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160】我刚到纽约市不久，华盛顿宣布了杜鲁门总统要求乔治·C·马歇尔将军作为他个人的代表去中国，帮助寻求解决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内部冲突的办法。几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对这个问题发出了消息（见附件）。马歇尔将军夫妇刚刚在弗吉尼亚（Virginia）州的利斯堡（Leesburg）买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古老农舍，正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安度他应该度过的退休生活。但是他是真正的军人，他立即响应了那个对他个人毫无吸引力的号召。

这样就开始了在国际关系中极其特殊的一次任务。中国人本会把它作为多管闲事、干预他们的内部事务，甚至作为帝国主义的傲慢无礼来反对它。而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那是由于以一种姿态暗示着主动的慷慨大度，和这个特使的威望，还基于长期以来的一个记录的判断，这个记录就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说的“对另一个国家的友好帮助。”那是典型的美国方式，是一种坦率的理想主义和开通的利己主义的混合物，还是以极高的组织效率进行的。让我根据马歇尔将军在一月初来到后，中国政府号召了政治协商会议、此后的一些事件的情况，来试图推论当时在重庆所发生的事情。马歇尔将军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崇高、高傲、自以为是但是也还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团集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良好情绪的气氛和高度的努力，【161】这才使得五项协议（见附件）成为可能。如果五项协议获得了批准，生了效，就会结束争议，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且导致在美国的建议下重新组建、训练双方的军队。所有参加的方面，无论他们在细节上和最终目的上有什么保留，但是可能都是诚恳地签署了这个协议。共产党当时和在后来的讨论中都相当坦率，申明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但是人民还没有为此而准备好，所以，对他们说，先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更好。政府的代表对共产党的良好信念则较悲观；那些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受到充斥在会议中的那种高昂情绪熏染的同事，则更为疑虑或者直接反对和如此狡诈的敌人会有任何的合作。无论如何，如果马歇尔将军能够多呆几个月，继续和所有的方面不断的接触，就还有可能至少开始有所合作。但是，他在三月初被召回到华盛顿，到四月末之前一直离开了中国。

他一走，那些积攒的愤恨又重新爆发起来。双方都开始谴责对方违反了协议，双方都开始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更多地侵犯、违例。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共产党进入了满洲；在满洲，苏联将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了共产党。在这种公然不顾条款以后，国民党自然觉得可以做出任何形式的报复。互相间的怀疑和仇恨急遽加剧，尖刻的指责和反指责，更是火上加油。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蒋介石这人的个性一向是风暴的中心。政治协商会议的理想主义和马歇尔将军的品质激发了他那细微、优良的气质。但是他却从来也没有【162】完全被说服过，在他离开了高层的会议讨论后，他也容易接受他所信任的同事的看来是真实的论点。

他在去年十一月要求在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在那时批准宪法，新的联合政府就职。但是意识到在那个情绪激烈对立的时候，会议会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他宣布将会议延迟到日后。他觉得这是他权限之内的事，更何况没有人对他最初的行动提出过疑问。虽然在第一次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正式的抗议，也没有记录说明“常务委员会”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则指控他违反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这是在后来争议的问题之一。共产党由于设定日期所遵循的程序，后来认定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为非法，那时通过的宪法也是非法。这是两个集团之间争议问题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例如这个问题，它们常常并不重要，但是苦苦争吵，双方都十分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马歇尔将军天天和有关的主要方面开会，听取他们的提议和辩解，并设法弥补他不在的时候发生的损害。

一九四六年近四月底，我从美国来到了上海。由于许多原因在那里耽搁了约两个星期，急切想回燕京校园，有许多事情在那里等着我。但是飞到上海见我的傅泾波怂恿我，说我应该在南京停停，去向委员长蒋介石致以敬意。作为一介平民，安排空中的旅行并不容易【163】（铁路都被共产党阻断了），在南京也不容易找到住处，那里的现代化旅馆已经为美国军事顾问团腾空了。但是和往常一样，我服从了他那敏锐的政治本能，而它则改变了后来我的经历。

去拜访蒋介石虽然不方便，但是很值得。我上次见到他是在一年前的九月。看到他重新在首都安顿下来，是让人高兴的。在我们谈话中，他问我对时局的印象。我回答说它比我从美国报刊报道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问我有什么建议。我想了一下，说我想把它们归纳起来，谈问题的核心。那就是他自己应该用他在非常危机时，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那时的那种大胆的激情，领导一个新的国内革新的运动，我觉得这样他就可以再次将目前十分不满、但是急切寻找一位他们可以全心全意跟随的领袖的那些学生和年轻的知识分子集结起来。有了他们作为自愿的宣传队伍，他就可以赢回正在衰落的公众的信赖，并且再次成为（正像在抗日战争期间毫无疑问他一直担当的那个）国家意志的象征。这是唯一可以克服共产党威胁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他还必须实施“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民生主义。他点点头，表示赞成；但是后来我知道，认准它，那是一回事，要激励他的决心去坚决实行，则是另一回事。

在委员长和蒋夫人的鼓励下，我拜访了马歇尔将军。我猜想他过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我，在我这方面，主要是好奇，想看望有如此显赫战功、有如此特殊任务来中国的这个人。定好了约会，【164】他和我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回顾了至今为止谈判的全部历程。我一直仔细聆听，只是偶尔提个问题或做点评论。结束时，他说他所以把这些都告诉我，是因为他想让我帮助他。我允诺说，他什么时候想找我，我就愿意回到南京来。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两次。在快到六月底，我偶然到上海参加一个教育的会议。在上海，陈立夫看了我两次，长时间地从他的角度谈了共产党和有关的问题。马歇尔将军经常谈到陈，说陈是妨碍他努力的顽固势力的头头。

陈立夫兄弟二人，先是孙中山、后是蒋介石的恩人的一个英雄的革命领袖的侄子。特别是在中国，这意味着极为牢固的联系，这兄弟两人一向是为那个领袖忘我地工作，在个人关系上，他们也替代了他们故去的叔叔的位置。兄弟二人都非常有智慧，毫不贪财也不贪污腐化，他们强烈信仰国民党和国民党领袖，也强烈相信必须在中国把共产党消灭掉。与他们建立起来控制了国民党组织所有分支的国民党来说，以他俩命名的CC帮不太像个帮派。这种情况和那恩人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得宠的下属和奴才利用这些牟取私利，并进行敲诈，或者就是愚蠢地蛮横和欺压，但是他们自己则一心一意忠心地工作，使领袖在党内对付敌手，并且镇压所有外部的反对。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技术是从苏联顾问那里学来的。那些顾问在一九二三年前后来到广州，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针重组了国民党。虽然陈立夫被指责为（特别是被美国指责为）死顽固、反对派、顽固派、但是他以敏锐的讽刺争论说，【165】他实际上是个先行者或预言家，因为他在其他人明白之前，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的威胁。

我给马歇尔将军送去了信，问他是否愿意听我对这些谈话的报告。他立即回答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到，他马上就派他的飞机来接我。结果是极有戏剧意味。我在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的下午到达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个月的早期安排的停战协定要在第二天中午失效。所有的各方都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委员长已经准备了新闻发布，几乎完全排除进一步商谈，并且已经命令他所有的战区司令准备好行动。马歇尔将军也让他的幕僚优先安排为他们回国的事务。在那种时刻，陈立夫就被抛到脑后了。当务之急是建议马歇尔将军敦请委员长不宣布，让所有有关的人都让停战持续一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第二天我静静地思念根据这情况，我能够提些什么意见。

我急切希望尽快脱身，回到我的大学处理战后的许多问题。此时来到了七月四日和美国的招待会。我尽量不惹人注目，在想我是否去参加招待会。在我起床穿衣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来了信，要我在早上九点钟给他电话，并且说他的飞机准备好了，十点钟送我回北平。招待会的事情算是稳妥解决了。我猜想给马歇尔将军最后的电话只是让他对我所试图所做的表示感谢而已。但是他让我吃惊的是，他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我表示了异议，说我刚刚过了七十岁的生日，而且已经给大学的当局送去了【166】辞呈，说在这个年纪上，一个人应该从繁忙的任务中退下来，而不是接受新的任务，再说我对外交完全是生手，等等。但是最后我对他说，他的任务是如此困难，他愿意让谁帮助他，那人就应该愿意帮助他，我把这事留给了他。我们同意，把这看作是一年或不到一年的任务。他进行得很快，因为在七月十日总统就把我提名给参议院，参议院又一致通过了。在那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无论想要什么，就能够从美国人民那里得到什么。

回到校园后，我就忙于累积下来的事务，直等到爆出了那个消息，情绪高昂起来。我的同事们同意说，如果我但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取得和平，对我自己，对学校，我这样使用时间都是最好的。我对董事会提交了作为校务长的辞呈。董事会一致拒绝接受，但是允许我告假。我几乎立刻就去了南京，因为我想只作一次短暂的预备性旅行。但是几乎过了一个月，我才得以回到北平去安排大学的事情。

委员长是在牯岭和他的夫人度过炎热的季节，马歇尔夫人也在附近居住。马歇尔将军将我和来任和离任的大使馆领事们带到牯岭，我就可能递交国书。这次旅程包括了乘飞机一个多小时，乘轮渡过江到九江，乘汽车过平原，坐滑杆（山地轿子）,一共约五个小时。在山上，仪式简化了一些，我和委员长说，我愿意以我们过去长时间的友谊、而不是主要以我的新美国官员身份和他相处。

【167】在那个夏天，马歇尔将军在周末到美丽的山区度假胜地牯岭去了八九次，看马歇尔夫人，也避开南京的炎热和冗长的会谈。

我回到南京后，立即开始参加那些会谈。有时是和马歇尔将军坐在一起，更多是在我的住处和共产党的代表团和所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会谈。共产党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他是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后来在巴黎学习。他头脑敏锐，个人很有的魅力。和他以及其他人谈论的时候，我发现互相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之深，如果可以把两三个未曾决议的问题澄清，他们离开可以按照政治协商会议来解决又是多么靠近。周恩来的一个谈论，使得我建议双方各派两个人，而我做似乎是一个中间人，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后来称为五人小组），来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双方都不承担义务和允诺。

周恩来衷心赞成这个想法（后来被延安否决了），我看它似乎很有希望，并且对马歇尔将军建议下个周末我和他一同去牯岭，去和委员长对此做讨论。

有消息说我要再去牯岭，那里的二十多个中国记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想知道任何有关和谈进展的消息。我吃了些什么，也许是从炎热的平原来到凉爽的山顶着了凉，我的胃出了毛病。不论怎么说，我见了委员长的私人秘书沈昌焕（他在燕京读过书）之后，我躺了一下，然后要去马歇尔那里吃中饭。可是我头晕得很，有人去告诉了马歇尔将军，他来到我的住处，真的是由他把我放到了床上。委员长让他的私人医生来看我，这位医生的含糊的意见，使得在四周徘徊的记者可以随便做任何遐想。委员长独断地命令我留在山上，躺到床上，没有见好之前，先不要见他。那些记者没有能得到任何【168】政治上的消息，却报道了许多关于我的病情，蒋夫人和马歇尔夫人送给我的佳肴等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都因为离开太远而更离奇，后来我从在美国的一个为我担心的亲戚那里听到，最后在无线电里宣布我终于脱离了危险，她才放了心。

