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编者的话：林彪事件无疑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第十次路线斗争”，它宣告了文革路线——即毛路线的破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的转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林彪事件，后毛时代也许就是“枪指挥党”了。

当 毛假借苏联报刊影射“军事官僚专政”的时候，他的担心半是现实，半是前景。但是要把“请来的尊神”再送回去，却又谈何容易。对抗从庐山上的词语之争演变为 现实中的密谋和行动——一方为保权布局围猎，一方为求生绝望挣扎，结果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给恢复“官僚专政”扫清了道路。

在随后传达的 中央文件中，被事件搞得瞠目结舌的广大干群听到了最匪夷所思的情节和难以服众的结论；而义正辞严的批判听上去更像是无可奈何的辩解，却怎么也无法消除那个 盘绕不去的疑问：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虽然仍旧是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仍旧是山呼万岁，但其荒腔走板不言自明。

此后， 对于林的定性变来变去，周说是极左，毛说是极右，甚至发明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形左实右”。先说林“走资”，又说林“走封”，然后就跑了调，从林彪到孔子， 从孔子到周公，再从周公到周恩来，再从周恩来到宋江……来回穿越，牵连甚广，越来越莫名其妙。而学习马列原著的号召却使人们有机会拿真马列与毛作比照，进 而在“评法批儒”中得以重温暴秦的历史，再联想起《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那些人们想到却不敢言的大实话……于是，“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毛 时期想把林跟刘邓绑在一起，邓时期想把林跟“四人帮”绑在一起，虽说都是为了切割毛与林，但却各有怀抱。毛江是为维系破产的文革路线，这是他们当权与争权 的合法性来源；邓则是为了否定文革路线，同时保留文革前的毛作为当权的合法性来源。无论林彪专案组还是“两案”法庭，都是事实为政治服务——这才是当权者 所谓“实事求是”的袖里乾坤。

如今，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四十一年了，尽管林案研究仍旧是禁区，但权力一手遮天的时代毕竟已成过去。随着市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海内外关于林案的研究成果不断披露，历史渐渐露出它的真面目。

虽 说实质的突破有赖于档案的解禁，但在此之前，研究者寻找真相的过程也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它向我们揭示了活在当下的历史，往事不但因此而让人感同身受，也 牵动着人们现在的命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而历史研究也正是因此才有意义。正如林案，任何新的史实的披露和新的评价的出现，不但 影响着现在的读者对林彪事件本身的看法，也影响着他们对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看法。这是历史与科学不同的地方。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历史 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是一个关乎人的实践的或然性领域，因而更依赖研究者的主体性。在事实和论证之外，起作用的还有研究者的人格，所以中国传统史学在注重 “史识”之外，又加上“史胆”和“史德”。这对现今的中国，对在权力和市场夹缝中图存的中国当代史学尤其具有警示作用。正如本文作者的看法：研究者不应失 去“应有的人品和操守”。
        

从质疑《林豆豆口述》说起

刘家驹

署 名“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在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后，引发大陆史家学者的一片嘘声。我知情很晚，是豆豆的夫君张清林打电话给我，指责整理者舒云在书 中弄虚作假，编造史实，未经他和豆豆的允许就贸然出书。张清林很是愤然，表示准备对舒云提出侵权诉讼。我问豆豆是怎么回事？豆豆说，舒云没对她说过出书的 事，更不知书的内容。

正好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弄来这部书，他看了，说是一部大杂烩。我赶紧借来一读，内容确实杂乱，大都是用旧文组装。全 书不过26篇文章，其中24篇，早在二十六年前我就读过，有1980年豆豆给中央的申诉信，1982年她来北京就9.13事件的真情实况向中央领导做的陈 述，还有她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10篇旧作，另两篇分别摘自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和官伟勋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为她的境遇鸣不平。唯有说理不清的《为林 彪元帅辩护》和添枝加叶的《林豆豆披露9.13事件真相》两篇算得上口述，却是出自舒云之口。

舒云改编林豆豆致黄火青的信

整理者为了“丰富”书的内容，对旧文做了大量的“翻新改造”，掺杂当今词语，虚拟情节细节，随心所欲地演绎。

其中《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就是舒云“深加工”“整理”出来的。其内容的混乱，让人难以卒读。

