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长周惠民先生，从西雅图打电话来，希望将他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的《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译稿电子版放到《二闲堂》上，以飨读者。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译上的造诣和学养我是知道的。大陆“开放”之初，惠民先生就应马海德医生之邀承担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语著作的译本，长期承担大陆学术杂志的英文审译。

此处首先谈到惠民先生的英译能力，是想说明由惠民先生翻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五年前国内一个出版商社，邀请周先生将此书译出，由他来出版。该商社告诉周先生，说曾与当年司徒雷登在华时代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女公子，现居美国的傅铎若先生谈论了此事。周先生就开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战以后担任过中国内战国共冲突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中国的学界祭酒胡适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边请人翻译，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台海关系势同水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军挥兵过江，打平天下的关键时刻，写过一篇奠定此后共产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基础的文章，题目就是以司徒雷登的名字为名，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这本自传丝毫没有可能与大陆的广大读者见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大陆逐步接受和放宽境外史学文献的有限进入，司徒雷登自传的流入当属自然。然而那个时代，大陆并无版权意识，又有所谓“内部发行”的特殊发行渠道。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牵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传记中仍然还有许多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所以在大陆发行的这本《司徒雷登回忆录》只是一部内容经过取舍的删节本，算不得“全本”。对于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并对历史完整性有严格要求的读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陆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并没有得到翻译版权的许可。当年或许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备翻译《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能力，又已经将全书翻译成功，版权也不是问题，那么按说这本众人翘首以望的汉译文本应该很快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其实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迟迟不能安葬燕园一样，这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史料意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还是听惠民先生本人来细说从头。

二、

那我就不妨来说说我读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罢。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当然是在我读初中的六十年代，这个人物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课文的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说老实话，如今我已经全然记不得这篇课文的内容，只记得当初我的朦胧印象有二：其一，这个复姓“司徒”的人居然是个美国人；其二，这么好听的名字居然让外国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记起司徒雷登，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不久，当初在德国对我关照有加的汉学家韦莎彬太太到中国造访，我陪她到北大燕园会见考古系的教授。或许是考古系办公室面积逼仄，也或许是“外事活动”必须讲究门面，总之那次我们是在“临湖轩”与众教授会面。一杯清茶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记起来的是，考古系的严文明教授特别提到：这里原先是燕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间。

这就让我不免想起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院，当时这里是已经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我在那里居住凡四年，度过一段闭门读书的时光，一九七六年“落实”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校本部和理学院，当然更早之前，这里还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一句，和嘉公主的驸马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之子，而这傅家本姓富察，应该和也属富察氏的傅铎若先生还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并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搬去燕京校园，鸠占雀巢，人民教育出版社才从石驸马桥原址搬到这里。后来有父执辈的长者曾经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会到燕园参加“校庆”活动。事后我不免问问他们的感受。一次听到一位长者的话我记得最真：“咳！大娘的房子让给了二娘，还让大娘养的儿子到上房给二娘做寿，心情能是什么滋味？！”语虽刻薄，道理倒是也还浅显。

由燕园“临湖轩”让我记起的另外一件旧事是我的岳父说给我听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当天，我的岳父张安铭先生正好从家乡到北平来投考大学。宛平城外的枪炮一响打断了他求学的美梦，他只得退而求其次，决定到昆明求学。当时的云南远隔千山万水，交通不便，一般可行的路途是走越南海防，然后转道云南。

但到越南算是出国，而当时越南还在法国人手里，于是就要到驻北平的法国驻华使馆办理过境签证。

法国使馆的领事收到他的签证申请表便说：值此非常时期，若是要得到批准，非得要有个身份体面的人作保不成。可是我的岳父当年只有十八岁，只身一人来平求学，举目无亲，又哪里去识得甚么名人？他将这番苦恼讲给一位已经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中学同学听，恰好那位同学平时一边听课，一边在“临湖轩”打工挣生活，于是想起司徒雷登先生，自告奋勇去请司徒先生帮忙。司徒先生与我的岳父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为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作保？那位同学却也有他的道理。他对司徒先生说：既然您认得我，我认得他，那您就算认得他。司徒先生倒也痛快，认为确是这个道理，爽快地为我岳父开具了一纸“保书”。

岳父将“保书”拿给法国使馆的领事看，那人埋怨不迭地说：你还说你不认识什么名人，这不是大大的名人么？！

凭了这纸签证，我的岳父顺利从北平到天津，乘船下安南，经海防到昆明，开始了后方读书的大学生活。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事无巨细都要层层过筛，这件事情也被翻腾出来，成为“帝国主义走狗”的铁证，将岳父捉将起来批判斗争。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牛棚”里被指定要额外学习的光辉文件正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后来，我的岳父可以将此文倒背如流，而我却只记得这篇中学课文的题目了。

三、

这本《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回忆录经惠民先生翻译完成，却久久不能通过当局批准付梓，对于一位曾经付出心血，并且关注这段史实的耄耋老人来讲，不啻是充满挫折的体验。对于曾经自幼生活在司徒雷登先生身边的铎若先生来讲，同样是一种煎熬。她亟希望通过这部完整趍译的司徒雷登自传让国内的读者重新认识一位对中国，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未来终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认为虽是一个美国人，但更是一个中国人的司徒雷登。

为此，惠民先生征得铎若先生的同意，就商于我，提议将他全部译稿的电子版本在《二闲堂》上刊布，以嘉泽书林。

我为《二闲堂》能对周惠民先生和傅铎若先生的善举尽一点绵薄之力深感荣幸，也为能够和两位前辈对此共同努力与有荣焉。

公历二Ｏ一Ｏ年六月，初暑，记于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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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乔治 · C · 马歇尔：序言
胡适：引言
前言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第二章：大学和神学院
第三章：回到中国
第四章：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第五章：在燕京大学时个人的感受
第六章：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物
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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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乔治·Ｃ·马歇尔

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介绍，是我的欢庆和荣幸。

按照我的记忆，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博士，是在南京，在一九四六年的晚秋。他被日本人监禁多年，到美国休整游历了相当长时间之后，那时刚刚返回。

我们谈论了当前的形势，他的反应给予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我对国务院建议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当时我只是我国总统的大使级代表。我所以如此建议，是由于司徒雷登博士在中国有五十多年的经验，还鉴于他的气质、个性和他的性格。有司徒雷登博士在我身边，我就有了比五十年还多的、没有由于个人涉及中国政党而产生的、有偏见的广泛经验。当他被任命时，我发现他的建议和出众的协助，对我的帮助是无价的。

我怀疑任何人能比司徒雷登博士更理解中国的特性、历史和错综复杂的政治。他那高贵的正直使得他的意见变得极其重要。

我十分敬仰他的人品，他的个性和他那广泛的经验。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国杭州出生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里的传教士。他告诉我们，他年少的时候，总是“对传教生活感到厌烦”。即使在他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毕业之后，他仍然承认自己“缺少对传教工作的兴致”。

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原书【28】)

但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争战，司徒雷登博士最后决定了“将我的宗教信念置于当时是我的最终考验中。”他来到了中国，做一位传道人，在中国传道和生活了几乎半个世纪！

他很幸运，只做了两年多传福音讲道人，就被召唤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学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圣经新约和新约希腊文的教师。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后，他被请到北京，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去将几个“小的教会学院”组建成一个大的联合大学；那些小学院是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学院以及后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学院。

此后，在几近四十年期间，他成功地作为一位“教育传教士”工作着。他对我们坦诚地说：“我如果以一个典型的福音传道人度过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感到愉快，是否会有成就，我多次对此有过反复怪诞的疑惑。”

