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往事》112期，2012年3月7日出刊。

《往事》编者的话：从批江到批邓，这一嬗变正在历史的转折关节，有着多重的涵意。它的前奏是批林、批周，终曲是“粉碎‘四人帮’”。

如果说批林意味着毛的盛极而衰，批邓则意味着毛的终结，无论从政治还是生命上讲都是如此。这一段历史，对毛而言，早已没有文革初期的锐意进取、所向披靡，而成为“保卫文革胜利成果”的执拗僵守，没有“理想”，只有权谋。

按以往官方的说法，用邓是周恩来的主意，批周、批邓的主要是“四人帮”，而毛的本意甚至连遗志都是“解决‘四人帮’”。这一类似圣君、忠臣、奸臣般的编排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本文作者梳理了有关历史资料，对这一时期的“中央政治”做出了重新解读。

正 如文章的开头所说，刘高林邓被毛始乱终弃。虽然细究起来，他们的情况有所不 同，但都是毛权位祭坛上的祭品。这种权谋主义既出自斗争哲学和辩证法，也出自古老的权力平衡术，这就是毛的道术合一。究其根源，则是因权力本能而产生的快 感、焦虑和恐惧。就像达尔文的丛林世界，所有的权术都是为了权力的保持和遗传，最终能够安享权力并消除恐惧和焦虑，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焦虑和恐惧不但没有 被消除，反而变本加厉，直到人亡政息，死而后已。从批江到批邓，可以看作毛苦心经营的权谋主义格局走到了尽头。

中 共元老张国焘生前曾说，中共党史就是周毛斗法。他点出了这一格局的主线。无论 毛刘周、毛林周的排布，还是苏区白区、元老派文革派的划分，都是毛氏集权的平衡术，都有周参与其间。这一格局在不停的失衡与平衡中摇摆，毛固然不得安宁， 周也是一日三惊，刘、林甚至先后死于非命，国家的命运更是随之一波三折的折腾。没有赢家。据回忆，周在听到林的死讯时大哭，与其说是在哭林，不如说是在哭 自己，哭这个国家。——几十年的理想、革命、奋斗，怎么落得如此的一地狼藉？

晚年的毛已经衰竭，但权力的本能驱使他把平衡的游戏继续玩下去，虽然有心无力，且去日无多。这一轮，需要平衡的双方，一是隐忍数年、蓄势待发的邓，一是挟夫自重、眼高手低的江，国事缠绕家事，党天下夹杂家天下。

党心已离，民心已背，雄主将殁，天变不远。这就是文革末期的大局面，无论怎样高明的权谋大师，都无法左右这一深刻的历史演变。毛在文革中一再喟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语成谶。

嬗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上）  

郑仲兵

在中共高层人士中，曾被毛泽东加意看重者，唯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

人说，毛泽东是空前的君王。被他看重谓之伴君。伴君如伴虎——爱之致其生，恶之致其死也。

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这四大金刚都曾被毛宠爱过，后来又相继遭到毛的嫌恶。高岗、刘少奇、林彪因毛之恶先后致死。

邓小平的殊遇在于，两度被毛垂爱，又两度遭毛垂恶。正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大难而不死。然而，邓却没有因两度遭恶而思善，在毛之后，堕落为中国又一代专制独裁者，即自诩的——“第二代核心”。

本文要叙述和解析的是，文革后期邓小平第二度幸遇毛的垂爱，又遭垂恶的始末。

本文拟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的复出；二，江青的抵制；三，毛泽东批江青；四，从批江到批邓的嬗变。

邓小平的复出

邓小平正式复出的时间是1973年3月10日。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其实，毛泽东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出走）之前，就有重抬邓小平的表露。

1971年9月10日，毛南巡为整肃林彪造舆论，与浙江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长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他与陈毅夫人张茜谈话中，除了把文革中整陈毅等老帅们的责任推给林彪外，还讲到：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得悉林彪死讯后，两次上书毛泽东，都恳请“为党做点工作”、“补过于万一”。特别是1972年8月3日的信，他在批判林彪的同时，又作自我批判，并发誓“永不翻案”。

毛于8月14日 将邓信批给周恩来，并写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特意指出邓的几大功绩：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四）邓“到莫斯 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最后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明白，这是毛起用邓小平的信号。

