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日在刘英家，刘英赠何方索尔兹伯里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何方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张闻天与刘英》影片开机仪式上同扮演（自左到右）彭德怀、洛甫和刘少奇的演员谈党史，1999年。

2000年8月30日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自左到右为宋以敏、何方、李海文、刘延东。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弃从事50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后，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和刘英是1950年底一同进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们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现在就把这一部分介绍如下。文内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补充或说明。

毛主席说，做外交工作要不说话少说话

1950年调我们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们就到了北京。总理安排得很细，说洛甫的房子还没搞好，先住颐年堂那边吧！中办主任杨尚昆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里去了。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来了，常来。我们有时也去看看他。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我们，当时闻天到胡乔木那里聊天去了。我找人去把闻天叫回来。毛主席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们。闻天说，我没有做过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王稼祥告诉他，苏联人有一句话：“不讲话是金，少讲话是银”，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体会，多请示汇报就是了。在中南海住了两三个月吧，杨尚昆就叫我们去看房子，两处，一处是梅兰芳住过的四合院[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那里一进一进的，不方便。一处是景山后街，只有一座小楼。我看中了景山后街。

准备到联合国去，代表团的干部由外交部和中组部调。李一氓当副团长，刘贯一当秘书长，李克农当顾问。冀朝鼎管经社理事会，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他是经济博士，对联合国的经济非常熟悉，他爱人叫罗什么[罗静宜]的，我和她关系密切，经常有来往。她也是专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不久前才去世。冀朝鼎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用英文演讲，讲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里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当会长。后来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雷任民不怎么重用他。对于从外国回来的人，他感到摸不准。

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国内情况，就带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时潘汉年是副市长，很帮忙的。饶漱石也是很客气的。闻天又叫大家学一些国际方面的东西，了解联合国各个组织的情况。研究联合国的东西研究得比较深。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后不久就劝闻天去接替他。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他的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要闻天去做大使。我们一到大使馆就看到了王稼祥过去的工作情况。他有一个“孤岛论”，说使馆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工作倒也没有什么，无非是送往迎来，有打麻将够一桌四个人就行了。实际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认为在使馆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闻天到任后就批这个“孤岛论”。他批得透彻，是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国外的工作环境。王稼祥手下有一个参赞，就把闻天批“孤岛论”的谈话反映到王稼祥那里。王稼祥以为这是在批他，气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里讲闻天坏话，说他“左”。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回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不是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吗？刘英说，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杨尚昆又说：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大概不知道吧。刘英说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杨尚昆说：你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说：就是嘛，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回国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高岗出了问题呢。杨尚昆说：因为有个说法是，高岗那个时候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高岗了。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庐山会议以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去了我还要跟他（毛主席）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如何如何。毛主席问洛甫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在那以后，洛甫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主席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闻天一到使馆就认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担任支部书记，就对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闻天在莫斯科抓学习抓调研，把大家团结了起来。他不是让你做报告，自己也去听吗？刘晓当大使后，就留恋闻天当大使时期的使馆情况。闻天回国当副部长后，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还发通报说，苏联大使馆搞得好。第一次使节会议没有讨论大事，就是谈降低工资的事情。两位将军大使不同意降工资，说自己原来就是兵团级干部。伍修权很为难。结果驻苏联大使馆带头降工资，九级以上干部都降一级。张闻天降一级，我也从七级降为八级。所以伍修权表扬了驻苏使馆。

闻天当时每月拿4000卢布[按官方汇率等于2000元人民币]，我3000卢布。我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我就是要买，闻天也不让。他自己用钱就是买书，每周同你去转书店，剩下的钱买公债。他一共捐了12万元给特别会计室。特别会计室是中办下面的一个单位，老同志的稿费等就交到这里，它也给老同志报销一些特别的开支。

