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请看基辛格评价毛、邓

　　——读基辛格《论中国》札记

　　历史本是客观实在，但人们由于的阶级地位、价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在评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就自然之理了。前两年，我国对他们诞辰的纪念，政治景观那么不同，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在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俾女，公道自在人心。

　　不识庐山的真面目，只縁身在庐山中。这里，不妨换一角度，看一看基辛格是怎么论毛、评邓的，抑或会有些许新意，甚至还很有裨益。

　　大家知道，在国外众多的“中国通”里，基辛格名声最大。他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的“功臣”。1977年前先后访华8次，受毛泽东接见就多达4次。“改开”以来，又无数次访华，也多次与邓小平会面，自称“我和多数美国人一样，曾有机会观察邓小平在过去15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论中国》，第416页)

　　2011年，基辛格推出大部头《论中国》专著。其中，很多地方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观察、比较和评价。当然，他作为美国前国务卿，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诚如毛泽东所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比较友好，因而诸多评论，亦较客观，有的地方似还眼光独到，入木三分。本文摘集基辛格怎么论毛评邓，供一家品读、欣赏。

　　(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基辛格认为，在中国现代 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先看，毛泽东怎样“彻底改变中国”。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彻底”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破坏了“旧制度”，建立了“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他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积贫积弱，弱倍受欺压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

　　“1949年，从农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它将中国带进了新时代。它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泽东。他强势而冷峻，是诗人也是战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他把中国领上了一条急遽动荡的航程。直到这段痛苦艰难的时期结束，中国才得以逐步地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论中国》第86页，以下凡本书，只注页码)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宣布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他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贵得多，尤其那些科学技术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中，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日本刚投降，美国即抢在共产党军队的前面，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方重要战略城市。然而，毛泽东的最后胜利，证明了美国对华战略失败，华盛顿痛心疾首，随即展开了一场关于：‘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第91—92页)

　　基辛格还说：“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论其结构，它是一个政体;论其实质，它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论其战略地位，它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边界绵延，但又缺乏足够手段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威胁。”(第83页)

　　这里所谓“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新就新在它是工农劳苦大众“执掌的中国”“破坏了旧制度”，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

　　其次、基辛格看到，毛泽东建国后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寸土不让”，“而且总的说来取得了成功。”他“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令人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

　　这就是他所说的：“当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还有与缅甸接壤的地区还没有解放。苏联在东北保持着势力范围，包括在战略要地旅顺港驻驻着占领军和舰队。毛泽东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喜马拉亚山脉的边界地区和北方地区——奉行国内的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第92—93页)

　　这是毛泽东“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的结果。

　　他说：毛泽东的战略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正是这些最传统的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陈营，只要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第95—96页)

　　基辛格说得很对。毛泽东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无所畏懼，“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并“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

　　这里，所谓“在朝鲜半岛”是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纠集的16个“联合国军”交手。毛泽东硬是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国只好言和。除了毛泽东，谁敢?

　　所谓“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即珍宝岛之战，则是和另一超级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交手。毛泽东让苏联部队“遭到重大伤亡”，赢得干净利落。不是毛泽东，谁能?

　　至于所谓“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就是中印边界之战。那次中国的自卫反击，只“持续四天”，人民解放军“直捣中国边界附近的喜马拉雅山脚”，印军望风而逃。令国际军事家十分诧异的是，毛泽东竟“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界甚远的起兵之处”，“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第183页) 。除了毛泽东，谁会?

