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亦称“三年自然灾害”。也有人干脆称为“饿死人的年代”。

从时间上定位：就全国而言，应准确地定在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间。

从名称上定位：称“三年困难时期”比较客观。

这三年时间，我已是10多岁的孩子了。由于刻骨的年代，也给我留下刻骨的记忆。甚至给我一生铸就了艰苦朴素的贱命，以至于子女们现在都常讥笑我为“老抠门”。

我一生都没有跳出过“农门”，现在还是标准的农民。只不过随儿女们享清福住在城里而已，我的心却永远都在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上。

按我年少时的行政区划，我是江苏省涟水县李集公社鲁桥大队何庄生产队人。

从现在角度看江苏，属全国发达的沿海地区。就我们苏北的形势，在全国也不算落后。

可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儿穷得就够苦的了。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坟茔有小鬼”。别看我们县的名称都是带水的，辖区内无山无水，只有一条肆虐几百年的废黄河穿越而过，给两岸人民留下诸多的伤痕和泪水。儿时的我，就能背上当时一首流行的民谣：“一片盐碱白茫茫，风吹沙土满天扬。草木不生穷等死，小伙何时娶新娘？”

因此，当时江苏省最穷的是苏北地区，苏北最穷的是“滨阜涟灌”，涟指的就是我们涟水县。而涟水最穷的公社是“李大红东”，李就是李集，我所在的李集公社首当为“穷老大”。而我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和公社都很远，非常偏僻。境内的土地十有八九都是盐碱地，称为“穷乡僻壤”很贴切。

再谈谈我家当时所在的何庄生产队：据我现在回忆和走访求证，我们生产队当时共有25户91口人。其中姓魏的1户4口，姓何的11户38口，姓卜的4户15口，姓仲的2户7口，姓鲁的7户27口。我们生产队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贫下中农11户，中农2户，被划定为地富成份家庭的12户，有四类分子帽子的4人。可谓是阶级斗争很复杂的生产队。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当时大人们相处得都很融洽，四类分子的子女还当生产队的记工员。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能发扬互相帮助的精神。

前边我已经说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县是全省最穷的县，我们公社是全县最穷的公社，我们大队又是全公社最穷的大队，象我们生产队有如此众多出生不好的人家，在全大队又能好到哪儿去？

众位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写小说，我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讲这番话的。我保证我说的是史实，都是有案可查的。大家想想，靠山的穷时能上山找些野果充饥，靠水的穷时能下海捞些鱼虾果腹。象我们这个地方，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地下资源没资源。就靠每人几亩薄地过日子。刚解放那阵子，农业技术和生产资料都很落后，当时还没有实行旱改水，土地盐碱化也很厉害，乡亲们都称为“秃子地”。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是玉米、高粱、三麦、大豆、胡萝卜和山芋。由于土地缺少肥料（当时根本没有化肥），种什么都歉收。三麦长得象狗尾巴草，胡萝卜只有小拇指粗。一年下来，平均每人只能分到100来斤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三两多。可想而知，这是什么样的苦日子。因此，我看到现在的孩子这也不肯吃，那也不想吃，连猪狗吃的都比那时人吃的强一百倍。我总要念叨几句“阿弥陀佛！罪孽！罪孽！”

话扯远了，还说说“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生活状况：每人每天不足三两粮食，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一天两天可以，一月两月能挨。一熬就是三年，总不能做着等死啊？怎么办？向海陆空要“粮”。海就是到沟渠河边挖柴根吃，陆就是到野地里挖野菜煮，空就是爬到树上抹树叶炒。不怕你们笑话，草根、树叶、树皮老卜头都吃过。野菜，槐树花现在是城里人美食，那时也是我们争着抢的美食。现在城里人是好的吃腻了返朴尝鲜，那时我们顿顿都能有野菜和槐树花吃，日子就很不错了。我们当时吃树皮的方法，用刀子从树上撬下皮（榆树皮居多）晒干，再上碾碾成粉，用粉煮稀饭或做馒头吃。那个苦涩味，现在提起来还一阵恶心。长时间吃了，连屎都拉不下来。

