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去华盛顿，在华盛顿

【260】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乘坐大使馆两架中较小、较旧的一架飞机，离开了南京，打道回美国。和我同行的是傅泾波、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奥利弗（Olive）先生和夫人、以及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机上有机组三个人，驾驶是大使馆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当时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么多的人，加上那相当数量的行李，那个不是最适于航行的飞机是超载了。无论要冒多少新危险新，我们都高兴我们已经上了路。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周，是不舒服、变幻无常、烦恼、愤恼、忧虑、甚至是担心的几周。

在晴空之下、平静的海洋之上安稳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冲绳，受到美国军人的热心欢迎和照料。第二天，我们换乘了较大的大使馆的一架飞机，那是派到中国为大使使用的、设备齐全的B27新飞机。在离开冲绳前，我高兴地在浪里好好地游了一次泳。

这架宽敞、安全的B27载我们飞完了余下的行程。它载我们到了关岛，又受到了热情、令人难忘的欢迎，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里我又游了一次泳。

在八月五日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了檀香山的机场。在那么早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可爱女儿苏萨楠（Susanne）的欢迎。在两整天里，我都高兴地受到了默瑞（Murray）一家最为殷切的招待。【261】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富德（Radford）和他的夫人为我设了宴；檀香山的燕京同学会为我开了欢迎会。我找时间沉湎在瓦胡岛美妙无比的海滩的温暖阳光下，游了两次泳。

我在檀香山的时候，接到了两份“白皮书”，那是由国务院准备、刚刚分发的，题目是【美国对华关系——尤为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关系】。

在八月六号晚上，我们和默瑞（Murray）一家和其他人告别，七号我们到达了旧金山，受到了政府官员和其他人的欢迎，其中有我在莫比尔（Mobile）儿时的老朋友、在北京长期的同事威廉·派塔斯（William B Pettus），还有我的表亲瓦润·麦克布来德（Warren McBryde）。在旧金山我在麦克布来德（McBryde）夫妇家里住了一夜。之后，我们就飞去了华盛顿，在十号下午四点降落到机场。欢迎的人群是众多的朋友：美国人，中国人，亲属，官方人物，新闻界的人和摄影师们。我特别高兴见到我弟弟瓦润（Warren）和他的妻子安妮（Annie）；国务院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 瓦尔顿·布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菲利普·思普卢斯（Philip Sprouse）以及曾经和我同在南京的官员们；还有中国大使馆的谭绍华博士和其他人。

在华盛顿机场，我就迅速被带去了国务院。在那里第一个和我谈话的是沃森·波特沃斯（Watson Butterworth），他建议我不要接受采访，除非有特别的理由否则就不要见拜访的人，意思是躲起来几天。甚至建议说离开华盛顿十天或两周。然后，我和傅泾波就一起坐车去了夏雷顿（Carleton）旅馆。

两天之后，我拜访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第三天，由艾奇逊（Acheson）先生的陪同，【262】我第一次和杜鲁门总统见了面。我和马歇尔将军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几个星期之后的事。在私人方面，我感受到了那些交谈的友情，但是，谈话的实质加重了我仔细阅读了白皮书所产生的对华政策的巨大疑虑。

离开檀香山、在飞机上，我有机会审视了国务院的那本【美国对华关系】。从那之后，我有了足够的机会不仅去研究他的内容，而且去观察、反省它的性质并且注意它的影响和它的一些作用。

那本书用一些叙述、许多文件和文件的摘录，说明了美国和中国在过去和当代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九这五年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政策。【白皮书】的开始是“特送函，Letter of Transmittal”，标有“国务院，华盛顿，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III-XVII页）”，有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的签署。这表明这个“报告”的由来以及要赋予它什么目的。开始的一段是这样的：

“总统：根据你的希望，我将我们和中国的关系编纂成一个记录，重点是最后这五年。这个记录正在印刷之中，因此美国国会和人民就会看到它。”

在第二段里，它说：“…我责成编纂本文件的人，要将它写成一个记录，用它来展示在那时决定我们对华政策的重要事实，并且反映那个政策的执行。这是长时间以来美国以亲密的友谊联系在一起的那个伟大的国家的真实记录。【263】没有遗漏任何现有的材料，因为它包含了批评我们政策的陈述，或者可能作为日后批评我们的基础。”

第三段，在谈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在中国的传统友谊之后，带有遗憾地说：“鉴于编纂这个记录要尊重事实，所以就需要发表该国国内令人不安的一些事实的说明。但是，我并没有感到由于那个原因可以停止出版它。”

那个信件继续说：“在形成近代中国运命中有两个因素在起重大作用：”一个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它“对那个土地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另一个因素是“西方和西方观念的冲击”，它“在激发酝酿和动荡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后是谈中国的革命，谈国民党和它主要的领袖，谈中国共产党，谈一九二七年的分裂。之后：“在很大程度上，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之间这段时间可以写成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斗争，而共产党显然是在打败仗。在此期间，国民党以自己的努力做出了相当的进展，统一了国家，建立了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实力。但是，在这十年里的什么时候，国民党开始丧失了创建它时候的那种活力和革命热情，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却变得狂热起来。”

在这个叙述和紧接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在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掌了权，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政府，以及全世界承认了它是中国的政府。从一九二七到那时中国的“内部冲突”或“斗争”，被简单地说成是两个党派的斗争。但是，后来的确在叙述中出现、提到了【264】“那个政府”、“那个政府和国民党”、“中国政府”和“国民政府”。

对于开始于一九三七年的日本侵略进犯及其后果，说：“那些战争年度的悲剧是物质和人力的毁坏，在很大程度上毁掉了发展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却一直是自由民主的脊梁、中流砥柱和良心。”

在这里又谈了中国的发展，以及由美国先后负责的官员解释的“（美国）政策必须适应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情况”；谈了赫尔利将军的出使；谈了雅尔答协议的达成和与它有关的事情，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还有在它的签署前美国官方的忠告、在签署后美国的警告。日本战败后美国政策的这个题目是用以下的声明开始的：“当和平到来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可以有三种路线：1）它可以完完全全地撤离；2）它可以大规模地采用军事干预，协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3）它可以在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大的地盘里维护自己的权威，努力使双方妥协，避免内战。”

然后叙述了导致采取第三个路线的理由：“以第三个策略，去面对情况的事实并设法帮助做出避免内战的暂时妥协，以保存甚至加强国民政府的影响。”

赫尔利将军和在他之后的马歇尔将军都努力去“做出”“一个暂时的妥协”，但是【265】“事实证明了，第一个目标是不现实的，因为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双方）都不希望它能成功…但是协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标，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我们是积极从事的。国民政府是个被承认的政府，是个友好的力量…当马歇尔将军在一九四七年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显然是在他们军事胜利和扩大地盘中的顶峰上。但是在其后的一年半，发现了他们貌似的力量是虚幻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信件的下面几段是进一步谈马歇尔的使命，然后是魏德迈的使命。再就是：

“中国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细节，可见于附上的记录里。它并不是由于美国的援助有何不当而造成的。我们在驻地的军事观察员报告说，在关键的一九四八年内，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一个战役是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败北的。事实是，我们的观察员在战争初期在重庆见到的腐败，致命性地侵蚀了国民党抵抗的力量… “国民党的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瓦解了…

“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首脑在意识形态上是隶属于莫斯科的，我们的政府根据在中国几个力量存在的平衡来看，认为只有满足了某些条件，才能够取得和平。国民党必须把自己的内部整理好，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这样，一个中国的全国政府不仅只具虚名，才能够成为实质上的中国的全国政府。这样，所有的政党才可能在政府的宪法制度中起作用。

【266】“这些条件一个也没有实现。”此外，国民党不同意马歇尔将军的军事建议，并且招致了国民党更加混乱。尽管如此，“无论是和平或战争，美国仍然维持着历史上的对中国人民友好和帮助的政策。” 我们“以赠款和贷款的方式帮助中国国民党”；我们“将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战争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政府。”在军用物资里“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国民党的领袖在军事上的无能、愚蠢、不称职，他们的叛变和投降，以及他们军队没有战斗意志，而落入了中国共产党手中。

“对中国过去和目前局势做现实性的评估，导致了以下的结论：美国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为了一个对自己的军队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政府做全面的干预。这样的干预需要的花费甚至要远远大于至今已经毫无成效的花费，需要让美国的军官指挥国民党的军队，很可能需要美国的海陆空军武装力量参与因而发生的战争。这样规模的干预，可能会受到中国民众的怨恨，可能也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