　　毛泽东建国后就打这三仗，仗仗赢得漂亮。基辛格对其中的“在朝鲜半岛”战争有过详细评论，值得一读：

　　基辛格坦承，美国和联合国要“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是完全打错的算盘。他们原来认定“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断定“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结果吃了大亏。

　　他说：“朝鲜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没有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参战是为了抵抗‘侵略’”。“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惊人的胜利……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政府决定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统一全朝鲜。他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进入北朝鲜领土继续作战的决定在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授权，……这项联大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以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当时联大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第123页)

　　殊不知，毛泽东不同于别人。“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基辛格说：美国和联合国“这样的观点与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美国刚一开始对台湾海峡行进干预，毛泽东就把第七舰队的部署定性为对亚洲的‘侵略’。中国和美国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解读使冲突一触即发。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即国际秩序需要以联合国这种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别的选择。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无意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秩序……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根据地占领满州，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面受敌，所以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结果导致了两年的战场厮杀和20年的敌对疏远。”(第123—124页)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为常人所不及。”(第124-125页)

　　结果咧?

　　中国志愿军硬是奇迹般地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从接近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势下签订停战协定，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争失败的苦果。

　　基辛格说：“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南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也不能说中国完全如愿以偿，至少在通常军事意义上是这样。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朝鲜全境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第138-139页)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历史发生伟大胜利，“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地位”，“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令僻好战争的美国，在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里不敢轻易动武，为世界和平樹立下了历史丰碑。

　　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即使面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也处之泰然，若无其事。

　　他说：早在抗美援朝初期，杜鲁门就曾公开对中国“核讹诈”，“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

　　1969年夏天，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陳兵 100多万，又一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苏联的中级层官员在世界各国他们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他们各国会如何反映”。

　　然而，毛泽东却“表现出泰然自若”。

　　他说：“ 面对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它们各自都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假若它们联手，中国则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完全是‘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多了”(第93-94页)。

　　此时此刻，美国向中国撑出了核“保护伞”。谁会料到，毛泽东竟然“还带洒脱灰谐”地表示：“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第286页)

　　这是因为，他真正笃信人民的力量，笃信“人民战争”乃胜利之本。

　　基辛格说：毛泽东“坚持一个主张，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那就是他们不需要保护，中国有能力应对一切可预见的危机，必要时也可以孤军作战。“(第284页)“ 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第93-94页)

　　我问他，“如果他们就扔炸弹不派兵怎么办?”毛泽东的答复是，“怎么办?也许你可以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会让他们把我们打垮，他们也会耗尽实力。”(第283—284页)

　　“这番豪言壮语可能是有意掩盖中国的脆弱面，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大战这一实际梦魇的严肃分析。

　　对中国经受得起核战争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多次的沉思，不时还带洒脱灰谐——因为中国人多到連核武器都无法赶尽杀绝——这让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在削弱了西方的决心，因为这引起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第285页

　　基辛格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秉持严正捍卫国家领土的信念，成为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确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它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有时两者同时并进。”(第94页)

　　最后，基辛格认定：毛泽东在同超级大国的周旋中，战略上总是出奇制胜，“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在国内坚决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因而为中国确立争创“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

　　基辛格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秉持严正捍卫国家领土的信念，成为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中国确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它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有时两者同时并进。”(第94页)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躏躏摧残的国家，是他结束了国内的派系斗争，带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世界中稳步前进。他煞费苦心地让中国参与到了一个个交汇错综的地缘政治圈中，却又不受其束缚。经历战争、紧张局势和他人怀疑眼光的洗礼，中国蒸蒸日上，在苏联解体后依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国家。毛泽东为中国发展奠基付出了代价，中国成功依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忍的毅力，以及他们的耐心和凝聚力。或许作为领导者，毛泽东常为此焦虑忧心，但也正是这些构成他宏图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还有意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设计图，坚信在明确了战略以后要明确战术。”(第315_3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10年中，国家领导人以顽强的意志把他们打下的江山变成一个世界大国。(第174页)就这样，“毛泽东推翻了传统的旧中国，以其断壁残垣为最终现代化建筑基础”(第317页)。没有这个“为最终现代化建筑基础”，也就谈不上后30年现代化建设的“辉煌”。

　　“毛泽东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第353页)

　　“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简直在天渊之别(第358页)

