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至今，已有整整80年。然而，这场改变近代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却还有很多错误的说法在广为流传。所谓“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进攻西安，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以便自己取而代之”①之说，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出现权力真空，何应钦确实暂时取得了之前未曾有过的地位——事变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做出决议，“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何具备了取代蒋介石的能力。其资历与实力，在党内远不能与汪精卫等辈相提并论；在地方实力派中难望李宗仁、阎锡山之项背（何出身贵州，并无地方力量可作依靠）；即便在黄埔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的力量，也非何所能驾驭。何应钦军界浮沉十余年，不可能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而生出“取蒋介石而代之”的荒唐念头。

何应钦

事实上，在12月12日晚的会议上，主张“明令讨伐”者，非止何应钦一人。激烈主张派飞机轰炸西安的乃是戴季陶；陈立夫则痛斥“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的张继乃是汉奸。②戴季陶、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至为亲密，自然不可能是为了逼张学良、杨虎城杀掉蒋介石。另据左双文教授爬梳多种史料后统计，“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主张讨伐的有：戴季陶、居正、朱家骅、叶楚伧、丁惟汾、于右任、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陈公博、陈果夫、陈立夫、张道藩、马超俊、熊式辉、程潜等，可能的有孙科、林森等。阵容可谓庞大。”在这些人当中，何应钦“明令讨伐”的立场并不算最为强硬。③

军事讨伐确实有可能将张、杨逼至彻底决裂的程度，进而危及到蒋介石的生命。既如此，为何与蒋介石关系极为亲密的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朱培德等，仍坚持主张要“明令讨伐”呢？戴季陶对此有所解释：“张、杨……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屈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应持以坚定。”④简言之，在戴看来，蒋的个人安危，须让步于“国家纲纪”。故褫夺张、杨本兼各职，明确下达讨伐令，是原则问题。

何应钦之所以背负了数十年的“欲趁乱炸死蒋介石或假张、杨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恶名，其源头在宋美龄。据亲历其事的陈公博回忆，12月12日晚的紧急会议，中央党部定下了“命令讨伐”的处置基调，但次日宋美龄自上海来京后，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情就起了变化：“党部和家庭恰恰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形势。在中央党部是不问蒋先生的生死，专着重在中央的威严；在家庭则不愿考虑政府的威严，专着重在蒋先生的自由和生命。”戴季陶是站在最前线与宋美龄对垒者，“有一次在中央军校开会，蒋夫人也在座，戴季陶大发脾气，痛陈不能和张、杨讲和平，季陶摔椅子，大哭大叫。季陶先生这几年以来，就自己训练成一个以道自任的大贤人，穿必马褂长袍，写必楷书正字。他那时对于张、杨，大有‘与汉贼不两立’之势。到了十六日开中央政治会议之时，更大声疾呼，主张声罪致讨，说到大义凛然之时，不惜大拍桌子，以补其声泪俱下之不足。……孔庸之自然跟着蒋夫人主张和平解决的，因此给季陶大骂一顿，连连谢过不遑。”⑤王子壮也回忆称，戴在会议中，因与宋美龄冲突，曾拂袖而去。

12月12日在上海闻知蒋介石被扣，宋美龄一度昏倒。其急于救夫的心情自是可以理解。在这种家、国孰轻孰重的冲突中，临时拥有指挥调动军队大权的何应钦，被推上了“阴谋者”的风口浪尖。陈公博回忆：“南京忽然传出一种谣言，说何敬之为什么要坚持讨伐，为的是不愿保全蒋先生，他要迫到张、杨情急，对蒋先生加害，他好继承蒋先生的大位，升做军事领袖。这种谣言实在来的可怕，照这样说话，则大凡主张讨伐的，都是别有用心。……那时蒋先生之被囚西安，已不像是国家大事，而是宋孔两家的家庭私事，中央已无法过问了，蒋夫人又在中央军校演说，居然提出说主张讨伐的别有用心，以是何敬之只好噤口不言，戴、居（正）两位老先生只发干急和闷气。”⑥

宋美龄对何应钦“别有用心”的指责，只是她当日疑心病的一部分——事实上，连宋子文也在她的怀疑之列。据康泽回忆，宋美龄去西安前，他去见她，“（夫人说）明天要同阿哥(宋子文)一道去西安。我问夫人为什么要同去呢？她说不放心，阿哥同张、杨戏中有戏。”