在这些回忆中，他衷心地赞扬“作为一个阶层的传教士们的……热心、高尚的目标、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无自私的奉献。”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很希望，未来的基督教教会和传教团体的领袖们有时再次思考去到国外传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这些坦率记录。这些坦诚的记录是他对福音传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对传福音传道人在追求（无论是多么下意识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会人员数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断。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和哪个教会教派的福音传教士的影响相比较，教育传教人的影响一向总是大得多，无论那些教育传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纪从耶稣会来的机械工程学家、或是天文学家，还是十九世纪从新教团体来的科学家、学者或医生。据说，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他在东方的二十七年间，只为十个皈依基督教的人施过洗。但是他的学术工作，他那圣经的中译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个用近代金属活动字模的印刷厂，则在整个东方的新教传教世界里，留下了持续的影响！的确，罗伯特·马里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教传教士教育家的伟大世纪；在这些教育家中，有亚历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尔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杨·艾伦（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马丁（W. A. P. Martin）, 约翰·富莱尔（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许多其他同样值得纪念的人物。是那些克复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光彩夺目的学者传教士群体【xiii】，将当代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国际法，现代世界地理和历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献等最佳著作译成了中文；还是他们，说服人们反对那些原始的陋习、缠足和不顾妇女的教育，并且鼓吹社会、教育甚至政治的变革，开办新学堂和学院，为使中国逐渐觉醒，他们做了如此众多的工作。

司徒雷登博士无疑会被作为在中国的教育传教士历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于世。

他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那是一八九八年变法运动后的六年，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前的八年。中国终于从中古的梦境里被唤起了。当他一九一九年应召去北京时，那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复兴和国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国立北京大学变成了“国家知识分子的发动机”。未来的燕京大学的邻居清华大学，不久就建成为最佳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国立大学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在计划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里升起，成为整个东方最为现代、设备最佳的医学院和医院。

因此，在这么晚的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传教团体想完全依靠他们国内教会机构有限的财力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徒雷登博士做为燕京大学开创者和建设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须以那个背景来衡量。像他所说的：“理想需要花费金钱。”他和亨利·文特斯·卢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许多年来在美国全国筹募基金，他对筹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败做了生动的描述。【xiv】这个描述不仅是很有价值的记录，而且也是这个自传中读来最有兴趣、最使人激动的部分。

燕京大学的梦想最后成了现实。作为燕京大学的邻人，也是经心有兴趣观察着它成长的友人，我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的建设者的巨大成绩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从无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学，有世界上最为漂亮的校园之一，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学校中，它的规模最大。第二，他梦想的这所大学，逐渐越来越变成了一所中国的大学。她靠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在所有的教会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卓越的中国研究部门。

司徒雷登博士说：“在燕京的许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学社使得我们（并通过我们使得其他几个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国的机构有同样最高水平的中国研究。”

我要对燕京的一些中国学者致以敬意；特别是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有特殊的功绩，在燕京建立了一个非常优异的中国图书馆；他们编辑出版了优等的《燕京中国研究杂志》，和那个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国学索引系列》。

司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庆贺了他的七十岁生日。十天后，美国杜鲁门总统驻华的特别代表马歇尔将军怂恿他担任美国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并协助他为马歇尔计划服务。在七月十日，杜鲁门总统把他的名字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司徒雷登博士【xv】担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产党手中后的三个月，他返回了美国。十二月，他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中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鲁门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忆录中，这些年月占了近半部篇幅，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记录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和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印象和评论；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关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关于中国大陆落入世界共产主义的悲剧，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后关于“对于中国，美国应该遵循什么政策”。

我不得不说，我发现第一部分的几个章节（九到十二章）相当简略，作为一个扼要的报道，常常难以弄明白从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区落入共产党手中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大量事件。譬如，这是他对马歇尔使命最初岁月的谈论：

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

那么，什么是马歇尔使命？什么是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是【xvi】五项议案？什么是这些议案如果得以实施，就能够解决的“分歧”？什么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础上的联合政府”的形式？什么是“在美国的建议下，重组并训练双方的军队？”

司徒雷登博士在书中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但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记录更明白一些，在附录里面有这些内容：

· 马歇尔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协商会议五项议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美国政策的声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靠这些文件，我们可以希望能够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马歇尔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标。从后来发生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标是有多么困难、是多么从根子上就是毫无可能达到的。必须对那些有了解，才能够对司徒雷登博士个人对说明马歇尔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败抱以同情。

在这些指令中，马歇尔使命的目标被归纳为“尽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国统一”。具体说，有两方面：

第一，“美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个“一党政府”，并且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能够扩大，包容该国其他政治成分，就会促进中国的和平、联合统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国强烈倡议，该国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国代表会议，同意在中国国民政府中为这些成分安排合适、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军队，例如共产党的军队，不符合、也使得中国无法有政治的团结。有了一个广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这种自主的军队，中国所有的军队都要有效地整编为中国国民军。”

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有合适、有效的代表；第二个目标是要“取消”中国共产党的自主军队，并把他们“改编到”国民军中。

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在一个指令中写到：

这不是个容易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影响还有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展这个影响的能力，鼓励中央政府、所谓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作让步。美国总统让马歇尔将军去中国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目的是以适当和可行的方式带去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述的目标（隶书是我所做的）。

这是马歇尔使命从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两项任务。中国共产党想加入联合政府：这是斯大林在雅尔答会议上为波兰和其他整个 “解放了的”欧洲狡黠设计的方案；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公开的要求，写在他在延安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五千字报告里，题目是“论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自己独立的军队“取消”或“整编入”国民军的打算；相反，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号声称共产党有正规军九十一万，“民兵”二百二十万，【xviii】在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后的头六个月，他们的正规军就扩大到了一百二十万人。

马歇尔使命是以什么方式和办法“施加美国的影响，以完成上面所说的目标”呢？杜鲁门总统指示马歇尔：

授权给你用最坦率的语言对蒋介石和中国其他领袖谈话。特别是有关中国希望在经济方面得到贷款、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时……一个因内斗而分裂的中国，实际上，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得到美国援助的适当地点。

换成直率的语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军事压力，不是军事干预，而是撤消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个武器只能限制、挫败中国的政府，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毫无作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陆上和海上迅速开入满洲（东北），在那里，他们可以从苏联占领军和苏联取得无限的援助（苏联和满洲毗邻，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马歇尔使命的全部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使团不断地、而且成功地对马歇尔施加压力，要美国停止或延缓援助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抗议，马歇尔将军和美国政府的确多次停止了和延缓了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

这样，马歇尔使命的目标，从开始就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它失败了。有关这些，无论是国务卿贝尔纳斯，还是总统杜鲁门，还是马歇尔将军，还是约翰·卡特·文森（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负责起草对马歇尔的指示的人），他们从来对此就没有完全明白过。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失败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由于他是“一个外交界的新手”，另一个原因，还是看他自己的话：

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原书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

所有我所说的这些看来似乎尖刻的话，毫无奚落在那个理想主义时代的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烂漫的意图。实际上，在那个理想主义膨胀的时代，我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新手。我的确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胜利后不久，我给重庆发去了一篇长长的无线电报，请人交给我过去的学生毛泽东，严肃、急切地恳求他，说，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有理由继续拥有庞大的私家军队，他的党现在应该效法英国工党的良好榜样。自己没有一兵一卒的英国工党，在最近的大选中，刚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下一个五年中，他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政治权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另一个外交上的新手、美国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的陪同下，来到了重庆。我在重庆的朋友发来无线电报，说我的那个信件已经及时交给了毛先生本人。当然，直到今天，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回音。

最后，我愿意真诚地说出我由衷同意对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对中国“白皮书”、和他那伟大的国家应该遵循哪种对华政策的深思意见。由于这是一个引言，是一个旧脑筋、不信上帝的中国人为一位伟大的基督教领袖的回忆录写的引言，我愿意用他所喜爱的圣经新约的一段来做个结束。【xx】一九四九年，当我读到国务卿艾奇逊的转发函“白皮书”，我看到了这些字句：“……中国内战不详的结局超出了我国（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它并不是由于美国少作了什么而造成的。”当我读到这些时，我在页边上写到：“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四节。”下面就是那段经文：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由于美国在雅尔答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在关键时刻，美国停止了对中国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巨大威力并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的陷落，并不是“这血，罪不在我”。