　　这里，基辛格隐瞒了美国纠集西方国家长期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禁运，以扼死中国这一基本事实，致使新中国长期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不够。却又倒因为果，把此种对外交流不够，诬谓是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长期经济封锁的恶果。

　　总之，毛泽东真正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彻底破坏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建立了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

　　当然，基辛格这位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社会建设的巨大成也就不屑一顾，对社会主义制度更表现出本能的反感。诸如：

　　他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开经济学规律，真正的代价总是要人来承担。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和物价补贴带来的恶果是设备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的下降。

　　另外，中央计划经济不注重产品质量，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奖励措施。既然生产所有者的所有产品全都被相关部门买去，质量就不在考虑之列。发明创造实际上遭到阻止，以免计划经济大厦因此失衡。……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这些都前所未有的变化。“(第394页)

　　“在没有市场帮助确定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计划者只能想当然地作出决定。结果，需要的货物没有生产，而产生出来的货物又不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第393-394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彻底改变了中国，那么，邓小平又怎样“彻底改变了中国”?

　　基辛格尖锐指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紧跟毛泽东，不露出任何声色，“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亲手“打破”自己“ 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这里所谓“亲手打破”、废除自己“ 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他说什么：“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经济几乎处于绝境。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早期基本相同。据报导，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有1亿农民吃不饱，这个数字几乎相当美国1980年人口的一半”(第392页)

　　基辛格本能地赞誉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壮举”。如前所述，基辛格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的伟大成就，表现本能的内心反感，而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显现出本能的格外亲爱。这是逻辑使然。

　　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壮举。先是稳定频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这里所谓“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作为“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乃至民主化。

　　他说：“邓小平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忍不拔来实现现代化。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中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中国—— 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多个城市都盖起了高于帝国大厦的摩天大楼——就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锲而不舍和实事求是的见证。”(第317页)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束缚。”(第394页)

　　又说：1987年我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赵紫阳跟我谈到了将于当年10月提交党代会的计划。他强调说，“中国正在经历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国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397页)

　　“这些改革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叹。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在鼓励私人创业措施的推动下，私营部门在工业总产出上占了近50%，而在过去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指令管理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起在9%以上，—直到本书成书之际，这一几乎没有间断空前高速增长期还在继续。”(第398页)

　　最后、基辛格一针见血地指明，邓小平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实质就是，毁掉他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现在又要打破它，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国共内战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一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几十年后，逐步出现一个变化——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专注于快速发展——其中也展现出相当多的民族特性—即使这要求采用昔日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第435_436页)

　　这样一来，邓小平真的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基辛格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非自给自足。他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第437页)

　　基辛格说的多好呀!

　　在中国现代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是彻底破坏“旧制度，彻底变革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彻底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前的奴隶，如今成主人，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彻底改变中国”，则“方向正好相反”。他“打破”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入受剥削、受压迫的深渊。

　　毛泽东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邓小平的“方向”则是复辟资本主义!两个“方向”，确实“正好相反”!

　　(二)、 要毛泽东“改姓”资本主义是“白费心机”，赞邓小平“耄耋之年”“信仰转变”

　　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朝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彻底改变了中国”，归根到底，源于是坚持还是“转变”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基辛格承认，毛泽东忠贞革命，革命“是他一生的信念”，建国后坚持革命将会成功，将来中国像苏联那样实现工业化，还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他说：“毛泽东毕生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而努力奋斗，这位中国历史上归强有力的领导者碰上了途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群众。”(第102页)“ 毛泽东坚信他的‘继续革命’将会成功，这一信念有三个来源：意识形态、传统以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人民的韧性、能力和凝聚力的信心。事实确是如此。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都能坚持其民族精神不坠。……(第100页)

　　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毛泽东一生确实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忠诚如一。这种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信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基辛格说：“毛泽东的追求最后导致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动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运动……毛泽东思想却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歇。像苏联那样实现工业化还不够。……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第99页)