我 在1986年采访林豆豆时，就见过这封信的底稿。那是在1980年中央宣布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后，豆豆写出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黄火青的信》，文中都是申诉人有条有理地用事实在为林彪一案的冤情作出辩护，没有谴责批判的用语。舒云为出书，篡改了原信说理的主旨,变成了一篇声讨特别法庭的檄文。

    比如，在信的开头“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之后,先赞扬“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 ‘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 继而问责黄火青：“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 这些豪言壮语既与全文基调不符，也不是林豆豆当年所用。

舒云在改动的信中，竟然用了盛气凌人的口吻：“有的同志……利用政治特权，并使 这种特权深入到包括文艺界的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 还教训法庭:“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党和人民在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反复激烈搏斗中，已为此付出了巨大 的民族代价，也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1980年的豆豆，是说不出这些话来的，无论她当时的认识水平、身份地位和整体社会氛围，都是不允许的，显然是舒云在塑造当事人胸怀正气的高大形象，采用了写小说的手法添加的。

特 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本书正文第一篇的第一句居然就错：“从9月28日《光明日报》上看到您9月20日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实际 上，那次会议的召开日期是当年9月26日至29日，9月20日尚未开会，何来黄火青的“建议和发言”？正所谓“开口就错”。这是当事人的错，还是整理者的 错？

让我愤懑的是，信中对1967年在武汉发生的7.20事件的表述，是抄袭改造了我的《惊破毛泽东的霓裳羽衣曲》未完成稿。这是我在 1988年7次走访邱会作后写下的一篇追记文字，其中有邱的原话，有我当时的体会联想，文章还不成熟，后来我对有关问题(包括史实) 的了解又有了变化，我一直在思考修改，没有发表。舒云看到了这篇东西，既未经我同意，又不详加分析考证，囫囵吞枣添改到林豆豆1980年给黄火青的信中。 偷抄我的草稿冒充史料，这不是胡闹吗?

我仅举几例。

如：“江青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己经快冲到主席住处,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这是我的原文，舒云照抄不误。

又如:叶群对邱会作说:“我劝101(林彪)也去武汉,他说:‘闹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本事处理。总理心脏不好,劝总理也不要去。江青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去?’”

对 我的这段文字，舒云略加修饰，改为:“林彪气的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 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指叶群）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问题需 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

“叶群在旁边一直小声劝他(林彪)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

再如：我的文章中，把武汉空军政委萧前，误记为空降15军参谋长。舒云照抄，也跟着我错。

这些窃取或改装的语句，在“信”中随处可拾。

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舒云连我的观点和发挥——包括我已经抛弃的错误，也抄了上去。

如：当年毛不愿离开武汉是非之地，是他正迷恋一个伺候他的女服务员。这是汪东兴对邱会作亲口所说。对这个说法，我当时一方面相信这是事实，但一方面在文章的最后给毛泽东的私生活贴了金，舒云也原文照抄并添加了内容。

我的原文是：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 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 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 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以上从“总理”开始，未加粗的文字为舒云添加）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

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鲁 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 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社会舆论已开始批毛，毛的光环仍在我这个老军人的心目中挥之不去。毛的生活作风不检点, 我总认为是小节，依然是用传统观念把被迫和毛上床的女孩子看成了“祸水”，借用了女皇和娘姨两个典故，给“伟大领袖”盖了块遮羞布。

我从后来的多年采访中获知，毛泽东是帝王心态，是他祸女人，不是女人祸国。玩弄女性在他是一桩小事，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文革大业和个人行止。我一直在想撕开毛的这块丑陋的面纱，没来得及动手，就给舒云剽去当成宝用了。

舒云出了书，已感知自己的弄假成不了真，又让《新史记》刊登了《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信》的片断，用的标题却是《我听说的“720”事件》。她在这篇文章末尾，特意新添加了几句掩耳盗铃的“声明”:

“关于此事，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还核实什么？一份本来完整的、已成为史料的信，给舒云大胆妄为地以自己的水平改来改去, 已经损害了当事人的信誉，又以道听途说来推卸责任，这不是在忽悠读者么?

