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精神餐桌”上有些什么？

——关注“小三农”系列评说之一

文／大民

这题目看上去很大，实际上用不了几句话就可以回答。中国农民的“精神餐桌”空空荡荡。从历时的角度看，大致可以梳理出一个脉络来：

口头的民间说唱艺术作为农民精神餐桌的“主打菜肴”存在了两千多年了。书面形式的话本小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各个地方不同民族都有自娱自乐的形式，自生自灭的文化生活小窍门儿。农贸市场有说书的场子，城镇居民也有专门的歌榭楼台，农闲季节婚庆节日，村民们相约去听书的盛况一直是中国农村的迷人风景。

有线广播的普及应该是新建国后的事情，这是一个庞大的普及度很高的国家工程。一个小小喇叭盒连接千家万户，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各种文艺节目、新闻资讯都可以听到。诞生了一个独特的文学样式“广播剧”。有些村落集体买一个收音机，然后用大喇叭播放出来，全村人民“集体收听”广播，或者一边干活一边听。

接下来是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通过收音机听快书、评书、各种适合“听”的东西。刘兰芳女士的《岳飞传》和《杨家将》等长篇评书曾经是全国人民的精神大餐，谁家买了个收音机，都会在那个特定的钟点儿造成万人空巷的效果。那几年，很多商店半导体收音机的热销、甚至脱销都是有刘女士的评书引起的，其空前盛况，也许只有多少年后，为了听地地道道的英语而抢购短波收音机的大学生们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电视机的出现和普及直接导致了有线广播、无线电台的生存困难，一些地方县市的广播电台几乎撑不下去了。有一段时间我在电台工作，发现唯一可以找到听众的是直播类、午夜悄悄话之类的，还有是以传播性知识为幌子的细节描述型的电话热线咨询。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只用了十来年的时间，黑白变彩色、小的变大的，也实在于无声处高速进行着。如今，看电视已经成了中国农民不可或缺的几乎是唯一的精神消费。

以上的几种方式是先后继承的、单向度的，同一时间地点基本上不交叉不并列。

中国农民的精神消费基本上是“视听类”的，而且是免费的。在一些中小城市推广收费的有线电视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遑论真正的乡村农家。建国之前的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的书场子收费很低，其他的盈利性文艺演出也多举步维艰、效益很差，这直接导致了“旧中国”文艺工作者社会地位略高于娼妓的后果，甚至连乞丐都不如。建国后（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艺运动）政府发现了文学艺术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巨大作用，对发动人民打击敌人的投枪匕首功能，就把文艺工作者“养”起来了，一养五六十年。这些年以市场方式运作的文艺演出多了，灵活了、混乱了，很多体制内文艺工作者既有单位的固定工资和福利，又有体制外的“走穴”赚外快，地位更是如日中天，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名言大为流行，多少少男少女更是把从事演艺事业作为终生梦想，为了拿到演出机会而奋不顾身、不择手段的也有。

这些娱乐产品本身和生产娱乐产品过程中的边角料、花边新闻、名人明星的风流韵事，农民也喜欢听喜欢看，跟城里人一样。

中国农民不喜欢阅读书面文字，报刊图书在农村的销量非常之少。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细忖之，也不难理解。

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书面文艺形式的高涨热潮，很多诗歌报刊都可以出现在农民的床头案边，比如《黄河诗报》《星星》《诗刊》我都是在农家看到的。现在想来真是匪夷所思，那时候的诗歌报刊都有过百万的。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作家们跑到城里“向内转”或者食“洋”不化的时候，农民很快就失去了文字阅读的热情，那个刚刚培养起来的文字阅读的“胚芽”干枯了死掉了。

农民阅读文字（文学）的热情是很脆弱的，也许刚刚培育出了个胚胎。在赵树理、孙犁，也许还有浩然，一批立志为农民写作的作家那里逐渐唤醒了、培养了农民的文字阅读的兴趣和习惯。赵树理是自觉的为“文摊”写作，自绝于“文坛”。现当代文学史册上的鲁迅郭沫若张爱玲等超一流名家一般是不为底层人民写作的，农民也从来不买他们的账。老舍为城市底层人民（小市民）写作，赵树理等为农民写作。老百姓眼里的作家似乎就这俩人了。这些年一些关注现实生活的题材的影视剧也开始赢得了农民的喜欢，文字作品还很少，出版人无不痛心疾首望“农”兴叹。著名评论家段崇轩的文章《打破农民和文学之间的“坚冰”》，对目前文学创作不受农民喜欢的原因进有独到分析，他认为目前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农民的趣味相去太远，语言风格也太“拽”。我前几天把张悦然的新作《誓鸟》推荐给具有中专学历的农民阅读，他说“读不懂，没意思，说话很别扭”。故事类，读了之后能够转述给别人的文学类型比较受农民喜欢，这是仅有的几本《故事会》这样的杂志在农村也有人订阅的原因。

其实当代中国农民不读文学书（其他的书也不多，哪怕是农业技术类的），还有一个购买力的问题。毕竟让一农民花十几块甚至二三十块钱买一本书回家阅读，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很实用的实用技术图书，也要狠心咬牙才行。“特别实用的书，五块钱以内我差不多能够接受。”这是一东北地区的农民亲戚说的。他来我这儿串门儿，我没有什么礼物给他，他说：“你不是做书的吗？找几本不花钱的书给我吧。冬闲没事儿天天看电视都烦了。” （多么叫出版人兴奋的消息，农民竟然主动提出来要读书了！可惜人家说“要是有不花钱的书”，看来，免费的精神食粮成了他们的“习惯”了）。要培育农村的阅读市场，万里长征还没开始呢！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阅读文字的书报刊，除了内容和价格的问题要解决外，还有个“时间”问题。有钱且有闲，才是读书的重要条件。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回家来倒头就睡，连老婆／老公都荒芜了，还读什么书！而且这“有钱”二字，怎么权衡？有多少钱算是有钱？农民赚多少钱才能有心思购买图书阅读？这要认真调查研究才行，要什么指数、数据图表之类的来说话。买房子、供应孩子上学就业娶妻，自己的养老、医疗，方方面面，实实在在，天灾人祸，诚惶诚恐，一切都要自己解决，一切都需要终生为之挣扎奋斗。

综上所述，农民的精神餐桌上目前还是免费的视听类菜肴，文字类只是做个小点缀，如果文字阅读是赠送的小咸菜，也不拒绝，可惜没有。政府会不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教材可以出版城市版和农村版，给农民的图书也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薄利多销甚至用政府资助的方式出版（科研成果不是有基金赞助吗），特别有钱的企业家可以赞助希望小学，为什么不赞助一点儿图书给农民呢？各大出版单位的库存压货的数量早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为什么不以纸张价格送到农村去呢？就算是树立美好企业形象，并不是白扔钱。赔钱赚吆喝，有时候也是个很好的营销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