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黎汝胜帖）2011-04-06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中央文史馆馆员杨天石先生的文章《谁领导了辛亥革命》（以下简称“杨文”），该文对一直以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质疑，称“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

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临近之际，鉴于杨先生中央文史馆工作岗位的职责性，以及南方周末传播此文有可能影响后人正确的历史判断力，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很有必要纠正这种否定辛亥革命的错误思潮。

详阅、领悟杨文，我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杨文的目的是什么？他究竟想要说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是要告诉读者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那么简单，肯定还有隐含的意图在里面。可是文章自己不说，目的就是让读者自己去猜想。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人常把演义当历史，总能把美好的传说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久而久之，竟不免把黑变成了白，把恶变成了善，把魔鬼变成了神。这篡改历史的一幕，大概就是从说书人的书帽开始的，在今天，也许就是从文章的标题开始的。第一眼见到杨文的这个标题，第一反应就是：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吗？于是，你接着看下去。待你全部看完后，你也会产生同本人一样的疑问：文章究竟想要说什么？产生这样疑问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愿意去思考的人就更少，因为没有几个人愿意劳神去猜想。更多的人是——哦，原来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啊！——只接受结果。以后，当有人提到辛亥革命这件事的时候，他便只记得，并且会跟别人说：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禁使我想起小的时候学校里玩的游戏：传话。老师把一句悄悄话只告诉第一个同学，第一个同学再悄悄地告诉第二个，这样一个传一个，直到传给最后一个同学时，老师的那句话早就变了味了，甚至完全不挨边了，令人捧腹。

中国的历史就像这传话的游戏，杨文的作用就像传话中第一个起头的人，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错在哪儿，那只能这样一直错下去。中国的历史，有可能就会这样一点点地、无声无息地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看重自己的历史，至于谁担当编写历史这个责任，他们认为那是历史学家的事，这就给了心存不良的人的机会。而中国人民整天说着、唱着、演绎着自己的历史，能不烦吗？很多人根本不觉得烦，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于是便不时地加点儿作料儿，换换口味儿，最后变成了谁也吃不起的“满汉全席”，只有像杨先生等这样的大师才能去品味。话说回来，杨文的标题误导了读者，以为杨先生有了新发现：辛亥革命换领导了。其实不然，杨文的意思，领导还是那些领导，只是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原来以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而是杨先生所说的“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话，不仅否定了资产阶级，也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给否定掉了，虽然杨先生没有这样明说。因此，杨文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来否定以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达到否定辛亥革命性质的目的。然而，这还不是杨文的最终目的，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辛亥革命这顶桂冠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头上摘下来，然后再把它戴到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头上，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它的前奏而载入中国的历史。这样就把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上彻底地删掉了，省得它卡在那儿如噎在喉。

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杨文必欲篡改中国历史的险恶用意昭然若揭。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杨先生要否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那无疑是说：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是不是就要请杨先生来重新编写了？对此，我们必须要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前的清朝专制统治飘摇欲坠，革命风暴已经席卷全国。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清王朝的君主专制，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注定是一场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后来的五四远动也是这个性质的革命），这一点杨先生也是同意的。然而他却说：这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这就不免让人感到疑惑了。什么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民主”一词来自西方，原本就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口号，连杨先生自己也说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是杨文一面承认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一面又说它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民主革命是专指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制的革命。其实，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不重要，关键要看革命本身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革要求。即使它不是资产阶级直接领导，也无法改变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革命，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或者说，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人文等内外环境，亦即社会变革的条件。辛亥革命的动因是什么？一是清朝专制体制的腐朽没落而导致的贫穷落后，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民族危亡，三是来自西方的影响，包括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这样的内外环境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只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体的民族、民主革命，只能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中国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革命不可能是李自成式的农民革命，更不可能是陈胜、吴广式的奴隶起义。它绝不是以君主制的改朝换代为目的，而只能是彻底终结君主专制体制，走向民主的共和体制，否则袁世凯复辟帝制就不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迅速灭亡。尽管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还很落后，但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脱离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民主意识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制，但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最重要的。不论是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是康、梁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派的各地会党，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民主。这是他们唯一的共性。如果当时领导和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没有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那么中国会有辛亥革命吗？即使有革命，还不是洪秀全、白莲教式的宗教起义或异教斗争？因此，辛亥革命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所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像西方那样只能由资产阶级来完成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岂不是也要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才能完成吗？