1972年11~12月，根据中央布置，邓小平偕夫人先后赴井冈山和赣南参观考察。

1973年2月20~22日，邓小平带全家从发配地江西回到北京。

3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正式复出。

3月28日，周恩来、江青、李先念见邓小平。29日，毛泽东在住处见邓小平。

4月12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公开亮相。

邓的复出纯属毛的意志使然。我以为，在中共宗派体系中，邓本来就是毛派中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在苏区遭整肃时是“毛派头子”，而且建国以后一直是毛独裁的最主要、最得力的执行者，且有发明创造之功（如反右、反修）。1952年，邓小平是第一个奉调中央的地方诸侯，并任负责政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1956年 中共八大，毛起用他为总书记，意在扼制周恩来和刘少奇。在根本利害问题上，邓从来没有得罪过毛。在文革中，毛把他和刘少奇绑在一起，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 他事实上是“第一线”的二号人物。但毛一直声言他与刘少奇“有区别”，而且始终由自己（通过汪东兴）直接控制。重新起用邓小平对毛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 林彪事件以后，毛更把邓看作手上的一张王牌——虽然是一张赌注风险极大的牌。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不仅是因为看重他，也不仅是为补林彪覆没后的空缺，更主要的还在于钳制并替代周恩来。

林彪死后，1972年1月 中，毛病垂危，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五个月后，周也查出患膀胱癌。但周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使经受文革折腾的危残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 他对经济秩序的治理，反对泛滥的“极左思潮”，可以理解为尔后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先河。尤其周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成效和中美关系长足的进展，形成所谓 “功高盖主”之势，不能不令毛产生疑忌。毛、周在数十年共事中，从来是同床异梦，毛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周。但由于毛无法填补周处理繁杂国务政务的强势，由 于周待人处事（包括对毛）的谨慎周全，还由于周在党内外的强大影响力（所谓“反周民必反”），毛曾几度倒周而未果。毛泽东认为：现在应是时候了。一是愤懑 难却。历史上对周的积怨；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周与林的合拍；周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反映出对文革的态度（如批林的极“左”）。二是时机成熟了，刘少奇既倒， 林彪已除，特别是邓小平已然复出，即可以除周。

去周决意已下，更加速了邓小平登上中央权力平台的步伐。

1973年7月3日，毛与张春桥、王洪文谈话，无端大肆攻击周恩来主持的外交工作：“忽然来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同日，邓小平在中共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

11月17日，毛召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对周提出批林彪“极左思潮”，以及2月15~19日与基辛格会谈时说，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大加挞伐。

11月间，毛指示中央政治局多次批周对美外交的“投降主义”，江青指责周“迫不急待地要取代主席”。

12月12日， 毛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训斥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不议政”，叶剑英主持的“军委不议军”。冲着周恩来说：“一打起（仗）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 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同时，毛提出让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接受邓小平建议，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调动。

为了考验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态度，毛点名让他参加12月14日政治局批周会。邓小平说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邓对周画龙点睛的诛心之论，道出毛对周的欲加之罪，令毛兴奋不已，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

翌日，毛偕邓小平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军区司令员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又对邓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建议，由周恩来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于12月22日一直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从1973年底到1974年 初，毛泽东一面布置批林批孔（即批周），一面让邓小平一步步重登中共权力核心地位。这不能不惹怒了毛的政治妻子——江青。江青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派 核心人物自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打倒刘少奇及其“司令部”，打倒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批林整风以及1973年事实上就开始的批儒批周三次“路线斗争”中，为毛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对于毛如此看重并加权于邓小平，他们心里是无法平衡的。

诚 然，毛泽东不是不想重用江青、张春桥们，但作为权谋家，他十分明白，九届二中 全会“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已将林彪及其党羽剪除，且把文革祸害归罪于林彪，但他毕竟看到人们对文革的厌倦和反感，以及江青、张春 桥这些文革派核心人物的不得人心，用毛的话说是“积怨甚多”。毛不能不面对现实，做出必要的妥协，如放宽一些政策，压制一下江、张等人的势头，起用一些文 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等。

