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警察在地铁口查验身份证。
原标题：“坏警察”突然显得多了，是进步还是倒退？
近一个多月，“警察”二字似乎都是舆论热词。
从人大硕士涉嫖猝死，到兰州警察“打屁股”事件，再到深圳警察传唤两女孩……平均几天一起的负面事件，让警察的形象在舆论场里，受到严重冲击。警察什么情况下可以查验身份证？如何安全地围观警察执法？遇到警察不规范执法怎么办？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假警察”？一个个问题在朋友圈热传，折射出的，是警民双方的焦虑与不安。
难道你不好奇，为什么“坏警察”好像瞬间多了？警民之间的信任，似乎已经受到伤害，我们如何重塑新型警民关系？
“坏警察”显得多了，是进步还是倒退？
很多小伙伴后台留言，问长安君怎么看待近期不断曝出的“坏警察”现象。长安君（微信ID:changan-j）的观点是，这首先肯定不是社会的倒退，恰恰是，社会监督的环境在进步。
有监督才有曝光，有曝光，才有机会让“坏警察”显形。中国有近200万警察，每天都在执法，不规范的行为，之前就没有吗？显然不是。而近一个多月里，“坏警察”的总数，真的骤然增多吗？也未必。但舆论场上，涉警的负面新闻频频被推到前台，其实是多重因素的“合力”——
首先，从最浅显的层面讲，舆论场有集聚效应和联想效应，一段时间内被公众集中关注的某个群体，会被媒体投以更多注意力。小伙伴可能还有印象，在“富士康n连跳”占据舆论头条时，似乎满世界都是“富士康”；在“精神病肇事”引发全民焦虑时，精神病患引发的“事故”，似乎接二连三；在“患者砍杀医生”被广泛围观时，全国各地，马上会集中涌现一批“伤医案”。背后除了一定程度上的效仿效应，更多是“关注力”不一样了。越关注，就有越多涉警负面事件“上头条”：“上头条”越多，公众越关注，相互加温。
其次，从警察职能角度讲，他们处在社会矛盾的最前沿，是与老百姓“打交道”最多、“冲突”也最为直接的群体，发生负面事件的几率更高，所承载的不满也更多。公安机关是国家授权的暴力机关，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为密切的行政部门之一，拥有相对广泛的行政执法管理权和刑事司法权，是最需要规则的。但在规则不细、警力少、压力大等多重现实之下，作为个人的警察，不规范执法，相对更容易发生；作为一种公权力符号的警察，则经常成为公众不满的直接承受者。
于是，在近期“全民围观警察”的氛围中，涉警新闻，无论是非曲直，都能引起网民热议。也有谣言和掐头去尾的信息，掺杂其间，因迎合情绪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坏警察”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要扭转，却非一日之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权利观念在变，社会的监督环境也在变，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让“坏警察”得到曝光。时间倒回到几十年前乃至几年前，“监督警察”观念都没有今天那么普及，那么深入人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法治意识的提高，公众从“不知维权”实现了“我要维权”的转变。科技的发展，更让我们跨入了“人人有手机，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时代，以往，由于传播媒介的相对落后，舆论环境的相对苛严，人们的耳朵相对闭塞。如今，当警察处置街头案件时，总会发现有众多的手机在拍摄，警察一旦有不规范的执法动作，往往会第一时间上网。
一句话：“坏警察”显得多了，其实，是舆论环境更开放、监督环境更好、老百姓法治意识更强的折射。
警察执法，该不该被监督？当然应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监督都是最好的防腐剂，也是让这支队伍不断改进的最有力“外压”。
这就是为什么，“坏警察”在舆论场上好像瞬间增多，但长安君依然能对这支队伍的整体，抱有信心。
对每一个参与监督的小伙伴，长安君都要点赞！
公民权和警察权，怎么共处？
不容回避的是，尽管“坏警察增多”这一设定并不成立，但警民互信，已然被撕开伤口。
自人大硕士涉嫖事件后，不少老百姓担心：我正常出门遇到警察，会不会被“执法死”？所以，反抗成了某种“下意识”；不少警察则疾呼：如果公民“不配合执法”成常态，让警察怎么工作？僵持的后果，是恶性循环。而且，代价已经付出。
以后，警民之间还能心平气和地共处吗？长安君觉得，这并不容易，除非我们拿出杀手锏——法治。
抽象吗？并不。它很具体，对警察和老百姓，它都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权利各有边界，二是权责大致对等。
先说权利边界。大概谁都认同，社会治安相关的权利与义务，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定位。不言自明的是：作为“被滥用危险较高”的警察权，理应首先被关进更紧的笼子。作为警方，如何应对新的依法治国要求、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后的新形势，需要自身许多素质的提升；更需要一套“鼓励监督、依法查实、秉公处理”的制度。因为，警察权的无限扩张，将直接伤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依法扎紧警察权的笼子，显得格外直接、迫切和必要。