过了几天，就让我去见委员长，我说明了我对那个非正式的委员会的计划。他同意了，但是对委员会有某些先决条件。第二天我回了南京，当天晚上和周恩来和他的同事谈了五个钟头。在我提出那些先决条件的时候，周向前低下了头，面容沮丧，几分钟一言不发。他曾经有几次表现如此，那都是在几乎看到了和解曙光的时候。但是每次都是一方或另一方的怀疑或恐惧成了冲突的目标，或者意识形态成了主要的障碍的时候。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我所相信的情况似乎是共产党希望联合，但是只能按照他们的条件。国民党则比较犹豫和悲观。但是在我和人们打交道的时候，从来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猜疑的双方，特别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和可能参加我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另外的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任命的几个人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周恩来在原则上反对委员长有权在事先定任何条件，并且越来越被激怒了。他以撤回上海表示强烈的不满，在那里生气了几个星期，但是他的同事还留在南京。

在这时，马歇尔将军和我则发表了我们的第一个联合声明，把我们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归之于双方的不妥协和猜疑。我的那个小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实际会面，这可能是最终破裂的开始，虽然更为明显的原因是在十月份几件事情加到一起造成的：【169】要在十一月十二号召开国民大会和张家口的陷落。可以将这两件事情作为典型的争论的问题和意念和情感因素来详细描述一下。

在去年晚些时候，委员长以他自己的权威宣布了要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集国民大会，通过新提出的宪法。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没有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大会的召开。但是在日期接近时，战事重新爆发，委员长通知仍在工作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委员会，说必须要将会议延期，并且要公开宣布。虽然共产党声称那时曾经反对委员长独自有这样做的权力，但是委员长记得的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而已。没有保存的会议记录。他似乎觉得这和协商会议认可的他的权力是一致的，他也因而有权后来宣布将日期改为在孙中山诞辰的十一月十二日。但是共产党则认为这证明了他专权独断而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共产党说，指导委员会的存在就是要处理这样一些事务的。

在这个时期，一般说，战事是国民党占上方，他们显然在向张家口集结，张家口在北平的西北，是共产党战略上的一个据点。周恩来和留下来的使团透露了他们急切希望避免对他们事业的这个灾难。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马歇尔将军和我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十天的停战生效，但是以另一方所能接受的条件却很难取得委员长的同意。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做到了，这时我们想引诱周恩从上海回来，【170】却没有那么成功。马歇尔将军走到了极限，飞去上海，敦促他转回南京。我们指出，他们不需要允诺其他的，只说愿意恢复谈判就可以，如果成功了，向张家口的进军就会停止，而耽误一天，就离张家口近一点。但是他们拖延、争辩说：“时间太紧了，委员长是不可信任的，”等等。

我们又一次失败了。张家口在十月十日易了手。事有凑巧，那正是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个月，而恰恰要在一个月前给所有的代表团发出正式的与会通知。脾气很大的周恩来的和他的同事的感情反应变得更厉害，因为这两件事发生在同时，这就导致了结束。他们主要由于制定日期的程序关系，宣布大会为非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任何宪法也是非法。周恩来本人回了延安；虽然其他的人留在南京，而且和我们经常会面，但那都是非正式的，也毫无效果。

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从五月改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盼望共产党能够参加。但是，共产党对这个立宪会议就是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建立联合政府，他们坚持在这个政府里，他们和他们的友好盟友（像民主同盟，和郭沫若那种“无党派人士”同路人）必须在四十个席位的国务会议中占有、控制十四个席位。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规定所有的国务会议的措施，都需要四十个成员的三分之二票才能算通过，十四票可以构成否决；要通过任何措施，必须有二十七票。因此，政府只同意给共产党集团十三个席位。【171】这是共产党所以拒绝参加联合政府、拒绝出席国民大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最后的时刻，国民大会的日期又延迟了三天，等待共产党的到来。在十一月十五日才召开了大会。当大会选举主席团五十五人的时候，还给共产党集团保留了九个席位。但是他们并未出席。

委员长提交给大会的宪法草案，是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党派的小组委员会同意的。这个草案比十年前起草的要民主得多，这记下了委员长自己思想的进展。国民党内部的极端分子强烈反对这些更为自由的内容，他们尽力去争取一个像早先那个保守的宪章方向的修正案。如果不是有委员长的决心，那个草案怎么也不会被通过。他对死顽固派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他告诉他们，他要让那个宪法获得通过，他们或者把他作为国民党的首领而听从他，或者就完全和他决裂。最后那些人同意随了大流。委员长立刻就召见了我，对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宪法会成功地通过。

换句话说，经过了漫长的争论，最后中国的国民大会真地采用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对于来自整个中国、政治意见形形色色的两千零四十五个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来说，这个功绩可不是太小。

值得将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马歇尔将军声明中的话引在这里：“事实上，国民大会通过了一个民主的宪法，它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都符合去年一月所有党派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原则。【172】通过的这个宪法似乎包括了共产党所要求的所有主要的方面，但是他们认为不适合去参加大会。这实属不幸。”【见附件】

为了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在此之后对共产党（包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形式的共产党）的目的和技巧有所了解，在这里写下在那几个月里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不断打交道的印象，不会没有价值。像我上面说过的，他们十分坦率地承认，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它的人们需要为此做准备，要先经过一段“初步的思想灌输”。因此，他们准备在联合政府里面，以民主的宪法合作，作为达到最终目标的一个阶段。障碍是他们对政府集团总的怀疑，以及他们惧怕如果不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能生存。不幸的是，双方的大多数领袖在二十五年来都还是原班人马；在个人关系是极度重要的这个国家里，它对两党的和解增添了许多问题。

对我来说，我总是认为最重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用这种方法，即便一方取得了胜利，问题也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帮助重组和复员所有的军队，似乎能够提供最好的保证，保证任何一方都不会攻击另一方，并且可以开始减少巨大的军事开支。在试图联合中，无论会发生什么困难和分歧，它们的性质都会是政治性的，也会避免更多的流血和经济的毁灭。

【173】在最后圣诞节那天通过了宪法以前的那六个月，都用在了不断的会谈、提方案、听取他们的反驳、帮助委员长起草公开声明、以及类似的为了结束战事的努力上。精神上的压力在三方中间急遽地转来转去。周恩来到最后表现得变得越来越愤怒，提出不讲道理的要求，并且公开地骂人。委员长那时也就发火，并且表现得十分执忸。马歇尔将军变得非常愤怒，愤怒得几乎决定立即请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去。事情的一些新转折和有希望的提议，复活着焦虑的希望，但是希望都再次被扑灭了。在十月末，各种“第三党”的领袖承担起美国巨大的未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准备退出，盼望中国人自己的干预能够成功。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们放弃了努力。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公众期望等待着和平的消息。中国的记者注视着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详细地报道着。我去见马歇尔将军的时间一般都定在晚饭前的一段时间。他觉得在不断的访谈后，晚间看个电影会使他放松，在饭后总立刻在他的家中看个电影。我总是留在那里看。有一两次，中国的报纸报道说，一定是在做重要的讨论，因为看到我在下午五点三十分到马歇尔将军处，晚上十一点钟以后才离开。

从任命我的时候起，我认为我主要的事情就是和平谈判。在这之前不久，沃森·波特沃斯（W Watson Butterworth）【174】受命到南京的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他极为有效地管理着日常的行政，直到后来升任到国务院东亚事务办公室工作。他的继任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同样有能力，同样地适合；这样，我就甚至不去管理大使馆的日常事务，将它们托付给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只要我有资格来称赞他们，我就有幸说明他们总的效率，以及他们对我的不变的礼貌和照顾。由于他们引导我进入从“绝密”的信息到在正式宴会上的排座位等外交的神秘中，使得我这个无知、胆怯的新手感到容易得多。波特沃斯（Butterworth）和克拉克（Clark）两位夫人和其他同事和同事的夫人也是一样地帮助我，帮助我这个孤独的和没有经验的寡老。事实上，很快我就觉得他们大家都成了我新的同事一家人。

在我离开北平上任时，一个美-中协会为我举行了告别集会；当我做必须做的演说时，我突然看到来宾中有我多年的朋友胡适博士。我就在他和我之间做了对比。他幸运地不再做国外的大使，回到北平担任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那个诱人的城市，离开我很满意的事业，而要到一个兴衰未卜的指责之中，而那却正是胡适博士所要避开的。

在更广的一些方面，我也比较高兴但是也有些惊奇。中国的公众总起来会欢迎我的任命，这是可以意料的。但是编辑部文章和其他评论的一致性，则是我远未预料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多年的熟人。我新的官方地位【175】对我们的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我的教育活动一向被广泛熟知，我对中华民族的渴望和抱负有强烈的同情。事实上，中国人常常说，他们把我看作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是我对美国人的反应就不那么有信心。在东方，美国的教会传教人和非教会的团体之间，总有一些疏远。在这种奇特的情况下，两个方面的这个特点就变得不合适地显著了；它还由于生活的经济水平和社交习惯的不同等而更为加剧。所以，企业界会不同意我，因为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大了解或不怎么关心他们的事务，此外，在他们眼里，由于我狭隘的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对待中国人的时候的理想主义的情感，我不适宜做这个工作。

凑巧的是，美孚石油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长期以来在内地经营得很好，传教工作当然也是这样。因此有人戏谑说，这是美国在中国的三个主要活动，他们三方的座右铭、口号都是：“让光来到这里。”至于在美国国内的公众，如果他们对此有点关心，他们会奇怪为什么总统会任命一个“垂垂老矣的传教士”去担当这个职务。有个专栏作家就是这么说的。可能是为了怜悯，让我不知道这些反对的批评，但是在中国的各种美国人的忠实友情，以及从美国来到我这里的评论都是十分赞同。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人相同的态度，十分自然地帮助我做出调整。生活的方式、薪金报酬、威望，都和我过去简单朴实的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我从来也没有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区别，主要放在像做礼拜和禁止烟酒这样的事情上，而是【176】放在生活的质量上，而生活质量是它自己判断行为的对错、上帝是否接受或惹怒人们与否的准则、试金石。无论如何，我决定我行我素，最好的权威给我这个自信：“就像白昼之后就是黑夜，神不会亏待任何世人。”