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说，美国如继续拒绝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并且继续反对中国的那个政府取代联合国中国的位置，这样，美国至少可以为自己挽回一些。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坚持的，并由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写入大西洋宪章中的历史伟大、传统的不承认主义，是相一致的。

[胡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哲学及后来中国文学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该校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般都认为胡适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奠基人；该文学复兴导致在文学和教育中，采用了生活谈话的语言（白话），替代了僵死的传统中文（古文）。]

我在中国的建树使我有名声；在那些建树显然被摧毁的时刻，我出任了我国的驻华大使；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虑还都是心灵上的。我知道许多陷在（大多数是自愿留下的）中国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被粗暴地对待着，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监狱，有些在心灵上和肉体上受到折磨，有些不准接触自己的中国和其他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有少数在这种对待下死去了。千百万中国人受到的对待更为悲惨。许多被处死，许多因饥饿而死去。最近听说不少于四千万人被强制劳动。许多人宁愿背井离乡，在流亡中受苦受难。许多其他的则盼望能够流亡在外，但是却无法逃脱出来。

在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中国，有许多是好的，也有许多是坏的。自从他们接管了之后，前一种就少了下来，后一种却多了起来。我一生和我的教会和教育同工们的努力，是奉献给使好的变得更好，使坏的变得不那么不好。可以眼见的那些努力中相当一部分的证据，已经瓦解幻灭了：有些工厂、设备、教堂、学校、建筑物和医院被破坏了，更多的一些被共产党为他们的目的而占用了。【4】但是，我觉得教会、教育和医学事业赞助在中国的投入，以及那些献出自己一生来为了这些事业的人的投入，重要的那部分并没有、也不会被摧毁。

在施与一方和接受一方，施受双方的心灵和心底里，施与受的益处依然继续活在那里。基督教教诲和实践的种子和硕果仍然继续活在那里。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基督教传福音的人、基督教的教师、基督教的医生、基督教的科学家和基督教的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千百万男女和儿童的身心得到了改善。即便一切都丧失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在台湾和在海外的中国人中间，由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United Board of China Christian Colleges）高举的基督教的教育火炬，仍然在照亮着前进的道路。千真万确，我一生的、和我的传教士同伴以及我们中国的同事们的工作（还有在我们之前的那些人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力量。

我也不觉得中国，中国大陆，是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共产党在大陆是巩固了他们的地位，现在看来，他们的确牢牢地控制着那里。但是谁能说在中国有哪个政权会是持久不变的？只要想想自从孙中山以后，在中国和东亚发生的变化，谁会说共产党政权会在中国持续下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政治哲学里是另类的。共产党的作为是强暴、不顾人权并且是压迫。他们请进、使用大批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注定要在内部和外部引起摩擦。看不到共产党尊重中国在国际上的义务；他们蔑视其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5】他们甚至走得更远，竟然入侵了一个邻国，并且和联合国作战。

我无法相信中国的这个政权会持续下去。我有信心，这个怪诞的罪恶不用多久，就会以什么方式走完他的行程；在他被评判并且发现他的缺陷的时候，他就会被迫放松他的控制而消遁出局。我对中国人民也有信心，他们的社会行为，根本上是民主的；当他们从这个谬误的“人民政府”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重新走被阻断的、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长征的时候，会到达这样的目标：国家的统一，国家的民主，国家的安全，和平，进步，并且在国际关系上起有益的作用，成为一个好邻人。

在这本书里，我要谈我一生的故事。我在多年以前就开始在纸上写大事记。现在，我把它赠给那些有意留心这个记录的人。本书并不是在即将出版之前作为一个整体写就的。一个个章节是断续分开写成的。它或多或少像是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个写日记的人的一系列文章或随笔。有些章节是回顾性的。有些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即时写的。有些，最后的三章，是一九四九年我回到美国之后写的。

最后写的这三章，也就是这些结束章节的文字，我要感谢斯坦利·洪贝克（Stanley K. Hombeck）博士的共同努力。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中国，那时，他和我一样是从事教育的，后来才步入外交界。多年来，我和他有许多惬意的接触，并且有许多有益的意见交换。在这三章里，一章是谈了我自从离开中国之后的活动（和不能活动），【6】以及由于一些我所关注的政治发展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政治景观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所得出的对前景的论断。下一章记录了我对过去那些岁月的反思、对当今的默想、和对未来的窥视；并且重申仍然属于我、支撑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最后那章，是我努力回答我思想中一再有所悔恨、但是又总在那里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这几章里面的叙述和记述都是我的；但是由于我的身体使我不能真地书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洪贝克博士根据我的记录和我们的许多交谈而做的。这样写成的文字一再提交给我，我仔细审视多次，并且证实了它完全反映了我的回想，正确反映了我的回忆、我的思想和我的观点。所以，这三章和所有的章节一样，著者的责任在我，完完全全在我。

我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帮助。在传教界内外广为得到赞扬的弗兰克·普赖斯（Frank W. Price）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父亲菲利普·富兰西斯·普赖斯（Philip Francis Price）是我父亲的朋友，也是我朋友所尊重的一位长者。弗兰克·普赖斯热心地使我的文稿得到了文字上和编辑上的益处。大卫·麦克窦外尔（David McDowell）先生是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在编辑和出版上采取的态度和深入的程度，一直是鼓励和支持，他做出了巨大的帮助。

我要感谢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慷慨地写了前言，表明了我们之间的良好愿望，以及他对我的故事感到的兴趣，这无需赘言。他知道，我知道，所有的读者都会知道这些是事实。同样，我也感谢胡适博士为此撰写了引言。他大度地费了时间，用自己广阔的知识和非凡的能力，对我想告诉人的故事做了分析和评论。

最后是傅泾波先生。本书的书写和出版都要感谢他。他对书的内容并无责任；甚至在有些事务上，他和我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这个手稿；我就无法进行联系、接触、讨论、和书信往来，而这些却是在出版之前必须要完成的。在写作本书中，虽然我明显是演出人，但是，全部主持人的功劳理应归于傅泾波。

对于所有上面提及的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以及他们的、和在这里没有提到的、坚持鼓励我的人的良好意愿，我深深地致以谢意。

司徒雷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

我大部分的日子是以中国为家的。我和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的人民由于必然的精神纽带而难解难分，那不仅是由于我出生在那里，也是由于我长期住在那里，那里有我无法估量的友谊。我这个美国孩子有幸在中国度过童年，日后作为传教士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学生回到中国，成为传福音的人，神学教授，之后成为一个大学的校长。一九四六年，由于情况奇特，我突然被平地抛起，担当了美国在南京的大使；一九四九年，我在这个职务上，最后黯然无欢地离开了那当前仍然不幸的土地。

我看到过许多政府统治过中国：垂暮、崩溃的满清王国，理想主义者孙中山领导下的早期民国，和军阀和贪污腐化的官员争战、软弱无力的后来的民国，开始使国家统一、现代化的国民政府，狂妄自大但短命的日本统治的部分中国，在日本投降后悲惨的内战撕裂的中国，以及最近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经过了这些不同近代历史时期，我看到了一个古老但又是崭新文化的痛苦在增加；它在力求使自己跟上二十世纪，目的是在物质上和伦理道德上跻身于世界强国之中。

回顾过去的近八十年，我鲜明地感觉到造物主上帝一直带领着我的生命，也知道我有多少重大的选择是在面对外界的抑制和内心的勉强之下做出的。似乎一再有一个并非我自己的力量，在催促我向前，向前去经历我并没有寻求、也没有预料到的体验和奇遇。【10】无论日后会如何，我极其感恩，在伟大的半个世纪的中美文化和精神关系中，有我屑少的部分；这个关系虽然目前显然在破裂，但是我坚信，日后一定会恢复，并且在正在出现的世界民主和国际共同体的模式中，成为牢固、鲜艳夺目的一股力量。