我把对《林豆豆口述》的读后感告诉豆豆。豆豆抱怨说，人是你推荐来的，舒云还说她的材料是复制你的。——这更是让我有苦难言。

舒云确实是我引领她见豆豆，开始采写9.13事件的，我还给她介绍过我的研究9.13事件所得，提供有关书籍、资料，安排她接触多位当事人。这些年她四出走访，出了几本关于林的著述，平心而论，她对林的研究是勤奋的，是有一定贡献的。

但 是，且不论她别的著述有多少问题，仅以本书而言，对当事人，对读者，对历史，都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这种经过“润色”的“史实”，难道真能做到“天 知地知人不知”？即使是在境外发表，就不会有人来“找茬”？其实，早有人关注她在书中做的手脚，文革学者余汝信在电话里对我说:“舒云写的林彪，是写《三 国志》呢，还是写《三国演义》？”她急功近利、弄虚造假，竟然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我真为她感到愧疚！

关注9.13事件的读者，都希 望听到已是老年的豆豆在自己的口述中，披露她所了解的历史真相，甚至有深刻的反思。很遗憾，舒云急于沽名，不严肃出书，歪曲了历史应有的真实，也欺骗了读 者质朴的感情。要知道，当今的读者已走出思想的牢笼，成百上千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不再受党文化的禁锢，泡沫般的历史在他们眼里被视为垃圾，更不会听任像舒 云这类“专家”的忽悠。

林豆豆四十二年前给黄火青的信，早己存进有关档案库，要是有朝一日翻出原信，两相对照，岂非遗笑后人?

林 彪问题的研究，是严肃的历史课题，涉及到文革史、军史、党史、国史乃至国际共运史，有大量的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思。它固然与林彪本人及有关当 事人、亲属的名誉待遇分不开，却绝不仅限于此。因此，对待挖掘、搜集、整理史料这一最基本的工作，就特别需要严谨、负责的态度（且不论功力），谨慎尚唯恐 差讹，岂能伪造史料平添困扰？更何况，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面临当局干扰、档案不开放、研究者稀缺、研究成果难以面世、当事人知情人纷纷亡故的困境。我只能祈 望有志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孜孜以求，写出一个真实的林彪来。

    我是较早介入林彪事件研究的人，采访过近百人，磨难备尝。我把我采写的经历和遭遇，理出几段文字来，以使公众略知其中曲折。


为林彪立传,初见“监护”中的林豆豆


那 是1986年春，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约我撰写林彪传。虽说已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依然是我们头顶上的紧箍咒，要写一个已 定性为“叛党叛国、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元凶”，我笔触的尺度怎么把握？编辑部主任王长龙给我消除疑虑，说他们编辑部准备为元帅立传，不能没有林彪，林彪是个 特殊人物，写他的书，目前只能作内部读物，出版计划已得到总政宣传部的批准，请我出山，考虑到我是老编辑，会把握好政治是非的关口。王拍胸脯：“你放宽心 地上马，要有事，先打我王长龙的屁股。”

我和王长龙是老相识，他热情地举荐，又有官方的支持，政治上似乎已开始解冻，写作也有了自由度，可要表现一个真实又敏感的人物，仍旧会触动我党我军宣传口的阶级斗争导火索。在受领任务时, 我不无顾忌地向王表示：“我绝不会给您惹事生非，遇到麻烦我就得甩手。”

我早知道林彪女儿林立衡（豆豆）发配在河南郑州。前些年，一位河南作家对我说过，他的一位亲戚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一分厂工作，和豆豆在一个办公室，还桌对桌。有了这一难得的关系，我先去了郑州。

汽 车厂是纪登奎抓的点，造反派当家，豆豆在汽车厂虽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因是特殊人物，一直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我想起有个战友在郑州市公安局当副局长，就上 门找他。正巧，他分管监控全市的地富反坏右，豆豆就是他掌控的重点人物。他告诉我，豆豆属中央监控对象，到郑州落户后，省公安厅对她的“安全”有严格约 束，她的日常行动，由汽车厂革委会指派得力的专人给予“保护”，不经允许不得离厂，经批准的外出也必须有人随从。

这位战友给我讲了两个关 于豆豆的笑话。豆豆进厂不久，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郑州市在体育场召开批判大会，点名要豆豆参加。那天, 会议主持人宣布到会省市革委会领导人名单之后，为了增大讨伐邓小平的声势，又提高了嗓门宣布说:“到会的还有林彪女儿林豆豆！”这下像炸了窝,都伸头四 望,发现观众席中有个女军人，误认是林豆豆，纷纷离座围过去看稀罕, 会场顿时乱成一锅粥……从此,汽车厂成了风景点，天天来一大群人守候在厂门口，等着一睹豆豆的尊容。再一件事是豆豆安家时，工人给她搬运一只木箱，发现很 沉，是两人抬的，很快就有传说是一箱黄金，林彪留下的遗产。经派人查实，是豆豆的一箱书。