第十章：未能实现的梦想

【177】马歇尔将军用了一年的时间，不知疲倦，努力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便给这个苦痛烦心的国家带来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用礼貌、耐心、智慧和坚韧来做这件事，是美国友好关注中国事务的最好的、可能做到的表现。即便是在最后的两个月正式会议已经中断之后，我们还是不断和政府领袖和共产党的代表团会面，努力使所有有关方面取得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马歇尔将军不得不认识到他的使命已经失败，开始定计划在新年之后返回家园。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马歇尔将军被杜鲁门总统召回接替贝尔纳斯（Byrnes）担任国务卿。那天下午我们去见委员长，告诉他马歇尔将军一天以后就离开，但没有提那个新任命。委员长对没有和中国商谈就在雅尔答协定中涉及中国，言谈十分坦率。他还说尽管他个人可以宽恕那些应该担当责任的人，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则对这种对待极为愤慨，他希望要把这事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还问马歇尔将军是否愿意再回来，担任他个人的最高顾问。主要是蒋夫人做的口译。大家同意第二天下午我们四个人再单独会面，会面后举行告别宴会。

最后的那个谈话极为紧张。【178】委员长再次邀请马歇尔将军做他的最高顾问，继续为中国做伟大的服务。他恳求真诚，承诺将他自己拥有的所有权力都交给、并且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马歇尔将军。他要马歇尔将军考虑，不只是为了中国，甚至也为了美国，他做什么还能比帮助将中国建成中国和美国同样希望的那种国家更有价值。他意想，马歇尔将军不仅管辖他自己建立的技术顾问团，也要管辖一个类似的民政管理的美国顾问团。马歇尔将军深深地感动了，但是觉得不能说得太多，只能说这个机会十分宏大，感谢对他的信任和礼遇，他会很好地考虑。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驱车离开的时候，他让我尽早找机会告诉委员长他为什么无法接受那个提议。第二天早上，我到机场，委员长和蒋夫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等一大群人，在那里为马歇尔将军和夫人送行。久已徘徊在那里的我的孤独感得到了一点补偿，因为想到在华盛顿我仍然和他有差不多相同的关系。

在事务繁忙、最后那一天的早上，马歇尔将军问我，鉴于和平谈判已经破裂，美国应该用哪种政策方式来对待中国。我回答说，我认为只有三种可能的做法：一，对国民政府给予积极的援助，特别是在军事建议方面，要进行急切需要的改革，进一步的援助要看每个阶段改革的成效再定规；二，我们不定任何有力的计划，只观望，采取“等等看”机会主义的态度；【179】三，不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从中完全撤出来。我说我完全支持第一项，在二和三中，我宁肯要第三项。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他基本上同意我，他明白我赞成“一个积极的策略。”

由于事关重要，应该把这三种途径详细说明一下。

国家的政策也许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上。我们美国人长期以来就觉得建成一个强大、统一、进步、有被自己的国民接受、对美国友好、在太平洋地区有稳定影响力的政府的中国，这对美国是重要的。我们被迫和日本作战，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那个冲突中，我们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从这些援助和在那整个地区牺牲的生命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记一笔帐的。再附加相对很小的投入，来实现我们最初的目的，这似乎是个“好生意”。在那以后发生的世界事务，表明了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对我们的危险，以及它对日本和所有东南亚造成的后果。

作为战时的同盟，并且在中国领土上广泛参与行动、并且通过赫尔利（Hurley）大使的努力和马歇尔将军的使命，以及其他许多方式，我们已经参与了中国的事务，我们几乎无法避免继续努力协助解决内战的问题。

还有雅尔答协议的责任问题。在中国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对苏联做出了允诺，强加给中国一个条约，【180】允诺苏联三十年共同管理满洲的铁路，并在让它在大连和旅顺拥有很大的特权。这允许了俄国军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进入了满洲。他们在那里残忍地屠杀中国人，光天化日下强奸中国妇女，抢夺他们的财产，还掠夺了这个盟国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机械设施。

它还使得后来中国共产党得到极大量的日本武器装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和俄国人在雅尔答条约里面保证承认、保卫的那个国民政府作战。在德黑兰和雅尔答会议上，侵犯中国的独立自主，对我们来说无论理由多么可信或不可信，我们在道义上有义务尽量做出纠正。在一九四六年三月，马歇尔将军被召回华盛顿后，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违反了它所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侵入了满洲，控制了所有的城市，只剩下沈阳和它周围的地方。这个富庶的东北地区，即便不计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它对中国也有巨大的农业和工业价值。我那时想，如果它变成了苏联的另一个卫星国，我们无法不承担一份责任。

我的希望是率真即刻给予军事援助，特别是以技术顾问形式的援助，我们可以使得国民政府收复并控制长江以北的一定区域，给那里的人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保证，同时在当地的民政管理中进行急需的改革。在我脑子里，是指铁路和沿线区域，从南京到天津，再到沈阳和北平，或者再向西北，从济南到青岛的支线，如果可能，还有在长江以北从东到西的陇海线。可以将它不看作是和共产党战斗，而像是约束他们，使得双方的不幸的老百姓免于军人的抢劫掠夺造成的恐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会在漫长的前线上做防卫、可以缓和冲突。【181】同时，冲突可以从骚扰百姓转为竞争为民谋福利，让较好的那个制度取胜。我坚信，作为现实主义的共产党，会很快提出恢复和谈的建议。我告诉马歇尔将军，他的那个使命最后会成功。以我们现在知道的共产党的意图和使用的方法，回过头来看，似乎很清楚，那是毫无可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也会达成一个有用的协议。

如果我们觉得不能采取这个坚定、强大的“积极”政策，那么我宁愿除了一般的外交关系以外，就立即、全部停止我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在共产党问题的武力阶段之前，或至少在它缩小为战线防御之前，任何的人道援助、经济的重建、和币制的稳定都不会有多少真正的帮助。战争消耗了预算的约百分之八十，而预算则是当时国家岁入的三到四倍。交通和生产企业正在瘫痪。对我们说，这不应该是一个武力的干涉，而应该是努力用加快结束武装冲突的办法，完成我们已经设定的任务。否则，争战就要持续下去。整个的国家都希望和平。在巨大、散漫、无从表达自己、毫无组织的百姓中，双方的党员只是极小的一个部分。那个极大的人群，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希望政府干预或压迫得越少越好，过自己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由于我们的陆海军顾问团继续留在那里，由于我们使得他们觉得我们要继续给予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却很少），我们就和那里所有的方面都出现问题。政府的领袖谴责我们背弃了他们；共产党【182】谴责我们对政党有偏见；智慧高但心怀不满、为无依无靠的公众代言的知识分子则谴责我们是帝国主义的干涉。

对于支持职业军事谋策建议，需要做些说明。在本世纪之初，中国和许多外国的侵略（最后终于日本的入侵）争战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知识、政治结构、技术方法、社会形式等方面一直经历着多种形式的革命和革新。毫不奇怪，在这些新的催化力量作用于一种古老文化时，军事科学受到遗留下来的、陈腐特征的影响，使接受现代的技术很缓慢。即便掌握了这些技术以后，中国的领袖们也不容易严格坚持只管战斗效率，不计个人关系的、客观的标准、摆脱老式的个人和政治的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人类历史的这种关键时期，我们美国人恰好幸运地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新的技术发明，以及使用这些条件的人力；这些都是在上次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受到军事事务的刺激和督促而改进的。中国很缓慢地在变，意识到机械的重要性，能够用过去不曾知晓的形式来行动，将事业和理想放在了旧式的忠诚于家庭、“面子”、和友好的社会礼仪之上。对于我们也是崭新的运筹学连同这个术语的本身，对中国的策略来说就更为离奇。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强调他们需要我们有幸在那个情况下能够做那些建议和忠告，中国就不会觉得没有面子，我们也不觉得是傲慢自大。

为说明他们常常看来不愿意接受甚至愤恨那种忠告，有两点是相关的。对于将礼貌看作是道德和道义的组成部分的一个民族，至关重要的是提出忠告和建议的技巧和礼貌。孟子称赞了一个腹中空空的乞丐拒绝口出恶言施舍给他的食物（不食嗟来之食）。另一个是由我们的政府派来、并且对它负责的军事顾问，是不易于也不宜于被冷落【183】，物资援助的前景是根据中国方面执行的质量来定的。

还有，我可能是个无法改变的教育家。在我的脑海中，美国对中国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说是、也应该是个教育过程，帮助训练这个国家，在她现代的和国际的环境中以睦邻的精神调整自己；那些邻人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久之前，在不太暴乱的情况下学到了一些。根据我这一生的经验，我可以作证说，中国人能够学会任何事务，只要有帮助的愿望、用谦逊的态度来教育他们，他们对教育所花费的气力的热情感激，都是无比令人满足的喜悦。

在一九四七年的一整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犹犹豫豫或摇摆不定。可能有几个原因；

1) 战后欧洲的发展变得令人担忧。需要采取的行动是迫切的、耗费精力的。为了世界和平以及长远利益（甚至中国的利益）的政策，美国优先考虑欧洲是必然的。

2) 某些美国人可能认为，任何有效的援助（特别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程序的问题的形式的援助），会使得美国纠缠在中国的内部事务中难以脱身，并且陷入越来越深的承诺里。它会使得如果不是中国各方的力量，也会是某些力量感到愤怒，并且只能添加混乱。它可能激起其他大国的敌视和报复行动，甚至会危害我们承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义务的能力。

3) 美国的政府和人民敦促国民党政府采取革新措施，并且暗示着要等到出现更多的、使人放心的、正在进行着改革或甚至想进行改革的迹象的时候再来援助。他们怀疑一个不能进行改善的政府【184】是否能够使用我们的援助来为整个国家谋福利。

这些考虑都是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急切地等待更为肯定的美国政策，因为相信根据中国国内情况做出的反对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总是跟着信仰和信心走，而不要跟着恐惧走。

马歇尔将军离开后的那一整年，许多中国人来访我，他们希望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通过我来影响那个政策。政府的成员和它的支持者希望美国立即给予适当的援助，他们的意思是贷款和经济资助。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见到委员长，他第一个急切的问题几乎就是问来自华盛顿的消息，我总是很难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些确切的可以报告给他。

另外一个直率的非共产党集团则反对向声名如此狼藉的政府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这完全是不知道我们那时实际给予的是多么少，也是由于受到了误导，受到急进派的宣传、以及报纸上常常说计划大规模援助的谣传的误导。但是最为可悲的团体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开战的两个党派中的极端分子，并且要求找出比较好一些的解决办法。有些是各种没有注册登记的政治党派（有人说有七十多个）的代表。有些是大学的教授，或者是一般类型的、有智慧、爱国的人；但不幸的是，和那些有技巧的政客来比，他们很不实际，明显地也不能联合、团结一致成为大的集团。而要发挥任何影响，他们却必须团结一致。有人曾回答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这个问题；指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们的社会遗产上和智慧特征中的某个东西，似乎【185】使得他们变得如此个人主义，互相间如此怀疑或忌妒，如此胆小怕事， 以至于他们缺少了团结和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妨碍是他们缺少金钱，缺少可以募集到金钱但不会损及他们自己目标的赞助者。比这个作用更大的是，这两个争战的党派的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政府反对不在其控制下的政治活动，说这些活动如果不是伪装的共产党，那么也都是不健康、粉红色的。

在军事、经济和心理各个方面，这个趋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于政府；所有这些因素都互相影响、互相起着作用。

