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五十五年祭     

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
      ——“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
闫 桂 勋

1957年共产党提出整风，并于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报纸电台每天都有报道。这就引发了素有民主传统的北大学子的积极性，五月十九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北大学子写大字报，开辩论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给共产党、学校当局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批评、建议，对“三害”根源也有所探讨，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防止“个人崇拜”等等。当时北大人称此运动为“五一九”民主运动，认为是继承“五四”爱国传统，发扬北大精神。北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带动了全国高等学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影响很大。

共产党又感到一些言论有问题，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决心反击。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结果全国划了317万多个右派。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反右派的重点，全校停课，批判右派分子的言行，大会批，小会批，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最后划了不少右派分子，这些人是中了“阳某”诡计，后悔莫及。究竟北大划了多少右派分子，有的说划了七百多，有的说划了八百多，有的说划了一千多，更有甚者说有一千五百人蒙受不白之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文章的说法和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北大划了七百多右派，全都改正了”，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为此，我反复查阅了《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以下简称《北大纪事》），还拜访了该书主编、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王学珍老先生，还拜访了一些校友和同学，进行了一番考证。我查到的有关右派分子的记载内容有如下几条。

1957年：

10月19日  江隆基副校长在讲到反右派斗争情况时说：截止现在，教职员中有右派90人，学生中有右派421人，共计511人。

10月底  校党委统计：到10月底，全校共有右派分子526人。

1958年：

1月28日  三个月来，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反右补课，截止本月下旬各单位又揭发批判了一部分新划出的右派分子。

1月31日  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向校务委员会报告处理右派分子情况时讲到：到去年10月底共有右派分子526人（其中教职员90人）。后来反右补课补划了右派分子173人（其中教职员20人）。现在共有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

1959年：

9月29日  校党委副书记史梦兰报告我校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情况：全校共提出了32人摘帽，占全体右派分子的8％。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职员3人、学生22人。

1969年：

9月4日  给13个右派摘掉了帽子。

1970年：

8月  另给5名右派分子摘帽。

1979年：

2月12日  校党委召开座谈会，座谈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党委副书记汪小川说，我校对此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到2月2日全校已改正了341人。

3月23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截止今日，右派已改正618名，占86·4％；剩下97名，预计在3月底完成90％，余下的人问题较复杂。右派改正后，落实政策时有许多问题，如恢复工作，要求回校，工资补助等。

4月7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一）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右派715人，现复查改正639人，占90％弱。剩下70人左右，都是较难解决的，有些问题还要与司法部门共同研究，常委会决定：疑难问题要更慎重些，由常委会讨论结论，先讨论案例；审批手续上，不改正的要提到常委会讨论。

9月1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二落办汇报：我校原划右派715人，已复查684人，其中改正618人，3人不改，现未做结论的31人，占4％强。····

12月25日  ····（二）巫宇甦汇报：至目前为止，715个右派已全部复查一遍。最后要报市委的12名，已报4名，今天讨论8名；反动学生的复查工作接近尾声，争取在春节前二落办的工作结束。会议意见，提交讨论的8人中，4人不改，1人改，3人改不改，请市委平衡。

1980年：

4月2日  校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报送《关于北京大学落实政策的情况汇报》。《汇报》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其中教职工120人（教授、副教授12人）、学生596人。经复查，其中属于错划的683人 ，有严重政治错误但也应改正的13人、改正与否需报上级有关部门研究、审批的14人，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凡已改正的，在工作安排、困难补助、死亡抚恤、解决亲属所受株连等方面，都按照中央文件有关规定予以解决。

7月3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讨论右派改正问题。迄今右派还剩13人。会议同意其中的12人改正，不同意改正的1人。

1982年：

6月24日  校党委向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报送《关于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的报告》。《报告》说，····反右派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

1986年：

2月  校党委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笔者注，这是最后记载的复查结果的数字。）

1987年：

10月13日  落实政策工作完成的情况及遗留问题统计，冤假错案：····错划右派立案数715，结案数715；····

以上是在《北大纪事》中查到的有关记载划右派的数字和右派改正的情况。

从1958年1月31日记载中可知：北大反右分两个阶段，从1957年6月开始到10月底，共划右派分子526人，以后又来了个“反右补课”，又补划了右派分子173人。前后两次共划右派分子699人，其中教职员110人，学生589人。“共划右派分子699人”这就是当时记载的最后数字，以后再也查不到新划右派的记载了。可是，从1979年开始右派改正的记载看，“共划右派分子699人”这个数字有问题，如1979年4月7日、9月1日记载，二落办汇报“北大在反右时共划右派715人”，这比699人多了16人，为什么多了16人也没有交代。再从1980年4月2日的记载看，北大党委向上级领导机关汇报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共划右派716人。”又多了1人，为什么又多了1人也没有交代。“北大共划右派716人”就成了最后记载的数字。

再看北大右派改正的最后结果。1982年6月24日记载：反右派时716人（错划改正703人，从宽12人，未改1人）。请注意：这是上报教育部党组、市委教育工作部的复查结果的数字。1986年2月记载，“全校共划右派分子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做出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 这是记载复查的最后结果。“维持原划的1人”即“未改1人”，为什么维持原划未改就成了研究的焦点了。

从上面记载“经过复查，····维持原划的1人。”可以理解为“经过复查有1人维持原划右派的结论，没有改正。”就是说保留了一个未改正的右派。这一人是谁呢？为甚么没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中没有明说。作为北大人应该关注这一问题，值得考证一下。