　　他说：1968年11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会谈结束之前，他提出一个困扰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是战争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请你考虑一下，世界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如果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需要定下立场。的确，他也许就是战争的第一个目标。但如果革命会席捲全世界，毛泽东则必须推动革命。这是他一生的信念。”(第201页)

　　基辛格说得好，“换了毛泽东，这完全不可想象。他的革命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若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只能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榜样的力量。毛泽东一直相信中国人民最伟大。”(第100页)

　　面对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基辛格说，连尼克松这位反共老手都心知肚明，想要毛泽东“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这就是他所说的：

　　“ 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不管他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第260页)

　　与毛泽东相反，邓小平则在“耄耋之年”却转变了“理想信念”。

　　请看基辛格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长期跟随毛泽东闹革命，“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其“信仰”也应是共产主义。“国共内战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一延安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这“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第435—436页)

　　这里所谓“信念转变”，就是就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　“改信”资本主义，由信仰毛泽东思想到“同正统的毛泽东思想决裂”。难怪基辛格这位资本主义的忠诚卫士感到由衷的喜欢，说什么“这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

　　只不过，对于真正“老革命家”、共产党人来说，此种“信念转变”，就是变节，就是背叛

　　基辛格还毫无隐讳地和盘托出邓小平的手段高超，总是“小心谨慎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善于“利用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只言片语”，“放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与毛泽东正统思想决裂”。

　　他说：“邓小平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了建立了关系，政治广泛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他是经历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这段时期的讲话可谓意识形态灵活运用和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的典范。他的主要手法是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而这个提法在毛泽东在世时并不广为人知。

　　与每一位进行权力角逐的中国人一样，邓小平也小心谨慎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起码自1960年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具体国内问题没有作过特别的强调：一般地说，他的主张应该是政治挂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凌驾于实践经验之上。利用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只言片语，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毛泽东是实用主义者。(第327页)

　　基辛格，真不愧为哲学博士!

　　(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种大不同美国观

　　建国之后，毛泽东奉行的对外方针、路线，就是在和平共处一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发展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而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则是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不可或缺之前提、基础;中国绝不拿原则交易，中国永不称霸，但也决不惧霸。

　　在建国后的前27年，毛泽东从建国初对苏“一边倒”，到后来打开中美关系，直至“三个世界理论”提出时，始终把美国视为头号“超级大国”，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保持应有之警惕，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看重的是“第三世界”，寄希望于世界人民，美国人民。

　　这就是毛泽东的美国观。

　　基辛格说：1970年10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宣布，中美人民之间不应有偏见，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他说，他对两国人民寄予厚望。”(第221页)

　　基辛格回顾了新中国建国之初，美国出兵要呑朝鲜，想走日本的老路，“中国毫不惧怕地同美国交手”;美国长期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禁运，毛泽东也不在意;美国拒不承认台湾是中的领土，又想同中国建立关系，毛泽东说那就免谈。毛泽东坚持原则，铁定不移，从不拿原则交易。

　　自从共和国伊始，毛泽东就规定任何国家要与中国建交，都有一个“先决前提”，承认一个中国，与台湾断交。美国也不例外。他说：“毛泽东的态度与杜勒斯并无二致。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国关系的痼疾，只要美国把台湾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中美两国对抗就在所难免。中美关系注定难有进展，因为对中国来说，只要美国不同意撤出台湾，其余一切免谈;美国则坚持除非中国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否则不谈撤出台湾。

　　因此，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中美国对话以失败告终。因为只要一方坚持基本立场，就没什么可谈的。……从1955年到1971年的16年间，美国和中国的驻外使节共举行了136次会谈。唯一实质性的协议是1955年9月达成的，该协议规定中美国双方准许内战时期被困在对方境内的公民回国。”(第152、153)

　　这就迫使尼克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承认一个中国，这才有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才有中美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深感毛泽东在同美国打交道中，总是那么原则坚定，旗帜鲜明。 他说：