1936年12月14日，宋美龄派蒋介石顾问端纳到西安了解事变情况。图为张学良在看端纳带来的宋美龄书信

其实，无论是戴季陶，还是何应钦，都不曾反对宋家私下利用个人关系去营救蒋介石。其反对的只是将对张、杨的“和平解决”提交到中央讨论并上升为基本政策。如12月13日会上，主张“明令讨伐”者完全占了上风，但在会后，“讨伐派”的支持者却又告诉孔祥熙：“此会场之空气系在国家之立场不得不如此，若私人有何方法可尽量营救，但不必向会中报告，如果接洽能以济事，使蒋先生恢复自由，中央方欢迎之不暇，但目前不宜于会上声张。”戴季陶也对欲走私人管道营救蒋介石者委婉表示“我是看大门的”，意即“大门”（国家政策）必须坚持“讨伐叛逆”这一原则，但“旁门”、“后门”他管不着，别人不妨去走。何应钦则为这些欲走“旁门”、“后门”之人安排了飞机。⑦

惟宋美龄救夫心切，难以理解戴、何等人的做法。故在高层会议上与戴、何有过激烈冲突——宋美龄自己承认，“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宋美龄还将对何应钦“别有用心”的指责，写入了她让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书信之中。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汇报西安的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引文括号内文字系文件原文）。⑧显然，据周所探查到的消息，宋美龄在给蒋的信函中说了对何应钦不利的话。稍后，延安有多份指示要求在对“党内外积极分子做宣传时”，须“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大约也是受了宋美龄言辞的影响。

事变和平解决后，宋更公开发表《西安事变回忆录》，不点名地批判了戴、何等人。宋宣称，自己当时绝非“救夫心切”，而是为了民族和国家：“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并谴责中央高层“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欲“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是非常欠考虑的决策。至于戴季陶、何应钦等人的意见——“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宋认为他们说这些话时，词色之间对自己有一种“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的蔑视。总而言之，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宋美龄把“讨伐派”完全放置到了反派位置。⑨该书的出版，让戴季陶非常不快，消极避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陈立夫也感慨：“他（戴季陶）被伤害了。毕竟谁不读蒋夫人的书！这本书伤害了许多人。”⑩

至于何应钦，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其实是赞赏的。蒋写道：12月16日，听闻何应钦命“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自己当时的心情是“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17日，蒋给何应钦下达手谕，命其停止轰炸，理由是“中(即蒋介石)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何也严遵手谕，停止了轰炸；并领会到蒋的言外之意，是在给张学良下通牒，若三日之内，蒋介石未能被释放，则武力讨伐仍将继续。蒋介石获释后，何应钦仍坚持主张讨伐张、杨。蒋对何的信任和重用，也未因宋美龄之辞而有所变化。1979年何应钦90大寿，蒋经国在祝寿词中特别称道：“西安事变发生，敬公拥护领袖，号召忠义”，则可谓蒋氏父子对这段公案的一次盖棺论定。（11）

综上，既知“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乃是一桩冤案，则依附在此说之上的其他衍生论调，自也只是无本之木。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明令特赦张学良，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注释

①国、共两党当日均有此种说法。在大陆，这种说法尤其传播广泛。②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16日：“得赵芷青电，报告述南京中央集会时戴季陶等，或是顿足，或是叫叹。张溥泉谓对张不可过急烈，防危及蒋先生，陈立夫即指为汉奸。”③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④⑤⑥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P236-237。⑦《王子壮日记》第4册，1937年5月12日，P132-134。沈云龙等，《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P201。转引自左双文，《西安事变后的南京讨伐派——以戴季陶、何应钦为中心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⑧周恩来关于西安事变后的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2011，P419-420。⑨宋美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⑩杨天石，《陈立夫与西安事变——读陈立夫口述历史之二》。收录于《追寻历史的印迹 杨天石解读海外秘档》，重庆出版社，2016。（11）熊宗仁，《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另，徐永昌日记1936年12月19日云：“按蒋先生致何敬之手谕，无异对张汉卿下一限四十八小时决定之最后通牒，盖蒋先生劈空言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在星期六、日以前不许冲突与轰炸，则星期六、日以前，如张仍不放渠归者，星期六入夜后即可开始总攻，祇不悉当时之汉卿与两日来之敬之悟也不。”也可见何应钦对蒋介石手谕的理解是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