周总理尊重张闻天

“八大”把闻天从政治局委员改成候补委员。事前同他商量说，因为要增加几个军队的人，林彪啊，刘伯承啊，还有个谁当政治局委员，要去掉现在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康生。闻天说没有意见。康生表示谦虚，说最好连候补委员也不要。闻天说，康生还表示谦虚，我没有谦虚，组织确定了，怎么定的就怎么定，谦虚有什么用？都已经确定了，政治局都开过会了，推也没有用，要也没有用。候补就候补吧！无所谓，不计较。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所以他对待闻天，不像对待李克农这些副部长那样。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晚上办公。闻天说：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来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时上班的。闻天这个人是很守规律的，说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我没有起床，他就喊我：快点快点，要走了。他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规定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在外交部时早上8点上班，他按时到。乔冠华、龚澎、章汉夫就常常迟到。他下午2点开会，1点半他就催我快起来，2点准时开会。他说，自己规定的制度不执行，那别人怎么执行啊？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并不佩服。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后来总理也知道洛甫的习惯，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汉夫，第二天再转告洛甫。后来总理开外交部的党组会，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点钟开，不再那么晚才开会了。他说：我现在不开晚会，因为有些人（指闻天）熬不了夜。总理对闻天有点迁就的意思。

总理对我也很宽厚。他是重用我的。1954年11月，周总理打电话到使馆，说外交部要加强干部工作，先调刘英回来。我一回北京就上班了，当部长助理，副部长待遇。还派给我专车，我后来没有要。

干部工作、政治工作过去都是李克农搞。李克农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我回来时，李克农已经离开外交部，我还是到他那里去请示工作。我向他请示，当部长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干部司长了。他说：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权力；外交部要整顿，邪气要整一整，不然干部是调不动的，说龚澎“娇得很”！什么乔冠华、龚澎都碰不得，都是周总理讲了才算。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长太少，分工搞不过来。[中组部管外交外贸干部的]帅大姐[帅孟奇]几次提出，应该提我，说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几个女同学，只剩下刘英没提了。闻天准备提乔冠华、曾涌泉和我三个人。安子文批了同意，帅大姐告诉我可以向上报送。干部司于是写了报告，但是被闻天压下了。他要先请示总理。总理好久都不批。问张彦[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只说总理还没有批。后来总理对闻天说，此案不批，因为张闻天是常务副部长，如果刘英是副部长，对外不好讲。对刘英不当副部长，闻天没有意见，后来只提了曾涌泉。陈毅当部长后，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周总理告诉他，刘英还是应该提副部长，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或者当个不对外的副部长，或者党委设常委，刘英当常委。闻天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说，我什么都不要。闻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陈毅。庐山会议后陈毅来看闻天时，见我在里屋待着不出来，就说刘英你怎么不出来？我出来了，但一言不发。他对我说：你这个大姐，我对你的印象还是好的，你就是个态度问题，就在会上听听意见，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吧。他对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给总理提意见

[我谈到柯华写文章，不点名地诬称闻天同志反总理。]根本没有这个事。当然，闻天也谈到过总理的一些问题。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当时他们两个谈得非常投机，兴高采烈的。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闻天提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那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总理和他们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要开会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我们就在西花厅开党组会。这次会开得很及时，总理很重视。有些问题他管得宽，干部问题也要管，政策问题也要管。他管政策问题，但不能最后做决定。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是完全顺着毛主席的。总理把毛主席的话都当成圣旨，总是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毛主席又没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动。反“反冒进”后，总理在什么会上都做检讨，闻天说你不要老是检讨。但他还是检讨。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有一次我去西花厅开会，跟邓大姐聊了一聊。她和我是老关系。她叫我小杰，我本来叫郑杰嘛。她和我说：你跟胡子[指周恩来，那时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不刮胡子，他的胡子又长得很长很密，所以大家叫他胡子]讲一讲，叫他不要管得那么宽；管那么宽干吗呀？叫他少管一点，各部的力量都很强嘛，为什么不要各个部去管呢？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晚上不睡觉，这样的话就要垮了；你跟他讲一讲；我跟他讲过好多次，他都不听。