战友还告诉我，近些年，省市公安厅对豆豆的监控 已有很大的松动，但豆豆深知自己还在大软禁中生存生活，除了上班下班，一般都闭门不出，偶尔到食堂打打饭菜，从不与外人接触。战友对我很通融，要我以总政 名义向厂方提出是来向豆豆访谈9.13事件的，让厂方向他作出请示报告。他当然会高抬贵手。

我依照他提议的公事公办的组织程序见到了豆豆。当时她患皮肤过敏症住在省中医院。初见她，真是像林彪基因的遗传，体形纤小瘦弱，身着一件天蓝间白花的对襟短衫，俨如一家庭主妇，憔悴的脸庞，仿佛刻记了她15年的悲情岁月。

经验告诉我，只追求律师一样的效应，为林彪去做无罪辩护，访谈只能走进死胡同。我决定让她走出医院，逛大街，见她结识的新老朋友，松动了她封闭的精神。逐渐地，她像老朋友一样，开襟见怀地谈起她的家事、境遇和她不幸的沦落……


听豆豆讲述三年磨难


豆豆给我讲述了以下故事——

9月13日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后，惊动了世界，举报这一事件的豆豆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被召回北京玉泉山接受秘密问讯。审问人是谢静宜，她带来毛的安抚信：

豆豆:


不要伤心。你们家分两派，我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好好注意身体。

                                                  毛泽东

                                                             1 0月6日

谢静宜开出一张要豆豆交待的问题的清单，内容有：9.13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9月12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这是毛最担心的——自己的卧榻旁，是不是还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

豆豆只回答了一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诓骗上飞机的。

谢静宜认为豆豆是在舍车保帅，她凛然对豆豆说:“你要放明白，毛主席派我来不是来听你宣传的，你交待好了，还能给你保留《空军报》副总编辑的位置。”

谢要豆豆不要再冥顽不化，和家人划清界线，揭批林彪的阴谋，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再立新功。

谢 是毛泽东身边了解外界的一只眼，她很熟悉空军在文革中内部派系的争斗。她的丈夫苏延勋，原是空军的机要局长，因反对老司令刘亚楼已“靠边站”。毛请他吃 饭，安抚他，要他继续留在空军:“看看他们会对你怎么办！”苏把搜集来的“小舰队”的“异常活动”都通过自己的夫人报给了毛，这些信息在毛林之争中（特别 是毛南巡前后）起了特殊作用。

豆豆坚持不改自己的说法，谢静宜口含天宪也难以应对豆豆的不屈。唯一能惩治她的，就是下令撤销她和张清林六菜一汤的优待，一日三餐送来战士食堂的大锅饭菜。

豆豆也写出不少交待，在谢静宜看来却都是在避重就轻，都不是毛泽东所要的。其中，有林讲毛林关系时对毛不利的言词，谢静宜看了大为光火:“这是放毒，把这些告诉群众是在犯罪!”

她要完成钦命，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谢看到久拖难有成果，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他们分开，各住一座楼。谢静宜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她对张清林说：“为党立功，交待出了成绩，毛主席高兴了，会见你的。”

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待，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

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恩来带领李德生、纪登奎在人大会堂接见豆豆。那次还有总政副主任田维新，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在座，谢静宜做记录。  

周恩来开场说得很亲和:“主席要我和你们两人谈谈，我拖了几个月，今天我代表主席来见你们。”接着，周批评豆豆:“听说你们和谢静宜同志吵架了？谢静宜同志是代表毛主席，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周问询豆豆9.12晚上一些情况后，转入正题:“豆豆,你在北戴河向我报告，林彪的出逃，都是老虎搞的。他是副统帅，谁还能命令他？老虎在9.13前我还见过……”

豆豆不放过这一机遇，向周恩来陈述林彪是怎么被骗出走的，没说几句，周拉下脸来开始指责豆豆:“你林立衡的思想作风，完全是你林家的那一套!”纪奎奎也训斥她:“林立衡,你不要自认为是很清白的!”