“中国的民心是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领袖…公开地声称他们从属于一个外国的势力，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人认为完全是本土的和民族的广阔的改革运动掩盖了那个外国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无用的。

“不幸但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悲惨后果是超出了美国政府所能控制的。【267】在美国力所能及的现实范围内所做过的和可能该做的，都不会改变那个后果；美国所余下没有做过的并没有导致那个后果。

“但是，我们仍旧相信无论中国近期的未来会是多么悲惨，无论中华民族多大一部分人会由一个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政党所剥削，最终，中国的深远文化和民主的个人主义都会再现出来，她会挣脱、抛弃外国的枷锁。我认为我们应该鼓励目前和将来所有朝向这个目标的发展。

“这个共产党政权如果把自己投身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目标，如果试图侵略中国的邻国，我们和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就要面对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威胁到国际安全的情况。

“同时，我们会根据我们对那个宪章的尊重、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以及我们一贯支持门户开放和中国的独立和政府和领土的完整而继续我们的政策。”

我认为将这个“信件”的摘录作为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值得的，因为它是个关键，可以用来解释美国鉴于对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一九四九年八月间国务院的思维混乱；它还说明了我来到华盛顿的时候（以及此后的多少个月份），美国对于中国的官方政策的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政府想要发表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有深深的疑虑。我读了那个“特送函”的时候，我更确认了【268】那些疑虑，并且有足以使我惊愕的理由。

在那之后，人们告诉我，我也反复读到，说，任何一个政府在仍然和另一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存在着友好外交关系的时候，却公开发表对另外那个国家和它的政府像美国政府对中国和国民政府所做的那种敌对的批评，这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我熟悉了那个报告的内容后，更加大了我的惊愕。我发现它的目录有十七页，大事记五页，四百零九页的记述，和六百四十一页的附录。记述和附录当然是这本书的主体。那个记述根据大量的文件介绍和摘录和释义来佐证、加强，有个单方面、偏袒的说明，说明从一八四四到一九四九年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从许多观察角度上，对所有的这些当然都很感兴趣。但是，使我不得不最注意的那个部分，是“第六章，司徒雷登的出使，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虽然我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被任命的，在前面一章，第五章，“马歇尔将军的使节”里，也已经涉及了马歇尔将军的使团时期和那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第六章那八十页里，谈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的情况。

在整个的书中，都有从“绝密”和我认为属于那种性质的文档里面的摘录。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还有在那有关的三百三十三页的附录里，我发现有从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急件、重要消息的摘录或部分内容，从而使得将一些报告公布于世，而那些报告却是秘密的谈话，秘密传给的消息，大使馆自己对它们的理解、提议和建议等。【269】

“特送函”的内容使我惊愕、惊恐，而报告的内容和其中暴露的秘密材料则令我十分震惊。我越想越担心：这一切会对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都会有什么影响？我很快就问我自己：这对那些被提到了名字的人和他们的言论被引证了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影响？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美国人的观察、预计和劝告的原话逐字逐句地重复出来，对这些人会有什么影响？对日后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报告，会有什么影响？

白皮书的另一个使人不安的方面，是它对美国政府过去声称的政策和后来声称的政策在结论上前后不一。发表了白皮书之后两个月，国务院声明美国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一月，美国政府声明不再对那时已经迁到台湾的中国的国民政府给予援助；这项政策一直维持到共产党袭击了大韩民国的一九五零年六月，这时，它就突然改变了。

事实上，读这本不寻常的书、对它的内容感到困惑和忧虑的人很多，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此外，我很快就知道了，国务院曾经把相当数量的白皮书送给美国在国外所有的外交使团，并且指示要将它广为散发，做有效的宣传。

这本书既受到了高度称赞，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较，我也不愿意评估它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有一点，我愿意把它记录在案：对于我来说，【270】在美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决定上，它展示了它所依据的正确的材料。很清楚，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而是要挑选一些用于做出当时使用的政策的材料。所省略了的材料，是做出政策的时候所要拒绝的材料，也就是不去依赖的材料。

白皮书用来告诉全世界，说，以美国政府的看法，国民党已经在“内战”中输掉了。它不承认美国的政策有任何错误，而力图将所有的过失都推给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它说，对于那个“悲惨的结局”，完全和美国的政策无关。按照它声明的含意，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了使那个政府存在下去的努力，到此就结束了。

这就是我的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正式宣布的态度和立场。我发现这也是我到达华盛顿之后、见到的官员们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在华盛顿，主要和我谈话的是远东事务办公室的主任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先生。我发现他完全忠实于我们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立场，并且也忠实于一种观念，就是我应该按照这个立场来想，按照这个立场来表达我自己。也是他，要我避免和报界和公众接触，要努力让某些报刊编辑“冷静下来”。

当说到公开讲话这个问题的时候，允许我在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Hartford Seminary Foundation）上做一次演说，要依据是我十分小心准备、被审查修改、由国务院批准的一个文稿。我做了那次演讲；又用同一个文稿在新泽西州的拉斯维（Rahway）中心长老会教堂重复了一次。

【271】

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者在北平（这时他们把北平改回北京的名称）组织了一个新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那个政府模拟了苏联成型阶段的形式。

在十月，国务院召集了一个关于远东的“专家”会议，参加的人是由国务院邀请的不同行业的人，还有国务院指定的官员。邀请与会的人的名字、几个（但不是全部）被指定的官员的名字，讨论的逐字逐句的记录全文后来都公开了。

在会议上，几个官员“简介”了和远东、特别是和中国局势有关的事项，以及政策的问题。讨论是按照在会前分发的议程进行的。在会议进行中，看得清楚，大部分与会者（包括几位最具声响的教育家）都认为中国的国民政府已经“完蛋了”。他们对那个政府的命运已经不再感兴趣。菲利普·杰萨珀（Philip Jessup）主席提议讨论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于是，几位与会者就强烈地敦促承认并且援助那个新政权。有少数人反对这个看法，力劝不要仓促采取行动。

我参加了整个的会议，我所听到的都令人不安, 令人惊惶，令人沮丧。尽管国民政府有那些弱点和缺点（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直率确认过），但是那个政府终归是受到美国民主意识的启发，【272】通过革命的热情而建立起来的。多年以来，它经受着中国的不同政见者（特别是共产党）的攻击，并且遭受来自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外交和武装的攻击。从来也没有让它从事改革“民生”问题的和平安稳的环境。所以毫不奇怪，在抵抗日本侵略八年之后，当它遭受了得到苏联的鼓励和物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全力攻击时，它是无法使一个倍受战争之苦的人民集合起来做有效的抵抗的。它被迫从一个据点撤退到另一个据点，最后退到了台湾。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相对地很少谈到中国在内外两方面的困难，而将国民政府垮台的全部责任都推在那个政府身上。

国民政府曾经指望美国的更多、而且和已经接受到的有所类别不同的援助。有些允诺给予的援助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中国，那时已经没有了什么好处。国民政府没有预料到雅尔答协议将满洲（东北）至关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苏联，从而也就是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就铺平了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那个政府和其他政府都没有预料到苏联政府会很快违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协议，协议是只给予国民政府以物资和道义上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五零年共产党攻击朝鲜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国民政府急切需要同情、理解、和援助，而美国政府的奇怪、前后矛盾的政策却是在削弱、而不是加强那个政府。

蒋委员长的密使郑介民将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来到了华盛顿【273】，那时，我只能对他说，按我所看到的情况，国民政府再不会从美国得到任何进一步的援助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它立即就寻求其他政府的承认。第二天，十月二日，苏联宣布了对它的承认。十月三日，中国的国民政府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

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在十月四日，美国国务院重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虽然在那时和在那以后，我都没有印象说我的政府有意承认共产党的“人民政府”，但我发现国务院对中国整个问题的态度，基本上是个困惑的、不同情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回过头去看，我觉得一九四九年十月到达了最低点，那时美国政府虽然仍然承认国民政府，但是却停止了对它的援助。这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八个月之后共产党入侵了朝鲜，到那时，才判断出共产党在远东的推进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美国和联合国必须对它进行抵制。

一九四九年秋天共产党的军队向南挺进，国民政府判断需要从广东撤离。十月十二日，代总统李宗仁宣布将政府迁到重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重庆也陷入了共产党的手中。最后，【274】在蒋介石大元帅的指示下，国民政府迁到了台湾。十二月九日，行政院在台湾省府台北开始办公。李宗仁去了美国，在十二月七日住进了纽约的一家医院接受医疗。