　　1973年2月，毛泽东“把我迎到书房里说，美国和中国曾经是敌人，现在我们之间算是朋友。

　　不过这是对友谊的一种非常适用、不带情感色彩的看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制夷’的传统。”(第239页)

　　这是说，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从而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从战略上有力地借以牵制苏联。用基辛格的话说，只是“制夷”，“以夷制夷”。在毛泽东心里，美国霸权主义本质仍然不会未改变。

　　基辛格说得好：“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第344—345页)

　　又说，在毛泽东“临近生命结尾”时，同他作过两次“谈话”。基辛格作了如下的概括：

　　“毛泽东要说明的起码有三点：第一，中国准备孤军作战，如同他在朝鲜战争中对付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单独应对苏联那样;第二，他重申了这些对抗所伸张的永远革命原则，超级大国不喜欢他也不在乎;第三，如果目前这条路走不通，他完全可以重拾这些原则。对毛泽东而言，对美国开放并不意味意识形态分歧的终结。”(第307页)

　　至于邓小平的美国观，同毛泽东就大不同了。

　　原来，在邓小平对外关系的棋盘里，“中美关系至为重要”，“第三世界”似是无关大局;对美国毫不“心存疑虑”，深信中美“战略利益的一致”， “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束”;“好与美国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

　　基辛格是这么说：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复职后，扭转了毛泽东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上本沿袭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的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束。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为祸全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邓小平却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北方潜在的威胁未去，南面边界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击之势，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第344_345页)

　　基辛格还说：1989年我再次访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中美关系至为重要”，是“我出来工作干的第一件。”

　　“邓小平说，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国是为了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作出建设性的贡献。他对我说，中美关系至为重要：

　　这是我退休后必须向他人交待清楚的一件事。我出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推动中美国关系的发展。我还希望结束最近发生和事情，从而中美关系得以恢复正常。我想告诉布什总统，在他任职期内间，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419页)

　　这里，基辛格看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毛泽东对美国对苏联的战略意图心存疑虑”，邓小平则心无疑虑，天真得很。这种看法，确也相当深刻。

　　这是因为，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意图是“心存疑虑”，还是“心无疑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凸现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会不会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性认知，形成两种根本对立的美国观，

　　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美国观，在尼克松访华与邓小平访美中，显现得尤其深刻。

　　(四)、尼克松访华与邓小平访美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与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是中美关系中的两件大事。这是毛泽东的美国观和邓小平的美国观的生动显现。读读比比，发人深思。

　　先看尼克松访华。

　　基辛格说，尼克松为了保证访华成功，連内阁成员都不“告诉”一声，更不屑说对别的盟国打个招呼，就先派别他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但中国方面，竟在他抵达北京后，“实际上中方只安排了两场正式谈判。可以说，中方如此潇洒的态度给了我们一种心理压力。如果我们无功而还，尼克松总统当然会大丢面子，他还尚未把我这趟秘访告诉其他内阁成员。如果两年来与中国外交往来中我们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若美国代表团赴华一事遇挫，那么，促使毛泽东邀请我们访华的紧急情况就可能会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峙对双方都不利，这正是我们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松急切盼望能够将美国人的视线从越南上面转移开来，毛泽东则决心迫使苏联在攻打中国之前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美双方都明白这次会谈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第234页)

　　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访华，在美国历史上，大抵是第一位总统出访一个长期敌对、没有建交的国家。因之，基辛格说，中美双方在第二次会谈中遇到了“难题”，这就是所谓尼克松访华究竟“谁邀请谁”的问题，“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最后呢?

　　基辛格是这么写的：

　　“由于周恩来第二天晚上要会见朝鲜领导人，所以第二天下午会谈结束前，他提出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而这时距我们不容更改的离京时间只剩下18个小时了。我和周恩来曾略提过这事，但没有说明。双方都不愿遭拒或显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周恩来最后很自然地提出此事，仿佛只是个程序问题，从而体面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周恩来：你对访问的公报怎么想?

　　基辛格：什么访问?