一九四七年夏天，来了魏德迈（Wedemeyer）使团，它在中国呆了一个月，在朝鲜呆了两个星期。阿尔波特·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被任命为大使级的特使，带领了一队专家和秘书。在史迪威（Stilwell）将军被从中国召回之后，魏德迈将军曾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他足智多谋，专业高强，所以很适合这个任务。但是，这次几乎完全是个毫无说明、不作解释的、非常突然的消息发布。除了在他就要起程的时候，让我送交给委员长的一个简短信件，请求中国政府批准，此外，没有任何的商讨。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设想能够由我们单方面决定，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派这样的一个使节，也因为由于这意味着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内部困难的意图，所以它就被接受了；他们原本会严厉谴责它的；共产党当然也已经用无可辩驳的道理抨击了它。它之所以能够进行，靠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友好记录，他们【186】对我们动机的信任、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花费帮助他们打败了日本、以及魏德迈将军的品格。面对那个微妙的情况，没有比他更佳的人选。

使团在南京炎热夏天的最热的一天到达了；在那个热天，他们还到了其他地方，不知疲倦的工作，按照给他们的指示收集事实情况，后来在夏威夷一个安静的地方分析、评估了所收集的材料。资料的数量极大。他们以美国人特殊的热诚和效率编辑了他们那详尽的报告。但它却从来也没有全部公开过。只是后来在魏德迈将军在国会的证词中，猜测到做了哪些建议。从后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中，也没有证据表明那次使命有什么成就。在那次使节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也表明了中国和美国典型的差别。委员长以典型的中国礼貌，要在使节离开的前夕招待他们，但是使节反建议，说不要宴会，而要对政府的领导人物做一次讲话。在委员长的住所，安排了大约四十位领导人物。魏德迈将军认真、诚实地准备了一份打印的声明，他诚恳地谈到政府中的腐败。这里有美国意味的责任和义务，希望能够刺激他们来进行改革，从而帮助中国获得他坚信他的报告会带来的援助。

但是，中国的反应也很典型。一个客人这样公开批评，说它违反了他们庄重的原则。如果在熟朋友的小圈子里说这些，那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人员混杂、后来还公开出去的集会里，那就决不可以这样做。一位显赫的年老儒家学者后来真地哭泣起来。没有人【187】怀疑所说的是实情，也没有人怀疑讲话的人的善良意图。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考虑缓解了最初的那个本能的愤怒。由于他们认为后来发表的声明也和缓了许多，这也有了一些帮助。

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同样具有这次使节在中国人中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但是我对和“老魏”（魏德迈）友谊的加深感到高兴。以他自己的高尚品德，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他是美国良好意愿的最佳使节。这种善意和建设性的精神是他的小组所共有的。他们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任务单纯只是查询事实。但是迷惑不解的中国人会十分疑虑查询事实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他们有什么权力这样正式地查询。我们大使馆的人也感到迷惑，为什么我们关于中国的系统情况报告以及领事网络，需要华盛顿派来专家做补充，而且用这样的速度进行。美国的公众也迷惑，因为花费很多、巍巍壮观的一个使节得来的报告，其内容却从来也没有完全披露过。

在魏德迈使节来访期间，威廉·博理特（William C Bullitt）先生到来了。他倡议大量的军事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甚至它们出现在生活杂志上之前，在中国已经是广为知晓的。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不久也来了，努力使自己重新适应中国的事务。他的想法是如此有激励性，并且是用如此雄辩的言辞表达的；他的大部分时间实际都是用于和博理特（Bullitt）的基本一致的演讲。

中国的政府虽然和共产党的联合失败了，但是它试着听从马歇尔将军的敦促：扩大政府的基础。在春季，经过了许多讨价还价，给了两个小政党几个部。【188】但是没有取得相应的好处。和我们自己的不光彩的政治酬劳、分肥行为一样，这些小党派为他们的成员要求职位，那些新的部长和他们的下属，比被他们替换下来的国民党官员没有什么改进。当中国人不情愿地屈从于美国的良好意愿的压力时，这就是常常发生的一种情况；它也表明这是考虑个人经济的另一个证据；几乎所有中国的政治问题，都有这个基础。

政府继续通过改革的措施，但是却很少能够付诸实施。物质资源的过于贫乏，士气的过于衰退，政府也只能说是在维持而已。经济的、军事的、和心理上的恶化加在一起，造成了逐渐的瘫痪。不给予十分有力的补药、强壮剂，这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就无法康复。真是：一顺百顺，一误百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持续消逝，这种心态侵入了政府的高层和底层所有的官员。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很多是共产党鼓动的）变得越来越经常，它们总是越来越不满的象征。反美的情绪加深了，主要是由于认为我们延误了共产党推翻那个腐败的政府。如果没有那个情绪，学生就不会对一件本不会受到理会的小事件，有那么剧烈的激动。

在中国，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明显，学生很好地起着公众意向晴雨表的作用。他们是最为敏感、敏锐的成分。他们的反应较有智慧，较为自发，他们没有多少压抑和感情压力。中国的学生是热情的爱国者。为政治目的，可以灵巧地利用他们善良的动力。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螺旋式的通货膨胀和上涨的生活费用，使得学生近来既由于政治也由于经济，变得越发不满。伙食骚动把它戏剧化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聪明地补助在内地流亡大学的学生。【189】即使如此，学生也是很困难、很狼狈。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着。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国立学校里，还继续为伙食和几乎所有其他的给予补助。但是在食物变得不足、质量变得更差的时候，学生就找不能给他们和平和较好的生活条件的政府的岔子。对终归也是中国人的共产党作战，也无法唤起像对敌人日本作战时的那种爱国忠诚。和大多数学生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政府相比，学生更同情于激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在学生群体里，充满着沮丧、甚至是绝望。不只是伙食不好，衣服、取暖、教科书、实验室器材、课堂教学的质量、毕业后的就业，所有和他们生活有关的，和伙食一样，都短缺、都出了毛病。教师们和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阶层，包括政府所有等级的雇员都遭受着甚至更重的困苦。苦力和工匠可以要求至少够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力气的工钱。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比知识分子的境遇还好一些。他们的生活水平或多或少地成了所有的人希望的标准。

所以，甚至在学生的思想中，单纯维持肉体的生存，就显得比国家的问题和意识形态的争论要重要得多。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估计有90％到95％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数字降到了60％到70％。他们感到绝望，认为即便共产党的统治也不会更坏了。它至少可以带来和平和较好的生活。对那些并不接受共产主义召唤的人来说，国民政府垮掉后会发生什么也无关重要。他们看不了那么远。【190】不幸的是，共产党的宣传极有技巧，而国民党的宣传则是无法想像地那么愚蠢。

在这个困难时期，有个使人高兴的事，杭州的市长邀请我去访问我出生的这个城市。给了我官方的接待，礼仪的宴会，不只如此，还有政府、民间、教育机构、和许多老朋友出自内心的真正的欢迎。我接受了所有的这些，不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个人的赞美，而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挚友情的证明；我确信，这个友情是不会被官方的中美关系疏远和误解的时期所破坏的。在访问结束的时候，市长授予我杭州荣誉市民，我十分感动。

美国援助的前景由于经常有新闻消息而保持着生机。在美国国会开会后，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变得激烈起来，并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头几个月里。在中国，对它的一切都有充分的报道，常常还加有并无根据的传言；大家对它们都急切地阅读和讨论。最后批准了四亿美元的时候，对这个消息有各种不同的情感。政府和政府的朋友持感谢态度，但是怕这个数目不够，不足以保证他们能取得胜利。共产党觉得这会推迟他们取得胜利的时间表。知识界沮丧、冷漠地叹气，因为这只意味着他们不幸的加重，以及和平的推延。

任命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为中国经济协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in China，ECA）的副署长，那是愉快的。在他那亲切的态度和友好的谈吐之下，有精明、高超的能力，和他打交道的人都知道尊敬他。【191】他的副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是美国的实际、实用和理想的美妙结合。他极好地选择并计划了重建项目。他们其他的人员也都是仔细挑选的。中方用一个委员会配合他们，委员会是由在正直和能力方面都无可争议的人组成的。其中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是给中国政府的，不限制如何使用，但是意图是为军事援助，而且他们也明白。如果采用通常的经济协作署步骤进行，在军事援助上会做出更多的成绩，但是却会让我们陷入中国的内战。实际上，我们的陆海军代表不断受到中国人的咨询，但是它对于分配则没有什么影响。

在美国援助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农村的重建。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决不能用武力的办法去解决。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只有给农村的大众一个强于共产党的地方政府，方才能够解决问题。它的性质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部分 “民生主义”（林肯的“民享”）里有充分的说明。但是，将它忽略掉，是国民党统治中最大的弱点。想到这些，我就想到了晏杨初（James Yen）博士和他的群众教育运动。我实际认识他（大家都昵称他为吉米Jimmy）是在他开始尽他的能力为教文盲一千个汉字、并筹备适当的图书而奋斗的时候。多年来，我是他顾问团的成员。很多燕京的学生为他的运动工作过。二十年来，他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这个事业。在日本人把他从他在北京附近的实验中心驱赶出去后，他回到了他重庆那个省的故乡。

在马歇尔将军离开前不久，我和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谈到请晏杨初博士【192】着手一项特殊项目，在刚从共产党收复的一个地区里，做公民的权力和义务的培训。我们两人联合给他去了电报，请他到南京来商谈。我们的想法是，在这个区域还没有恢复到典型的国民党控制之前，或者被共产党重新夺回之前，群众教育运动要雇用经过训练他们训练的人员，去将老百姓组织起来自卫、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虐待，并且教育他们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初步的公民（即便是最底层的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晏阳初博士来到之后，就立即抓住了那个概念，但是在范围上，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要训练成百甚至成千个愿意热心为自己国家做点事情、但不得其门而入的学生，并且要覆盖整个中国。他不要依靠膨胀的中国通货，因为经过了所有的中国的官样文章、繁琐文牍并且克复了政治上的障碍之后，中国货币会已经大为贬值。他说长远地看，寻求美国的资助，他会完成得更好，也会遇到较少的麻烦，因为在过去，他曾经多次比较成功地这么做了。我十分熟悉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向美国的慷慨大度所做的呼吁、申请。最初，我拒绝了。但是逐渐勉强地被说服了，认为他是对的。他为安排那次旅行用了好几个月，他要在美国停留一年多。但是时间用得很有意义，使用这个数目相当不小的钱的条款是精细计划了的。十分仔细地挑选了考察团的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的人选。遗憾的是，在共产党接管之前，这个团几乎没有真正开始工作。