我就去找总理，说：我有意见跟你提。他说，你提呀。我说：是邓大姐要我讲的，你管得太宽了，使你的健康受影响；你少管一点，各个部门就负责了。总理非常谦虚，说：健康有什么关系？人就是为了工作嘛！工作不管，行吗？昨天我没有管到，那个杨刚[总理的新闻秘书]就出事了。报纸看了吗？你看这条新闻就错了。他讲得有根有据的：不管行吗？我说：总理呀，这条新闻出了错，但你管得那么宽，也不一定都不出错。你叫她以后注意嘛，这也是锻炼人哪，你管得那么宽，事情也不一定都办得对。总理说：那不行，不管不行。

闻天对总理这种做法有意见，就同陈毅讲。我对他说：你不要管，你管这个没有用的。我了解周恩来。几十年了，我了解他。向忠发当总书记的时候，实际上负责任的是他。向忠发倒好，净去玩儿去了。湖南的事本来是由李维汉和李立三负责的，但是周恩来也管了起来。他是包办惯了的。在白色恐怖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管得很仔细：哪个机关要被破获了，哪个电台得搬到哪里去，都管。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转移，也都是他亲自去指挥。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所以大家都对他很有好感，他很负责的。他不是一个人跑掉，而是把有危险的这些人都管到了，保护了好多人。讲公平话，他这个人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周总理管得很细致周到，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他负责，有的人就不负责。像姬鹏飞，能推就推，什么也不管，说去问总理吧。结果把总理累得要死。闻天是个书呆子，看不惯这个。他说事情要交给各个司去管，该礼宾司管的事让他们去管。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闻天讲，总理事务主义，连西瓜带芝麻都捡，应该是抓住西瓜丢掉芝麻嘛。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人。李克农这些人都是很强的嘛。什么都干涉，让别人不好工作。

所以陈毅来，闻天很高兴，说你来了好，我们可以配合。陈毅很积极，说：那就开个会，我们给周总理提提意见。部里的务虚会就是这么来的。陈毅也是好心。提意见，张闻天当然带头了，大家也提。提了以后，陈毅就把记录拿给总理看。总理一看：对我有意见的人有这么多？他很注意看哪些人发了言，就在西花厅召集个党组会。我是党组成员，乔冠华他们不是成员，是列席的。总理说：提意见的记录都给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见好啊，我看见还有几个人没有提意见，一个耿飚，一个黄镇，一个刘英，你们三个人也都提提。结果他们两个都不肯提，说才从国外回来，没什么意见。他们不敢提，也不好提。总理说：刘英同志工作时间很长，应该提呀。我说：对，我同总理一起时间很长，[19]28年就同总理熟悉了，总理工作的精神我很佩服，任劳任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什么工作都是他顶下来的。现在工作也是这么繁忙，健康都受损失了，所以我这次没提什么意见。现在总理管得宽一点、多一点，有人有意见，因为有些人确实不好工作。总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意见。我呢，对总理没什么意见，干部问题跟总理商量，都是党组会讨论的，他也很听意见的，我没意见。

这次提意见，本来是帮助总理，没想到帮助不大，反而引起总理反感。提意见前，总理和闻天是很好的，在这之后，两个人就有些疙瘩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张闻天的政治秘书]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时候，闻天不在部里，到东南亚去了。定右派是姬鹏飞、章汉夫搞的，总理没有插手。闻天从印尼回来，一看搞了那么多右派，就说不要搞那么多，要搞少一点。龚子荣讲，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后来机关党委叫去汇报，他们说我们定的右派不够比例，规定是5%。部里反右派，后来让右派下去劳动，这些都是经总理同意的。闻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识分子不要到下边劳动，叫他翻译东西，说这就是劳动嘛！这样外文不会丢掉，又可以锻炼他们。不要去搞那种劳动，这些人搞那种劳动，身体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面，把外文也丢掉了，闻天是非常重才的。