另一方面，“法治”意味着，公民权就能无限扩张吗？不，它也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作为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当他们的声音在舆论场权重渐高时，当权利意识提升之后，法治意识、义务意识是否需要同步提升？比如，用拍照的手段监督警察执法，没问题；但若妨碍到现场执法，或者进行“挑衅性拍摄”，甚至在现场抗拒正当执法，或者在网上发布虚假涉警信息、造谣生事，那么，同样可能付出法律的代价。
长安君不认同一种说法叫“造谣倒逼真相”。对不起，造谣就是造谣。在法治社会下，这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正当权利”，这是被扭曲观念浇灌的“恶之花”。
法治之下，警民互有什么义务？
法治之下，权责要大致对等。换句话说，警民双方要心平气和地共处，同样互有义务。
什么叫“权责大致对等”？不妨用“控枪”来举例。前几天的美国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是否应该控枪”的讨论，最终，“不控枪”的观点占据上风。做出了这一选择，意味着公民也应同时做好“承担起相应后果”的准备。没有一种选择是“百利而无一弊”的，区别只在于，能否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只愿享受利好而不想承担义务，不是法治社会下成熟的公民心态。
回到中国的警民双方，同样是“有权必有责”。
对警察群体而言，既然被法律赋予了管理、命令、指挥、处罚等各种执法权力，那么，就必须负规范执法的义务，有“接受严格监督”的心态。日前，中央深改组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就是从法治角度，在給警察执法“定规矩”。有了细化的、可操作的执法规则，规范执法这一义务，才能落到实处，执法公信力才能不断提升。
而警察自己，也理应把“监督”视作常态。只要公众监督是合理的、善意的，“抢夺手机”这种不自信之举，最好还是少些。
前几天，一些声音在呛声警察自媒体。但长安君看到的是，部分警察自媒体的发声，是很恳切的。比如公号“超级小青年”说：“作为一名把最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公安工作的前警察，我太了解公安工作的辛劳了。我要说的是，公众没有理解警察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警察也没有要求别人一定要理解自己的权力……其实除了警察，又有多少行业不辛苦呢？农民辛不辛苦？外来务工人员辛不辛苦？中小企业主辛不辛苦？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
试图用“苦情”让老百姓理解警察的辛苦，是情；通过有效监督让老百姓真正信任警察，是法。后者更可靠，也更值得遵循。
对老百姓而言，咱们在警民关系中同样负有义务。
几个鲜为人知的数字是：去年，中国的杀人案每10万人0.7起，与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瑞士相当；98%以上的境内暴恐事件，都在萌芽阶段就被警方打掉了。一个最直观的体验是：无论白天黑夜，你脚下的土地，几乎都可以让人安心漫步。这是很多西方国家做不到的。
平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人在负重前行。你也许不知道的是：中国警察平均每年牺牲400多人。去年，这个数字是438，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6.3岁。
法治社会下，义务必伴随权利而来。“配合警察正当执法”，就是公民对社会治安的义务。现实中，有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用媒体来保护权益，另一方面，却不适应法律上的各种规定；一方面，对侵害自己权益的违法行为“咬牙切齿”，另一方面，自己依然能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仍怀着“有困难找警察解决”的惯性，另一方面，却缺少对警察必要的信任，对“警察执法在前，公民存疑在后”等原则，不了解、不配合。
或许，警民关系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节点：不重塑，无以前行。因为我们都认同，如果因为少数而否定了多数，因为“个案”而因噎废食，苦果，最终将由整个社会买单。而警民双方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如果能在法治的旗帜下，形成共识、形成默契、形成良性互动，就会重锻出新的警民关系。让每个人，都免于恐惧。
村上春树有句名言：“在鸡蛋与高墙的碰撞中，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这话听起来很有情怀，但，在很多语境下，鸡蛋不弱，高墙不强。长安君认为，鸡蛋不应该每次都是“正确的选择”，法治，才应该是“定海神针”。
你好，警察！你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