在一九四八年一年，中国政府完成了两项真正使人注目的改革，使人不能再谴责它自己完全不能改良。【193】其一是在从去年的十二月延期后，召开了新的国民大会并选举了总统。代表选举中有违规，对他们的资格有异议。在大会举行会议时，有不遵守秩序的喊叫和许多粗鲁的行为。无论如何，在公开选举代议制政府并且在公开暴露伴随的弊端上，这是迈出的第一步。也有真正争论的自由，包括公开批评政府。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实际投票，是在强劲的探照灯之下，在细致的处理和真正耀眼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会发生任何粗暴，也没有人试图那样。像以往一样，委员长的人格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他努力在控制自己遵守宪法的程序，所以可以觉察到他在约束自己。他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副总统的选举。根据中国的宪法，总统是荣誉性、相当闲散的人物，和法国的相似。委员长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的角色，但是他也不想要求特殊的战争期间的权力，特别是在宪法治理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不希望取得总统的职位，而宁肯担任行政院长。

委员长尽其所能来说服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但是没有成功。但是他又找不到另一个他认为合适的人；所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提名。但是同时他建议竞选另一个职务的两位军方候选人像他一样地退出，因为这两个职务都不能由军人担任。其中一位温顺地退出了，但是另外的那位愤怒地抱怨说，应该更早就对他做这个建议，因为很久以来已经公开宣布了他的竞选，而且他已经艰苦地在为此而工作。

另一个改革是在币制上。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那怕只是做一笔小交易，纸币的体积和重量【194】也成了负担。所有的人都在纸币还没有变得一文不值之前，想方设法把纸币出手；普遍在推测，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会达到这个程度。显然，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政府的领袖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发行了一种称为“金元卷”的新货币，将它定在四块换一美元上，用政府实际的资产来保证，发行量控制在资产数量之内，并且由有资格、受人尊敬的上海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协助，每个月公布一次帐目。定了一个严格的价格和兑换的规定，三百万旧法币换一个金元。还督促爱国的百姓将自己的金银兑换成新币。公布了严格的管理进出口和其他贸易的规定。整个的计划一直保密，单单这一点，在中国就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绩。行政院长在几天前告诉了我，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对他和其他人指出，如果严格执行它，如果它赢得公众的支持，如果军事的胜利能够挽回百姓对政府失去的信任，这个计划方才能够成功。他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个措施失败了，他们就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了。

在第一个月前后，那个计划进行得很好。政府表现出来了眼力、勇气和决心。货币的措施虽然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可能达到了预计的效能。财力中等的人反应高尚，不久，政府从这个财源集到了两亿多美元，尽管真正的富翁显然避开了兑换。我们建议所有的美国人都和勇敢努力的中国政府合作；虽然有些新规定对我们的商业利益有相当的损害，总地说来，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所有的美国政府的机构都被要求以严谨和诚实的态度来参与。【195】在中国人中，有了一个新的希望精神和进取心。

事情开始出毛病了，最初的时候很缓慢，后来却快起来。在九月中旬，战略城市济南落入共产党的手中，这对公众的士气是极大的压抑。然后是进攻南京的最后的一个堡垒徐州的失守；它还让共产党获得了大量储备的武器，并且真地消灭了政府所有的军队。兑换率和生活物价上涨已经让他们感觉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最后这个军事上的崩溃使得通货膨胀上升到新的高度。无论如何，这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政府的收入还不到他支出的15％，不能不如此。老百姓（特别是工薪阶层）在经济上的困难变得更加尖锐。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公开表达得越来越多。

多少个月以来，满洲（中国愿意称它为“东北”）就走向它那必然的危机了。委员长在那里的策略比在哪里的都更不恰当。尽管马歇尔将军反复地咨询建议，委员长在东北仍保留一个不称职的军事司令，还任命另一个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监视其他所有的人。到最后情况几乎变得不可救药的时候，他派他那时的参谋长去独自控制。没有任何腐败受贿的猜疑的陈诚将军，马上就查办了那些疏远了所有老百姓的丢人的丑行。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组织起、建立起有能力的官员新队伍来接管。结果是一向警觉的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陈诚将军患有胃溃疡【196】，紧张加重了它；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指挥事务的。没有多久，前景惊人地恶化起来，他的健康也同样恶化起来。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的能干的军人带着要将绝望的情况逆转回来的命令替换了他。

长春市是日本满洲国的首都，共产党围困它已经数月。曾经多次向委员长建议，让被围困的守军在还有可能这样做的时候突围去沈阳，并且还警告他说，从那时的天气看，冷天会较早到来，到那时，守军是无法生存的。可是他还是让他们留在那里。那座城市没有什么战略价值；那更可能是一种自尊，和认为守住城市他就能在日后收复那个区域的错误想法。在那期间，给养是靠空投的。空投投得很不准确，有数量不详、但相当不少的便宜了围城的共产党。行政院长告诉我，国家全部的花费有三分之一用于这个目的；在我问他我是否听错了他所说的，他坚持说是这个比例。无论如何，这个比例至少是用于补给满洲的那两个城市。在济南失守几个星期后，像预料的那样，长春向共产党投降了，失去了它全部的军需和军队；努力去守它，既花费又无用。在那时，沈阳也同样被包围着。同样地也指出，只能是沈阳的训练有素、装备良好的军队打出来，完成和长城以内的军队会合，然后清扫那里的共产党，打通铁路连接，这样做了之后，沈阳才能够保住。沈阳一直在按兵不动、无所作为，而老百姓则能跑就跑掉，或者在那里挨饿，但是共产党则在加强包围的势头。

济南失守后，我马上去看委员长。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他问我对这个消息怎么看。【197】我回答说，这是我所以来要谈的，并且提出了问题，问他：鉴于这个严重的不幸，他是否会停止由他一个人来指挥作战，而把它交托给一个仔细挑选的战略委员会，让这个委员会去计划，在得到他的批准后，让它去执行那计划。我说，他可以让目前居于重要职位的人继续名义上留在那里，但是让有能力、最好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人去做具体工作。他回答说，他对此要仔细想想，并且实际上也采取了一些步骤。但是很快他突然去了北平，自己去指挥沈阳和东北的关键性的战斗。他一直呆在北平，直到最后遵命从沈阳撤出来的军队被消灭了，国民军在东北最后的痕迹消失了。

这个内战中最严重的灾难，自然给币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得即便是最好的朋友也觉得在劫难逃了。委员长的长子很想帮助他父亲，以坚决的勇气和精力在上海强制实行金融管理。但是开始看起来是个可以控制的币制项目，后来变成了用警察国家的方法设法压打经济的法则；一般称它为“恐怖的七十天”。所有的商业停顿，侵权、屈辱和苦难，欺诈、威胁、骚乱，这一切都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委员长不得不最后把他召回。宣布了改良的管理条例，但是那经济的病态只用姑息疗法已经无法挽救了。在当时，那个新措施的一个后果是，忠实地将金银换成纸币的中产阶级的存款，实际上已经被扫荡殆尽，他们当然对那个政府怀恨在心。

在秋天，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那干练的班子领导的经济合作署（ECA），做了许多让沿海大城市的百姓消除不安的事情。按照和中国当局共同的安排和协议，施行了食物配给，【198】但是由于军事和经济崩溃得越来越重，它变成了主要是美国的事务。上海和南京的大米风潮，由于采取了立即向市场投放的措施而得以平息。在北平和天津，涌入了贫困的难民，平民百姓数目大增，由于在那里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傅作义将军的困难得到了大大的缓解。鉴于共产党的进展得势，重建项目除了做些初步的打算之外，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农村重建委员会没有道理地延误了任命中方和美方的成员，用了许多星期才消除了分歧的意见，并且把自己组织好。

这样，在向共产主义作战中，美国援助最有潜在效果的这个基层项目，浪费了多少个月才有了行动。在取得和平之前，经济援助最多也不过是能够提供一个短时期的一小部分所需要的救援，或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姿态。但是它大部分都被一种仇恨所抵消，那是实际和貌似援助了发动无法取胜的战争的政府所造成的。从美国国会投票给中国援助四亿美元的意图来看，它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并没有那样使用才可能最好。我们或者应该为阻止共产党的进展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再在安全的非共产党区域里采取经济措施；或者在中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能够使得我们的援助有价值、并且在国民希望得到援助之前，避免积极参与中国的事务。

满洲的失落使林彪（共产党最佳战略家之一）的三十万军队解脱出来，进到长城以内，来夺取北平和天津。【199】他们的数目完全超过了勇敢守将傅作义的兵马。这对在那个地区的美国国民是个急迫的危险。是否要他们撤退的问题变得很严峻。大使馆没有权力命令他们离开，只能建议。在从一九一一年开始、中国国内反反复复骚乱的那时，作为平民，我接到我们领事馆当局的警告，要我们离开。我们觉得，领事当局是过于忧虑，或者主要着眼于解脱他们的责任而不是关怀我们。这时，我受到要从另一面来对待它的折磨。北京大约有六百五十、天津有多于两百个美国人。让他们放弃他们的工作，意味着许多人一生的事业和利益要受到严重的破坏。我很惦念我热爱的燕京同事，我知道他们还是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而愿意和我商量。在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共产党会继续哪种愤怒和伤害，在那个转换的时期，也没有人有力量去防止它们。当紧急状态真地发生了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攻击的一方一定会立即使机场不能使用并切断铁路。

但是除了这个困境以外，最使人烦恼的还是我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为生存正在尽力挣扎，如果我们大使馆发出这样的警告，就会极度危害公众的士气。那似乎是不够体谅，冷酷无情，几乎是蓄意的打击。在中国，友情是极为重要的，我的国家是他们的朋友，而我个人又是中国人民和大多数高级官员的朋友。一个和那些人的关系不那么亲密的大使，还可能得到原谅。他可能是在执行他正常的任务。但是他们却会希望我能更多地同情他们。我说服了我的大使馆的同事，推迟这个行动，直等到甚至我都觉得再延迟就会玩忽职守的时候再发出警告。

根据惯例，通告了外交部，【200】外交部立即将它报告了在北平的委员长。他发给了我一封很长的电报，要求我不要发出这个警告（最少也不能公布它），并且保证他的政府有能力保护我国所有的侨民。一个国家的首脑发出这样的恳求，对此是不能忽视不顾的。我答应可以等几天再发出警告。我们认为，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最好是将我们的通告的文字发表出来，而不要看到必定会出现的内容歪曲的谣传。我们把通告推迟了四天；当公开它的时候，引起了一片恐慌。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无论会发生什么政治改变，之后不想留下来的人，应该在交通仍然通畅的时候做出离开的计划。不久，我们对华北的侨民发出了一份更为强烈的警告，明确地建议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要留下的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健康不佳的人，使用我们的交通工具立即撤离。很快，我们就对所有的领事区发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些都在中国人中间引起了混乱。人们认为我们对即将发生的紧急事务有特殊的消息来源，我们的一切行动像往常一样都处在仔细监察之下。政府的领袖也谴责我们引起了恐慌；我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逃离的疯狂势头。但是，它早已开始了，即便外国人不这么做，它也已经发生了。