庐山会议后受到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闻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陈毅。陈毅说，两个政治局委员，去一个人开会，一个人看家。我身体不好，在家，你去开会。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陈毅对我说，刘英，这个话你不能往外讲。我是政治局委员，闻天也是，我们之间讲的话，你不能往外讲。

闻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当其冲，被重点批判。韩念龙叫萧扬来家，交出钥匙，不准萧扬再来。当时我很寒心。闻天平反后，韩念龙在医院见到我，对1959年的表现也表示内疚。

外交部那时候党的工作是罗贵波管得多。陈毅没有怎么管。

罗贵波、姬鹏飞他们批判我态度不好，说我和闻天划不清界线，要给我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整我时主要是关于人事问题，说我把何方这些亲信在几个司里安点，说外交部搞了一个所谓宗派。对这一点，斗争一开始时还比较公正，姬鹏飞就不同意说我们搞宗派。龚澎也说，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几个干部搞。搞着搞着就不行了，后来硬是说我们在外交部搞了个宗派。闻天一直心里不安，曾对陈毅表示过，说我犯错误，不应该牵涉这些人。

闻天出医院以后，陈毅又来家里看他。对闻天说，好多人揭发你，秘书们揭发你的材料，要不要拿来你看看？你也去外交部讲一讲。闻天说，我什么都不看，在外交部里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在庐山犯了错误。陈毅说，那好，你好好养病。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

那是[19]49年春天开妇代会，毛主席在香山接见妇女代表，之后我自己又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我高兴得很。我问：毛主席的身体怎么样呢？江青说：他现在不太好，从重庆回来以后看见生人手就发抖。我说：那我在这里坐这么久谈话，行吗？毛主席说：你又不是生人子！江青说：他还希望你来跟他随便聊一聊呢。江青特别优待，把油果子、黑枣什么的都拿出来，让我吃。毛主席说：她不满意呢！说我大树遮了她的阴。我对江青说：你照顾毛主席这个任务，别人还代替不了呢！你这个工作比什么工作都重要。毛主席说：你看，刘英讲了，你这个工作最重要了！我记住了这次谈话，后来使馆讨论毛主席想退居二线搞理论的时候，我就在支部会上讲：这倒是好的，我赞成主席到第二线，不见外国人也好，就举了毛主席见了生人手抖的例子，还说了现在见生人手已经不抖了。苏联使馆的一个同志1959年揭发了我说的这些。不怪他。他不揭发过不了关啊！只是他讲了这件事，别人就上纲了，说我反对毛主席。我就要求毛主席回忆有没有这件事，好替我做个证明。

毛主席还是实事求是的，他要是不讲一句话，我就完了。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体上是说，刘英应该同张闻天区别，她同张的问题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意见。陈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党委由我去做工作。周总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陈毅所提做法。少奇、小平都圈阅了。毛主席的批示发给了外交部和中组部。外交部不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帅大姐都对我说，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陈毅后来对杨尚昆讲，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刘英说，你去找她谈谈。杨尚昆就找我谈，要我放心，不会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尚昆非常公正，说你[指刘英]又没上庐山，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问姬鹏飞，他说不知道。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章汉夫，也说不知道；再去问罗贵波，他最凶，说：谁说的？不可能。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见后，就不再理会外交部，随他们去弄吧。毛主席批的意见压了20年我才看到。

罗贵波在“十四大”时，他和我同桌吃饭，说要来见我。第一次来时，正好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场，罗贵波就说下次再来。我知道他有话要谈。再来的时候他就谈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说他批准火烧英国代办处，要我帮他到组织部去说说，为他平反。我说，我也没有得到平反，还不是张闻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罗贵波还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罗的夫人]来说。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我被拉到外交部陪斗时，他们喊“打倒陈姬乔”。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搞了那么久的干部工作，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啊？我也不了解罗贵波在文革中的情况[她确实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么回事]，只好劝劝他：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运动最后，没有给我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了个严重右倾。1962年又把处分改为严重警告。因为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又受审查，这次改变处分没有同我本人见面。直到这次平反时才讲了甄别时曾经修改处分，没有和本人见面这些情况。