曾记否？1967年发生在武汉——外国人称之为“兵谏”的7·20事件，虽被弹压下去了，但毛还是向军方作了妥协，并将文革三员虎将——王力、关锋、戚本禹以“毁我长城”的罪名牺牲掉。林彪事件后，毛自然也要做出妥协性的调整，以邀买人心，平息人怨。而起用邓小平，就是他得意的一着棋。

然而，江青及张春桥等，却很难理会毛的心境和思路。他们还沉浸在冲锋陷阵、功勋卓著的艰辛与喜悦之中。林彪事件以后，他们的权势虽然大大膨胀了，但苦于权重而位低。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毛泽东对邓小平如此重用。

江青的抵制

为发泄胸中不平，施加压力以改变毛的决策，江青在1974年接连有两次大闹腾。

一次是针对毛提名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参加4月9日召开的联合国六届特别会议（按常规应由周恩来出席）。

1974年3月20日前后，毛泽东在周恩来、江青皆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王海容让外交部以部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提名邓小平为团长。几个月前因外事而痛遭毛挞伐的周恩来，于3月24日即签署同意，并报毛泽东（周主管外交部）。毛即行圈阅。

未 料，江青坚决反对，并大闹政治局，几次强令外交部撤回报告。为此，毛曾表示， “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说明江的意见和情绪对毛不是不起作用的。由于周恩来的周旋，政治局委员（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知道是毛的 决定后，都一致表示拥护，只有江青保留自己意见。

3月27日，毛寄书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被迫给毛回信，表示拥护。

4月3~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赴联大发言稿等事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皆称病缺席，明显表露出他们的情绪。

4月6日，邓小平离京赴美。周恩来抱病偕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欢送。

4月19日，邓返京，周等及数千群众又到机场迎接，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邓出席联大的前前后后，江青与邓小平的牴牾，已然公开化，其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宽容和支持，形成鲜明对比。这也为尔后毛、江、周、邓四角关系的发展做了铺垫。

江青的第二次闹腾是针对毛泽东1974年国庆后提出筹备四届人大，并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了“风庆轮事件”，采取打周（恩来）及邓（小平）的策略。江青等人借批主张向国外买船、租船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攻击周恩来，并及协助周工作的邓小平。

10月14日， 江青在刊登有“风庆轮问题”的《动态清样》做了批注，并给在京政治局委员写信：“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王洪文、 张春桥、姚文元都批示同意江的意见。周恩来批示“已阅”，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是划了圈。

10月17日 晚，中央政治局例会。江青又提出风庆轮问题，邓小平未发言。江青质问：“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邓小平没 有回答。江青又说：“你不讲话不行，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你要表明态度。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邓回答：“我已经圈阅了，我还要调查。”江又逼问 道：“你对‘洋奴哲学’持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回答：“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呀！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 人，一定要写赞成你的意见吗？”邓小平复出，第一次给江青下马威，江岂能容忍，于是大吵大闹。经李先念劝阻，邓忿忿离场。

事态的发展，也许正是江青们所期待的。是夜，江青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研究对策，认为邓已“跳出来了”，可借势整他。决定由王洪文抢在10月20日邓小平将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去向毛“告状”。

10月18日（即次日）上午，王洪文飞抵长沙。王对毛诉说：“我这次来，是冒着风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王还挑动说：“总理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意在利用毛对周的“心病”，引到邓的身上。

10月19日，江青又两次约见将于20日同邓小平赴长沙的毛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讲了政治局和周恩来在医院搞“串联”等情况，要她们向毛报告。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当然不会为江青这般“小儿科”的诡计所挑动。虽然毛不怀疑江的忠诚，而且也希望中央保持一种相互牵制的权力关系。但他毕竟还希望江青能和邓小平在中央有某种协调，从而为他已处于进退维谷的“文革“踏出新径。

事情的结局是，两天后（应是11月22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联络员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他的“最高指示”。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总理还是总理”；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三、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一、 中央的人事大权，是操控在毛一个人手中，只有他说了才能算数。

二、周已病入膏肓，“总理还是总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无非借用他的名义来缓冲和平衡中央已出现的两股势力和权力的纷争。

