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朱镕基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

　　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

　　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

　　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还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直接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镕基的成就、思想和品格。

　　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19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19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

　　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

　　“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

　　最大的“地雷阵”是官员队伍

　　1998年3月11日，朱镕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

　　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

　　“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朱镕基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

　　可是不然。朱镕基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

　　可是朱镕基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朱镕基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朱镕基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

　　朱镕基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你们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

　　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能够“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

　　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

　　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朱镕基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

　　朱镕基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

　　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

　　部长们心中忐忑，问朱镕基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

　　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胡启立——此人在19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朱镕基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

　　这让朱镕基这位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