　　周恩来：是只提你的访问呢，还是也包括尼克松总统的访问?

　　基辛格：我们可以宣布我的这次访问，并且说毛主席向尼克松总统发出了邀请，总统已接受了。我们也可以只说过大概，也可以就定在明年春天。你认为哪种好?我觉得两次访问同时宣布有同时宣布的好处。

　　周恩来：那么，我们双方是否可以派人一起起草一份公报?

　　基辛格：我们应当在讨论过的范围内来起草。

　　周恩来：两次访问都写越进去。

　　基辛格：好

　　周恩来：试试看吧…

　　那天晚上，其实无法写完公报，因为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坚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后来达成了折衷中办法。草案需要毛主席批准，而毛主席已经睡了。最后他批准的措辞是这样的：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展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

　　7月11日星期天下午离京前，终于完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草案。周恩来说，我们的声明会震掝世界。我们代表团在回国途中，心里为数小时之后就会震撼世界而暗暗激动。”(第249-250页)

　　1972年2月7日，尼克松访华成功后，基辛格认为，这个“震掝世界”的大事，“象征地开启新时代”。但北京“却颇为低调”。他说：

　　我“在秘密访问7个月后，1972年2月7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阴冷的冬天抵达北京。对尼克松来说，这是个胜利的时刻。这位反共老手果断地抓住一个地缘政治机会。为了体现他能取得如此成果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为了象征地开启新时代，他想单独走下“空军一号”专机，向周恩来致意。……接下来就是双方象征地握手那一幕，它抹去了当年杜勒斯傲慢失礼的阴影。不过说来奇怪，虽然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却颇为低调。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城时，街上没有人旁观。《晚间新闻》也把尼克松的到达列为最后一条。”

　　关于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基辛格是这么写的：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们邀请尼克松在抵京后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见毛泽东。其实，用‘邀请’不太准确，因为跟毛泽东的会面，每次都不是先约定好的，而是像从天而降的消息。这好像过去君王召见臣民的方式。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我在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几个有关晚宴的次序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尚未开始，毛泽东就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第251-252页)

　　“毛泽东的居所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只是离别的房子稍远一些。这里没有看见警卫，也没有其他权力的标志。小小的前厅几乎被一张乒乓球桌占满了我们被直接带入毛泽东的书房。书房不大，三面墙的书架上杂乱地放满了书，桌子上、地上也堆满了书。书房一角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这位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却愿意被看做是一个哲学家。当然，他不需要用传统的王权标志来表现他的权威……

　　这次会面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毛泽东的风趣和他话中有话的谈吐风格。多数政治领袖谈自己的想法时，都是逐条陈述的，他像苏格拉底一样用问答法，先问一个问题，或发表一个意见，然后请对方评论。接下来再讲一条意见。对方会从这些尖锐的辞令和一个个问题中发现他的思路的走向，但他很少会把话挑明。

　　毛泽东一开始就不打算同尼克松哲学或战略问题……那么，毛泽东想通过他貌似漫无中心的谈话表达什么意思呢?他最重要的信息在言外。”基辛格的归纳是：“关于台湾只进行了”几句;“毛泽东想表示，尼克松是个受欢迎的嘉宾”;“毛泽东急于说明中国对美国没有威胁”，“现在不存在我们之间相互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还想传达这样一层意思：他向美国开放中遇到了困难，但克服了”;“毛泽东造成加快双边合作，敦促就这个问题展开技术讨论”;“他强调喜欢尼克松，不光地喜欢尼克松个人，还因为他情愿与‘右派’打交道，因为他们更可靠。说他‘投了’尼克松 ‘一票’” 。毛泽东告诫双方不要对每一个问题的谈判期望过高。他说：

　　‘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以那么僵着呢?人家会说……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第一次没有谈成呢?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谈成了，你怎么办啊?’”(第253-258页)