十二月三十日，印度政府承认了北平的共产党政权。一个星期后，在一月六日，英国政府宣布联合王国承认那个政权。这当然包括撤消对国民政府的承认。随后，在一九五零年的头六个月里，有一系列的承认的变换，有些是亚洲的政府，有些是欧洲的政府。总共有二十五个政府做了自己的承诺。如果美国政府追随了英国政府的榜样，这个数目可能还会增加，因为许多政府会追随美国的榜样。

美国政府显然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它似乎不倾向于国民政府，而倾向于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共产党对美国官员的侮辱和共产党在北平没收了美国的资产，在美国激起了公众愤怒的浪潮，所以，官方对共产党采取有利的行动被排除在外了。但是，这个政府确实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利的行动。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五日宣布，美国不直接也不间接给台湾的国民党任何军事或任何物资援助，也不派顾问。一月十二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报刊俱乐部中演说，重复了这个声明，并做了详细阐述。

此后，在报刊上，在许多论坛上，在整个美国和联合国里，对承认北平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275】一九五零年五月，约有三十五位美国参议员联名签署信件送交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政府明确保证不打算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也不支持让那个政权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艾奇逊先生做了回答，说，如果不事先得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咨询，该政府不会承认该共产党政权。

在此期间，蒋介石三月一日在台北重新就任了国民政府的总统；陈诚将军在三月八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过去的上海市长吴国祯被任命为台湾省长；孙立人将军任陆军总司令。

这里是我对蒋介石给予最后评价适宜的地方。在我和马歇尔使节相处的那六个月里，委员长总是一位主宰的人物。是他在为政府或国民党做所有的决定，共产党最为惧怕的或指责的也是他。看到他是多么快就能够明白，以及他说的是什么，多么敏锐地就掌握了它的中心含意，多么顽强地坚持那个开始的感觉和印象，看到这些总是饶有兴趣。他有很强的意志和坚强不屈的勇气。但是他的缺点常常是发生于他那过了量的最佳品质。对他做任何评论都必须依据他的文化传统背景，依据他是在不稳定、危险的环境之中执行他那极度困难的责任。理解了这些，并且和东方历史的专制、暴政、专制统治相比，也和当代的独裁者相比，总地来说，蒋介石的行为是克制的，因此他还是值得赞扬的。

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这位委员长的道德品质，【276】尽管依据我们近代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来看，他采取的某些措施可能看来是错误的。我相信他是忠诚地按照他相信对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来从事的。把个人的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对他来说并不总是容易。但是和许多传统的“朝廷官吏”的受贿、贪婪、好财、懒惰, 好逸恶劳、和怯懦来比，他的高尚品质是杰出的。

孙中山去世后，当蒋介石突然显赫起来的时候，他是个受欢迎的英雄。在那个年轻领袖下的新运动，是个富有活力、有高尚理想的运动。但是当他有成效地努力追求统一国家的时候，日本在大陆扩张的阴影越来越深重。蒋介石对此似乎没有做出有成效的事情。他是在同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是由于贯注于新生的共产党叛乱而没有感觉到日渐逼近的日本威胁？都不是。他知道必须先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有意克制，去防止招惹（或可能允许）日本的进攻。

日本无疑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加快了进攻中国的华北，之所以加快，是在蒋介石改革计划下，国民政府的力量和统一都在加强所导致的。在此后的八年里，几乎全部的民众都在遭受不可名状的破坏和苦难，战败并撤退到极其深远的内地，他成了鼓舞大众意志和信念的化身。那基本上就是民主，因为他不是靠政治组织，不是靠军事力量来治理，而是靠所有阶层的大众一致的拥护支持；对这些大众来说，蒋介石就是他们自己要不计一切代价去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象征。尽管在战争的行动中出现过肮脏和愚蠢的事情，但是中国民众在他们的坚韧、耐性和坚定抵抗上都上升到了绝顶的高度。【277】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领袖，那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投降之时，委员长的声望和受到的爱戴达到了顶点。和这个几乎是全世界的尊重强烈反差的是：对他的反对却不断上升。三年内战后，他大大地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个奇特的现象需要设法解释一下。第一，国民党实实在在地想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民主政府，但是除了少数理想主义者之外，实际的动力是民族主义的。委员长急切想实行那些改革，但是当他专注在紧迫的军事和行政问题的时候，那些古老的邪恶又重新大行其事。那个制度还没有把错误都改正过来。第二个因素是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及其造成的经济恶果。在抗日的时候，人们忠诚地认可了这种困境，但是在这个看来愚蠢、没完没了的内战里，它就激起了并加深了愤怒，共产党巧妙的宣传和渗透更为它煽风点火。不是很少的持不同政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实实在在地密谋反对委员长；有些还和共产党勾结，所有的这些人都加重了混乱并且在背叛蒋介石。另一个使蒋介石名声衰退的因素是因为要阻止共产党的渗透，他采取的办法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在粗暴、专横地侵犯人权。从他自己的观点看，他是在和完全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一个敌人在战斗。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防御就是求助于应急的措施。在几乎所有他的同胞、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还认识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实质之前，他就认识了；他也坚决地决定了冒不被理解的风险、甚至冒被打败的风险，按照他自己对这个重要问题的较好的理解来行事。【278】

根据记录来看，判断委员长，做出判断的人必然都受到了对民主和共产主义的态度所影响。在他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我对他做了生日的祝愿。我说，他已经通过了两个转变的经历，那两个经历都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也改变了他的国家的历史。一个是在他参加国民党革命的时候，第二个是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希望他现在要有第三个经历，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对他来说，这个转变是和他上两个转变一样困难，一样具有根本的意义。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他那明亮的双眼（可能是他最为显著的特征）直射着我，想发现我心中在想什么。然后他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说，他会尽力而为。马歇尔将军对他有个入骨三分的评论：他总是做了正确、该做的——但是太晚了。要对他公平，就还要加上说，如果要他丢弃他长期以来所了解、所信任的一些人和程序时，能够肯定会从“民主”阵营得到持久的支持，毫无疑问，他会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的运动。

说到他个人的特点，他生活简单，几乎是俭朴。他饮酒的量只达到中国礼仪所需要的程度。他只做屑少的放松，但是他完全喜爱他太太为他安排的娱乐。在马歇尔将军夫人教他下跳棋之前，他不会下它；但是在她教他之后，他就变得专注于它了。看他们下跳棋很让人愉快。他们两人无法对话，所以他们各自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蒋介石幽默，具有一位中国绅士该有的、所有的本能的谦恭和高尚的盛情。对于赢得了他信任的人，他是最好的朋友。无论是严肃的国家事务，或者是上山假日旅行，这种天赋的友情总是他突出的品质。【279】

台湾的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从由大陆苦涩的败退中显著地恢复起来。进行了很多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蒋介石是否会再次成为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总体上说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现在像是在抗日战争时那样，成了自由中国的象征。同时代的人的那些批评被忘记掉后，历史会宽容他，他会以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维持自己的国家不被外国人的控制、为中国的民主宪政奠定基础、忠诚爱国、廉洁、足智多谋等伟大领袖的品质矗立在那里。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在北朝鲜建立的共产党政权越过了北纬三八线，入侵了南朝鲜，挥兵直下大韩民国的首都汉城。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也粉碎了许多乐观主义者的心安理得。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安理会宣布这个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侵略行为，号召联合国的会员起来帮助受到侵略的共和国。

在七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宣布他已经发出命令，要美国的海军和空军支持大韩民国的军队，要美国第七舰队防范任何对台湾的进攻；他还号召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停止【280】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并且美国要计划援助菲律宾和印度支那，以抵抗共产党的进犯。

通过这个坚决、全面的行动，杜鲁门总统使美国承诺了一个积极行动计划来对抗共产党的推进。在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等好几个地区，已经有军事力量从事于武装抵抗共产党的进攻。现在，在联合国的行动中，美国军队在朝鲜承担了责任，和他们一起，有十五个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的分遣队）的军队参与。

这些发展实际上使在美国争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辩论到了头。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朝鲜的武装冲突，使联合国停止了将它纳入该组织的任何严肃的考虑。但是，它并没有使苏联政府和其他几个政府停止向这方面做煽动和外交方面的努力。

这样，美国就有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新政策方针。在朝鲜冲突开始的时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愿意向朝鲜派三万军队参加战斗，但是联合国统帅认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不适于接受那个意见，而觉得在台湾的军队最需要的是防御大陆共产党可能对台湾的袭击。在一九五零到一九五一的那个冬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朝鲜之后，美国向台湾派遣了一个军事使团，去和国民党的军事权威讨论该岛的防御计划。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政府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同意，对它派去了一个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