开外事会议斗张闻天，主要追两个问题：为什么从苏联回来劲头那么大？是里通外国？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开过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黑会？查闻天的“里通外国”，闻天和郭肇唐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闻天说，康生这个人厉害！郭肇唐是他介绍来的，就说同我有牵连。郭肇唐[又名郭绍棠]本来在红色教授学院教书，后来挨整，吃了好多的苦头。他1957年来中国访问，由孔原招待。孔原就请我们几个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作陪。郭肇唐和孔原讲，他不认识刘英，但是认识她的爱人张闻天。孔原要我告诉闻天，好好招待招待郭肇唐。我向闻天转达了。郭肇唐又去看康生，也说想见张闻天。所以，是康生让闻天见郭肇唐的。张闻天见了郭肇唐，给了他一些公开资料。批斗闻天，李井泉、柯庆施也很左。闻天说，别的错误都可以承认，唯有这个“里通外国”，怎么斗，我也没有办法承认。他们要我揭发，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彭德怀是直脾气，从来不搞阴谋开黑会。说闻天“里通外国”，是他最无法接受的。

张闻天离开外交部去经济所

1959年倒霉以后，闻天先找小平同志，小平说可以研究国际问题；又去找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还是暂时回避国际问题，可以搞经济问题。闻天还是愿意搞经济问题的。富春非常欢迎，说我们这些人搞实际工作，你来可以帮大忙，我们欢迎搞经济理论工作的，这样可以把经济工作理论化，搞得更深一点。他说，你来还可以参加党委。可以参加党委，闻天高兴极了。几天没消息，过后李富春回了信，说很抱歉，没批准。后来他就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没有参加党委。我就被分到近代史所，没有任何职务。我就借些书来看，参加支部会。我没有车，每天都走路去。

闻天在经济所每天看书做卡片，写的文章就经过杨尚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先还看，批给政治局同志看，后来不看了。在经济所，李泽中当过闻天的助手。他住在我们家那个小房子里，帮闻天抄抄写写，常和闻天在院子里散步，谈些问题。真正提供材料、谈些问题的是李泽中。闻天很赏识他，说：你这个人老实，品质很好。他等于是孙冶方[经济所所长]派来的。本来要派孙尚清，孙尚清不愿意来。孙冶方是闻天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闻天很器重他。他和孙冶方谈得好深。孙冶方常来我们家，一谈就谈半天，都是听闻天讲。他说：你在理论方面，在辩证法方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他们要搞政治经济学。结果康生、林涧青告了状，说孙冶方亲张闻天，搞什么价值规律。

1964年康生说，批孙冶方吹利别尔曼，为什么不批张闻天？根据就是张闻天参加了孙冶方起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所批孙冶方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批闻天了，只不过闻天自己那时并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去经济所时觉得许多人见了面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表面上都很客气，实际上别的什么都不谈，孙冶方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他看到书架上也改变了样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从历史所范文澜那边多少知道一点风。一次我同我弟弟刘彬谈话时透露了我的担心。我说，闻天一直不停地写，不要将来再出问题啊。刘彬说，学术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将来是会说话的。不过他建议要多写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给上面看看，于是我转告了闻天。闻天就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军事思想的文章。

杨尚昆1959年后对闻天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不变。还是用专车，到供应站买东西，每年主动安排他到青岛休养，来去挂公务车。1965年，他被调到广东，由汪东兴接替，就不行了。专车取消了，煤也没有了，只好烧个炉子。闻天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没有煤，暖气管要冻坏的。这样才拨了2吨煤来。

长征时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后精神压力大，比肉体上受苦要苦得多。庐山会议后，我们很孤独，连我弟弟都不肯来看我们。因为我受闻天连累，所以他总是照顾我。我不快活，他就领我到公园去走走，连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领来养也是为了调剂一下生活。我们两个是工作的伴侣，患难的夫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