我父母都是来自悠久的刚毅的早期移民。我们司徒尔特（Stuart，司徒阿儿特，司徒）祖辈来到美国大陆的是阿契巴尔德·司徒尔特（Achibald Stuart），他是爱尔兰（北爱尔兰，Lonodonerry Ulster）的苏格兰人。传说他是阿契尔特里（Ochiltree）爵士（后来的司徒尔特城堡的伯爵）的后裔。后来由于参与了反抗宗教迫害的运动，他和他的两个兄弟大卫（David）和约翰（John）逃到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西部。七年之后，他的家属来和他团聚。Archibald后来定居在弗吉尼亚州韦恩斯博罗（Waynesboro）附近的一个农庄里。他有四个孩子，分散在南边和东边的各州。有一个直系是亚历山大·司徒尔特（Alexander H H Stuart），是腓理莫尔（Fillmore）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后来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校长。另一个是杰伯·司徒尔特（J E B Stuart），是南军勇敢的骑兵指挥官。故事说，他受了伤、被带下战场时，他的部队向他挥手，呼喊他的昵称“杰伯（JEB）”。“快回去！快回去！我完成了任务，你们要像我一样地完成任务。”

约翰·司徒尔特（John Stuart）住在弗吉尼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县的沃克科里克（Walker Creek），后来去了斯汤顿（Staunton）。他的孙子罗伯特·司徒尔特（Robert Stuart）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他乘坐一个带篷的马车从弗吉尼亚州的谷地到荒芜的肯德基州（当时属于弗吉尼亚州）做开拓性的工作，在肯德基州的列克星顿（Lexington）帮助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学院。他在那里教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任过一段院长。

罗伯特·司徒（Robert Stuart）和哈娜·托德（Hannah Todd）结了婚，她是玛丽·托德（Mary Todd）的姑姑，【11】玛丽·托德（Mary Todd）后来成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因此，罗伯特的儿子大卫（我的祖父）和林肯总统夫人就成了表兄妹。另一个儿子是约翰·T·司徒（John T Stuart），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后来成了林肯的法律伙伴。我十一岁来了美国后，住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才知道司徒一家和林肯一家有这个关系，吓坏了我和我的弟弟。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是来自中国之外，至少对我们的那些南方朋友来说，那是使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我们的小命甚至会有危险！

大卫·托德·司徒尔特（David Todd Stuart）是妇女教育的前驱。他是肯德基州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的司徒尔特女子学院（Stuart Female College）的创建人和院长。他的儿子约翰·林登（John Linton）是我的父亲，是一八四零年十二月二日在谢尔比维尔（Shelbyville）出生的。他是在宾夕法尼亚的华盛顿和杰弗逊学院（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和肯德基的森特里（Centre） 学院受的教育，一八六一年毕业于森特里（Centre）学院。他教书四年后，进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一八六八年毕业。那是在普林斯顿，由于来自中国的约翰·倪维斯（John L Nevius）博士的激动人的信息，使他转入国外传教的工作。他是被新的南方长老会的国外传教执行委员会最初派出的传教士之一。在一八六八年他和两个伙伴去了中国。他们的行程是到纽约，经过巴拿马地峡、旧金山，到上海。历时两个月。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在杭州开始工作。杭州在上海西南约一百二十英里，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六年的传教生涯。

我父亲在一八六八年作为单身汉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他当时的前任殷斯里（E B Inslee）牧师相信学习中文要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所以我父亲就在一个鸦片馆楼上租了一个住处，雇用了【12】一个没有学过徒的厨子照顾他的生活所需。经过了五年连续的劳苦、外出和艰辛，他因健康衰退而被送回老家去疗养。不久，他恢复了健康。但是比这更好的是，他赢得了为日后的健康最好的保证，赢得了一个妻子，玛丽·路易萨·赫顿（Mary Louisa Horton）。她来自莫比尔（Mobile），是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法官的女儿。古斯塔瓦斯·赫顿（Gustavus Horton）是现在莫比尔（Mobile）县教育系统的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过那个市的市长。在战后贫困的南方，被称为“玛丽小姐”的玛丽·赫顿（Mary Horton）创立了一个女子学校，以她的名字命的名，成了在阿拉巴马州著名的一个学校。它不仅受到南方其它州，也受到北方一些评论人物的广泛瞩目。当时有人说“玛丽小姐”是“一位有特别资质和社交天赋的妇女”。她的嗓音很好，有人建议她去德国学习，但是她却选择了陪同她的丈夫去了遥远、陌生的中国。她把她的学校交给了她的一位助手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玛丽·拜格比（Mary Bagby） 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主持了这个换成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校。

我的母亲曾经和一位南军的海军军官定过婚。那位军官在莫比尔湾（Mobile Bay）的战役中阵亡了。这也许就是我母亲决定要到外国做传教士的缘故。她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荒唐，但是她却不听他们的劝告。当时正和她通信的国外传教团（Foreign Mission）的执行秘书约翰·雷登·威尔逊（John Leighton Wilson）牧师，建议她去参加长老会的一个大会，和刚从中国回来的一个年轻传教士见见面，那个年轻传教士可以告诉她传教工作的第一手资料。她听了 Wilson博士的建议。她后来发现，她这么做，帮助了那个单身传教士完成了他的婚姻计划。是否为了感谢他，才使我的父母为他们的大儿子（我）起名叫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司徒尔特（司徒雷登）？对年轻传教士来说，威尔逊（Wilson）博士本人是个迷人、激励人的人物。【13】在内战（南北战争）之前，他在非洲多年，是最早的传教士，在那里传福音，探险新区域，并且是第一个将捕获的猩猩活着带回了美国的人。他健康不佳，使他不能不留在美国。他成了全国长老会第一个国外传教派遣机构的秘书；在内战将国家分裂了的时候，他是新的南方教会的秘书。

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和他的新娘在一八七四年的夏天扬帆去了中国，定居在杭州。

杭州是全中国最古老、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杭州有真被“庙宇群山” 环绕着的美丽西湖，有远处风景如画、具有“汹涌”潮水的钱塘江，在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中，她是闻名遐尔的。马可波罗说杭州雄伟得无可伦比，并且细致地描绘了它那美妙的运河、桥梁和道路。“北夷”入侵，宋朝朝廷逃难时，杭州是它的南都。中国有个最熟知的说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代表了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当我父母在杭州安顿下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只是在十年前，这个城市很大一部分被太平天国破坏了。但是使我母亲印象极深的周围的乡间仍然保留着。在街上，商贸刚刚复兴；这个地区著名的产品是茶叶、丝绸和扇子。

在南方长老会传教团开始在杭州落脚的时候，它在城里城隍山上取得了一块地盘，在山麓上有一些庙宇和官府的建筑。这个地方凑巧俯视着省财司的住宅。【14】在这个官员的儿子生了病的时候，医生和风水先生把那个病归之于山坡上面住着的洋人发散出了恶劣的影响。当地的官方精心造了些理由，要传教士把这个地方换到城市另一端、一块较大的地方。达成了协议。那个新处所位于被太平天国毁掉的一个区域的中心，是杭州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教堂，一个学校和一些传教士的家屋。传教士“大院”旁边的那条街后来就成了“基督巷”。

除了在贫苦阶层和乡村人们中传福音之外，我的双亲还都有志于建立学校。我父亲的男校后来被教区关闭了，因为它的成员认为我父亲的正当职责是传教而不是非宗教的教育。即使如此，他还是在他的学生中拯救了几个喜欢的灵魂；他们得到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很多年里是教区内最好的中国同工。我的母亲甚至更为成功。她开创了中国的第二座女子学校（女子学校的数目和影响在稳步增加）。她担任了多年的校长。后来那个学校成了著名的杭州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的一部分。