　　基辛格还说，尼克松访华尽管突破中美关系的历史坚冰，但毛泽东并未因此淡化意识形态，放弃原则，“中国领导人偶尔继续对美国帝国主义发射意识形态‘炮弹’”。他说：

　　“在会见快要结束……毛泽东说：(指着基辛格)‘只争朝夕’的是他。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周恩来哈哈大笑。)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不过)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他们说，你这个人(指基辛格)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第257-258页)

　　基辛格说：在中美新关系的头几年，中国领导人偶尔继续对美国帝国主义发射意识形态“炮弹”——有的也就是老生常谈。(第273页)

　　就在1971年10月“我和我的同事10月20日抵京。我们出了机场以后，沿途处处可见‘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标语口号，其中一些还是用英文写的。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客房里也有类似这样的传单。”(第264页)

　　基辛格说，尼克松懂得，要“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他是这么说的：“ 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不管他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在整个冷战期间，他寻求的是在一个布满核武器的世界上建立一个稳定世界秩序。所以，他在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谈中，就对共产党人的真诚表示敬意，而此前他曾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美国政策的一大失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知道，你们深信你们的原则。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原则。我们并不要求你们在原则上让步，就像你们也不会要我们在原则上让步一样。’

　　尼克松承认，出于他的原则，他作他的很多同胞一样，曾宣传过与中国的目标相违背的政策。但世界以生了变化。现在，出于美国的利益，华盛顿必须适应这种变化。“(第260页)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力倡和平演变的反共老手，早在1960年这抛出专著《不战而胜》。在这里，基辛格说尼克松现在终于看清，对毛泽东的中国“战而胜”不可能，“不战而胜”亦不可能。谁要想毛泽东“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不战而胜，那“完全是白费心机”。而与此相反，邓小平则在“耄耋之年”实现了“信仰的转变”，已于前述。

　　再看邓小平访美。

　　尼克松访华后8年，邓小平在弄到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出访美国。

　　基辛格说：邓小平频频出访，为的是“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 他说：

　　“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把他们召到他的住处，邓小平则正好相反——他访遍东南亚、美国、日本，以其自己高调、直率、偶尔盛气凌人的风格开展外交。1978和1979年，邓小平风尘仆仆地频频出访，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从革命斗士变为苏联和越南地缘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第352页)

　　邓小平“访美前先访问日本，此行是为了签署中日关系正常化条约。邓小平的战略计划是同日本不仅要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要实现和解，好让日本帮助孤立苏联和越南。

　　为此目的，邓小平愿意不再计较日本给中国带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他表现得热情洋溢，宣布说：‘我心里很高兴’，还给了日本领导人一个拥抱，这样的举动在日本社会几乎绝无仅有，在中国也一样。邓小平毫不掩饰中国经济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请他在留言薄上签字时，他写下对日本的成就的空前赞扬：‘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第353、354页)

　　1979年2月邓小平在接见《时代》周刊采访中，向公众阐释了中国的战略方针：“如果要缚住北极熊，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只靠美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只靠欧洲的力量也不够。我们是穷国，力量不大，如果我们联起手来，那就有份量了。”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不厌其烦强调中国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他也坚持中国虽说不发达，却并不因此改变它抵抗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决心，如有必要中国会使用武力，单独行动”(第353页)

　　(邓小平)在对越南作战前高调访问美国。他自己说“此行的首要目的”，是渴望“建立美中事实上的联盟”，其次是希望就遇到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过与前者“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

　　请大家再读读，基辛格详尽叙述邓小平在“出兵越南”前是如何渴望、要求“同美国结成事实上的同盟”，以及美国总统卡特又是怎样开导、教训邓小平的吧!