共产党能够攻占中国大陆，【281】靠得是几种巧妙的手段，主要的是宣传、渗透和武力。他们不计其余地利用了持续的社会改革、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大众要和平的意愿。许多共产党的领袖在那时（或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是真诚地相信马克思列宁的教导，绝大部分的党员（领袖们和追随者都在内）似乎都全心全意地接受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教义。从一九二一到一九四八年，那些领袖宣讲、鼓吹“解放”，将中国人民从政治压迫暴政和经济奴役中，从“帝国主义”势力的“资本主义”的作为中解放出来；这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形容词所指的是西方的势力和日本，但不是苏联。他们仍然继续宣讲、鼓吹那个教义，但是这时是用团结和防御的词句，而不是用要达到什么政治目标的词句。

直到一九四九年它获得胜利以前，以及此后的几个月，共产党在公众关系方面的行为是激发信赖和争取朋友。虽然有些适得其反的事件，但是按照中国的标准，不当的行为很少会归于主要的领导人。总地说来，共产党能够给中国的公众（特别是农民）和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外国观察家造成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献身于为人民的事业，的确是在寻求民主的理想，并且献身于在世界大家庭里为中国赢得独立和强大的地位。共产党的宣传将这个党描画成是将“土地改革”作为高于一切的党，基本上是以本土为动力的党，是独立于莫斯科、共产党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一个党。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个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82】

毛泽东所做的相反的论断则没有广为传播，也没有在国外取得什么印象。

将国民党描绘成彻底腐败、无能、堕落的共产党的官方路线，以及将中国共产党详细说明为诚实、忠心、廉洁、生活民主、思想高尚、目标崇高，这些都有效地使中国人容易接受从国民党到共产党统治的转变。它也促使了在中国国内的和在全世界不懂事故的外国人接受了一个概念：这个转变会加强民主、并加强国际上的和平事业。

真奇怪（真地奇怪吗？），这个概念会抓住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被称作是有知识的人和团体，或所谓的“知识界”，而且最为相信、最不怀疑那个概念的也是他们。无论忠实的历史学家有一天会如何解释或称赞这个现象，他必须要记录下，中国的大部分能说会道、口齿伶俐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了共产党政权的到来。在中国以外的共产党政府迅速地承认了那个政权。许多非共产党政府很快也步其后尘，有几个在最初的时候还在赞许它。

在他们没有在大陆取得优势、权势的时候，在共产党当局控制管理的区域，他们的控制很少显露出极权主义的倾向；他们看来是亲切、仁慈、容忍、友善，遵守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并且帮助别人活的原则。他们从一九四七、四八到四九年，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从控制一个到又一个的地区，他们的行为的确像是好心好意、友好、同情的解放者。他们继续如此，直等到他们在整个大陆建立了统治。在那些日子里，从中国和从各种“专家”那里发出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光辉报道。【283】许多外国的外交人员、企业家和传教士都有信心，说新的政权比旧的那个会有很大的改进。

当权后，共产党的确还进行了改革的计划。他们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分给了佃农。这使得佃农喜悦、满意，并且看来也是向民主进展。但是，后来从新的拥有者那里取去了那么多的税，使得他们竟感觉不到净收入有任何增长。不久，共产党就向所有的人灌输共产主义原则。他们增加新税、新规定，以及各式各样、数目越来越多的新禁令。他们建立了多种系统，如秘密警察，告密者，人民法庭，大规模审判，和成批处决的系统。他们 “国有化”了所有的教育。他们接管了私立的学校和医院。尽管他们声称有宗教的自由，但是他们对宗教组织设立了许多限制。他们指责传教士犯有间谍和其他罪。他们关闭中国的和外国的商号和货运商。他们虐待、辱骂外国官员。他们拒绝和有些国家的外交人员进行工作，甚至是承认了那个共产党政权的国家，特别是英国。不久，他们就着手一系列的整肃（到现在还在继续），在此过程中，说他们清算了自己的几百万人，和一些外国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意图似乎是特别针对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中国人，但是接着就反对起受到外国影响所“毒害”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最后是商界的人和传教士。他们怀疑（或谴责）后两种人有阴谋活动，并且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

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在中国扎下根的外国人，很不愿意相信，但是逐渐地承认铁幕正在中国四周落下来，【284】共产党不要他们在铁幕之内工作，意思是要他们离开。他们被迫面对那些艰难的现实。他们见到自己的机构和企业被摧毁了或者被接管了；他们看到自己的中国同事被迫害或有时被投入监狱；他们见到自己的财产被共产党政府和亲共产党的组织所充公和占用了。他们发现自己在被虐待、排挤、压榨、有许多是被强迫驱除了。

近来最使人震惊的事态是，大部分英国商人的撤离和共产党将英国一百多年来的商业贸易成就都夺了过去。对西方创建、支持的文化事业最近的一次清算，是关闭了燕京大学，把它所有的教师、院系、学生和设备都合并到包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其他机构里，成为一个在共产党教育部管辖的新大学。燕京大学的外国人被强迫离开了。

对于将自己献给无论是哪种事业的男男女女，看到自己一生的事业和工作遭到毁坏，或者被转去用做自己认为是邪恶的事情，那真是悲惨。更为悲惨的是，亲眼看到和自己共事或为之工作的人遭到迫害或惨杀，看到听自己宣传福音的人、并尽力以基督精神服侍人的人遭到奴役。我是曾经经受和正在经受这种经历的诸多人们之一。我自己没有受到我毕生的同事和伙伴们所遭受到的身体折磨、侮辱和危险。但是我从报道里听到、读到造成的那些大破坏的活生生的情况。

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被毁掉，不可能被毁掉，将来也毁不掉。【285】在看来黑暗的中国大陆上，点燃着许多火光，信仰、勇气和自由的火光都不会熄灭。在千百万中国的华侨里、在台湾的社会里，以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火光正在照亮，它会在某个时候为中国伟大的人民再次点燃真正的民主、自由、公理、正义的明灯。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离开华盛顿去辛辛那提，去看曾在燕京任教、辛辛那提大学的我的老朋友乔治·巴鮑尔（George Barbour）院长夫妇。

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晚上，我坐火车从辛辛那提回首都华盛顿。在餐车上我感到不舒服，没吃完饭我就离开了餐车。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我被抬下了火车进到一辆救护车里。后来人们告诉我，那天早上火车上的人员发现我昏迷地躺在男厕所里，从我的一些文件里知道了我是谁。也告诉我，给国务院去了电报，立刻就安排了把我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海军医院。对帮助我的那许多人，我永远都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得了严重的“中风”。过了十二天，医生才知道我能够活下去。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在海军医院里得到了极好的照料。离开了我有一段时间的傅泾波，急忙地回到了华盛顿，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儿子杰克（Jack）定时来看我。在三月二十六日我和傅泾波离开了医院，到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费尔法克斯旅馆（Hotel Fairfax）租了一个单元房。过了一个星期，我回到医院。【286】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又回费尔法克斯和傅泾波在一起。六月二十四日，是我七十四岁的生日。我的几个好友来看我们，简单但是对我说却是暖心肠的一个“庆贺”。从七月四日到九月三日，我住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里，之后我回到了华盛顿，健康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十二月，国务院给我一封信，通知我说，国务院给了我一个无限期的职务。

在我那些朦朦胧胧但是清醒的日子里，我特别欣赏、喜爱那些馨香、美丽的鲜花，它们有不同的来源，都带来同情的友情。在那以后的年月里，很多好朋友的来访使我欣快、鼓舞。自从我开始不能自理，傅泾波就全面、完全、献身、有效地照顾我，并满足我的需要；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一九五零年他们来到华盛顿之后，他的一家一直竭尽全力使我在华盛顿的生活舒适、安静、安全。我们搬到了傅泾波和他太太购买的一座房子，在“骑围骑斯（Chevy Chase）”那里的西北区二十八街；我们目前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工作，我们希望就呆在这里了。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由于健康不佳而要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我收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信，感谢我的服务，接受了我的辞职，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大使先生：

我收到了你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出辞去驻华大使的正式来函。在接受你的辞职【287】（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之时，谨在此向你表达我个人和我们政府的忠实感谢，感谢你在最为困难、最为悲惨的情况下，如此忠实，如此令人满意地代表了我们的国家。