在杭州的司徒尔特，司徒（Stuart）的家里，出生了四个儿子：（约翰·雷登，John Leighton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卫·托德（David Todd），瓦润·赫顿（Warren Horton）, 和罗伯特·克尔克兰（Robert Kirkland）。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兄弟是教区里唯一的外国孩子，所以我们受到了宠爱。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记得我们父母的慈爱。他们对待我们是慈祥英明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全是欢乐。

我记得去杭州的风景区远足，【15】野餐，摘野草莓，记得春天布满火红杜鹃的那些小山，记得在一个山顶潮湿阴冷的古庙里避暑（开始是单纯的野营，后来发展成教区的夏日避暑胜地），那是我们小孩子的迷人冒险活动的场所。有一个夏天我们去了山东省的芝罘（烟台），住在海边的一个峭壁上。我们坐骡驮轿去登州府看望狄考文（A W Mateer）博士，他是著名的传教士学者，是我父亲的朋友，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

我们有几个经过经心挑选的中国玩耍伙伴，我们很喜欢他们，和他们讲中文。但是放学后的大部分时间，只让我们在我父亲和其他人种了很多树木的大院子里自己玩耍。我长大后回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缩小成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和我儿童时期所联想的宽阔、神秘截然不同了。我们极其喜欢中国的饮食，糖果点心，水果，而最喜欢的是他们欢庆的嫁娶的宴席和礼仪。我们没有学中国书，这是我对那个时日的唯一遗憾。但是我弟弟瓦润（Warren）随家从美国休假回到中国的时候，进了一所中国学校。在他日后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记得足够的中文口语和文字，使他能很好地开始使用中文。虽然我们是在隔离着，但是我对那时还没有受到接触现代而被破坏的中国人特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过年的佳肴和表演、正月十五灯节的宴席、其他节气的欢庆、坐游艇躺椅游西湖、以及其他的类似活动，都有相当生动、光彩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离开中国之前，我唯一的老师是我母亲。她的教学一定是很不错，不然我和我弟弟David进入莫比尔（Mobile）公立学校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我们在班上没有被落（la）下。【16】我们除了在杭州家中天天上学之外，我们还上主日学，并且有定时的家庭祈祷。有时，我和父亲到街上和庙会上传福音。我记得一些“听众”在他讲道的时候，提出的一些对他的衣着和举止形象的好奇的问题，使我怀疑是否值得去街上和庙会上传道。后来在美国，我感到了对这种传教活动的反感；在克复这种反感之前，我是不能决定从事传道职务的。

在一八八七年，我的父母约翰·林登·司徒尔特（John Linton Stuart）牧师和夫人，在传教十三年后，带着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的四个儿子，从中国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

我们回美国的行程，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法消除的记忆。对我们来说，那是崭新、又是相当可怕的冒险。远洋轮船上的女服务生说她们从来也没见过我们这样“幼稚的孩子”——其他孩子习以为常的许多事物，我们却知之甚少。我们的父母说过美国高水平的生活；在旧金山码头看到衣着粗陋的报童，就使我们惊奇不已：这里怎么会有这些贫穷的“外国孩子”？火车头和火车对我们也是新奇的；那时中国只建造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且还被农民扒了，因为怕火车骚扰坟茔地里的鬼魂。

在我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时候，对我来说，感情上的抵触变得激烈起来。我父母为了引起传道界公众对中国的注意，将我和我的弟弟们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在当时，这是可以接受的做法。他们真是带回了成卡车的“古董珍品”，主要是中国人日常的衣着、餐具和祭拜等用具。要我们小孩子穿上服装，【17】用筷子吃饭，用中文唱圣诗（特别是“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和其他一切，安排成一种演示。后来，我们两个大孩子留在了莫比尔（Mobile），增加了我们不愉快的声名。我们穿的是上海早年非常简单、原始、古老的英国式衣服，我们的言语是我们几乎只交往的思想严肃的大人的谈吐。我们对我们同辈美国人的言语、习惯、以及年轻人的卑劣行径，无知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我们的堂表亲们一方面羞于有这些奇怪的亲戚，一方面又对和我们的关系感到好玩和高兴。这是个南方腹地的乡村小镇，是我母亲承诺去做个传教士那闻所未闻的傻事（或献身、牺牲）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成了同学谈论、折磨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我母亲的老朋友和过去的学生问些让人憎恶的问题的对象。那些意味如此和善的问题，包括有，我们最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吃耗子？我们是不是讲中文？等等；它们成了让我们厌恶的问答集成了。来访的人会说出那么不得体的话，像是，“啊，他们真是像些中国孩子，不是吗？”

在一八八八年秋天，我父母回了中国，将我和我弟弟David留在莫比尔（Mobile）我母亲妹妹和她丈夫那里。他们有一子一女，年龄和我们相仿。这两位寄养父母对我们关怀、亲爱得无以复加，他们对待我们恰如己出。但是他们的规矩却是我舅祖留下来的严格苏格兰长老会的规矩，还加上了他们对传教士的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解。他们自己不能去中国，但是他们设法在离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很远的城的另一处，维持了一个家庭礼拜聚会处。为了不辜负“在异教徒国度里作出牺牲的我们圣洁的父母”，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穿城到这个礼拜堂去。在星期天坐街车或其他方便的工具是不对的，所以星期天我们必须走着去主日学，然后做礼拜【18】，晚上再去另一个宗教聚会，基督徒青年聚会（Christian Endeavor）。星期天的下午，我们要记、背圣经和赞美诗。跳舞和剧院是不允许的，这更让人不平，因为不准我们但是准许我们大部分堂表亲享有这些世俗的欢乐，只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传教士。另外两个姨母（一个是社会名流，一个远在乡间）对我们两个年轻人很同情，这和管制我们的那个姨母正相反。

我们最感到高兴的是每个夏天我们都去住在莫比尔（Mobile）海湾对面一个姨母那里。她丈夫曾是南军的尉官。在那些炎热的月份里，我们在湾里钓鱼、捕蟹、游泳、驾船。我清楚地记得和同年龄的一个黑人（那位厨师的儿子）玩伴的情节。我和表哥因为那个黑孩子不会划船而嘲弄他。有一天，他说，“我要把船划回去”。我和表哥跳下了水，想游一下，然后回到船上。这位小黑孩觉得我们在考验他，并且由于伤了他的种族自尊心，所以他就开始往岸边划。我们喊着让他停下来，但是他以为我们还是在嘲弄他，所以他就继续划，直到最后把船弄到了家。我们却吓坏了。我们往回游，越来越筋疲力尽。那大约有一英里，是漫长、艰难痛苦的延迟。我们漂浮的尸体，悲惨的葬礼，家族的墓地，新闻报道，要过一个多月后才能到达中国、给我父母的信，还有那些悲痛的眼泪！最后，我们挣扎到了岸边，不然我就无法写这个故事了。在我童年的经历里，还有一个黑人，是我们热爱但是也必须听从的保姆“乔治亚阿姨”，要是不听她的话，会挨打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期，种族间的界线是严格划分的，我们也认为当然如此。

对外国传教士的理想化，和在阿拉巴马扶养我们的威严的责任，【19】是我日后所设法理解的。对我们爱护备至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年岁，他们理应受到了自然的慈爱，一点也没有搀杂上我们幼年的抱怨。在家中我们的两个表兄妹，那时以至到现在都和我们有兄妹般的感情。但是，从我们的同伴（包括很多表亲）的正常欢乐来看，我们在莫比尔（Mobile）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长期对传教生活的厌恶情绪。我们早年的训练，甚至我们这些小倒霉也显然看得出的真诚的意愿，还有夏天在海边有健康的运动，要不是有这些，我就不会从对所有宗教都抱严重的抵触态度中走出来。