从1987年10月13日的记载“错划右派立案数715，结案数715，”可知当时校党委只拿出715个右派的档案立案复查，有一个右派的档案根本就没有拿出来立案复查。又已知右派716人，改正715人，维持原划的1人。这就可以推出结论：立案715人，经过复查，改正715人，就是说立案复查的全都改正了。还有没立案的1人就是“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根本就没有立案、没有复查，没有复查就没有复查结论，就说“维持原划的1人”。因此上面“经过复查，····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是不对的，因而上面的结论：“北大有一个右派经过复查维持原划右派的结论，没有改正，”这个结论也是不对的。

现在再研究“维持原划的1人”为什么没有立案复查。

为什么没立案呢？从1980年4月2日记载“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的2人，”可知没立案的一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原来说不予复查的2人，现在就剩下1人了。据王学珍老说，只有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不予复查当然就不用立案，因此就没有立案。不立案不复查，也就没有复查结论，就简单地写成了“维持原划的1人”。可知“维持原划的1人”是“因其逃往国外不予复查”，而“维持原划”的。不是因为立案复查时认为“该人在1957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划右派是对的”而“维持原划，”不予改正。请注意这一点，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设想，假若这个人给予立案复查，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我认为一定能够改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知当年北大定的几个最大的右派都改正了。如上过报纸的封为“学生领袖”的学生中的“大右派”谭天荣改正了，现在是青岛大学教授，已退休；“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头头极右分子陈奉孝判刑15年 ，1979年“反革命”平反了，1984年右派改正了（据说当时北大不予改正，北京市委不敢给予改正，1984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得以改正）；“反动刊物”《广场》主编张元勋改正了 、副主编极右分子王国乡改正了；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翻案的极右分子刘奇弟改正了；北大“女才子”林昭定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定为“现行反革命”被枪毙了，1979年之后右派改正了，“反革命”平反了。由此可知这个“维持原划的1人”一定是个小右派。既然最大的右派全都改正了，他这个小右派要是立案复查就一定能够改正，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我认为“维持原划的1人”的说法不准确，可能引起上面所说的误解。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维持原划的1人”改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更准确一些，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根据《北大纪事》的记载考证结论是：“北大共划右派716人，改正715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北大划右派716人是全国划右派最多的一个单位）

请读者注意，北大党委把“未经复查的一个右派”说成是“未改1人”报告了上级党委。这就可以推知：全国未改正的96个右派之中包括北大一个“因去国外不予复查”的“未改一人”。因此，我认为全国未改正的96个右派大有研究的必要，应该搞清楚为什么未改正？我已经收集到全国未改正的最大的五个大右派的材料，并做了分析，提出我的看法。可参看我写的《反右派斗争是违反宪法的流氓行为》。

因为“立案复查的右派全都改正了”，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出去了。这就造成“北大的右派全都改正了”的说法。

关于北大反右派斗争还应该说的是，除了《北大纪事》中记载的北大划右派716人之外，还有二三百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就按右派对待，同样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这一批人在北大党委划右派的名单上是没有记载的、是找不到的。笔者本人就是这一类中的一个，简介如下、以作证明：

我1953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57年整风，团总支召开座谈会，让我参加。宣传委员吴某反复说“言者无罪”，动员大家提意见、写大字报。我在座谈会上发言：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别人的发言·····。我说了几句良心话。毕业鉴定时有人给我歪曲捏造材料说我是右派，之后系秘书说不够定右派的，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当时决定划为右派的人都被看管起来，已经失去自由，根本不让离校）。我到黑龙江工学院报到，开始教书。由于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错按右派对待我，把一张不生效的材料装到我的档案里。所在单位接到档案后说我是右派，就让我劳动改造。由于我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不承认是右派，维护我人格的尊严。党委认为我不认罪、态度不好，就让我长期劳动改造。我抗争42年，1999年北大党委给我做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使我长达42年冤案得到平反。为了坚持真理，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维护我人格的尊严，我付出很大代价，断送了我的一生，一个北大学子的青春年华和美好前程就这样断送了。北大精神培育北大人，北大人发扬北大精神。从《纠正意见》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没有被划为右派就错按右派对待我，造成我42年冤案，期间劳动改造二十多年，只发生活费，尤其“文革”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残酷的迫害，受尽折磨和侮辱，耳朵打聋，精神失常，造成身心很大伤害。这都是北大的错误造成的，北大应该负责。平反之后我找北大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赔偿，北大蛮不讲理，到现在也不给赔偿。我希望北大有点儿正义感，维护公平正义，表现出北大的良心。

我平反之后北大党委郝副书记说，像我这样的情况北大有二三百人，还有人说有三四百人，搞不清准确的数字。北大正式定右派716人，再加上这二三百人，就有一千多人了。所以有的说“北大定了一千多右派，全都改正了”，可能就是指的这两批人的总和吧。

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说的，北大反右时还划了三四百个“中右分子”，这一批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出来说是“漏网右派”进行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上面已说有一千多个右派，再加上这三四百个“中右分子”，就有一千五百人因反右受到打击和迫害。这就是“北大有一千五百人蒙受不白之冤”说法的来历吧。

请读者注意，这一千五百个北大人都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英，都是有独立见解、创新精神的人。可惜都给毁掉了。这是北大的耻辱，民族的悲哀。假若这一千五百个北大人不受迫害将会出现很多教授、科学家和院士。可惜都给毁掉了，这是一千多人的不幸遭遇，也是国家的损失，多么遗憾呀。更痛心的是北大右派在以后的岁月中有26人非正常死亡：有的在监狱中或劳改营中病死、饿死、有的卧轨、有的跳海····还有8人被枪毙了，这是令人悲痛的事情！这是极左分子犯下的罪行！

反右受害者永垂不朽；“五一九”民主运动永垂青史。                             

2010年6月定稿  2012年3月修订稿
五柳村2012年5月2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