你出使中国，不只是带去了绝非一般的对那个国家、人民和语言的亲密了解（这是你从一生为它的青年教育服务中取得的），还带去了对中国的福祉和中美友谊事业的完全的献身。你毫无保留地将你丰富的智慧和精神，给予了要你担负的那件艰巨、困难的工作。我深信你对你的使命的献身，超出了一般的责任的召唤，它无疑和你回到美国之后不幸长期患病有很大的关系。

我深为遗憾，由于你的疾病，我们的政府在此期间失去了你进一步的服务。但是我衷心希望，当你恢复体力后，你会继续将你那独一无二的能力致力于促进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当北平的共产党政权目前正在使用如此多的力量致力于毁掉善意、鼓励仇恨的今天，和任何时间相比，以上的理想和事业是更为迫切的。

你忠实的，
亨利· S ·杜鲁门

司徒雷登阁下
美国驻华大使
国务院
华盛顿特区

这扫清了即将上任的政府任命一个新的驻华大使，也使我可以重新着手处理我个人关心的和公众感兴趣的问题。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288】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影响我生命过程最大的三个外界的因素，是宗教信仰、教育、和中国。更准确一些，可以说中国是场景，其他两个因素是在这个场景中表现着，并且深深地被它所左右。

近几十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那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民众的性格特点、近来内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场面上的位置，等等。其中有严肃的和幽默的著作、小说、诗词翻译、哲学、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作者和他们的态度也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程度恰如他们各自对待的中国的生活方面不同一样。很多这些作者是我的熟人，或朋友。看到写中国的书（特别是小说）的许多成功作者是女性，这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多写中国的文学，我觉得我唯一有意义的贡献，只能是以中国这段动荡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我自己的生活和经验。在很早的时候，外国条约中的羞辱条款和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享受的特权，都激起了我的同情，同情中国人所应该有的民族抱负。我的潜在信仰是，通过应用科学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它复活了起来。我几乎是不自觉地被带着去【289】理解中国人的苦难和他们的雄心；它们实际上就这样融入了我的情感，成了主宰我个人生活的元素，使我有了带色彩的态度，并且左右了我的行动。

但是这不仅是由于我喜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种情感。长期以来我就坚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统一、强大、对其他国家既不惧怕又不怨恨的中国，太平洋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从更积极的方面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成为基于理念、正义和国际善意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巨大财富。这种广阔的人文前景和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以及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和谐一致的。采纳真正共和形式的政府，会满足年轻知识分子的抱负，也会使中国人民以政治表达、取得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要取得的社会民主。为实现这个目的，要保持中国政府和领土的完整、中国的独立、免于从任何方向来的侵略威胁。中国并不那么是个生物和种族的实体，她更是一个单一的文明文化实体。保留中国的民族、国家的自由和她那优美的民族文化，都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及所有人类的进步福祉息息相关。我就是献身于这个事业的。

一个人对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对另一个国家形成的态度，以及影响到这个态度的作为的，最终常常是要看他个人的交际、交往、和联系。在中国它是个极其强烈的因素，因为她的文明、道德哲学、伦理准绳等都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在其他任何国家，它都不像在中国那么强烈。许多时候，似乎中国人几乎就没有抽象的道德，而只有对所涉及到的具体一些人有正直、诚实、仁慈、和蔼、和友爱等【290】义务和责任。这说得可能有些过分，但是他们的基本美德可能就是忠诚于个人。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他那本十分称赞中国人优良品质的书【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里，也列举了他认为是中国人的最坏的缺点，如贪财、贪婪、怯懦、胆小、冷漠、无情。我愿意在所有的人们都具有的缺点、缺陷、恶习、弱点之外，选择相互妒忌和互相怀疑作为更为中国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直接追溯到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的那种极其个人化的要素。但是，我和人们的私人关系，对我展示着他们的美德大大多于他们的缺点，这也是我之所以鉴赏并称赞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和中美之间存在着千千万万私人之间的强烈友谊相比，即使是在现在，中苏之间只存在着很少的这种友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有些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对这些友谊的暂时否定或背离、背叛，我相信，它们会被更多仍然存在着的深深的个人忠诚、以及无数牢不可破、将来有一天会更新的纽带所抵消。

中国人的心是和他们的住处一样，一般是对外来的人关闭着。譬如，北京城里满是私人的住宅，而过路的游客却看不到它们，甚至不会感觉到存在着这些住宅。四周的单调围墙，将那些一层的平房建筑完全藏在里面。那些用大漆漆过的门总是上着拴、关闭着，即便为来访的客人打开了，也只能看到一面雕花的大墙（影壁）。不绕过影壁，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过了这些屏障，就看到由风雅的院门和廊柱分隔开的一道道院子里的堂皇房舍、花园、亭台、山、洞、莲荷池塘、和同样赏心悦目使人惊奇的景致。在生人面前，中国人带着无感情、无表情的面容，外国人对这种“东方人的面具”是如此地困惑不解。【291】进到后面的深处，是不轻易、也是不仓促许诺的。但是，一经消除了担心和猜疑，信赖的善意就会油然而生，就像是那些隐没的中国住处一样，一定会随着准许进入那个园地，而使你发现、探奇和经历那丰盛的款待。在这些回忆里，我已经提到经过多年和我建立了亲密、珍贵友谊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会提到更多的朋友。

读者一再看到傅泾波的名字，我很愿意再提到他，作为一个美妙、忠实的中美之间的友谊。我说过他在我担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时候，他是如何帮助了我。当我被日本人监禁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北平，觉得他可能设法让我逃脱、或者会出现谈判释放我的什么情况。在那整个时期，他实际是被监视着，几乎不离开他的住处。当我似乎很快会被释放的时候，他是被允许来看我的第一个人，在随后的兴奋、精神耗竭的几个星期里，他一直陪伴着我。

一九四六年四月底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在上海呆了几个星期。燕京大学的有些事体似乎需要傅泾波的帮助。我给他电报，请他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乘飞机；那可不容易，必须得到盟军当局的特别允许。飞过山东共产党地区的时候，飞机的引擎出了故障，驾驶员告诉傅泾波，让他把箱子丢出去。傅泾波拒绝那么做，那是有缘故的：箱子里有重要的中国文件。那位驾驶员只有自己用的一个降落伞。当变得更危险的时候，那位驾驶员面临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两难选择：跳伞，让那位乘客听天由命吧，或者和他同归于尽。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像是出了奇迹，引擎又开动了，他们平安地降落在青岛，一切都好，只是精神受到了折磨。在青岛，傅泾波赶上了一架商业飞机，但是在兴奋之余，他把那个箱子落（la，忘）在了机场。幸好那个公司找到了那个箱子，一两天后把它送到了上海。【292】

在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微妙协商时，以及在我处于大使职位上和中国人的所有联系中，我知道傅泾波会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请他和我同去南京，看需要，呆几个星期、几个月，完成马歇尔的使命。在首都南京的住房既困难又昂贵。从此，我就在我家里和在旅行中都把他做为我家中的人。所以，很合理地就让他和我呆在一起，他就能够在任何时候和中国的来访者打交道。但是，我必须先和美国官方的程序谈这种情况。让一个中国人做为美国大使家中的一员，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是开了个危险的先例！这里有些社会偏见，但是不太重。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安全”问题，关于安全的重要性，我必须接受多种的教育。马歇尔将军瞪大了眼睛。我的那些对外事经验广泛的同事斜眼、冷眼看我的邀请，认为这个邀请会把一个“外国间谍”带入大使馆内部的密室。这些担心不仅是很自然，而且很有必要。实际上，如果傅泾波住在外面，只是上班工作的时候来我家，他同样会有做密探的机会。在所有这样的事情上，信赖必须主要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正直上。我毫无保留地知道傅泾波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的成功比对什么都更关心。没有多久，大使馆里面我的同事【293】就理解了傅的价值，并且就和我一样地对待起他来。

中国人则十分不一样，他们显然很高兴这个（许多人早已熟知的）长期以来的关系能够延伸进入我新近的外交作用中。他们来到我家更自由、更经常，正因为他们如果见不到我，还可以见到傅，或者只是先和我谈几分钟。有些不够尊贵的人，或者由于某些原因不适于我去见、但是我们却需要保持联系的人，他就经常去找他们。在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我几乎都让他和我一同去，他从来也没有辜负过我的信赖。这些都表明，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和所有阶层的中国人都有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疑问地，他可以代表我。他可以对他们说我最好不说、或者会使我自己尴尬的话，但是，他们知道那是符合我的意思的。因此，他被接受成了我外交生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花费分文，但是我知道由于他对中国政治的敏锐了解和他和中国人有广泛的接触，而使得美国政府受益非浅。在小事情上，他也帮助我，像在我忽视的时候，提醒我合适的礼节，以及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参与一些小的事体。他还和另一位干练的中文信件文书，帮忙处理我特别多的中文信件。