一八九二年，我十六岁，九月份，我被送去了当时被认为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院，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它是“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预科学院，位于一个高地上，是原来多马士·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庄园的一部分。因为在那里朝各个方向能看到从蒙蒂塞洛（Monticello）到落皮丹（Rapidan）河的景观，杰弗逊将那个庄园称为“一览无余（All-seeing）”。

在莫比尔（Mobile）的时候，我像其他男孩子一样，把学校看作是必须忍受的一种灾难，所以尽量少费力气。在四十个或五十个男孩子的班上，我经常处于前百分之十的下限边沿上，从来也不处在班级的前头。那些私立男生学校被认为是为了非常富有的，或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孩子的学校。教学是枯燥、平庸的，是无奈地被严格控制的，我尽量少做家庭作业。部分由于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没有学过男孩子的游戏运动，部分由于我没有天赋和兴趣，所以我闲暇的时间没有去和其他孩子运动游戏，而是读像司科特（Walter Scott），李顿（Bulwer-Lytton），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其他一流作家的小说。【20】

当去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时候，效果已很明显。我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其他那五十个孩子来自南方的各处，我来自阿拉巴马州。从中国回来的可怕印记已经消失了；到后来逐渐有人知道的时候，那只不过是我的同学偶然对历史感到兴趣而已。使我改变态度的其它原因是：宜人的气候和景色，尽管数目少但都是非常仔细精选的学生，而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质量、水平和他们对学生的关怀兴趣。校长是散普森（W J R Sampson）, 他具有最为优良、杰出的个人品质；他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Henry M Woods）牧师，捷姆斯·伍兹（James B Woods）博士和爱德嘉·伍兹（Edgar Woods）博士，都在中国传教，在我长大成人后长时间里，都对我都很有影响。他们夫妇对我都特别慈爱，后来对我后面的两个弟弟也是如此。只要我们需要，在夏天，那里总是我们的家。

部分是由于气候，但是主要可能是由于两个让人极其钦佩的教师（都是刚从汉普登-希尼（Hampden- Sydney学院毕业的），我发现我可以学得好，而且愿意努力。我的一位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后来历任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使得拉丁文和希腊文成了我着迷的课程。另一位激励我的教师是教英国文学的捷姆斯·贝尔（James L Bell）。我很容易地赢得了那年的最高荣誉和最高平均分的金奖。

Pentops虽然并不太严厉，但是还是有相当严格的宗教规矩；不过，我在莫比尔（Mobile）呆了五年之后，那看来是很平常的了。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德，高兴我解脱了传教士起源的怪名声，美好的同伴友情，和总起来说是明智地执行严格的宗教标准，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稳定了我的宗教习惯。我的态度可能相当消极，但是并不紧张对待。那一年是非常愉快的一年。

经由我所喜爱的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H Denny）的介绍，一八九三年秋天，我从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进入了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二年级。我还参加了他的ΣΧ（Sigma Chi）兄弟会和他的文学社。一个年轻、崇拜英雄的人，所能要求的最多也不过如此。

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是在发表独立宣言的一七七六年，由大陆议会创立的，以两个英国自由主义爱国战士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和阿尔济能·希尼（Algernon Sydney）命的名。在创建人中有亨利（Patrick Henry ）和麦迪遜（James Madison ）。在它的校友中，出过一个美国总统，三十个国会参众议员，八个州长，和二十个学院或大学的校长。现在，它有近四百名学生，而那时还不到一百五十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次调研中发现，列在名人录的美国大学校友中，有7. 45%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校友，占第一位。第二位是阿穆赫斯特（Amherst）学院，是7.4%, 第三位是哈佛大学，是6.6%。这个事实受到了报刊广泛的评论。诺克斯维尔日报 (Knoxville Journal) 写到：“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价值远远高于最为无可争议的成就。在南方的教育历史中，在地位上和影响上，在历史和风格方面，它是独一无二地。”

大学生活最美好的方面，对我来说，是个人之间、特别是我们兄弟会同伴之间的友谊，那个学校的崇高传统，以及它那欢快的气氛。但是，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在那个时候已经在走下坡，招生的人数在下降。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那里的土地因为种植烟草而枯竭了【22】，比较有精力的富裕的家庭都去了北部和西部。主要吸引我的那位杰出的英国文学教授，在我入校时离开了，后继的那位则枯燥得让人难以容忍。我修读了必修的物理科学，教课的人很出众，但是我也只读了个及格。毕业的时间到了，我并不觉得遗憾；虽然说提供我读硕士一年多的奖学金，但是再在那里呆一年的想法并不吸引我。

在大学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李·特林科尔（E Lee Trinkle），他和我在班上似乎总在一年年里交替、轮流得第一。在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日子里，这个友谊是我最快乐的记忆之一。李（Lee）和我同年，是同一兄弟会的同伴，我们住同屋，下午常常一同去散步，但都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我们甚至一同约会我们的女朋友，但是从来也不争风。在开学的时候我先到他在弗吉尼亚西南部维斯维尔（Wytheville）的家里和他会面，在夏天分开之前我也回到他家。我常常在他家过圣诞节。毕业后，他到弗吉尼亚大学读法律，我则到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去教书，但是我们保持着友谊。他后来就任了谢南多亚（Shenandoah）人寿保险公司的主席、以及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一九二一年，他以当时最大的多数票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四年一任的州长。多年来，他是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Roanoke）第二长老会的活动积极的长老。在他一九三九年去世前，我们一直互相通信；我回美国旅行的诸多乐趣中，总包括着看望他。

事出偶然，我们班上接受荣誉的人多于往常。前一年考第一的人做了毕业生告别演说。特林科尔（Trinkle）和我十分接近，取得第二的荣誉。为了让我们在毕业授学位典礼时都到场，恢复举行了长期以来停止的希腊文致词，【23】并且让我来做。我那好心、精深、博学的布洛克（Brock）老教授在演说辞上帮助我，我也很放心地知道，在天热流汗的听众里没有吹毛求疵的人。我在二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取得了BA和B Litt 的证书。

在我那时，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HS）学院在行为、品行和指导、以及在管理上都非常著名。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也在附近（很快搬去了理士满[Richmond]），协和神学院几乎就像是HS学院的研究生院。HS学院的许多学生准备去从事传道。似乎也期待、要求我从事宗教，灵性的气氛总起来说是热烈而真挚的。我们这些学生并不羡慕大多数神职学生的奖学金和社会出身，也不总是仰慕他们的道德行为。必修的圣经课极其沉闷，教堂、圣诗班和礼拜活动都不那么鼓舞人。但是，想到它们时，并没有不耐烦和拒绝的念头。

主要是在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里，表现着很自然的宗教生活。青年会在我们学院、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地方，都起到了生气勃勃和重要的领导作用。我在学院生活的三年中，是青年会比较活跃的成员，四年级的时候，我担当了主席。当局把基督教男青年会看作是北方的一种革新，对它有些皱眉，这可能反而有助于它在学生中有更多的声誉。学生自愿国外传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的浪潮那时影响正高涨，它激发了对全世界基督教运动的关心，并征求大学生加入传教服务。当它的秘书访问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学院的时候，我当然成了他们的对象。我的家庭、在基督教里活跃积极的职务、健康情况、以及没有做自愿者所不可逾越的困难，这些加在一起，使我成了被挑选的人。

在后来的岁月里，韦拉德·里昂（Willard Lyon）, 富来彻·布鲁克曼（Fletcher Brockman）,亨利·卢斯（ Harry Luce）这些秘书都成了我亲密的朋友。【24】但是在那时，他们明确了我最尖锐的宗教问题：我对传教活动缺乏热心。从一个小孩子印象看到的我父亲的经历（我所有的幼年的苦恼都归因于它），以及在弗吉尼亚的生活和教书的职业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些都使我对去国外传教作为事业产生很剧烈的反感。学生自愿者运动则自自然然地号召说，任何一个年轻、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表明他（她）为什么不能够到国外传教。这使我进退两难，受到折磨。我能够承受得了不签约的压力，但是我却无法忘怀这个问题。我想在教古希腊、罗马文学，或是在传道之间选择我一生的工作，但是希望不论做什么，都能留在弗吉尼亚。我对做牧师有些犹豫，主要是我觉得那会自然地导致派我去中国。我打算到我弟弟当时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到德国去读研究生。但是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学习经典或神学来从事一种事业，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那个伤脑筋的传道人的问题。