周对豆豆的执迷不悟很不满，要领导专案的李德生继续管束豆豆。李说:“我要出国。”周当即宣布，由他亲自管理豆豆，并要豆豆回空军去接触群众，接受再教育。

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帮助”。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在高压下精神崩溃了，服用了一把安眠药，经301医院抢救后，交回空军报社隔离审查。

豆 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社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为防止再自杀，把她关进一间只有8平米的房间，派专人日夜监守。窗户用报纸糊死，房间内昼 夜开着灯，不准挂蚊账，她身上给蚊子咬得遍身是肿块，看守人每天端来一盆稀释的敌敌畏泼洒在地面上。屋内空气污染，又数月不见阳光（看守人在墙上挖了个小 洞，每天让她伸出手臂晒半小时的太阳），牙掉了6颗，头发掉了一半，体重剩下70多斤。在自己生命存亡关头，她向毛泽东写出求救信。

1974年7月31日,空军政委高厚良向监禁中的豆豆传达最高指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同张清林往来，他们与死党有区别。

经政治局讨论，决定豆豆下放到农场劳动锻炼。

8月初，豆豆和张清林一起来到黄河滩上，这里是空降15军43师的农场。豆豆改名叫张萍。

最初安排豆豆的劳动是给果树打农药，农药引起她皮肤过敏，浑身红肿搔痒，后改为牵牛种地，她使唤不了牛，又让她锄草，喂猪，做酒。干过多种农活。空降15军政委张纯清来看望她，同情她的处境，要她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豆豆说，我不会再写信了，我会活着，我活着历史也活着。

1975年10月5日，中央组织部和空军干部部派人来农场，向豆豆宣布邓小平的指示：恢复组织生活，恢复真名，按干部待遇安排到地方工作。

豆豆提出回北京的请求被拒绝，只能去人生地不熟的郑州。


走访近百知情人,艰辛备尝,还招来横祸
   

    豆豆做过编辑、记者，现在换了位，她懂得如何应对我。最初几天的交谈，我提示，她叙说。我急切地想从她口中知道，林彪的出走是主动或是被动？多年来，社会 对林的晚节褒貶不一，生发出许多的小道传闻。豆豆虽有个人刻骨铭心的沉痛记忆，却无法作出对这一关键史实的确切说明。

一个月的访谈，虽然 对林豆豆的个人遭遇有了了解，我想要得到的关于林彪的情况却收获甚少——不是豆豆不想谈，是她谈不出来。她虽生活在优渥的帅府，但这里处处都是政治藩篱， 她受阅历和学识所限，无法深入父亲胸怀中的另一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军事斗争和残酷又阴暗的政治博弈。

我决定扩展访谈范围。回到 北京，我甩开两手开始拉网式地采访林的方方面面。先找到前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老人，战争年代，他们和林朝夕相处，现在都退休在家，如副总谋长阎仲川, 总参作战部长苏静，某国防工程负责人蒲锡文，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等。林的老秘书中，我拜访了潜艇工程基地主任夏桐，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以及部分建国后林 办的工作人员。我还走访了 8341的警卫人员、专案组、“小舰队”和其他知情人等。更高层的有林的老部下萧克，耿飚，任思忠 (广州军区政委)，专案领导人李德生。

我还想走访9.13事件中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黄吴李邱，他们经受过特别法庭的审讯，也许会从愤懑 的胸中吐露出些真情。可他们都不在北京，军事法院把他们交给军区看管，黄永胜在青岛，吴法宪在济南，李作鹏在太原，邱会作在西安。我决定先去见李作鹏。李 在东野是林身边的作战处长，东北战场他是最知情的人。李作鹏可能是急于要摆脱自己背负的沉重枷锁，得知我要见他，就给公安部写了封揭发信，说我到太原向他 了解林彪的历史，是筹谋为林彪翻案。此信转到了总政，总政怕“火烧阎王殿”，不去清理批准出书的宣传部，反来抓我一个编辑当祭品，责令我停止对林的一切采 访活动，要我保持晚节，并写出书面检讨。

这突如其来的橫祸加身，我像是狠狠地挨了一闷棍！我向找我谈话的领导人表明：我出师有名，是解放军出版社聘请的，组织出版这部书，有你们宣传部的批示，我没有过错，更不承担任何责任，绝不会给总政写出一个字的检讨。

最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担当了责任，写出了书面检讨。事后，王长龙忧愤地对我说: “我们生存在总政的屋檐下,只能低个头。”

我的一支秃笔却给封了，采访笔记也锁进了箱底。很快，就给我下达了退休命令。  



还原真实的林彪,路漫漫其修远

   