这个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友谊，结成了完美信任的果实。它证明即便在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也会有质朴宜人、简单美妙的同伴关系。傅泾波之于我，有些像是父子、同伴、秘书，也像是个公共关系官员。我过去之所能够有点作为，特别是在了解中国和她的人民上，功劳应该大大归于他，甚至比我以为该归于他的还要多。【294】

开始于四年多以前我的那个病，是对这个友谊最严峻的考验。泾波是用最深和最忠实的感情对待了我的病。大夫的医嘱说，除了家庭成员最多能够停留半个小时以外，谁也不能停留十分钟以上。但是没有多久，这些不动感情的科学人马就看到了这个看我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和他在一起呆多少个小时，能够毫不兴奋，而且总是舒服、放松。在医院的那近乎五个月里，泾波一天也没有不来看我。自从出了院，泾波，他太太Sarah，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和我，大约在三年里就一同住在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家庭环境里。在我那漫长的恢复过程中，他们都用和泾波一样的感情照顾我。他当然是主要的元素，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自动地跟着他。更为有意义的是，我们迄今所认识的所有的中国朋友，都喜爱这种安排。中国人比美国人和其他的西方人都更认真地对待人们关系中的义务和忠诚，特别是家庭之间的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对我这倍受折磨的身体的不断的照料，既是天长日久，又是艰难重重，它需要对我的无能有巨大的同情，并且要用巨大的耐心去对待它。一句话，这种特殊中国式的帮助人的服务，以及与它同在的感情，似乎在医生所说的我那奇迹般的恢复中，是主要的因素。

我曾经两次度过了隔绝的日子，一次是日本人监禁了我三年半，第二次是近几年我的病。这些经历帮助了我理解、觉察在今日世界上令人惊恐的灾难的份量。我曾经【295】设想遭受比我更为无法形容的艰辛，贫困、困乏，沮丧、绝望，丧失亲人，受伤，生病，孤独，监禁，等等的人。很多人担负着折磨精神的责任，或面对着战争的巨大灾难。除了这些特殊的和短暂的悲伤和危险之外，在我们这些人之间，总是还有一部分人忍受着某种形式的身体或精神的苦痛。我的一生是极为幸运、极为快乐的。在我个人的情况甚为如意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体会到人类的苦难。但是，那可能带有一种居高怜悯的意味。说得最好，那也是旁观者的超然。我这两次巨大的孤独，使我几乎具有了所有遭难的人们都具有的那种奥妙的感受。我有了一些闪闪烁烁的内省察觉，察觉到不仅是单独的某个人，也是在共同交往里，在精神、道德的成长中，痛苦所起到的作用。我更领悟到教旨的那些深奥真理：同情苦难、代人受过、替人赎罪、上帝拯救人于罪孽和罪孽造成的那些邪恶和骇人听闻的后果。尽管由于秉性和幸运使我乐观，但是当在严酷的现实里或在思想上毫无畏惧地面对人类生命的时候，总能接触到、想象到那里面的悲剧因素。

原已无须重复，在这本流年岁月里的其他地方，我已经写了我强烈信仰个人的自由；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自由，我们追求的其他利益会全部或大部分都毫无价值。它是民主的精髓。民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便是最好的家长式的或专断式的政府，在管理人民上，都不如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为好，因为人民通过自己的失误、失败，会学到义务和责任，程序和手续；还有另一个无可比拟的益处——学会自己管理自己。【296】我们谈信仰的奇妙，包括人们的寻求上帝；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们在精神道德中选择时，上帝持有的奇妙的信念，他冒险允许我们自由去选择。因此，在我们这些人们之间，也是要像上帝般地分享这个信念，坚持自由是所有的人的权力，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使它健全地运行发展。在宗教的认同中，争取自由是至高无上的。

在我七十八岁这样看待世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争论的问题，它对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个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有生命攸关的后果。我们是要一个无神论的、毫无心肝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来征服、统治世界，还是要让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的原理和准则，以及基督教对上帝和人类尊严的信仰，成为国际大家庭和所有的人的生活道路呢？这两种概念是无法永久并存的。

共产党宣称高尚的社会目标，但是采用的却是邪恶、恶毒的原则，这使它的目标和它的措施等同起来。他们把欺骗演化成了一种艺术；他们所依靠的是暴力、诡计和谎言。当他们认为将人性、人道、人类、博爱等等投入悲惨和摧残的巨大深渊中是符合他们的目标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会这样干。多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对我说，他们会牺牲一切来使世界共产主义化。共产党的战术可以灵活，战略可以更动，但是他们的统治目的却是决不改变的。

共产党有伦理，但是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考、推理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标准。他们显然将反对革命的活动视为最大的罪恶。他们狂热, 盲目地坚信他们是无比正确的，是战无不胜的。【297】可惜，自由世界的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并不像他们那样激情。

我不相信，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对任何批评都采取粗暴压迫的任何政权和制度会长期存在。如果，共产党是对的，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人就是无可救药地都错了。但是如果我们那美好的理想和信仰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致力于使这些理想和信仰发扬光大，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发扬光大。我们不能只是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机动灵活的实现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公益的计划，而且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这样，方才能够使自由世界有新的希望和力量。

“人终极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这是在西敏寺简要问答（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中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在我年轻时每一个受到良好教养的长老会孩子必须记住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人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永远侍奉祂。”这几乎就是我那多少代苏格兰祖辈传下来的、严格的加尔文教派信条的要领。这个坚定不移、崇高的信仰对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繁荣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坚信公正的神的权威以及服从神的本分，造就了所有新教徒具有的一种宝贵特性。但是对于宗教的理想主义来说，它似乎有不合情理、令人不解的地方：它在最崇高地改善赤裸、粗鲁观念的进程中，它在很多情况下却反转得变了形、起阻碍作用了。

在中国（在许多其他传教地方也无疑如此）居住的西方人的行为是它的一个例证。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他们从事非宗教事务的国人互相疏远，并且互相挑剔，尽管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时候，无疑会是惬意相处的。【298】即使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特别是传教士家庭的孩子，常常会步入这个极端或那个极端。宗教的奉献（如果不是由于宗教的奉献，他们绝对不会选择这个事业）加上安格鲁-萨克逊人对效率的崇拜，以及取得切实的效果的秉性，使得其他人将传教士看成是讨厌的或狂热的专职人员；而单调、无聊以及没有标准的传统、习俗的生活，诱惑着其他西方人从事的行为，则是传教士所难以容忍的。这种使人烦恼的表现，在东方普遍存在，并不能完全指责是传教士以外的人们的堕落。当今世界范围的巨大变动，可能已经永远摧毁了所有我们生活在传教土地上的人所熟悉的那些方式，但是甚至在我们新教徒的虔诚里，和在把生活分隔成信仰的和世俗的行为的倾向里，它们还可以隐藏在那里，起到危险警告的作用。除非我们能够重新将人类生命的含意用真正的宗教信仰整合起来，今天看来涉及到世界的灾难，就预示着未来的苦难。我深深相信，从整个的生命和目前全球的争战来看，失去基督徒的信仰，是有因果关系的，其间的关系比我们一般人承认的要密切的多。

基督教显然将它传统的信念和神学的说明带进了中国。长期以来，我希望中国的神学家会对基督教的真理做出一些新鲜、有创见的说明，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中国的教会今天正经历着严酷的考验，这种考验会丰富、加深他们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宗教历程；我们长期以来就盼望着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正像是圣经旧约中最为深沉的思想和精神的内省、理解、顿悟是来自在背井离乡、流放（Exile）之后所写的文献中那样。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它所有的确绝伦的文学，主要涉及的就是人们互相之间的伦理道德的关系。在这些猛烈的翻转年月里，【299】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受到了盘查、过筛，也被深为植入在中国思想中的基督教真理所激活，从它里面理应会对基督耶稣对我们人类的意义萌发出新的光辉。


如果有人要我在圣经里挑出一段话来包括我的宗教信仰的精髓，我就要说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将这个信念简洁地用于实际中，我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和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中耶稣说的两句话编织、编排成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

