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烧秸秆想到民主（文/卜移山）

烧秸秆和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老卜今天将它扯到一起来谈，不是故意想找民主派骂吗？

请贩卖“民主”的大爷们口下留情，待老卜把话说完了再开骂不迟。

老卜是从“大饥荒”年代走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不光缺口粮，还缺烧草。不要说五谷杂粮的秸秆是农民的命根子，就连沟渠河坎边的荒草野藤都当成了宝贝。老卜念小学时每天放学回家，还常拿着个小竹耙子，背着个草篓子去“拾草”，路边的枯枝落叶都成了篓中的“猎物”。每当我背满这些“猎物”回家时，也常会看到父母亲脸上的笑容。

到了分田到户的年代，农民的口粮问题解决了，烧草问题也不愁了。有谁料到，刚结束“拾草”的历史，“余草”又成了农民的负担。

初开始解决“余草”的途径有两种方法，一是有些农民在刚分得的自家土地上盘座简易的土窑，用农作物秸秆烧砖砌房，随着土地被严格管理，这种方法受到了明令禁止。另一种方法是在农村大建沼气池，利用秸秆进行沤制，既可转化能源，又可肥田，一举两得。

随着农村电力的普及和煤气的进入，农民生活几乎和城里人无异，为了追求方便快捷和享受，刚要普及的沼气也因它的局限性而失去宠爱。原来用作煮饭烧水的农作物秸秆彻底变成了农村最难处理的垃圾。于是乎，每到夏收秋收两季，就地“焚烧秸秆”的发明创造几乎成了全国农村的“壮丽奇观”。

这种创造都是自发的、毫无组织的。“我的秸秆我做主”，堪称在“民主性”上的体现最为直观。

刚焚烧的头几年，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也就相安无事。可当这种“民主行为”愈演愈烈成为严重污染空气的“灾害”时，反对声鹊起。老卜未做调查，不知其它地方境况如何，反正老卜的所在城市每到乡下“焚烧”之时，城里的上空用“烟熏火燎、乌烟瘴气”形容决不为过。这几天，人们都会普遍感到眼睁不开，喉咙难受，呼吸困难，对身体不好的老人而言，几乎变成了更难熬的“鬼门关”。当然，这种空气对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也是挺眷顾的，必竟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与民同吸”的公平在这里是无须质疑的。

缘于此，制裁“焚烧”的一条条硬性措施出台了：有些地方先从抓农村干部做起，实行“一票否决”制；还有些地方从“严罚”抓起，已由原来不痛不痒的罚款几十元几百元涨价到数千元甚至上万元；最为先进的方法是直接和法律挂钩，“冒烟要抓人，见火就逮捕”成了刑法外的一条刑法。

原本以为这些措施都很过硬，又很严酷，必治无疑。

可当今年夏收到来之时，“焚烧”的烟味任凭老卜将门窗关得死死，老卜仍然咳嗽难止。再抬头望望天空，灰暗一片。

中国怎么啦？穷的年代没草烧饭，差点把两条腿当柴禾放在锅灶里燃火。富了谁也不想研究利用好农作物秸秆的其它可取之处，白白让它化为灰烬。政治年代群众斗群众疯狂无比，经济年代我行我素烧秸秆污染空气。众不惧法和法不治众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有市场？越开放越民主为什么就要越得寸进尺无法无天，难道中国人对民主就真的水土不服？以牺牲环境，危害人类健康的“焚烧秸秆”行为究竟是民生问题、民主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法律问题、科技问题？为什么中国人遇到所有问题总会文不对题？民主和空气的问题到底哪个是中国当前最要解决好的问题？

老卜哀叹无奈之余，戏作小诗聊以自嘲：浓烟关不住，烈火照天烧；若要不咳嗽，两者抛不抛？（文/卜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