共产党的司令员陈毅在占领了济南之后，开始向南、向南京以北约二百英里的徐州移动。徐州是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集结着最大量的国军和军事物资。国民军将士处于可怜的失败主义的情绪中，一般都猜想共产党或者会驱散他们，或者会绕过徐州而直奔首都南京。但是那位不知疲倦、不屈不挠的委员长却不知怎么地、激发了他们的战斗情绪；最后【201】他们被说服而要放弃徐州，带走所有能带的装备，并把带不走的销毁掉。陈毅显然没有预料到，但是在他那独眼同事刘伯承的帮助下，他的纵队包围了开始从徐州撤出的军队。徐州以南的整个地区成了有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作战的战场。战事持续了几个星期，政府军持续伤亡、失散或向南撤退。共产党也有很大的伤亡和物资的损耗。虽然一般都认为共产党早晚会到达南京和上海，但是对何时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是否会协商解决放过这些城市和避免战争的恐怖，都有很多急切的设想。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三个月，出现了和希腊悲剧相似的某些情况。委员长的孤立形象清楚地矗立在致命的军事失败、货币贬值、大众非难的背景上；他沉着、冷静地处于他那些困惑、犹豫不决的同事之中。他和他们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意识到前程险恶。但是，在他的碰运气、冒险的生涯中，以前曾多次在他并不处于优势时，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事务侥幸的转化，总是使他从粉碎性的灾难中转入到胜利。他是在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威胁战斗。他在太平洋对面的强大、同情的盟国也在这样做。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使美国意识到事到临头的危险，美国就会来援救他。他必须倔强地坚持住。

从九月开始，他怂恿我为他的目的去一次华盛顿。在十月，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巴黎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和马歇尔将军对此做了长时间的多次谈话。【202】在谈话中，这位国务卿十分友好地问起前行政院长张群；王世杰博士将谈话的实质报告给委员长之后，委员长决定让张群去华盛顿。幸好张群向我做了咨询，并从咨询里相信了此行不会有成果。从马歇尔国务卿对王世杰所说的，以及从杜鲁门总统对委员长的一封紧急呼吁的电报的用词礼貌的回信里，这一点应该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在我送交那封回信的时候，我要那位翻译它的年轻中国秘书用不会造成误解的语言，说明美国总统尽管用词友好、但不同意给予立即的和充分军事援助的要求。中国人不愿意触犯社交的礼仪，不愿意率直地说明不愉快的事实，而习惯于委婉地谈论它们；结果是当美国人试图同样礼貌地对待的时候，熟悉我们更为直截了当的语言的他们，会从我们所说的里面得到比我们想表达的更多的安慰、宽心。

王世杰博士对他和马歇尔先生在巴黎谈话的报告，可能就因此而出现了这个情况；也更由于可以理解的王世杰博士想表明他使命的成功，以及报纸愿意对绝望的公众夸大了那一线希望。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委员长坚信他的航向正确和他的能力，以及他那奥妙的信念，认为他有能力让美国帮助和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战斗。

一九四八年感恩节后不久，蒋介石夫人来电话，兴奋地要我立刻去见她。一见面，她就告诉我，她刚刚通过太平洋电话和头一天晚上从华盛顿去了利斯堡（Leesburg）【203】的马歇尔先生谈了关于访问美国的事情。我强烈地想建议她不要去做那个几乎不会有成果的访问。但是，我约束了我自己，只去帮助她做实际的安排，尽快使她和她的使团成行。后来，委员长曾询问，她是否找我咨询过（他说他希望她曾经咨询过我），并且说，他自己对那个举动是很疑惑的。

在那几个月里，我自己的经历是悲痛的。对处于这个巨大的争战、挣扎中筋疲力尽的国家，和遭受由此带来苦难、却又毫无力量避免它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我感到心痛。没有办法实际统计大量被残酷杀戮的人，由于无人关心、因贫困而死去的人、逃离共产党恐怖的难民、和被政府军队官兵无耻抢劫的人。同样悲惨的是精神上的绝望、无告。对共产党的厌恶和恐惧是普遍的。但是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表现得也一样不好。人们认为，不会有比他们目前的困境更坏的了。

我对委员长的同情来自长期的交往和对他的许多优秀品质的高度钦佩。 我见到当他代表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的时候，受到了整个国家的热烈支持。那时人们自发忠诚，情愿共度难关；而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进行人们觉得失败已成定局的战争。人们愠怒淡漠，越来越毫无顾忌地谴责；这真是个痛苦的对比。

在十一月，翁文灏博士辞去了行政院长。委员长想让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组成新内阁，但是没有成功。【204】没有人愿意出任。最后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博士被说服出任。曾经希望他的象征性的价值可能会至少弥补党内正在加大的裂痕。但实际上总的反应是轻度的沮丧和惊愕。但是他勇敢地要求他的内阁（特别是在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上）要有自己合理、合法的权威；而他自己是要和平的。他在正要到上海的一个医院做手术之前，接受了这个职位，从而使得这个处在严重、紧急时刻的国家，延长了没有管事的内阁的时间。

在十二月中，他回到了首都，开始了相当无效的组阁。除非能够明了它的政策是什么，没有人会考虑参加。这是在险恶的危险和困扰的背景下的一个滑稽演出。有一天早上，他要我见他，再一次探讨美国援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意见。他问我，我和共产党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当我说没有时，他问怎么能够和他们直接联系。在那次谈话后，他公开地表达了对美国漠视的愤怒。在这期间，委员长让吴铁成入阁；吴是个忠心的党员，对于入阁曾很犹豫，但是他同情孙科的改革意图。他被命令担任行政院副院长，但实际上是去控制它。

但是此时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甚至不听从委员长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在首都以北伸展一百到二百英里战场内的战斗，已经投入了尽其所有的预备队，实际上政府已经损兵折将陷于失败。在九月底，金元贬掉了它原有98％的价值。公众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坚决。有一位最高级的将领白崇禧将军，【205】真地从汉口给他去了电报，建议他下野，以取得和平。中山陵附近的那个美丽但从来也没有住人的官邸，被蒋夫人和他改建成了一个“颂赞胜利”教堂，特别为政府中的基督徒使用，他在圣诞夜参加了颂赞。在圣诞节那天，那是他从西安被释放的第十二周年，是通过采用他所拥护的宪法的第二个周年，他做出了退隐的决定，并且声明要副总统来接替，要他有十足的权力为国家的利益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立即将总统办公厅威风的秘书免了职，并任命了另一位也姓吴的，为这重大的决定做有条不紊的细节安排。吴先生得到张群和张治中的帮助，一同去拜访李宗仁副总统。总统先宣布辞职，之后，副总统立即宣布一个经过仔细斟酌词句的声明，要求谈判和平和命令停火。

前一个文件已经在起草，准备工作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这时，共产党广播了一个由蒋介石和他夫人为首的约四十五个“战犯”的名单，这使得委员长极为狂怒。筹划的人们恐怕他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而他真地改变了。他急切的召集了全国的主要将领开会。对他，对所有有关的人，那都是紧张的一个星期。情况一直通告给我，但我努力谨慎从事。谣言开始传播，所有的人都急切地等待可靠的消息。他习惯于对国家发表新年致词，文字常常是在一周以前发出。但是，在这一年，新年的前一天下午才得到可作翻译和分发的草稿，同时还说明，【206】在有了最后文本之前，不得向外发出。那天夜晚，国民党核心圈子里的人，真是在委员长的住处，于激烈的讨论下送走了旧岁，但是在第二天登在所有报纸上的消息并没有改动。其他的都取消了。总起来讲，那是一个有尊严的、高尚的声明。但是它有致命的缺点，它是一个有权力的统治者在和棘手的反叛者打交道，用了庄重、亲切的态度，但是忽视了他的政府的绝望困境。就这样正式打开了和平的途径，但是如何确实能够取得和平，则未曾提及。

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那两年的军事情况，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没有多少光荣的历史。那时，马歇尔调停似乎会归结于联合，在联合之中，美国官员要负责将交战两党的军队组编成一个有效率的但是缩减的国民军，由陆海空军的军官组成一个精密的结构，要有一些需要的部门和器材。后来它被称为“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JUSMAG,”）。它经常有五百个军官和数目相当的士兵。大多数的人，特别是军官，都带有随军家属。有一个协议，中国政府提供当地的费用，但是，随着政府变得穷困，货币贬值，对于枯竭的资源，它成了非常沉重的担负。最初的意思是极为理想化的，计划用最高的西方标准使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要它成为不再爆发互相残杀的战争的保证。

在占用了一九四六年绝大部分时间的冗长的协商中，【207】美国联合顾问团全团在一起，忙于改造国家的军事系统、从事训练，基于一个设想：能够再度实现和平。在那个年底当谈判最后破裂时，美国联合顾问团还无疑地抱着可能会实现和解、自己还能够实现对中国的和平和进步做出预计贡献的希望。如果将它撤消，而不用另外一个什么来替代它，它会象征美国放弃了任何这种希望、和对国民政府做进一步的援助。但是如果保留它，共产党会认为是给他们的敌人更多的援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而加重了他们极度反美的情绪。

实际上，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只获得准许对重建中国军事系统做原则性的建议，以及训练军官和新入伍者。当一九四八年一月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上任时，准许他可以对作战行动向委员长做非正式的和秘密的建议。Barr少将是最优秀的军官，在那个困难的时期尽了他最大的能力。但是要出成效，他的建议必须由直接和中国地区司令官和军需以及财经官员接触的下属来实现。必须保证有充足的物资，才能够使中国人执行他的建议，使得他们的作为具有成效。委员长很看重巴尔（Barr）将军，总是专心听取他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根据单纯的军事因素和新的运筹学来计划他的行动，他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和政治的中国人。

有着所有那些附属机构和到处存在的外派站点的这个单位，它的存在必然会让【208】人怀疑，也必然使得共产党相信我们是在作战反对他们。它的名声和花费却没有给政府带来多少好处。当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时运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全部活动越来越明显，只是训练一个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理论上的武装力量。

社会方面的情况也使人深思。总地说来，那些军官是有能力的，精神良好，愿意把工作做好。为了使他们满意，让他们带有家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涉及了要中国当局在首都住房问题十分尖锐的时候，将急迫需要用于其他目的的一些房屋腾空，还要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规模修建公寓和所有的附属设施，以满足习惯于美国体面和舒适标准的那些人。但是和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相比，那是奢侈的，当生活条件变得更为困难的时候，它的差别变得十分醒目；只有最高的官员的财富方才可能和它相比。那些兴高采烈的美国太太们，完全天真无知地把她们在经济上的优越招摇过市，去摆脱她们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的厌倦和无聊。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各式各样的汽车在南京的街道上多得似乎让人讨厌。惩罚是严厉的，但是士兵有时还是醉酒并和中国人戏谑，和他们发生冲突；这种情况虽然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的时候，总是燃起潜在的反美情绪。如果那些军官让军事作战行动占住身子，那就没有道理让他们家属到来，在严酷的战争情况中，这种社会对比大部分会被忽视掉。共产党的谴责也会不那么剧烈。