我最喜欢的圣诗是艾萨克·瓦茨（Isaac Watts）的“我每思念那奇妙的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erous cross）（它可能是最为优美的英文圣诗），以及贝尔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的“耶稣，每逢思慕你” （Jesus, the very thought of Thee）。另外两个是：乔治·马提逊（George Matheson）的“不肯丢弃我的极爱”（O Love that will not let me go）和乔治·科洛里）（George Croly的“圣灵降于我心” （Spirit of God, descend upon my heart）。

最能表达我自己的祈祷的有一首诗，是乔治·艾黎阿特（George Eliot）写的：

我希望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
众多不朽的亡者又复活起来，
他们的存在使今天的众生变得比较热烈。

愿他们活在脉跳激发的宽宏大度里，
愿他们活在诚实无畏的行动里，
愿他们活在远离只会终结成自私自利的卑下的目的,
愿他们活在如同夜空明亮星辰的高尚思维里，
促使人们静静但坚决去寻求更为宏伟的意念。

愿我到达那纯洁无比的上苍，
愿我成为身历巨大苦难人们的杯水力量，
点燃丰富的情感，哺育纯洁的慈爱心肠。

【300】因此，让我加入那无形的歌唱赞美圣诗的行列吧，
它的圣乐给这个世界无比的欢畅。

耶稣基督给了我最大的满足，在我老年如此，在我的童年也是如此。我绝对地敬拜祂，奉献给祂。祂的生命，祂的教导，祂的升天，祂的复活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祂背负的十字架揭示着终极的信仰和热爱。

对基督的生与死似乎最为合理地（我是否胆敢说是最为科学地）的解说，是对于他自己的来源和本质，他本能的理解就该归荣耀于他。我相信，基督徒越多，他们的生命越接近于效法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不同人群、所有各国和所有人类的前途就会更好。

对基督教中永生的传统争论可能要持续久远，但是由于近代的生活情况，它的说服力逐渐淡漠下来。目前的自然科学似乎并不比它在不那么发达的时候更为有力。同样，哲学和心理学也并没有更令人信服的说明。我坚信，信仰永生是和信仰人类精神上的其他理论的直觉一样，都可以使人在科学继续在发现宏大和奇妙的宇宙的各个方面里，找到鼓励，感到鼓舞。所有试验科学已知的和预期的发现，对于信仰都是一种置疑，都像是在精神事务中，现实更为辉煌，超越了我们最高的假想和我们最胆大的推理。基督教信仰永生是基于终极的平安和确信在宇宙混乱的现象后面隐在的那个力量，爱心，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表现。

人类的、和组成人类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可以认为是确实值得有一个创始的设计，【301】它的奇妙和宏伟显然是和我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经历相类似。近代科学的发展作为宗教信仰的更为崇高的热望和更为深远的认识，应该受到欢迎。 “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让我去吧，
我的轭具已经功成，长日已经过去，
我取得了赏赐，心底里
还有晚归云雀的声鸣；
带我回到那安宁的西土吧，
像是落日，归去得绚丽多彩，安详穆宁。
（翰勒，玛格丽特·叟罗里）（W E Henley，Margaritae Sorori）



第十五章：美国和中国：“现在采取什么策略？”

【302】人们一再问我，我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对待中国，蒋介石，台湾和在大陆的共产党政府。

“策略”是个大字眼。“现在”是不断运动的时间里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所面对的，也就是她的政府所要与之奋斗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改变。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资源，但是中国只是我们必须与之周旋的众多国家之一。我认为，要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个合理的策略，首先必须对整体的世界有个合理的策略。要想有这样一个策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自己的和其他的人民；我们必须以恰当的观点看待世界、它的人民、和它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恰当地关怀我们自己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也要恰当的关怀其他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在制订这种策略时，从开始时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遵循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它们必须派生于、符合于道德、法律和正义等崇高的概念；在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民的关系中，都必须采用、实施它们。我们在基督教的原则和实施中就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对外策略中都遵循他们。

和世界上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周旋，必然有，也会有不同的办法，但是不论情况如何，根本的和指导的原则却应该是一致的。最终的主要目标也是这样。【303】在我们的诸多原则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自由。在我们诸多的目标中，最根本的一个是保证我们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生存。为了符合那个原则，以及有效地效力于那个目标，我们在考虑我们自己的时候，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自己，也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生存以及他们的自由和安全的权力。

现在正进行着一个世界范围的战斗，一方是少数国家里面的少数人，他们谋划加给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一个制度，其本质是奴役整个的人类。另一方是反对、抵抗这个作为的人们和由美国带头的国家。为了生存和安全，我国人民和我国政府必须和像我们一样、在自由一方的其他人民和政府协作。我们必须支持所有和我们一样受到奴役势力威胁的所有的国家。我国和这些国家都不能支持那些执意奴役政策和统治世界的国家、制度、政权。自由国家必须保持统一阵营，必须帮助所有寻求自由的人民，来抵抗苏联鼓动的和使用武力的共产主义的全球性威胁。

自由的人们，并不需要反对以自愿为基础，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同一目标带来的真正的共产主义。但是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却是一个制度，它起源于否定上帝的存在，它否认灵性，声称所有的一切都是物质的，所有的行动都是物质性的，它是用武力、欺诈和谎言来欺骗和维持的，它立志、追求统治世界。这种共产主义则是个邪恶的怪种，是靠贪婪掠夺而存在的。对它不能实行绥靖。用和缓的语句和友善的姿态都无法使它安详。它完完全全是令人厌恶的。它是必须加以反对的。

我认为，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美国，我们美国的人民，首先应该【304】一如既往，继续同情于中国的人民；我国政府应该坚定地重申我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即，相信中国必须保持国家的主权独立，他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他的领袖为建立并实施自由的原则所做的努力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美国人应该研究、努力去理解并学会觉察、鉴赏中国人民的品质和能力。美国人应该理会、考虑到中国人的强健，机智，人口数目为四亿五千万，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这个事实。美国人也要看到，这个民族的国家，中国，面积比美国大，约为四百万平方英里，她位于东亚的中心，有相当的物质资源，有广泛工业发展的能力。美国人还应该考虑到，中国和她邻国的人民长期以来将这个国家认为是“中央帝国”的这个事实。美国人应该回顾、研究、沉思那块土地的近代历史，以及美国和那里在贸易、文化、政治方面的关系。美国人应该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民国运动，“国民”政府的创建努力，那个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成功的抵抗，她作为盟友的表现，在组建联合国中的作用和位置，以及她作为该组织及其安理会成员的表现。美国人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对那个政府的作用和影响，如，雅尔答协议和波斯坦协议，苏联的背弃，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和最后取得的胜利，以及目前在台湾的国民政府和一九四九年在北平建立的“人民政府”之间仍在继续的那个斗争，等。【305】美国人应该审查、比较并且对比在后者建立之后的这些年来，这两个政府各自的态度和作为。

目前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和大陆中国的人民和目前控制了那里的政府直接接触，也不能有什么大作为。经过了一个世纪多的友好交往和互惠联系之后，美国人和美国的利益（连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和利益）被逐出了那个地区，而且从此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外，这真是个悲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和文化的投入。美国的投入中最大的是文化的影响。非常显著，美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会，派遣了大批传教士去了中国；美国各种教育机构和慈善团体扩展了自己的工作，在中国建立了中心。他们，协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善良愿望的人在那里做的类似事业，曾经送给了中国人民许多益处，如，西方的观念、概念和生活方式，基督教的思想和实行，“西式”的教育，现代的科学，医学的发展，机械技巧，等等。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人民政府”尽其所能，不仅将有西方影响的经营、代理的人和机构赶了出去，排斥在外，而且将那些影响的迹象和效果全部加以清除。那个政府在苏联的影响和支持下，使中国大陆成了共产主义集团的一个部分，把它的大部分和绝大部分人民置于铁幕之后，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进行冷战的成员，并且成了一个侵略者，入侵了一个邻国。【306】它侮辱、迫害、酷刑、在许多情况下杀死传教人员和信教的人。它驱除了大部分“外国”的商人，并且将其他的人作为人质。它把所有非共产党政权和人民都侮蔑为“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并且将美国定为首恶。

但是，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可以为在台湾的八九百万中国人和另外一千多万定居“海外的华侨”有所作为。被逐出大陆的美国的传教界和慈善机构，在这些“自由”的中国人中坚持教育、医疗和救济的活动。美国政府正在帮助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并且对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给予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做得更多。