三、王洪文虽是扶不起的“阿斗”，到这个时候，毛还是把他摆在接班人的位置，可见毛对文革势力的倚重。

四，让邓出任第一副总理，这是毛让邓小平复出后的既定方针，让邓复出的本意就在于替代周。

12月23日， 周恩来抱重病与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 长，党、政、军五大要职加于一身。毛还对周交代：“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至此，毛事实上完成了以邓代周的置换。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7日，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名列第一（即第一副总理）。

2月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上，重弹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以邓小平为首”。

2月2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周恩来关于国务院分工的报告。

至此，走完了邓替代周的全部组织程序。

毛泽东批江青

江 青的一再闹腾多少打乱了毛以邓代周的部署，加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哄而 起的助阵，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文革派的有恃无恐，不顾大局。这逼使毛不得不对他们进行颇有限度的批评。然而，此事在“四人帮”垮台后，却被官方大力渲染夸 大，把这有限的批评说成是毛为两年后“粉碎四人帮”立下的“遗志”。这里有必要把毛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做一个解析。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批江材料有三类（限1974年内，1975年放在第四部分分析）：

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正式收录的毛给江青的信或在江信上的批文。

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等人见毛后的记录，或毛参加政治局会时的谈话。

三，“两案”中有关当事人的交代。

这三种材料，都是有实证价值或参考价值的。但是需要分别情况，加以分析论证。

“两案”有关当事人的交代材料，多属于回忆的材料，而且是在特定环境中的交代。它的可信度和准确度都有待考的余地。

毛与周、邓、李、华等人的谈话，传达出来，虽不会有多大出入，但毛作为权谋家，诡计多端，反复无常，谈话中之所言，都会带有权谋意味，如正话反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都要从历史环境，特别是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去考量。

《文稿》中给江青的亲笔信或对江青信的批文，应是权谋成份最少，真情实感最多的。《文稿》中收录1974年毛给江的信共五封，毛在江给他信中的批文共三段。从中可以看出，毛带有情绪，但只是夫妻间的恩怨，没有把她当作异己。

如2月9日毛在江送的材料信封上写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按：意思是“我身体不好，别烦我，有事到政治局会上去说吧！”）

3月20日 的一封信：“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 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按：这是颇有情绪的一封信。毛表示拒绝见她，为什么？不清楚。此段关键的话 是：“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江有什么特权？狐假虎威，有恃无恐也。不顾大局，不谙策略，目空一切，我行我素。毛显然为她着急，恨其不懂事，恨 铁不成钢，是自家人的一种失望和担心。）

3月27日给江青的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二十天后的4月17日， 毛又给江青写了两封信。其一：“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 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从毛信中可以看出，江青信中是发了牢骚，表示出某 种悲观失望，甚至表示要撂挑子。我们看到毛对江青柔情的一面，看到他对自家人的担心、鼓励和教诲。这封信可以说是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对江的情感、态度和认 识。

其二：“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要。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按：信是同日写的，这封信可能未曾发出。）

23日，江青给毛信，报告她到天津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到小靳庄的情况，要求到胜利油田后再回北京。毛于次日即在她的信上批复：“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

10月19日，江又写信给毛。毛又于次日批复：“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以上二批复，都有针对江的缺点进行批评之意，但都可见关切爱护之情。江青的活动，包括她的行踪，都要向毛报告请示，可见他们联系之紧密。

11月12日，江青给毛写信，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建议。毛于当日即在她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此前不久，江青大闹政治局并与邓小平吵崩了，江如此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令毛感到恼火、难堪、失望。写此批语，毛显然在气头之上。但是这些批语并无敌意，都是大实话，且点到江青秉性的要害。诤言也。

11月19日，江青给毛写信，信上诉说自己“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又于次日复信：“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 青信中是在向毛抱怨自己无职无权。九大后江青进政治局，但没有分工安排具体工 作，这是事实。为什么？不清楚。是林彪、周恩来有意限制她，还是毛的意思？亦不清楚。毛所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江青在把握 国内外形势同时还要监视中央的政治动向，这是其他人不能替代的特别工作。别人怕她，惹不起她，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其实怕的是毛。别人也是把她看作毛的总 监。毛在中共高层中没有真正相信的人，如果要说有，那么也只能是江青了。文化革命就是毛、江的连体所为，是毛江夫妻店之所为。