想想看，人常吃这样的饭，能不生病吗？轻的头晕目眩，两腿无力，呕吐恶心。重的浑身出现浮肿，两眼肿得还有一条缝。我们生产队得这种病的不亚于有六七个人。说也奇怪，最后大部份也都不治而愈。只有一个叫鲁家兵的人死于此病。我记得他个头很大，听说饭量也很大，常吃不饱。当时大家的口碑，也认为他是活活饿死的。

这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中，我们生产队饿死（直接原因是浮肿病）的唯一的一个人，其他都幸运地存活下来了，而且成份不好的没有一个被饿死。按我们生产队当时总人口计，应是91：1的比例。

所以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真有的事。如果说饿死了三千万甚至更多的数字，那又是不实之词了。按照我国当时6亿多人口计，如果死了三千多万，平均二十人中就要死一个。显然比我们生产队的比例要大得多。有人会问，你们生产队的条件当时在全国就能算是最差的吗？我在上边已经分析给大家听了，在江苏省我们应该是最差的。你们可千万不能以现在的江苏条件和西部尚不发达地区的条件作为参比系数噢！现在的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不大可能超过沿海内地。理由我在前边都已讲了，靠山吃山嘛！因此我们生产队当时在全国不算最差的，也绝对不是最好的，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再说，当时在全国饿死的人大都发生在农村，那时全国的农民人口数约为5亿多。这样一分析，当时到底能饿死多少人？大家一掐一算，心里都会很明白：所谓“全国饿死三千万”明显是扩大之说。

如果还有人认为我是不尊重历史事实，我再教给大家一个求证的方法：如果你家在农村，你可以问问你们生产队在“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是哪些人？和当时生产队人口总数之比是多少？由此及彼，便可知“三千万之说”能不能站得住脚了。

我还要补充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但人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很好的。杀人放火，拦路抢劫几乎没有出现过。之后时间不长开展的“全国学雷锋活动”更把社会风气推向史无前例的大好局面，至今仍令人赞扬。

最后我要说说1959年至1961年为什么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比较客观？

翻开新中国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国库能带的都被他带走了。给毛泽东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的穷摊子。加上美国配合蒋介石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几乎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破坏，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领导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还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到了1958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使人民尽早地过上好日子，不切实际地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犯了急躁冒进的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全国大炼钢铁，大上一批重工业项目（由此也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浪费了资源，紧缩了银根。到了1959年，这种恶果有所显现。本来毛主席已有所警觉，准备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由于政治上千变万化的复杂性，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分歧，苏联开始向我国步步逼债，国内庐山会议上出现的党内严重斗争，把天生倔强的毛泽东同志又逼到了左的路线上。经济建设又被首先要解决好走什么路的政治运动冲淡了。最后全面导致“三年困难时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在这三年里，全国之大，自然灾害也在所难免。故而“三年自然灾害说”也有存在的理由。但从总体范围讲，还是称“三年困难时期说”站得住脚。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因素，有美蒋的破坏，有苏联的失信，有毛泽东的失策，有党内副手们的失职，也有老天爷的干扰。。“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面对当时内外交困的艰难局面，也只有毛主席才扛得住。事实上，到了1963年，全国形势已大大好转。

由此，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一人身上是很不公平的。

何况当时饥民们大都能理解政府的难处，如此饥寒交迫，没有群访事件发生，也没有向共产党示威造反的。毛泽东更没有派一兵一卒镇压过任何饥民。毛主席在三年困难时期坚持不吃肉的故事更令人为之动容。

历史是人民写的，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同胞们，祖国强大了，农民富裕了，纪念你们最实际的行动应该是：记住苦难，杜绝腐败。不能在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中得意忘形，争权夺利，丧天害理！（白云仙子卜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