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树凯 

摘要：毛主席用林彪用“四人帮”还用别人，就是那句老话，借“钟馗打鬼”。

在“文革”史研究中，学者常常把上层政治人物划分为不同的阵营，或者说是派系。大致而言，林彪为首的军方高层为一个阵营，有的称为林彪集团；江青为首的新崛起势力为一个阵营，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还有一个所谓老干部阵营，前期周恩来为首，后期邓小平为首。超然这些派系之外的则是毛泽东。

按照晚年纪登奎的谈论，毛泽东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运作，他根据需要来调动、利用这些力量，有时候倚重这个阵营，有时候利用那个阵营。至于纪登奎，则是作为一种特殊力量被毛泽东使用。纪登奎的这种位置角色，越到“文革”后期，似乎越加清晰，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纪登奎在“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处理上。这似乎正是纪登奎官场生涯的尴尬与风险所在。

（一）

纪登奎曾谈到，晚年毛泽东基本上以对“文革”的态度来划分亲疏，而支持或者反对文革，则关键看是否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毛泽东看来，江青、张春桥等人更能代表他的思想路线，但是，又认为他们并不可靠，知道他们难以成事。毛泽东后来选择了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在政治上拥护文革的政治路线，同时又容易实现在权力体系中平衡。华国锋并不极端，容易被各方面所接收。以毛泽东之“英明”，他在前期的重大运作中都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想打倒谁就能打倒谁，想扶持谁就能扶持谁，可以说是取得了政治斗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甚至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从最后结局看，毛泽东失败了。虽然华国锋被委以继承大统之重任，但是终于难孚其望，未能屹立不倒。毛泽东借以发动“文革”的政治路线，也被彻底否定。

华国锋

纪登奎晚年，说到毛泽东的政治结局，是很为惋惜的。他特别强调，他一向认为毛泽东设计的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曾经心里有些不解或质疑，但是马上就否定了自己，因为“主席那么伟大，自己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主席正确”，或者说 “主席那么伟大，都犯了错误，我不可能不跟着犯错误”。他正是从这个角度，总结自己在毛泽东面前是“奴隶主义”。当然，对于纪登奎的这个解释，有些人是质疑的。

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纪登奎进入中共高层。“九大”在文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九大”的召开，宣告刘少奇彻底垮台，也标志“文革”第一阶段结束。有研究者认为，“九大”之后，毛泽东发动文革基本目标已经达到，甚至认为，若论毛泽东本意，“九大”后可以说“文革”基本结束。但是，事情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九大”之后，高层政治斗争进入了新的复杂阶段，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欲罢不能。“九大”之后，高层派系斗争更激烈了，主要是林彪派系力量大增，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派系也成为气候。总体上，所有派系都为毛泽东所驾驭。就纪登奎本人来说，不是林彪派系，也不是“四人帮”派系，也不属于失意的老干部一系。那么，从“文革”中政治阵营的视角看，纪登奎究竟属于哪个阵营？这在研究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纪登奎实际上是属于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上他，“四人帮”就变成了“五人帮”。但是，很多人不这样认为。如果非要说纪登奎属于哪一派系，则似乎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系。在开国上将、文革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看来，“九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实际上是党内宗派集团的组合，其中林彪派系和“四人帮”派系占了政治局成员的半数多，纪登奎则是单独被毛泽东作为“解放干部”放在政治局的。

中共九大上的毛泽东和林彪

张爱萍认为纪登奎不属于某个“党内宗派集团”即某一派系，并表示他对于纪登奎没有好感。中共“九大”被毛泽东称为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但在张爱萍看来，恰恰相反。“九大”召开的时候，张爱萍正被关押，他在监狱里对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构成做了分析：“九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上，有这样两组人马赫然醒目，一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另一组是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不算毛泽东的24人中，他们占据了政治局一半的席位。剩下的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张爱萍晚年对儿子张胜说：“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是个宗派集团。非常典型的党内宗派集团。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张胜著《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张爱萍对当时高层领导集团的洞察和评点令人惊叹，如果没有高层政治经验的人，难以做出如此清晰敏锐的概括。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派系分析方法是少见的，主要是所谓路线斗争范式，或者是统一沿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范式；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中，派系分析是重要范式，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邹谠的研究。近些年来，更多学者在用这种框架分析中共高层政治，如傅士卓（Joeseph Fewsmish）等人的研究。可以说，张爱萍的这个分析，从高层政治的亲历者角度证明了派系分析的现实基础。

