢工，手挽手地保护罢工机构。可现在纠察队变成了红卫兵的上级。……伯达同志讲,不用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但我不干
涉。”这时，周荣鑫插话说：“海淀区×××纠察队递条子说，打人是枝节问题。”周恩来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1966 年12 月11 日“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

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
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
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
有些“纠察队”，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步工作组的后尘，把革命左派打成“反革命”、“右派”，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实质上，他们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打倒，否则就不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有些“纠察队”，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分子所操纵，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之入骨。他们秘密建立集中营，私设牢房，使用惨绝人寰的刑法，绑架、囚禁、拷打以至狠毒到屠杀革命群众。他们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
实质上，他们就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纳粹组织。这样的“纠察队”必须惩办，反革命现行犯必须镇压，否则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有些“纠察队”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以旧的顽固势力侵袭文化大革命。他们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百般阻挠，横加限制，扼杀小将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斗争中自己解放自己。然而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很不理解，他们是庸人，是糊涂虫。这样的“纠察队”也必须滚蛋，否则文化大革命就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纠察队”，是形左实右的大毒蛇，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宪兵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打倒！必须踢开！总之一句话：这样的“纠察队”必须解散！
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
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①《首都红卫兵》第16 号，1966 年12 月11 日。）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
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大会上，北京四中的王祖锷和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纠察队》的发言。江青在这个大会上讲话说：“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② 在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1966 年12 月16 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4 册第12—87 页，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1967 年3月编印。）江青讲话很冲，她让周荣鑫站起来亮相。造反派红卫兵宣称：“这次大会宣判了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宣判了反动特权组织——东西纠察队的死刑！这次大会，吹起了批判中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十二月十六日的大会的召开，炸响了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学运动。这个大会的召开，在全国中学引起强大的轰响。举国上下，到处是一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讨伐声。”（③《为毛泽东思想而战——为纪念首都兵团成立一周年而作》，《兵团战报》新五号（1967年9 月16 日。这次大会，标志着毛泽东支持的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抛弃。）

随后，周恩来、江青等人继续对“西纠”施压。12 月17 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说：“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周恩来说：“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就联系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纠察队的名字。本来，中学和大学发起了红卫兵，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地平线上看出了这个新生事物，马上加以提倡、支持、鼓励。因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月十八日接见了我们北京的红卫兵，红卫兵的发展就推广到全国。……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卫兵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名字，叫纠察队。……可是红卫兵组织了纠察队之后，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我们红卫兵的了。所以这个发展就不对头了，就渐渐地被一部分坏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的红卫兵的一些革命的行动。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红卫兵是你们首创的，纠察队本来也是好意的，但是走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①《首都红卫兵》第17 号（1966 年12 月21 日）。）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西纠”在12 月中旬停止了活动。

九、如何评价“西纠”的作用？

1966 年12 月23 日，江青说：“西纠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1967 年4 月22 日,江青在接见“联动”成员时说：“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周总理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西纠开始很好，维护秩序，后来
就大砍大杀，把六中变成了监狱，现在就成右派了。”周恩来、江青的讲话，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对“西纠”作用的评价。
“西纠”维护秩序，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也制造了一些打人、抄家行为。正如一些联动成员在回忆中说：“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
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纠”成员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抓人拷打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老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证明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学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和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西纠”保卫了一些老干部，但效果也不能估价过高。如果没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许可或默认，“西纠”谁也保护不了；如果毛泽东认定要打倒哪一个，“西纠”也阻拦不了。相反，“西纠”的行为，被认为是“保爹保妈”，是“走资派”“幕后指使”的，是抵抗文革，这进一步坚定了毛打倒“走资派”的决心。

“西纠”最大的作用可能是首先挑战了毛泽东“走资派”的理论。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存在着新生的剥削分子，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发动文革，一种重要目的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纠”恰恰挑战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他们鲜明地提
出保卫老干部。这在当时是有些勇气并且是十分尖锐的，尽管他们没有后来的“联动”走得远。

原载 記憶REMEMBRANCE 2012年12月31日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