国会批准的军事援助是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没有限定它如何使用。中国在购买上审慎地和巴尔（Barr）将军及其下属咨询。【209】但是直到一九四八年末，较多的定货才开始到来，而在那个时候，国民军已经腐烂到了美国的器材只能延迟最后的结局的程度。我们不仅招致了共产党的愤恨，也招致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恨，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尊重政府，他们渴望和平，并且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援助而阻碍了和平。政府也抱怨援助的“太少，也太晚”。抱有各种类型政治意见的中国人都批评我们。经济合作署（ECA）的经济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批评，但是它对防止共产主义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帮助停止内战的军事援助的失败，激起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末，共产党突然终止了马歇尔协调的时候，政府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首先，它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和由此意味的地位和物质资源。它有更大的地盘和更多、装备更好的军队，并且有虽然不强但对方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在日本投降后，我们给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物资和经济援助，大部分都是直接由政府受益的。

国民党的掌权主要是靠了要推翻一个腐朽、异族的王朝的消极意愿（然后对地方军阀也是这么做的），而不是靠了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更为积极的目标。民主和社会改革都强调在“三民主义”中，也强调在官方的词句里。但是迫切要求军事的胜利，和后来抵抗日本，再后来和共产党的冲突，这些都很劳神。在处理这些当务之急的同时，一种非意识性的逆转回到【210】了中国官场的古已有之的弊端：盗窃公共资财；首先考虑家庭、朋友和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事业和理想；维持表面形象、官僚主义的缛文繁节、和庸庸碌碌。

这些邪恶的品行可能在军队的官员里更为流行。像在过去一样，一般的士兵是被忽视的，基本上是被胁迫进来的，对为什么和对谁作战几乎没有概念，靠着菲薄的给养为生。依赖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没有相应的道义纪律和动力。结果是毫不爱护、胡乱使用那些贵重、精密的武器和装备，而且一旦损坏就随便丢弃。虽然很多军官受过很好的技术训练而且也很内行，但是都太个人主义，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内聚力。指挥官对拨给他们队伍的军饷有太大的控制权，但却很少具备对军事行动的判断能力。如果没有委员长经常的努力，情况会是更糟。在一九四八年的后半年，士气迅速变得更糟了。

用主要是美国提供的飞机和舰艇，从空中和海上长距离运送军队，在有了重大消耗伤亡后再转到其他地方或被共产党所驱散。对于这样的一种战争，那个萌芽海军的用途，从花费上看很难说是值得的。为保卫那些城池（后来毫无例外的都失落了）修建碉堡和挖筑壕沟也是这样；当时军队应该忙于袭击、包围和歼灭共产党的纵队。所有这些浪费都是在百姓贫困、共产党精明地使用极少资源的背景下发生的。我们慷慨提供的飞机、舰艇和卡车，起了未曾预料的作用：消磨了中国人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并且使得他们过于依赖机械化的设备，除了从单纯的技术角度看以外，【211】他们缺少聪明地使用这些设备的经验；也过于依赖于他们学到的：向我们寻求钱币。

说明我做大使期间的中国和美国的合作，更多不是为批评，而是为了将来从这些失败中得到指导。中国人民渴望独立、统一、和平、经济复苏和民主的政府。这些也是美国的政府和人民寄希望于中国的。由于我和双方的关系，为了这些目标，在忠诚方面应该没有任何冲突。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他们的国家，我关心他们的福祉，我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我深信他们的内战可以通过范围广、不受约束的合作而取得和平解决。所以，我具有他们对我信任的充分优势。

但是我没能够做到，使他们失了望。在帮助马歇尔将军说服任何一方对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以便可能达成协议，对此，以及在削减当时我认为是主要问题的恐惧和怀疑上，我都没有成功。在这些协商终于破裂后，我没有能够影响控制美国和中国双方的政治行动的人，达到可能会取得建设性结果的程度。

过去，即便中国人证明自己能够实现联合，美国的政策也是要参与实现包含共产党的联合。这时，美国的政策完全反转了。在那多事、不愉快的两年里，我们对全球共产党的面貌知道得更多了，它毫无疑问说明了我们对中国式样的共产主义的矛盾态度。但是在中国内部，事务基本上还是保持在虽然他们各自有疑虑，我们着手敦促双方联合起来的时候的情况【212】，只是这时对他们双方都是更为困难了。

我们对出现在无论什么地方的共产主义的真正实质，是否是过于无知，过于不加猜疑？我们是否过多对国民党内部发生彻底的、明显的改革抱有希望？日后如果还能做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做？

由美国的技术咨询、经济援助和贷款，我希望有个和平、统一、进步的中国，这个梦想失败了。但是我仍然相信它是正确的，而且可能会实现。我部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和他们的历史，部分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里的民主有不可动摇的信心。

中国总归是个单一文化的国家，深深地被家庭、历史、经济和其他的关系所盘踞着。近来，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充分表明，共产党的策略带来的危险是极为实在的。但是最为实在的挫败它们的方法，是充分地和自由地公开实情，是在民主领袖之间激起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和献身于公众利益的新标准。一党的制度只能被指责国民党所犯下的那些错误所败坏。民主总是会坏得像它的人民所允许的那么坏。唯一纠正的办法是更多的民主，人民在其中会决心维护自己。共产党阴险的渗透，他们那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理论，他们毫无顾忌地采用任何手段，这一切都只能由相信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中还有其他、应不惜一切来保卫的价值的老百姓来警惕、防卫。如果中国，以她依赖妥协、不走极端、寻求中庸的传统，表明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那么它对这个问题更大的方面不会没有益处。由于这些原则是永恒的，人类的和环绕人类的精神力量是在一切力量之中的最强者，所以我相信，我对中国的梦想最终会得以实现。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213】 一九四八年的结束也是中国的一种政治制度和一种传统的终结。在那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围绕委员长的世界正在崩溃，但他仍然在高度沉着、勇敢、和顽强的意志下，静静地制订他的计划。

在圣诞节那天，他做出了隐退的决定。他任命了一些他信得过的同僚制订程序的细节，并安排李宗仁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进行接管。他想有秩序地移交权力，但要继续和共产党抗衡。在他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他希望和平，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引退。但是，他提出了要共产党接受五项条件，作为他引退的先决条件。

一个星期过去了，共产党没有任何反驳，只是在他们的广播里讽刺挖苦地提到它。政府认为那个和平措施已经确实被拒绝了，所以就着手制订了保卫首都和迁都广州的计划。又过了一周，毛泽东广播了包括他的八项条件的激烈答复，并且同时命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这使得政府的领袖们更为困惑。那八项条件极为苛刻，最终几乎是无条件的投降，第一项是要求把“战犯”交出来。

共产党兵分三路前进，到达了南京对岸和南京以东和以西容易渡江的北岸【214】前，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不明智地、也没有效果地派了四个军过了江，想阻止共军，但共军邻近时，又把他们撤了回来。在南岸附近的小山上筑建壕沟和水泥的碉堡，浪费了钱和人力。所有负责的领袖们都意识到继续进行那个战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投降则是悲哀和耻辱。自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政权后，他们一向是中国无可争议的国民政府，打胜了抗日战争，最后在联合国里还有了“五强”之一的最高威望。

在绝望之中，政府试用了多种权宜的手段。他们咨询我，让我去和“五强”的其他四国联系；虽然我指出用这个办法不大可能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还是试着做了。请求那些政府或是单独或是共同施加影响，来帮助将对立的双方带到一起来。每一个政府都立即并且有礼貌地拒绝了，解释说，这个问题最好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对掌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屈辱的困境，但是在中国，这样“丢面子”以及无法再充胖子，对一个人和一个党，这几乎比当前困境给予的屈辱更为屈辱。在约一个月以前，匆匆忙忙做了迁都广州的决定，随后又同样匆忙地取消了它；在长时间的争论后，再次做出了迁都的决定。接着的情况是，对全世界暴露了国民党领袖们内部（很多是个人之间）的矛盾。我和许多个人谈话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明显地表明了他们希望明确或影响美国的政策，来立即拯救他们。【215】

我所能做的只是表达一种干巴巴的同情，并且让人们不要依赖美国能够起到天降解围之神的作用。

中国政府自然希望外交使团迁到广州去，这样就有助于保持他适当的地位。从技术角度上看，我们对此都有授权，是应该随着它去“临时首都”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是我的领事，他有公使衔，受命带领一个工作班子去了广州。属于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的那些大使，在那些困扰的许多星期间，曾举行非正式集会研讨。大家都有相同的意见：暂时留在南京；它也得到他们国家的类似的支持。由于这个集团成员的态度，也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国决定的同意态度，使我不得不知道我们在世界上的新地位。有几个小国家训令他们的代表：美国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里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后来，在所有大使馆中，只有苏联大使迁去了。他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他的政府命令他这样做，以避免如果他留在南京会出现谣言和猜测。苏联似乎比较谨慎，根据协议、外交礼仪做该做的事。

这时，中国政府有他自己的问题。对于哪里是实际的首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孙科在他后来安全到达广州之后，还说政府仍然在南京。曾经决定，所有部门的头脑都要留在南京，但是大多数都溜到了上海，或者自己设法去了广州。不幸的低级官员的困难可以从下面的情况表明：属于外交部的二百人，带着随属四百人，【216】他们开始了艰苦跋涉，在一个十分拥挤的火车站呆了三天，那时火车的服务都乱了套。当他们最终上了车之后，为了让位于军队，他们以及其他的乘客都在去上海的某个地方被赶下了车。最后的消息是，他们在吴淞等了一个多星期，才有轮船送他们南下。另外一群卫生部的八十人，在上海等了四十天。可以想象到，办理公事会是多么缓慢和紊乱。

共产党在广播中对委员长新年文告驳斥后的一周，委员长悄悄地飞回到在浙江沿海附近丘陵地带、他那风景如画的家乡。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副总统代理了总统。但是忠于委员长的陆海空军下属仍然要他，并且只听从他的命令。对于他的专横、支配人的性格以及中国人高尚的忠诚的美德有多么深厚，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证明。他极仇恨共产主义，从良心上讲，他既不可能无作作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李宗仁代总统陷入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委员长开启了谈判的大门，政府也正式批准了它。但是李宗仁几乎是孤独地留在了首都的困境中。共产党的先遣队就在长江的对岸。他们的广播天天嘲弄显然在犹豫并且在瓦解的政府，而且不断附加许多无法理喻和离题的要求。剩下的政府军仍然是由服从委员长命令的军官在指挥着。货币一天天贬值，贬得几乎毫无价值。所有的金银和政府的流动资财，都在委员长的命令下送到了台湾。【217】这表明他和共产党战斗到底的决心。老百姓渴望和平，一般都认为共产党会得胜。李宗仁自己是在战犯的名单上。在共产党的要求中有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要和谈，先决的条件是要把其他的战犯交出来。李宗仁独自留在被遗弃的首都，被他的已经离去的同僚们的争吵弄得无能为力，被共产党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他勇敢地继续寻求和平。一个非正式的使团到北平去开辟途径，共产党蓄意冷落了它。

一九四八年最后的一两个月和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意义但却是感到无能为力的一段时间。我记得在日本入侵中国后不久，当时的美国大使、我的朋友纳尔逊·约翰逊（Nelson Johnson）那时对我说，大意是，我们是坐在前排座位上，观看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齣戏，无能为力做点什么，只能观看它、了解它。那时我怀疑，那位美国的代表是否只能做个观众。但是，现在，我是坐在豪华的包厢里，观看一个甚至更为悲惨的演出。