张爱萍用宗派视角看待“九大”，给我们的思考重要启发。历史地看，这些权力阵营，或者称为宗派，或者称为派系，在中共历史上是一种贯穿始终的存在。并不是说有了“文革”才有派系或者宗派。无非是在“文革”中间，权力斗争特别激烈，派系表现更加突出而已。实际上，这种派系或者阵营的存在，不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后，其实都是异曲同工。在不同时期，形式或隐或显，实质则一脉相承。派系不仅存在于中央层面，也存在于地方层面。高层权力派系和基层权力派系，虽然斗争的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逻辑并无二致。因为派系形成于政治体制。体制存在，派系就必然存在，派系纷争就无可避免。高层权力派系间的斗争，有时候围绕政治主张不同展开，即所谓政见不同，可以称为政争；有时候虽然政见相同，但是斗争依然激烈，这种斗争不涉及政治见解分歧，主要是围绕权力本身展开，则可以称为权争。在某些情况下，政见不同的双方，会因为特定需要站在一起，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政争与权争常常发生奇异的组合，有时权争服从于政争，有时，政争服从于权争。在中外政治史上，甚至在晚近以来党史上，这种情况都发生过。

（二）

在“文革”期间的中共高层诸多派系中，纪登奎是阅历相当丰富的高层人士，因为他受到毛泽东重用，在党政军系统都有重要职务，既与林彪系统有直接交往，也与“四人帮”有更多共事，后期还与邓小平共事。但从派系色彩来说，纪登奎本人似乎并不清晰。

纪登奎曾经深度介入林彪案件的查处。1969年6月纪登奎从河南调入中央，到1971年9月林彪事件爆发，中间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与林彪系统交往比较多。纪登奎在进入中央初期，主要精力是处理省里的派性问题和武斗事件，调停“文革”中的地方内部矛盾。在这个过程中，纪登奎与“支左”的军方打交道比较多。纪登奎深度介入军方事务，是在进京一年之后。1970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授意，纪登奎与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中组部业务组长郭玉峰起草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命令。随后，毛泽东委任纪登奎为北京军区政委，接着， 毛泽东又让纪登奎出任中央军委领导成员。纪登奎经常说到他担任军职的一些事情。

纪登奎说，毛泽东在搞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一天半夜，突然把他叫去，就在毛泽东住处的游泳池，问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以后，下面有什么反应，也问纪登奎自己有什么看法。纪登奎说，下面没有什么意见，都说这样很好，他自己也认为这样很好。毛泽东说：“不会这样简单，调动以后，有三种可能：一种是服从调动；一种是不服从调动；一种是带三千辫子军进京割了我的头。”在这里，毛泽东用了1924年张勋率军进京复辟的事情，来比喻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纪登奎说，虽然此前受毛泽东指派参加一些军方工作，但是，他从来未想到这些司令员会抗命不从，甚至会因为调动出现军队动乱。我问纪登奎：“毛泽东为什么说这些将军可能进京割他的头？难道仅仅是从这个军区司令调到另一个军区当司令，就会造反？文革中有些将军不是撤了职，甚至关进了监狱，也没有见到谁在造反啊？”纪登奎根本不理睬我提出的问题，反过来问我：“你说呢？”然后很专注地看着我，就像小学老师故意问小孩子一个问题。我无从回答，说：“我哪里知道”。于是，他不再搭理我的问题，又开始说别的事情。

纪登奎还说到：“林彪事件以后，我主持林彪专案组的工作，一段时间里，几乎全部精力是处理这个案件的事情”。他说，他是林彪专案组副组长，周恩来才是专案组长，但是，因为周恩来事情太多，林彪专案主要是由他抓工作，并随时向周恩来汇报。通常，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事件的查处情况，是纪登奎和周恩来一起去，但具体汇报是纪登奎。他还说到，林彪案件牵扯到很多人，被处理审查的人员，不仅在中央，也在地方，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地方上，不仅有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有一些普通人。有些人，甚至莫名其妙被关押了十多年。从他的交谈中，隐隐可以感到，他主持这个案件的审查处理，得罪了不少人。

从我的有限了解看，纪登奎在文革后期，基本上是游走于“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或者说，他试图两边都不开罪。一方面，他虽然与“四人帮”过从比较密切，但是，并非属于“四人帮”的圈内人；另一方面，在邓小平二度复出时，他虽然配合邓小平做了一些整顿工作，但是，在有关重大问题上，他并没有与邓小平建立起信任。“文革”后期，有一句很响亮的政治口号，叫“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并以此来论证毛泽东的“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根据纪登奎的说法，“四人帮”抛出这句话，是确有所指的。这里所谓“走资派”，主要指重新上台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投降派”则是指他，因为那段时间里他协助了邓小平，当然也有说法是“投降派”主要指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当然这并不矛盾，因为“投降派”可以不是一个人。