杨文首先以革命党人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平均地权等），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汉人反对满人统治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三合体”，并且“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以此证明革命党人不是资产阶级。支撑这一论点的，是杨先生以为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始终避免出现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恶果，主张“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因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政府实行的‘新政’”。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满清王朝，在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种口号都是革命的策略问题。有目的就足够了，至于手段，不足以为凭。种族革命也好，民族革命也罢，都改变不了民主革命的性质。至于杨文所说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我们不禁要问：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寻求政治变革的政治革命和改造社会的社会革命吗？而非要“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会主义’”，才叫“主张‘社会革命’”吗？

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愿望更是远远落后于苦难的民众。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唤醒民众，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稳固的共和政权，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能够激发民众革命热情的，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类最贴近于民众现实生活的口号，才能使民众投身到革命浪潮当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满清王朝还没有被推翻，连革命政权都还没有巩固，哪有心思谈经济？革命者固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恶果，但他们力图避免的只是它的“恶果”，不是连资本主义都不要了。人民要民主，要共和，可是没有支撑民主共和的社会形式，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对于当时的革命者来讲，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其它模式可以借鉴，唯一可以走的只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至于杨先生所说的革命党人的理想社会是“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难道这不是资本主义吗？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杨先生所描绘的国家资本主义怎么这样眼熟？这不就是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难不成革命党人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就是今天这个样子？难怪杨先生要否定资产阶级，否定辛亥革命呢！也许在杨先生看来当初根本就用不着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搞社会主义就完了，何必那么麻烦。可问题是，即使革命党人的理想真是这样，那么在革命尚未成功，革命党人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就放弃资本主义去空想社会主义，可能吗？

其次，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问题。

杨文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他们“热衷的只是收回权利一类的爱国抗争和（君主）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也就是说，杨先生不否认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只是否认它的领导地位；并且依据孙中山、朱执信大骂资本家而反对将他们“定为资产阶级”的说法。从来没有人说孙中山是资本家，但谁都无法否认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因为这是由中国历史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人或某个学派说了算，就是孙中山本人也说了不算。杨先生等学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恐怕与他们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有关，他们喜欢像文学家或电影导演那样去揣摩历史人物和事件，脱离历史发展进程、孤立地看待辛亥革命和它的领导者。问题是，只要你无法否认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谁都无法否认，因为，孙中山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由他的身份而是由中国那段历史所决定的。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领袖们甚至没有亲身参加武昌起义，可是谁敢说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呢？

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由分布于各省的革命党人领导的，领导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大多是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人士等。这时革命党的各个会党、派别组织都是松散的，他们组织的武装起义也大多是自发的，因此武昌起义胜利后不到一个月，汉口、汉阳先后被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协议停战，派出代表谈判，辛亥革命从此由武装斗争转入政治妥协。

同盟会虽然没有直接组织领导武昌起义，但是反抗满清王朝的第一枪却是同盟会打响的。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到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次，虽然每次起义都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早已遍布全国。而革命派的其它各会党、派别没有一个能像同盟会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完整的组织和广泛的影响。而且同盟会组织的这些起义，每次都得到了来自海内外民族资本家的支持，特别是利用海外华侨的资金购买武器弹药和物资。可以说，没有同盟会的广泛影响就没有后来的武昌起义，没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就没有辛亥革命。因此，以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愿望和社会发展要求，而且代表了各革命党派的人民群众和立宪派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当孙中山12月25日从海外回国后，29日，17省代表会议就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

然而此时的清朝帝制还没有被推翻，辛亥革命还没有结束；即使宣统皇帝2月12日正式退位，辛亥革命也远没有完成，所以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因此，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它既不以武昌起义为开始，也不以皇帝退位为结束，更不能用一个孤立的事件（武昌起义）去判断“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而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事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确切地说，辛亥革命的爆发，离不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变革的积累过程，它必然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加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成长的基础上而开始，也必然是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统一的、独立的、完整的国家政权为结束。只有把辛亥革命看做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只着眼于谁领导了武昌起义，才能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不至于在“谁领导了辛亥革命”的问题上被忽悠。

为了证明辛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杨先生还引用了“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划分阶级的”的方法，提出了“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根据什么来为他们划阶级呢？能根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吗？”的问题。既然辛亥革命的性质是由历史决定，不是由其领导者的身份所决定的，那么还有必要像杨先生那样，非要为他们划定阶级成分吗？如果有这个必要，那么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成分，岂不是要划到地主、资本家那边去了？如果不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和他的世界观，他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吗？历史是不能任意摆弄的，真不知道杨先生这样的文史专家是怎么当上的？

作者：逐人（驱愚逐昧，追真逐理）授权黎汝胜补充整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