1990年代初，我走进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被聘为副主编。在编委会中，有不少是从旧意识形态营垒中冲杀出来的老革命，他们谆谆地教化我，要我摒除党文化，远离“立场观点”的偏见，用刘知己的“不掩恶”、“不虚美”的理念重新审视我们这支“王者之师”。

老 革命们解放了的史观，燃起我重写林彪的热情。我的一位邻居曾是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专案的材料组成员，是他把全军批判揭发林彪的材料编辑整理成十大捆， 存入西山军委档案馆。这是难得的“宝藏”，我试图走进档案馆查阅，可惜那里已高挂杨尚昆等“五人小组”的禁牌：关于林彪的一切资料不得解密。

我 不甘心碰壁，用了几年功夫，通过搜集知情人的眼见耳闻, 获取了大量可信的史实，证明林彪在9.13事件中是无罪的。林彪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谋害毛泽东的罪魁祸首；“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小 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却是闪亮生辉，林立果等一帮仁人志士壮志未酬，值得讴歌。

我由此猛然醒悟到，执笔写众望所属又关卡森严的大部头，首先得把推进粪坑里的“死魂灵”扒拉出来冲刷，还原林彪真人的模样。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要去翻越历史穷山恶水的艰巨工程。

我 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去作为，我只能把走访萧克、耿飚、李德生等熟知林彪的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逐字逐句地记录在案，也原汁原味录下林彪身边的参谋、秘书等 工作人员对林的记忆。这些可贵的资料，我都没有公开，仍旧在做缜密的研究，考证它的原委，琢磨它的真实性。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在政治环境浑浊的当下， 若要把历史的真相面世，官方肯定会来兴师问罪；若所述史实稍有偏差，读者更不会饶恕你。

我还看到，被扭曲的9.13事件要回归真相，最大 的困难，是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定性林彪“叛党叛国”的1971年57号文件，印发全党数落林种种“罪行”的三批材料，以及持续数年之久的“批林批孔”,这 些发动亿万军民参与的大批判运动已“深入人心”，在我们这个思想一统的“共和国”，要转变被颠倒了的舆论，非我单枪匹马所能做到，唯一的办法是鼓动有识之 士参与拾柴，只有熊熊的大火才有可能照亮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些年来，研究林彪的人越来越多。凡是有志者找上门，我是来者不拒，都诚心接 待，告之他们我的所得，提供资料，安排介绍对当事人的采访。他们中大多是国内外读者十分信赖的。其中值得我推崇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学者孙万国，他的 《古有窦娥，今有林彪》较真实地反映了9.13事件始末；另一位是美籍学者丁凯文，经他多年搜集汇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集纳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林彪事件 提出的质疑和评述，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还有一位是从未谋面的美籍华人司马清扬，他是化学博士，用业余时间从大量史料中研读梳理中共人物，和丁凯文合 作写出《找寻真实的林彪》,又独立著述了《周恩来与林彪的终极对比》,他的分析是深入的，公正的，能独到真实地握住林彪的政治品貌。在众多记叙林彪的著述 中，我认为他的书令人折服。

再一个是中新社老记者高瑜。她是最早向国内外介绍9.13事件和林豆豆落难情形的。2011年9月初，我们在 北京郊区召开了9.13事件40周年反思纪念会，邀请当事人和家属26人，专家学者18人，畅谈了9.13事件的发生、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变故，以及今天的 认识。我请高瑜来主持会议，并写了报道。全世界5300家网站转载，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与这些真诚的、有责任感的学者相比，舒云走的 却是另一条路。舒云走近林彪，热情有余，严谨不足。她是半路出家的，没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具有史家的严谨，最初出现的错误，我是谅解的。她本应接受教 训，敬畏历史，在自己前进的路上做出更为艰苦的探索，花大气力从大量的口述中获取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不料却名利心切，在书中添枝加叶地编造情节，又窃走 我写成的资料加以滥用，失去了学者应有的人品和操守，玷污了史学研究真诚的风气。这种做法让人不齿。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告诫她，摆正自己的态度，走正道，为探索历史真相脚踏实地地前行。

原载《往事》第一百一十八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刊，本文原题为“从质疑《林豆豆口述》说起(外一篇)”，五柳村收到后将正文以“《刘家驹质疑舒云《林豆豆口述》：虚拟篡改  不堪卒读”为标题，外一篇“《雪白雪红》蒙难记”使用原标题，作为独立的另一篇发出。
五柳村编者201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