我对进一步毕业后学习（读研究生）的犹豫中，在我脑海里现在出现了一个怪怪的假想：如果我曾预料到后来我会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我那是一定会到一个在中国有知名度的大学，至少读一个硕士学位；但是，如果我真去读了，我很可能就不会就任基督教神职、因而根本不会到中国去。我一直顺从我良知的指引，我也一直没有理由来后悔。

在这个时候，我尊崇的丹尼（Denny）先生接受了华盛顿和李（Washington and Lee）大学的教习职位，我被邀请接替他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教授拉丁和希腊文的职位。【25】我有千万种理由要接受它，我也十分急切地接受了它。我在那里教这些科目教了三年，生活得十分满意。弗吉尼亚的魅力在不断增长。我离我的两个兄弟很近，在大学里我有很多熟人，从那时起，我几乎就觉得那就是我的大学了。在头一年之后，我就很想再呆一年，然后还是这样，又呆了第三年。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难以做出决定而拖延时间。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同事、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吉尔摩尔（A D P Gilmour）在那时决定从事传道工作，而在后一年开始去读神学。我们经常一同谈论这个问题，他的决定毫无疑问在影响着我。在一年后我进入神学院，在他毕业之前我们一直住同屋。

在潘塔珀斯（Pantops）学院我是个“老人儿”，这使我在情感上得到益处，使我理解到那个学校的一些特殊情况。我很年轻，比我的有些学生大不了多少，这使我遇到些危险。使我脱离险境的，似乎是在那些男生和我之间自然而然形成的友谊。在课堂之外，我和他们打成一片，有时作为他们体育队的经办人同他们到其他学校去。在课堂上，我还记得我在老师乔治·丹尼（George Denny）的指引下的那个转变经历，我设法使学习成为有趣的事。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是教拉丁文，还是教学生？”对我来说，那主要是教学生，这样就使那些基础的课程看来不那么沉闷。举个例子，我不像传统那样教恺撒（Caesar）的《评注，Commentaries》（那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关于作战的简洁笔记，当然，并不是为了身处异邦、多少世纪之后、那些不耐烦的学生写的），而是教考尼里乌斯·尼珀斯（Cornelius Nepos）专为罗马的男孩子写的著名人物的简短传记。它里面都是有趣的轶事，足以用来练习拉丁文的文法。

这种和学生几乎近乎自然的关系，【26】也表现在后来我和南京神学院的那些十分不同的学生之中，再后来也表现在燕京大学里。燕京大学的学生和比较简单的南京学神学的学生又不相同，燕京的学生和南京学生的差别之大，就像是他们和美国的学生之间的差别那样。

在这教书期间，我到麻省诺思菲尔德（Northfield）参加过两次夏令聚会，那是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学生自愿运动领导的。在那非常成功的聚会中，许多高尚的人参与了筹划，有的到了会，有的做了演讲、致词，他们启示着或者带去了生气勃勃、切实有用、极其吸引人的关于宗教的观念。它们和我过去所最为熟悉的那些相当呆板、单调的信仰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耶稣基督变成了一个受人敬爱的主宰，成了年轻人热心奉献的完美实体，而不主要是一些神秘、难解、崇高的本质和它的属性，不仅是对它们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成了异端的一种神学上的教义。我和那时许多青年一样，对基督的这种新鲜、沉醉的理解，可能都应归功于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er）。从那时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我宗教信仰的精髓。在日后的岁月里，尽管神学的观点有了变化，我有了那么多的经历，但是它一直光亮如初，丝毫也没有幻灭。

一八九九年秋季，我进入了协和（Union）神学院。它已经从汉普登（Hampden）-希尼（Sydney）搬迁到了理士满（Richmond）近郊的一个可爱的地点。在能干的瓦尔特·穆尔（Walter W Moore）院长的经管下，在它的新校舍、设施和环境的激动下，学院正在全面地发展着。我又一次有了三年愉快的时间，它发展了我不仅对神学院、也对理士满（Richmond）这个城市产生依恋的情感，现在它仍然在游移、徘徊着。除了是否做传道工作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逐渐形成着的问题，就是神学信仰的问题【27】，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对进步的、无所惧怕的、毫无偏差的圣经学问的态度问题。虽然到那时为止，我对宗教的兴趣主要是在实践方面，但是，由于到北方的访问，通过阅读，也由于内心的强烈愿望，我越来越认识到，南方长老会的正统和当前自由探究趋势之间的对立立场，而我知道我是同情后者的。

在另一方面，神学院的教授们，加上著名的院长，无一例外，都毫无疑问地是真诚、虔诚、有学问、具有广泛人类同情心的人。他们被选到这里来，大部分是由于他们是成功的牧师，以及和从事有争论的神学相比，他们更愿意培养有用的讲道人。和他们在一起，我发现对过去和它的传统的忠诚是首要的美德（在南方几乎都是这样）；在宗教中如此，在社交和政治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所以我就决心重视、珍惜他们的特点和他们的教导，但是在思考和研究上则独立自主。为上课做准备不需要太多的时间，我设法把晚上空出来，读图书馆极好的书，主要挑选关于宗教、科学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新书。这帮助了我调和对我来说，有的时候似乎是无法说服我，有时甚至是不可证明、令人拒绝的陈述。但是这个教义的主要真理却是这样的。在我传教的关系上，我内心里面总有一点的紧张，到现在也仍然如此。因为我总是觉得，在信仰和目的上，他们和我都最关心它。我是南方长老会的一员，我觉得没有必要和我父辈的教会脱离关系，我一直感到，双方都有这个感情和信念。

我在神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雷西·埃维英·莫非特（Lacy Irving Moffett）受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长老会神学院的差遣来到了这里。【28】我们立即被对方所吸引了，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第二年转学到理士满（Richmond）来。他已经决定要做传道人。在珀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毕业后，他就成了我的室友。这样就开始了我们密切的友情，直到现在；而且还由于我们俩和两姐妹结了婚，情谊更为加深；在我们到中国之前和之后，我们一生都联系在一起。

在第二学期，来到了我传道问题的转折点。它和往常一样，那是由于学生自愿运动的秘书来访。这次来的是亚瑟·尤文（Arthur Ewing）牧师，他是去印度的传教士，回来休假。凑巧那时我是学生组织的主席，所以我有责任招待他，安排会见、谈话，出席他的公开演讲。在他即将离开的时候，他问我：“好了，司徒，那你怎么样？”我对他说，我知道我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我也清楚他可能会催促、劝说我要考虑的都是些什么。他很机智、老练，也有良好的判断、感知，他紧紧、热情地握了我的手，就这样离开了那个话题。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终结那种犹豫不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逃避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听着钟楼上的钟敲着钟点，直到第二天早上凌晨五点钟。怎么描述我产生的反对到中国做传教士的厌恶也不会夸大其词。中国不是我所思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在那里要大声疾呼地对闲散的人群讲说；在庙会和街上小礼拜堂里，面对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们；几乎是白白奉送小册子；忍受当地的人们轻蔑、鄙视、恼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质生活的不舒适和艰苦，等等；也没有学识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兴趣；一种活死人、或相当于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觉。由于特殊的传教士背景，从那时起，我儿童时期的经历和考验一直以各种形式留在我的心里。【29】和它相反的，则是在弗吉尼亚愉快的生活，在南方任何州可能都会是这样。它当然是一种不正常的主观心态或情绪。如果我能够预见到后来我在中国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的，设想那时我可能是要如何推论，一定很有意思。