　　基辛格说：邓小平访美旨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启动“共同战略”，同美国“建立事实上的同盟”，以便对越开战。“1979年邓小平到达美国后，通知华盛顿中国要出兵越南，但华盛顿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作用仅限于分享情报和外交的协作。”

　　1月29日，邓小平在与卡特总统的会见中，解释了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但现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建立美中事实上的联盟——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他总结道：

　　“总统先生，你要我大致谈我们的战略。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苏联终究要发动战争。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有可能推迟战争。中国希望把战争推迟22年。

　　在这一前提下，我们不是建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个目标是能够做到的。如果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这个事就会变得越来越空”(第358页)

　　基辛格解读说：邓小平提出“不组成联盟却作为联盟一起行动，这把现实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但是，邓小平的最后那句话也暗含着警告。如果不能确定或执行共同利益的话，两国关系会变空，就枯萎，而中国就可能重拾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那仍然是中国官方的政策——在两个超级大国间寻找平衡。”(第359页)

　　“邓小平告诉卡特，他考虑到了‘最坏的可能’——苏联大规模干预，苏联和越南新签订的防御条约似乎是这样要求的。确实，报告显示北京从北部边界撤退了30万居平民，并命令中苏边界上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但是邓小平对卡特说，北京认为如果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速战速决，莫斯科就来不及作出‘大反应’;而且正值冬季，苏联对中国北方发动全面攻击也比较困难。邓小平说，中国‘不害怕 ’，但要华盛顿‘道义上的支持’，意思是需要美国把意图表现得足够模糊，使苏联不敢轻举妄动。”(第360页)

　　美国总统卡特对此明确说“不”。他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被公认是主张和平的国家”，所以，现在邓小平要出兵越南，中国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因而，美国“很难支持暴力”，严厉地开导了邓小平。

　　基辛格是这样说的：

　　“邓小平给卡特出了一个难题——是原则上的难题，也是公开态度上的难题。在原则上，卡特不赞成先发制人的战略，尤其是涉及进入另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行动……卡特解决难题的办法是申明原则，但留有随机应变的余地，温和的否定含蓄着含糊的默许。他提出中国若出兵越南失去道义的有利地位——本来中国被公认是主张和平的国家，这么一来就可能受到‘侵略’的指控：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不仅会受到来自北面的军事威胁，而且还要面对国际态度的改变。现在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东盟国家和联合国都遗责了苏联、越南和古巴。我们不需要知道你们计划采取什么惩罚行动，但它可能造成暴力升级和世界态度的改变，从而对越南变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越南。

　　我们很难支持暴力。我们可以给你们通报情报。据我所知，最近没有苏军向你们边境移动的运动作 。

　　我的话说到这个地步。我们和世界各国一起谴责了越南，但是出兵越南会造成不稳，是非常严重的行为。”(第361-362页)

　　基辛格进而说：“第二天，卡特和邓小平单独会晤，卡特把一份美国立场的说明，交给了邓小平(这份说明尚未公开)。布热津斯后来说：“总统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信的基调是温和的，内容是严肃的。里面强调要力行克制，并总结了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国际后果。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的，因为我们不能正式和中国人联手。”当然，非正式的联手则另当别论。

　　根据一份记载那次(只有一个翻译的场的)，私下谈话的备忘录，邓小平坚持战略考虑比卡特所说的世界论更重要。最紧要的是，中国决不能被看作软弱可欺：“中国必须教训一下越南。苏联有古巴、越南可用，以后阿富汗也会变成(苏联的)代理人。中国有这个实力。行动非常有限。如果越南以为中国软弱，形势会更加恶化。”(第361-363页)

　　美国这个头号霸权主义大国，曾几何时，在侵略朝鲜、越南时，经毛泽东 “教训”后，相当一段相时期不敢轻易动武，“侵略”别国。现在卡特反倒开导、教训起邓小平来，说什么：我们“不赞成先发制人的战略”，“很难支持暴力”;要中国“要力行克制”，不要轻易出兵，免得败坏世界“公认中国是反侵略的和平国家”的好名声，遭到“侵略指控”。

　　人们读到这里，还能再说什么咧!

　　毛泽东说得好：社会主义终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8页)毛泽东与邓小平究竟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历史前进，谁开历史倒车呢?基辛格的这些论述，或许另有启迪。

　　(201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