为抵抗共产主义，国民政府是可以依赖的。它使任何地方的中国人保持那个抵抗精神的活力。它使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保持在全球为自由而奋斗的一方。它在东亚各国人民之间鼓舞着抵抗的士气。它就这样和美国进行共同的事业。通过它，并通过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人的组织和个人，可以，也正在维持着和大陆的中国人的接触。的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做许多事情。

一九五零年六月，当北朝鲜的共产党发动对大韩民国（南朝鲜）攻击的时候，美国的决策者很快决定必须为集体抵抗共产党的侵略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在联合国提议对南朝鲜给予共同的军事支持，联合国决议了给予这种支持。【307】此外，美国政府还进了一步，它制订了一个策略，含意是美国不仅支持朝鲜，也支持东亚的其他地方：支持中国国民党保卫台湾的抗争，支持菲律宾的抵抗，支持印度支那的抵抗。特别对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预防共产党从大陆对台湾的进攻，并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从台湾对大陆的进攻。艾森豪维尔总统在一九五三年对这个命令做了修订，要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人从台湾反对大陆共产党人的行动。美国政府从一九五零年六月起，对国民党人采取了一个路线，增加了对它的经济援助，并且给予物资和顾问形式的军事援助。

我认为，美国方面在态度和做法上的这个改变，政策回转到支持中国国民党人，是个良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国民党人在对共产党抗争中站在自由世界一边，而且他们为整个东亚在抵抗中建立了瞩目的榜样和形式。共产党在东亚的进展受到阻止，对于自由世界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台湾不被共产党占领，在策略上和政治上都对美国至关重要。在这些以及其他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明智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真正利益服务，就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国民政府做出理由充分、连贯一致、延续不断的支持。【308】

这给我们带来了过去一向在提到、而且在一九五四年被胡搅蛮缠的共产党和我们一些盟友的代表重新积极强烈地提了出来的两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要“承认”共产党中国？2）联合国是否要接纳共产党中国？

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承认和接纳中国那个国家，它还关系到对一个新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要采取的行动。这个政府在起源、维持、组成、方法和目标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它正管辖着绝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中国领土和民众。美国长久以来就承认了中国，在一九二八年，它和那时候和以后其他国家一样地正式承认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治下，中国在一九四二年成为原始联合国宣言的签署国，在一九四五年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在联合国里，中国是安理会的永久成员。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着中国，为中国代言，为中国投票。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承认中国，不是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是撤回销对国民政府的承认，而承认共产党的政府，将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拿掉，而将席位给予共产党的“人民政府”。这自然是一个程序，如果同意了，其本质就要涉及一种分裂，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的，一个是共产党的两个中国。但是在我看来，那很难实行，在这里不要去考虑。【309】美国一向坚持中国统一、独立的原则，并且反对违背这个原则的作法；任何提议分裂都可能受到所有地方的中国人和正在较量的两个政府的反对。

事实上，大约有二十五个国家从承认国民政府转到了承认“人民政府”，但是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做；有几个这样做了的国家正在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阵营的要求，要美国也这样做；“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世界以及几个非共产党国家正急切地要把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转给“人民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采取并且维持什么立场？我们要做哪些努力？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如何最好地维护、服从于我国正当的利益和目标，当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和目标。情况是，在国际事务的发展中，美国在近年来靠着许多因素，成了自由世界里最强、最有影响的国家。在整个自由世界受到苏联共产党征服计划的威胁的这个历史时刻，在美国诸多利益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和国际的安全。美国的人民和政府关怀世界和平的问题，是因为，第一，他们相信和平；第二，他们相信自由；第三，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的世界上，他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方才能够有安全，方才能够享有自由。由于他的力量和他支持拥护自由和安全，【310】美国成了抵御共产党威胁的自由国家的领袖。这样，美国主要关注的安全，和各个以及所有自由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相同的。

对采取任何能够导致会加强共产党世界的任何行动，美国都担当不起；对于减弱自由世界力量的行动，美国也承担不了。美国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一方面会大大帮助共产党世界，另一方面，会大大损害自由世界。它会在共产党在巩固在中国地位的进程中排掉最大的障碍。它会导致中国国民政府的瓦解和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抵抗。它会使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较早地转移，由国民政府（它的发言和投票都是在自由世界一方）转移到会站在共产党世界一方发言投票的共产党政府。这样一来，自由世界投票力量会减小，共产党阵营的投票力量会增加，这会使共产党在美国和在其他自由国家中的影响大为增大。它会使抵御共产党进展的亚洲人民灰心丧志，也使他们怀疑美国支持的可靠性，并且削弱许多国家在坚持抵抗中的力量和决心。

长期以来，从共产党主要党魁的声明中，和从共产党取得控制后共产当局的所作所为中，整个世界都有理由知道，任何一个共产党政权都从事消灭人的自由的原则和实施，对宗教开战，采取一切可以设想的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巩固、扩展共产党领袖想要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无神、唯物的制度。【311】有助于共产党事业的任何行动，都会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想到这些事实和结论，我真诚的希望，不论是基于伦理道德，还是基于政治，不论是为了美国，还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希望美国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联合国接纳中国的那个政府，反对加强那个政府的计谋和行动，坚决支持并援助旨于防止巩固、扩展那个政府权威和共产党联盟的努力。

我相信，美国应该维持他反对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外界运去的物资，即便是非战略性的，也会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力量，从而让那个“人民政府”容易采取像他在朝鲜采取的行动。自由世界半点也不能帮助并鼓励用武力攻击在联合国旗帜下、为了集体安全原则的军队。很难说，我也不想说，美国要尽多大的努力去迫使其他国家考虑这种贸易；但是我似乎明白，说起来也容易，和共产党中国贸易越少，就越符合于自由世界真正、长远的利益。

总而言之，我相信美国应该坚决遵循基于我们广为流行的“生活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外交政策。不论教派和信条如何，我们的人民是基督教的，文化是基督教的，国家也是基督教的国家。总起来说，根据各种伦理道德、法律、行为准则和是否可行等思想，我们既单独地也集体地，【312】既局部地也全国性地设定我们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和其他人民和政府交往中，也同样遵循这些思想。

我们是自由的国民。但是我们现在和其他的国民一样，都受到奴役着许多国家、并且想奴役所有国家的武力的威胁。努力挣扎想要自由的中国国民，已经成了这些武力的牺牲品。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在铁幕后面，受到统治，教导他们说，我们和其他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敌人，是必须要清除掉的。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仍然处于可以继续追求自由和安全，、并为自由和安全而战斗的地方。这些是我们仍在接触的人，我们和他们正像和其他自由的人民一样，可以有互利的关系。

我们应该依照黄金定律（Golden Rule）来对待中国国民和国家。我们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不愿意他们如何对待我们，我们也就应该不那样对待他们。无论在哪里，只要他们的目的和努力是为了自由和安全，我们都应该给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能够导致加强那些镇压、奴役的人的力量和声望的行为。我们应该和重视并且互相交换善意表现的人交朋友，做好邻居。不仅是在台湾和东南亚，在离我们更近以及在我们中间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保持我们对国民政府和它的追随者的支持，我们政策的固定前提应该是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容忍共产党占领台湾。我们应该不考虑任何会损害或漠视现有的对国民政府的许诺、义务的提案。【313】同样，我们应该不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任何承认那个政府的地方的纠缠不休的要求所动摇。此外，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反对任何旨在将那个政府置于联合国中国席位上的行为。我们应该制止、有道理地劝阻和那个政府统治的地方和人们进行贸易。

最后，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在美国的妥协中，过去有几次涉及了中国，但是没有一次使美国受益，但是每一次都证实损害了中国。在我头脑里，清楚的例子有一九一七年的蓝兴（Lansing）石井协议的一个秘密条款；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对日本关于山东的让步；和一九四五年雅尔答的“远东协议”。不讲原则，放弃合理的传统，根据空想的权宜来做决定，机会主义的路线，“劫甲付乙，以强凌弱”，这些作为都不是“美国的方式和作风”。在我们和中国和她的人民相处之中，应该和对国内、对近邻的国家以及对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相处一样地，采用相同一致的高标准。

高于一切的是，我们应该确切地清楚明确，我们做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和行动，都要和我们整体外交政策的目标相一致。我们寻求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是所有不想从事征服的人民的共同目标。为了我们能够取得安全，我们必须和所有这样的人民共同协作。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为，绝不建立在引诱惑人的“交易”和闪烁迷人的许诺的沙滩上，而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原则和一贯的诚实和持久的信赖的岩石上面。

〖全文完〗

《原连载于“华夏快递”2010.08.24-2010.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