幸好，我的父母从来也没有提出来、也没试图劝说我作传教士。当然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儿子追随他们做这种服侍，会让他们更高兴。我第二个弟弟大卫（David）那时是医学生，十分明确他不会屈服，但是他后来终于屈服了。他后来到苏州的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lack）医院做了两年差派外科医生，直到在一九零九年因为意外事故而死去。我的三弟瓦润（Warren）在中国一直呆到十五岁，没有经受过大卫（David）和我幼年时候受到的痛苦和后来的紧张，他似乎一向很容易地注定要从事传教士的工作。他先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学里、后是在神学院里做了十九年的教授，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到来的时候。

回来说那个注定命运的夜晚。我对作传教士很反感，但是那时候有个不能争论的意见：一个真正、完全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没有外部原因的阻碍，他就要到国外作传教士，或者至少要在被“召唤”的时候愿意去做。而我则确实不愿意。在美国，那时我是否受到了任何召唤，要我为基督耶稣、为精神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所有物质上的一切？对基督耶稣的信仰真是最为真实、它真是我生命中最为重大的事体？如果不是那样，我是否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从事基督教的工作，而同时还可以诚实地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我在床上辗转不安，翻来覆去考虑这些熟悉的问题。

最后，我决定把我的宗教信仰放到自己认为是最后的考验上。我要决定去做传教士，这样就对自己满意地证明了基督教义对我有无上的价值。【30】如果上帝为我安排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工作，或者知道我无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要求，那么我必须相信祂会引领我。我疲惫不堪，入了睡。在醒来时，我告诉了我的同屋帕洛克·吉尔摩尔（Pollock Gilmour）和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他们没有感到吃惊。我没有感到是在克制自己，反而感到了满意、解脱，甚至感到是满腔热情。我一点也没有对那个决定感到遗憾。它给了我对宗教的真实性的保证，给了我智慧去做当时似乎是正确的事情。我要从事的事业，可能使得我比做其他事情更能够奉献给基督的理想和目标，也能使我在一生中得到更大的喜悦。

学生自愿运动的效率很高，报名自愿到外国传教服务、热心的年轻人的数目，多于那些重要的教会组织所能够接受的人数。这又导致了积极努力设法增加支持传教的经费。在北长老会和公理会团体，开始了一个“前进运动”（Forward Movement），要各教会支持单个的传教士，它后来发展成了“每个成员游说”，为当地的教会获得全部的经费。这个情况也影响了南方长老会。在南方长老会，为国外传教的钱在几年之间实际上没有增减，也就没有在原有的队伍里面增加自愿者。莫非特（ Moffett）和我以及费尔曼·普雷斯顿（J Fairman Preston）在同一年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我们蕴育了一个古怪念头，借用北方最为成功的那个项目的倡导者路易·韦莎德（Louis A Wishard）博士的开展方法，在我们的教会里发动“前进运动”。【31】

教会当局允许了，给了我们必要的资料和他们个人的祝福，但是十分得体地使自己不承担任何正式的责任。有少数商家提供了我们不可思议的那么少的花费。我们没有薪水。把住旅馆看作是应急措施。我们带着地图和邀请卡旅行，并且设立当地的委员会，去收回那些邀请卡。我们各自在自己过去熟悉的一个地区开始工作。普雷斯顿（Preston）在北卡州，莫非特（ Moffett）在肯塔基州，我在弗吉尼亚的谷地。我的第一次试验，是在首都华盛顿，是我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个星期天。我曾经咨询过的中部长老会年长牧师 A W Pitzer允许我对他的教徒做一次试验。在听了我的计划后，他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拍着膝盖，说，“当然，当然，多年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些教会没有这么试试。”我说，“因为那是个相当重大的主意。”“好吧，年轻人，你就勇往直前吧。希望你能从教会里弄到更多的钱——愿主祝福你。”我在这个教会里讲了道；在会众挑选他们的“外国牧师”的时候，他们说既然让我在他们面前练习，所以他们就有理由来挑选我。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他总统任期内是中部长老会的成员，有一次我从中国休假回来，到那里讲道，有幸他在那里做礼拜。

这个办法的彻底性和新颖性；青年男女要求去传道服务，但是由于没有钱而不能成行；这又理解为主要是由于大家认识不到有那个需要，以及缺少系统的组织；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很容易地取得了惊人的结果。对于一般的人，他们把到国外传教看成是职业；对于另一些人，它有浪漫的意念；而那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抽象属性，它关系到一个具体的“外国场合”并且也是个人化的。【32】这个计划的成功几乎是自动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到总部里。我记得，第二年春天，教会组织最高的总部一致同意，批准了那个计划。我们三个人都成了有薪水、有花费支出、有正式地位的秘书。看来，为了证明我们的忠诚，我们最好有一个人在那个夏天去到现场就任。普雷斯顿（Preston）被选中了。他那时已经定婚（那是他旅行的一个副产品），我们都参加了他的婚礼之后，他和他的新娘去了朝鲜。莫非特（ Moffett）和我要再等一年，到那时，我们觉得永久性的机构就会建成了。他们愿意让我们无限期地担任那个职务，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募集到钱，讲明我们自己也是准备好去做传教士，那对于整个的事业是有更大的好处。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最初的目标，并且很满意我们的极为保守的教会正式认可了那个方法，并且还聘任了一个固定的秘书来维持它。

回想起这个经历对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的影响，它对我的新目标给了我立即可行的出路，而同时又变得承诺于它并不只是基于虚构的自我牺牲。在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已经给了我读研究生的奖学金，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谢绝了它。我错误估计了奖学金在传教领域中的重要性。但是我预计在同一个大学里再多读一年不会有多大好处，则估计得可能并不错。但是，积极的一个考虑是活跃地从事于冒险、可能有用的像我们小小的那个“前进运动”的一个项目。在持续拥护传道事业以及对反对的意见做出回应中，我能够理解它的意义，并且对它产生出热情；它使我在最后进入到传教事业中的时候，立于很好的地位。【33】我全神贯注在这些振兴和管理上的事务，而学问和神学上的事情则在那里沉寂着。我有机会在南方各州旅行，感觉到我对弗吉尼亚的深厚感情在扩展着。在那时候，我的信仰是集中在一个工作上，在那个工作里，我是和牧师和教会的领袖在一起，无论和他们在信仰教义上有什么分歧、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结成了许多愉快的友谊。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感到我和我的教会内在的和谐更加深了（我相信大多数的教会都是如此），这是基督教义的真正基础。

雷西·莫非特（Lacy Moffett）和我从神学院毕业后不久，我们的长老会就授予了我们神职，任我们为牧师。有了两年的“前进运动”经验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去中国作传教士了。我们是否不结婚、独身前去？我们决定，除非我们两个人都结婚，否则就都不结婚。在造访新奥尔良的时候，莫非特（Moffett）和我遇到了我的几个远房表姐妹，是约翰爱德文罗德（John Edwin Rodd）夫妇的几个女儿。我们逐渐发现有点什么事在发展着，那个糟糕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中：“是同一个女孩吗？我们的协议怎么办？”一九零四年七月，我们到查塔努加（Chattanooga）的卢克欧特山（Lookout Mountain）参加一个会议，我提议莫非特（Moffett）和我邀请我们都感兴趣的两姊妹。当她们来到了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大气，发现我们各人所喜欢的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决定同时提出求婚，我们也这样做了。

她们接受了我们。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在新奥尔良（New Orlelans）一同举行了婚礼。我的新娘是艾琳（Aline），莫非特（Moffett）的新娘是凯特（Kate）。另一个妹妹佛劳伦斯（Florence）后来到中国作传教士，【34】第四个去了非洲。艾琳（Aline）过去没有考虑过做传教士，但是她的其他三个姊妹帮助她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我和艾琳（Aline）共同的恋情生活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她在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