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比普通人多了什么

大民

一位编撰颇丰的网友——姑称之为文化人吧——把一篇最令他叹赏的好文章（无题），展示在群里，希望得到更多的喝彩。全文如下：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章。二十年前，上海举办“上海人一日”征文比赛，余秋雨以《家住龙华》一文应征，肝肠寸断地怀念当年去世的两位朋友陈旭麓和王守稼。《家住龙华》后来获得征文比赛的首奖。
   陈旭麓和王守稼是余秋雨“文革”中的同事，才学为一时之选。王守稼去世那年才46岁，余秋雨在文章中写道：

“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最后一句让我动容，作者收敛文字风骚，绵长忧伤化作实在关怀，那几年，“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的学者子女上大学并不容易，未曾想到文风轻浮的余秋雨对亡友能有一番平常人的体贴。

王守稼“年幼的儿子”后来能不能读上大学，一直未见报道。最近读了朱永嘉——“文革”年代余和王的老板，“文革”后入狱14年——的回忆文章，方知后事和余秋雨还有一些联系：

“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

读《家住龙华》，感觉作者交友有古人的风义，但遇到真实的求助，戏剧学院的院长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甚至不如寻常官吏的义气。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大费笔墨。

中国最狠的商人，拿朋友牟利；中国最红的文人，借朋友养名。朋友——乃至亡友，只是文章的材料，托孤寄命，只是媒体上的姿态。做做翻云覆雨的空头文章无妨，在行政权力面前一定乖巧地不敢有任何逾越，无怪官方可以那么放心地册封他为文化大师。

不要相信任何一位当代中国文化人。这是学习做人——尤其是做个好人的第一课。

收录于《一生只为这一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料引起了大民的反感。大民马上模仿原文句式留言道：

余秋雨没有因为对亡友的深厚感情，而将成绩不够线的亡友之子录入大学。这种大义灭亲之举，如今十分罕见了。这亡友之子也争气，复读一年，终于考上大学，让父亲在天之灵安息，让父亲的朋友们也心里宁静。这孩子通过自己的经历学会了做人，尤其是学会了做个好人的关键点。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为人情放弃原则是个好人。为原则放弃人情，就是无情不义的小人。唉，这些个文人，如今终于模糊了是非善恶的界限，堂堂正正做起了小人。

不久前，在下身上遇到了一件事情：一个高官的孩子，成绩不佳，初中结束，可能不能继续读重点中学的高中部了。遍寻各种关系和路子，包括组织部的，教育局的，当然也包括学校领导身边的人。但是十分令人失望：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返聘的老顽固，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分数不够，天王老子来求情也不行！最后，所有参与这件事情的人都感叹，都爱恨交加，哭笑不得：我们平时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大家都按原则办事，如今临到自己头上，才发现腐败分子其实也是有用的，至少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如果这个校长，跟千千万万普通校长一样，在权贵和金钱面前放弃一点点原则，一切就都大不一样了啊。哈哈。

大民被反问道：要是自己儿子呢？

这是典型地中国思维，中国反问。其实，即便是自己儿子，也不能放弃原则。这在民主国家是常情常理，在中国，就要大费周章讨论半天，很有可能蒙混过关。不久前韩国交通部长因为录取公务员时，疑似对自己的女儿走了后门，就被迫辞职了。这是民主国家和独裁文化的差别。我们经常把独裁归咎于领导者，其实，没有个普通老百姓，个个都是纯正的独裁和专制的拥护者、实践者。
网友被我追得紧急，缓了口气说：“原则这个东西，你说他有就有，说他没有也就没有。怎么做都是有原则，怎么说都是有原则，这个就是中国。”

大民义正词严接招道：“但是中国的文化人，比老百姓 多读了几年书，而且会写文章，要把道义担起来。不能把自己跟普罗大众相提并论。目前，最悲哀的是，文化人已经丧失了原则，不知道道义，也完全不想承担拯救灵魂的责任。

就这件事情而言，余秋雨没有错。不管他曾经让多少人失望，他在这件事情上，他在亡友的孩子上大学这件事情上，没有“大情灭义”，较好地坚持了原则，应该得到各方面文化人士的高度赞扬，模仿学习。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优劣，进而这个民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人士。

201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