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说说打官司告状难

现在提到打官司告状，有些人感到很刺耳，似乎和眼下歌舞升平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大有制造社会不稳定之嫌。

恰恰相反，那些逼得狗急跳墙，又怕老百姓告状，欺上压下，堵住上下之间言路，残酷迫害上访群众的恶吏才是制造社会不稳定的始作俑者。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朝历代都很懂得“官不断言路”的治国之道。尽管封建社会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官相护，为虎作伥。但还有主持公道，站在底层群众立场上讲话办事的“清官”出现。如包公，如海瑞。他们敢于同皇亲国戚恶势力斗争，敢于为受冤百姓伸张正义的传奇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感动世世代代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正义之魂的象征。

尽管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还是从维护本阶级统治利益出发，从心里不愿意老百姓犯上作乱，打官司告状。也曾设下一道道令人发指的“滚钉板、下油锅”的关卡，但受冤百姓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官司打个水落石出，为自己洗冤昭雪。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如“杨三姐告状”。至今看到这些剧目的演出，还令人热泪盈眶，感慨万千。

因此，打官司告状是千百年来中国的国情所致。这是老百姓用以维护自己政治、经济生存权和维护法律尊严的需要，也是正义与邪恶斗争、争取人间公平公道的唯一手段。不论社会如何发展，如何进步，只要难断人间冤情，就难阻冤民告状。原子弹也挡不住，一万年后也是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保证干部作风的纯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保持对民间真情的了解，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对老百姓的上访权、申诉权、检举揭发权都作了一系列的规定和保护，还慎重地写进党纪国法之中。特别规定不准打击、报复和迫害上访群众。

工农兵成了治党治国的主力军，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社会、监督社会。党政工作人员和司法机关视工农兵为上帝，竭诚地为他们服务，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虚心接受他们的检查和监督。就连法院审判案件，都必须有工农兵代表参加。谁得罪了工农兵，谁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应该说，那个时候，工农兵的政治地位是最辉煌的时期，民事纠纷的案件也是最少的时期，上访的比例很低，群访更少得可怜。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政通人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生产制度由集体向个体转移，生产结构由单一向多极转化，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新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也随之不断出现。由于旧的集体管理制度被打破，新的村级单干管理制度还不成熟，有些村基层组织“两手抓”的工作不落实，一些干部自身作风不过硬，一些农民失掉过去集体时的“主人”身份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上宗族势力和黑社会势力在农村的抬头，有些矛盾还相当尖锐和突出。当这些矛盾无法解决和消除在基层的时候，上访告状也就成很自然的现象。这就要求上访的渠道更要通畅。处理上访案件更要提前和迅捷。仍何堵、压和躲避、滞后的手段都可能导致积案难返，矛盾激化。

俗话说，“人在一口气，佛在一炉香”。别看农民打官司告状大部份是为地基和地界之争，或因计划生育、摊派集资、房屋拆迁、拖欠工资等等引起的矛盾和纠纷，在你看似小事，在他看来这些事比天还大。你不帮他处理好这些矛盾和纠纷，还利用权力去打击迫害他，甚至雇用黑社会去报复他，他本来有理，反遭此对待，能咽下这口气吗？

当他向上一级反映得不到重视，甚至上下包庇，官官相护，串通一气，把状纸转到被告手里，被告举着状纸洋洋得意对他说：你有本事再去告。你有理，老子有钱，看你能把老子咋的。

这等于就是逼着他要越级去告状。本来，县一级单位完全可以处理和解决好这些事，但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把原本人民内部的矛盾搞得灸手可热，谁也不肯接手，当着皮球踢来踢去。没有办法，他只有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央。为什么他不想依靠法律机关和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因为他知道，如今司法机关也走向市场，都和经济挂上了勾。请律师要花钱，去法院立案要花钱。当今律师忽悠案件的事时有发生，法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事也不是没有，司法机关的大门更难进，花钱也未必打赢官司。更何况司法机关还要看当地政府眼色办事。

就这样，他只有痛苦艰难的在漫漫告状路上寻找着“青天”，耗费着心血，耗费着精力，耗费着自己流血流汗好不容易攒聚起来的金钱。到头来，很有可能还要被地方当作破坏稳定的“上访遒头户”关起来，直到搞得倾家荡产为止。

看来，教育、医疗和司法如果一味追求创收，必然越来越脱离工农兵群众。不正之风如果在这三个本应圣洁无瑕的“清水殿堂”愈演愈烈的结果是祸国殃民，受害最深的首数农民。值得可喜的是以胡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目前已经着手解决农民在教育、医疗和法律援助上遇到的困难。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压在农民身上的这三块石头必将搬掉。农民兄弟在小康的道路上跑得会更加轻松。（完）（白云仙子卜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