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化人，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至今都没有在观念和实践上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忠君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从和崇拜、可耻的助纣为虐。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的许多精英，却套在这两个相反的概念拧成的一根绳的绳索里，困惑到死。屈原爱到生命难以为继的爱是楚王统治下的楚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国。历史书里，绝大多数忠臣良将都是忠君到死。岳飞的“壮怀激烈”是为民请命，同时也是为了“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是为了“朝天阙”。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槐花曲》，假设岳飞在风波亭被处死之前，回顾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漫征途，从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些另类的思索。很明显，我试图通过这部话剧解开这根“三千年之绳”，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受了这部作品，进行了彩排。遗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后再也没有升起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部电影剧本里，我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振聋发聩，有人认为实在是大逆不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古老的困惑呢？

其实，一百年前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已经付诸实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在实践中的分辨能力却相当之低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随着长期帝王独裁统治的历史重复更迭，“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拜历代封建文人之所赐，帝王和他们的统治制度，始终联系着亿万民众的渴望。臣民长期过着没有起码的尊严、自轻自贱的日子，却把皇帝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诸多灾难都当作恩赐。被凌迟处死，还要谢主隆恩。甚至会为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悲哀、惋惜。皇帝真的是天子吗！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吗？我们的史学家很少把历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诉后世的人们。其实，除了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儿或畸形儿，皇帝的所谓教养来自——也只能来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残缺的嫔妃、宫女和阉人。很多史家或由于自保，或由于逢迎，或由于为尊者讳，独裁者的面容都经过一次一次的彩绘。特别是一些做历史小说、拍电影、电视的人，林林总总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说者有之，戏说者亦有之，大多数都在渲染“皇权天授”的理念。在每一个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优秀、神勇、刚毅。其实，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们的皇位。他们的伎俩就是在超级强大的武力镇压和威胁下，致普天下万马齐喑，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镇压、杀戮和奴役，还要山呼万岁。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赏的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非议时弊”者斥之为“狂吠”，并以刀封喉。所以我们的历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数人在昏君治下，不断祈求上苍恩赐一个有道明君出世的历史。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氏的激烈反对而颓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袁世凯生前死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仅仅一年，又有张勋复辟。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区区五千之众，他把一个被废弃的“小皇帝”扶起来，居然闹得煞有介事，沸沸扬扬。连京城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而且供不应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来支应门面。许多人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猪尾巴”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学识渊博的康有为似乎早有预见，提前蓄了发，而且在张勋复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王公贵族、遗老遗少

是为了捞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脑子里的“神圣皇权”在作怪。幼时，每当我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弄明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之后，弄明白他们以“国情”为借口，实行无限期的“军政——训政”，“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他们维持一党专政的秘诀，依然靠的是警、宪、特务。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那里得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冠以“中华民国”的名号。除了剪了国民后脑勺的辫子，最醒目的变化是茶馆酒肆的墙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标语。谁都知道，那并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国民对自己的警告，说明有些国民已经开始懂得，这就是不打出龙旗的帝制。政府时不时杀戮一批异己，有时公开处决，有时秘密暗害。国民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臣民。国民党一直把“训政”训到台湾。所幸，蒋介石传位到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没有继续“训政”并传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出生在1930年。

八岁，我亲眼看到抓鱼游泳的小河被日军当做屠场，玫瑰红的河水在我脚下流过。

十岁，日本宪兵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我一辈子都懊恼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亲被关押、被拷打、被活埋。

十一岁，我远走他乡，半工半读。我坚信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

十六岁参加学生运动，我坚信我是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呐喊。十七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坚信我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十八岁，我在淮海战场大雪和炮火覆盖的堑壕里，咬破右手中指，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坚信我是在为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而献身庄严宣誓。

十九岁，1949年十月一日，我随军踏上中山先生的乡土，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孙先生！革命已经成功了！我坚信中国革命真正是彻底成功了！

二十一岁，进入文坛，我坚信我的作品是崭新的、革命的文学。

二十五岁，仅仅因为送给胡风一块大理石砚台，被隔离、批判、审查八个月，我坚信是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胡风是反革命（虽然我一直都把他当做“歌德派”，他也确实是“歌德派”）。

二十七岁，仅仅是说了一句要允许文化人具有个性和自己在文艺上的爱好，文化人的协会不应当是衙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我坚信党和毛泽东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自己。

三十六岁，以我的全部作品作为罪证，被隔离审查七年。我坚信，连郭沫若都自轻自贱，赌咒发誓自认罪名，我算什么。一直到十年浩劫，让人震动的是：不少被迫自杀的著名学者，在遗书里只有两个内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再就是 “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赐死后的“望阙谢恩”吗？当“万寿无疆”的颂词每天套红在报纸上出现并声震云霄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让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声音么？

1967年夏天，我在被隔离中，偶然在一张飘落在地上的造反小报上，瞄到一则“捷报”，写着：“特大喜讯：红卫兵们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黄龙旗！他们随即登上城墙，面向北京挥舞黄龙旗，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表达自己的无限忠诚。”顿时，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种转换为疼痛的羞耻感袭上心头。

那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五十六年了；今天，时光又过了四十四个年头，加起来整整百年。

文革后期，我才开始独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开始有了疑惑！回首历史，那些曾经被我们嘲笑过的历代士子，包括曾经出将入相的能臣、佞臣，他们为了依附皇权，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演绎了多少悲剧和闹剧！深知他们可笑而又可怜。此时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但当时连这种醒悟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1981年春天我被举国媒体讨伐的原因。

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我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般飞来。于是，我坚信：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原载《巴山夜雨》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