毛 要江读李固给黄琼书，看似在批评江青，其实透出毛对她的信任、爱护和期望。毛 无非告诫江青：“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译成白话是：高峭尖突的东西容易被折损，皎洁白净的东西容易被玷 污，《阳春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能与之唱和的人一定很少，负有盛名的人，其实能力未必就能和他的名声相称。要她不要因清高、孤傲、卓尔不群而致孤立，脱离 大多数。

毛给江青的信，和对江信的批文中，从来没有批评江搞“小宗派”，更没有出现过“四人帮”一类的字眼。这样的话都是在特定的场合上说的，都带有权机的意味，是说给人听的。似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的对话。

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情况下他不参加），并在会上批评了江青。批评的话被选摘收进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中。文字如下：

“江 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 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 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官书上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点出‘四人帮’的问题。以为两年后粉碎这个集团准备了有利条件。”似乎毛先知先觉到需要他去为“粉碎四人帮”创造条件！实在是荒唐可笑！

我们即便从官方这个寻章摘句的材料中，也无法得出官书的结论，我们看到的是：

一，告诉江青，别人对你有意见，你并不知道。

二，“设两个工厂”是讲别人对江青的具体意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方法问题，简单粗暴的问题。

三，“改也难”是说江固执，个性太强。

四，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是指政治局成员中的关系，政治局中本来就存在着派 别——文革派和老官僚派——毛岂能不清楚，他的感情倾向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只是要他们“注意”，没有说就是“小宗派”了。这话是收买人心的话，与其说是说 给“四个人”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四个人”以外的人听的。

五，说江“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形同废话。无非是要撇清关系，让自己处于完全的主宰地位。毛即便这么说了，人们也无法判断江能不能代表毛，什么时候能代表毛或不代表毛。江为什么有恃无恐，因为她是毛的妻子，她有条件向毛吹风，也有条件得“毛”气之先。1967年1月陶铸事件中，毛刚刚痛斥江青“眼高手低”，无组织无纪律，拉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但转眼间，又是毛把陶铸打入十八层地狱。荒唐的是，总有人无视毛江政治夫妻夫唱妇随的本质，贬江袒毛。

如果我们离开上述断章取义，寻章摘句的材料，再去看记录得比较完整的毛江对话，就不能不为之惊讶。

毛对江：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呢。

江笑着回答（按：注意江的笑）：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按：毛在七个月前曾赠言邓：“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江分明借机调侃毛和邓）

毛：当众说的！

江：说了算！

毛：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又对众人）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不大好呢。

江：不大好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公司不开了。

毛：不要就好。

江：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但是汉奸帽子还没有戴，因为弄不清楚是谁搞的。我一定特别注意，主席放心。（按：江没有就毛范，话锋一转，又攻击起外交部和周、邓）

听 着两人的对话，政治局委员们都不作声。毛泽东说：“他们都不吭声呢。”周恩 来于是替江青辩解说：“有些也是我们搞出来的。1月25日的大会上，（按：指根据毛布置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目的是批周。）我 把江青同志的信都念了，（按：江在信中批评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当然大家就比较注意了。”毛指着江说： “此人一触即跳。”江青却往周身上一推：“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毛泽东说：“我讲你的脾气。总而言之，她 代表她自己。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指着纪登奎：“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她指的是纪搬进钓鱼台住（按：江近乎在戏弄毛）。毛泽东再 次说：“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以上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382~382页）

原 来，毛泽东这番轻描淡写、东拉西扯又浑浑噩噩的不知所云和江青嬉戏般的对话， 就是官方文献所谓毛泽东对江青或“四人帮”的严肃批评和沉重打击。当年，中共高官们视毛之一言如九鼎，甚至可以决定对自己的生杀予夺。可是，江青则不然。 面对毛的批评，她不当回事，而且就要在众高官面前表演她的不当回事。

如果毛真的想整肃江青，江何能逃得过？世人总以最大的义愤口诛笔伐江青或“四人帮”，还要引用毛对江的所谓批评来张势。殊不知，江之有恃无恐的秘密就在毛，江的恶行之根就在毛，没有毛就没有江。

我们从文革历史中倒是看到另一面的现象：谁与江青过不去，毛就放不过谁，谁就会遭愆惹祸。“二月逆流”的老总老帅如此，陶铸如此，后来的林彪亦如此。现在（1975年），邓小平又将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