（三）

据说，在清查“四人帮”初期，纪登奎也曾经被作为“四人帮”派系怀疑过，但是，随着清查推进，纪登奎与“四人帮”关系的轮廓逐步清晰，他就被从四人帮的牵连中剥离了。有力地廓清纪登奎与“四人帮”关系的，是清查“四人帮”过程中的一系列事情。根据河南省委党史办资料，其中关键是两件事情。

一件事是纪登奎在家里谈论当时的高层政局，被次子纪虎民（毛毛）说了出去。1976年春夏，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基本不能视事，高层政局动荡诡秘，纪登奎无法工作，在家养病。7月初，纪登奎的二儿子几次到军委总参第一招待所看望一位来京治病的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问：纪副总理现在怎样？毛毛说：“我爸爸从批林批孔时就看出了江青等人有问题，就挨了一次整。华总理当前工作不好开展，中央内部老派和新派斗得可激烈啦。毛主席去世后，邓小平还有可能重新上台，他对造反派是很不感兴趣的，特别是对那些不搞生产的头头更恼火。我爸爸认为不管将来谁上台，都要镇压、都要稳定局势”。这位副部长回河南后，将在北京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别人。 

纪登奎与华国锋

结果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一个负责人给姚文元写信，告纪登奎的状。姚文元看了这封信，精神极为紧张，他担心毛泽东去世后，他有“垮台的危险”，终日心惊肉跳。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在审讯中交代说：“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看了以后百感交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在清查“四人帮”问题时，这封写给姚文元的信，对于廓清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件事，也是纪登奎在家里谈论时局，清查“四人帮”中被披露出来。1976年7月22日晚，纪登奎在家中接待了洛阳地委副秘书长任茂松（纪登奎任洛阳地委书记时的秘书）。纪询问了河南洛阳一些熟人的近况，拉了一会儿家常话。任茂松问中央内部情况。纪登奎说：“主席病很重，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张（春桥）控制一切，他不听华国锋的。叶帅、先念没有工作，在家休息，肚里有气，也不吭声。华国锋很作难。邓（小平）这次上台，还是他那一套，毛主席批评他还是黑猫白猫，不抓阶级斗争，把他搞下台。但中央保邓势力很大，批邓搞不下去，斗争很复杂。北京气氛很紧张。老干部并不服气，他们也没有闲着。哪有那么老实的，都在准备，现在时刻有掉脑袋的危险。将来看主席逝世以后怎么发展吧，还有一场斗争”。从这些谈话资料中可以发现，在毛泽东去世前后，高层政局诡秘多变的时刻，纪登奎其实有一种看客心理，既非“四人帮”派系成员，也不支持“四人帮”的做法，但是，他与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系也有相当距离，不归属于老干部一系。

其他一些资料，也显示出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若即若离，或者说，在邓小平复出推行“全面整顿”期间，纪登奎基本上支持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当时的副总理谷牧，晚年曾在回忆录中谈到纪登奎与江青的矛盾。1976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工业交通系统“批邓”和生产情况。他的汇报首先受到张春桥的严厉指责。谷牧写道：“因为这个汇报稿是经过纪登奎同志批准的，纪登奎在会上为这个汇报稿做了辩解。江青气冲冲地指着纪登奎说：你看过《画皮》吗！你就是在给他们画那张皮！”（《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第251页）。毛泽东去世之后，在讨论毛远新去留和江青具体工作安排上， 纪登奎支持了华国锋。”但是，在对于“四人帮”采取强制措施问题上，纪登奎表现得又不够明确坚决。根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初，华国锋在一次与纪登奎、吴德的谈话中，曾经说到过要采取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纪登奎当时的表示是：恐怕这几个人也要区别对待。可能是华国锋由此认为纪登奎对于处理“四人帮”态度不明确，甚至要为某个“四人帮”成员开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对纪登奎心存芥蒂。总体来看，在“文革”后期，纪登奎与“四人帮”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其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四人帮”更受到毛泽东的信任。纪登奎在高层行事更多地以毛泽东意志为依归。

从纪登奎言谈话语间可以听出，他虽然与“四人帮”关系近些，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四人帮”的思路和能力，相反，在经济工作和思想路线方面，纪登奎更认同邓小平代表的务实主张。纪登奎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在文革中下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共事。后来邓小平复出工作，很快又被打倒，所以，纪登奎与邓小平交往时间不长，似乎也谈不上什么交情或者友谊。在日常闲谈中，纪登奎谈到邓小平并不多，尤其是很少说评价性的话语。他曾经不止一次提到邓小平的，主要是两件事。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纪登奎是内部程序的经办人。纪登奎说，1973年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他根据毛泽东授意写的请示报告。这件事后来在别的文献里也有记载。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承认错误，并希望能出来工作。14日，毛泽东阅后批转周恩来，毛泽东说：“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这件事。之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谈话精神，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周恩来看了之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周恩来身边的四十年》，童小鹏著，华文出版社，第690页）。邓小平复出不久，即开始全面“整顿”工作。其中，率先打开局面的铁道部长万里在徐州整肃“造反派”，实现了铁路畅通。此后不久，纪登奎根据邓小平安排去解决浙江问题，在那里整肃了省里的造反派，扶持谭启龙等老干部担任新的省领导。纪登奎在浙江的整顿工作效果显著，受到邓小平肯定。他采取的整顿办法，特别是严厉惩处造反派头子的办法，类似万里在徐州的办法。纪登奎说，因为整肃造反派领导人无法从正面下手，就从其他问题上的找突破口，如出身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和经济问题等等，通过这些问题把造反派负责人制服，为恢复生产秩序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纪登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邓小平报请毛泽东同意，把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认为不适宜接班的王洪文，安排到纪登奎负责的浙江工作组，参加处理浙江造反派的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已经失势，在浙江工作组中成为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的属下。

但是，纪登奎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并没有配合邓小平。在晚年闲谈中，纪登奎多次提及这件事。邓小平复出以后，作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纪登奎作为副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协助邓小平工作，但是情况不那么简单。因为，毛泽东还在，周恩来还在，“四人帮”还在，从多个方面讲，邓小平地位不稳，权威有限。严格地说，纪登奎并不完全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纪登奎说，在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让邓小平搞一个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主要是对“文革”做出评价。纪登奎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放心，担心邓小平以后会翻“文革”的案，所以让邓小平做一个结论性的东西。邓小平显然不情愿做，但是又不能不做，就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终于不能一拖再拖了，于是邓小平让纪登奎来搞这个文件，解释说，他在“文革”初期就不再工作了，对于文革的全过程缺乏了解，纪登奎来搞比较合适。纪登奎并没有当场拒绝，但是也没有直接答应下来。纪登奎的办法也是拖着不肯做，后来邓小平又催他。这时，纪登奎对邓小平说：“这是主席让你主持写的东西，由我来搞不合适，如果主席知道了，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看法”。纪登奎谈到，这件事可以说关系重大，邓小平对他很不高兴。毛泽东显然察觉到邓小平对于“文革”的否定态度，曾安排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批评指责邓小平。后来，毛泽东曾表示，虽然邓小平承诺“永不翻案”，但是“靠不住”。

1976年春天，邓小平第二次被毛泽东撤销职务。当时，华国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纪登奎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的时候，批邓和处理万里等人的一些工作是纪登奎直接主持的。包括国务院召开的一些批邓小平的会议，也是纪登奎主持，对于万里等人的处分，是纪登奎具体经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些事情成为万里等人指责纪登奎的重要因素。1983年9月，纪登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铁路问题，是郑州，万里、建勋和我三人共同议定的处理意见，本来是正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批评‘郑（州）、兰（州）两局处理错了。破坏了生产关系，从而破坏了生产力。’我错误地照毛主席的指示，批评了万里同志。此事，我已多次做了检讨，我已向中央检讨三次了。向万里同志道歉。我应负主要责任。”

纪登奎退出高层，来九号院做研究员之后，单位里的一些老干部曾有议论，说纪登奎的工作安排不怎么样，是因为他与邓小平关系不好，特别是当初邓小平第三次出来的时候，纪登奎没有说好话。但是，我在与纪登奎闲聊的时候，曾经试图求证，斗胆问道：“邓小平这次复出之前，您还在位，并且与华国锋关系很好，当时您赞成他出来吗？”他只说：“我怎么能不赞成”。再无多话，就转到别的话题了。关于纪登奎与邓小平的关系，显然不会这样简单，但是纪登奎从来不具体说。

1987年“五一”晚上，纪登奎和我一起看电视。他从电视节目又说起了毛泽东和“文革”中的事情，他越说越兴奋，说到：“毛主席既起用林彪，也起用“四人帮”，还起用另外的人，目的和用意很清楚，就是那句老话，借“钟馗打鬼”，干掉那些他认为有威胁的人。”纪登奎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谓掷地有声，至今我连他当时的神态和手势都记忆犹新。他接下来说，政治人物的言论，是要根据情况转换来对待和分析的，因为这些话是在特定情况下，根据特定需要来说的，毛泽东如此，其他政治人物也如此。1980年代中期，正是意识形态领域和实际工作领域“左”“右”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在纪登奎看来，左派打右派也好，右派打左派也好，左右两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依据，但是，从更高的角度看，高层领导人也是在利用左右两派，有时候用左派，有时候用右派，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历史地看，政治问题当然有是非曲直，但具体来说，政治人物的很多言行则无所谓真诚或正直。纪登奎反复说到，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的那些年，越到后来，越不能辨别和判断毛泽东的话语，不仅毛泽东对他说的话难以琢磨，而且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难以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