前面的那齣戏，至少还有高贵的英勇性质，是意义明确、联合抵御一个远较强大的外国侵略者；而这次的，却是在两种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战斗，被官僚无能败坏了的民主理想主义的一方，屈从共产主义教义、偏执、无情、令人难以容忍、败坏了有生气的社会改革的另一方。苦难中无言的广大群众受难者，对双方都不在意，而且对它毫无力量有任何作为。

【218】我希望能够像往常一样回燕京度圣诞节假期，但是没有那样做，因为那时战斗已经把北平地区包围了，而我在那里露面会引起不合适的注意。计划任何一次旅行，我都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在希望和平的愿望开始表现得更强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多年以来，我都在燕京庆祝圣诞，为教师的小于某个年龄的孩子，在下午举行一次聚会。在最初，只有几个我特别喜欢的、主要是美国的孩子；到近年来，数目达到了两百个左右，主要的都是中国孩子。没有能在北平买到那些物品，所以我要军人服务部送一定量的蔻蔻、糖果，等等。我知道这些物品在关闭城门（防止共产党进入）前一天送去了校园。校园不久就被共产党控制了，但是进行的圣诞节和宗教的活动没有受到干扰。

尽管我很失望没有能够去我认为在世界上我最为所属的地方去度圣诞节，但是，最终我很庆幸我被迫留在了南京。我们大使馆的几乎所有的“从属”和其他被看作是非必需的人员，为了安全的缘故都被送走了。因此，为了在我的新家的成员中维持圣诞节的气氛，并且在他们的孤独中更熟识他们，就成了我的快乐。我曾两次计划为那时在南京的燕京校友举行圣诞前的聚会，但是觉得在国难期间即便是亲密朋友的聚会也似乎有使人不愉快的味道。因此，在一天晚上我宴请了二十位左右他们中较重要的人物。一个经心布置的圣诞树和一些适当的庆典，我的家为聚集而来的阴郁提供了一些圣诞节的欢庆。【219】

在情况迅速发展的这几个月里，在美国也发生了对中国和我都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委员长和他的同志相信多马士·杜威（Thomas E Dewey）实际上保证会当选，这就意味立即给中国有力的军事援助，不再像杜鲁门-马歇尔那样犹豫。这样的干预是否值得以及是否可行，在总统选举有了令人吃惊的后果之后，成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我们附加几乎任何条件，委员长都会欢迎接受。

在十二月初马歇尔国务卿做的那个大手术，以及他后来的辞职，使我深深不安。我和他密切相关的人一样，都不得不对他那伟大的品质十分尊崇。因为是他挑选我担任这个职务、而我同意只要他觉得还需要我的帮助，我就担当下去，更不用说我早已超过了一般的退休年龄，我当然应该和我的上司一同离去。在我被任命时，艾奇逊（Acheson）先生当时是国务次卿，在马歇尔任职的头几个月，他继续担任那个职务。因此，我和他在远距离上有些交往。我设法让总统和他不要对我的去留担心，但是他们愿意我在中国的混乱变得明朗前，留在位上。

这自然就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这个极其复杂、极有争论的问题以及我和它的关系上。我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朋友，【220】对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种思想都没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马歇尔将军最初才要我帮助他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我的朋友中有共产党，我对几个共产党的领导还比较熟悉。很多燕京的学生“去了山的那边”，后来我遇到的一些告诉我说，他们相信是按照燕京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生活的。这是那个运动的理想主义的方面。我热烈地坚持自由，我无法不用它来理解他们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经历。在马歇尔调停期间，我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来消除互相间的怀疑和误解，而怀疑和误解在当时可能并不是联合的主要障碍，主要的障碍可能是无法协调的意识形态。

但是在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期间，马歇尔国务卿和苏俄打交道的经验（美国全国都和它有共识，也受到大部分西方世界意见的支持）致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后来都认识到，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下，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要在任何联合中做主宰，并且用它的力量去加强一个独裁制度中所有的邪恶；简单说，共产主义对自由制度是个阴险的威胁，它为了达到目的，肆无忌惮地使用任何手段；对它要处处小心防范，要与它战斗。

后来，我接到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怎么也不要鼓励、帮助组建包括有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政策似乎已经完全转变了。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它是否会被以下的因素所改变？如历史的、种群的、和中国环境内在的其他因素；是否可能在如此大量、如此散漫的人群中推行、使用极权主义的办法；以及领袖们是否能够消除民族的意识。在共产党迅速增长的时候，美国报界的【221】意见普遍反映出沮丧，并且包含很多对国务院的尖刻批评。在纽约市，我的两个好友，都是所谓的中国权威，在二月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那个辩论报道是情况混乱的一个缩影。一方是斯坦利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他自以为是的论点是，还不能说不能帮助蒋介石的军队恢复其军事力量；另一位是那散尼尔·派非（Nathaniel Peffer），他坚持的主张是，要从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撤出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对中国的老百姓全心全意地做点有建设性、有用的事情，来抵消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所惧怕的欧洲共产主义的作用？在所有这些翻腾的混乱之中，有十分明确的指导原则，那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急切地渴望和平。

这很有讽刺意味。美国是通过争取自由才建立起来的，她还在全世界首先以其所能建立了经受过不断检验和改进的真正的共和形式的政府。我们的历史和大家熟知的我们对中国友好的帮助，曾经是中国改革精神的灵感所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林肯对民主的不朽说明的巧妙翻版。在苏联标准化了的共产主义，已经蜕变成了充斥着邪恶的极权主义仅存的一个形式。但是，在中国，那些领导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走向胜利的革命的人，却谴责我们说帝国主义在帮助反动势力和腐朽的官僚体制。

对和平的期望越来越大，最后凝结成了一个“人民代表团”，由著名的外交家颜惠庆博士带队，成员中有没有被共产党攻击过的、地位显著的国民党官员邵力子【222】。（颜惠庆博士曾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我记得他回来后告诉我，在莫斯科有多么无聊。俄国人都不敢和外国人有什么社交来往，因此，外交界那个小圈子的人轮流互相招待。见到的总是同样的那些人，吃同样的饭，没有其他花样。他幽默地对我评议说，现在外交界使用的粗鲁甚至无礼的语言，那和他在欧洲许多首都学到、经历的正式的语言和礼仪是非常不同的。）这个和平使团的成员都是受人尊敬的上海人，只有邵力子代表国民政府。一再延迟动身，引起了共产党的怀疑后，最终在（原文误为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起飞了。这是颜惠庆博士第一次坐飞机，由于怕飞行会对他的心脏有影响，他还带了一位医生同行。共产党的领袖们接待了他们，这对他们的和平愿望带来了有希望的信念。不要设想这次探索性的行程会包括什么细节，但是答应他们，在三月十五日之后，尽早在合适的时间，请他们到北京参加一个和平会议。颜惠庆博士和邵力子先生从北京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在的石家庄。但是一到了那里，就告诉他们要坐吉普车走三十英里的乡村道路去一个村庄。行程结束后，他们累得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还僵硬、酸痛。这是颜惠庆博士的又一个新的经历，他瞥见了甚至是最上层的共产党人生活的俭朴。使颜博士惊奇的是，他发现那个有名的共产党统治者是个和蔼、有时甚至是善良的、可亲的主人，而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严厉尖刻的人。

代表团在二月二十七日返回了，它产生的乐观情绪大大加强了代总统的地位。代总统在那时飞去了广州，去邀请行政院长返回南京。【223】这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为，使得他更被认为是愿意做一切的努力，去将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并为和平而努力。在中国这样放下架子、屈尊以求，比如果发生在美国的意义要大得多。孙科很快就发现他处于两难之中：是拒绝服从（那就是他事业的完结），还是回南京（在南京的立法院已经召集到了法定人数，并且谴责他迁去广州）。最后，他回来了。

我想在这些回忆录找个地方，对我在中国整个生活期间，以及更是更近以来官方关系中认识的美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致以敬意。这里似乎是合适的地方，因为贯穿的主题就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因为这些美国人也是由于传统和环境使得他们成为他们的那个样子的。在北京，我不太正式地认识在我们大使馆任职的海军和陆军武官、轮换的海军陆战队卫队的指挥官、和偶然来访的军官。日本人释放我之后，在当他们去了北平，以及我去昆明、重庆和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更多的这些军官。

在上面提到的最后那个地方，上海，在我就要飞去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魏德迈将军，在和他亲切的谈话中，我个人第一次领略了他的优异的品质。对美国军人的这个总的好印象，后来在我们大家都正式代表我们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时，得到了大大的加深。即便不是军人，是个老百姓，也能够看得出他们的专业造诣和他们高水平的责任感。他们是我为之骄傲的美国同胞，我深深珍贵他们的友谊。【224】我首先尊崇、极为出众的马歇尔将军。就我的记忆，和我接触较多的 大卫·巴尔（David G Barr）少将，海军中将奥斯·卡巴志尔（Oscar C Badger），海军少将佛兰西斯·欧尔德（Francis P Old），海军上将司徒尔特·默瑞（Stuart S Murray），毫无疑问地还有我自己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官等，也是同样出众。我接触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机会很有限，但是就我所接触过的，他们也都是这样。

我当然知道还有另外的一面。但是我主要的兴趣并不是无条件地称赞美国的军人，如果中国军官也有同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同样的较高的品质。我们军官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并不只是由于他们经过很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和受到好的对待，它还由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从岗位近处观察他们，显然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他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成分，因为它在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和特征。中国今天的悲惨状态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科学训练不足，二是在一个貌似现代化的军事体系中，它的军官却没有道德伦理的标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战争的恐怖和仇恨，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能够为了美国和全人类，在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危急时刻，训练我们可以完全信赖去承受保卫国家责任的军人；我们为此感到庆幸。

在政治上的困惑加深之中，在三月一个阴雨的星期六，有一个让人高兴的插曲。在我家里，傅泾波的二女儿和李汉铎（Handel Lee）博士（我在南京神学院的学生，后来是那里的校长）的儿子举行了定婚聚会。我这精神上的孙辈、年轻、美貌的夫妇，就这样把南京神学院和燕京大学结合到了一起。傅太太和傅约翰是从上海来的。我的客厅真地是摆满了代总统和其他中国的朋友送的花篮。【225】我用两种语言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理查德（Richard）和多罗茜（Dorothy）交换了戒指，然后送上了点心和饮料，客人们随意地聚集交谈。那是个不寻常的聚会，有传教士、中国教会的人、政府官员、燕京校友、还有大使馆的一些人，包括身着军装的海军和陆军武官。他象征了我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它们每一个都激起了我相当的情感。

除了这个小小的浪漫插曲外，那天还是充满大事的一天。我们收到了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具体条款的消息；陕北共产党广播了包括了至今最为明确、直率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结盟的声明。这个广播显然是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激惹起来的，也被认为是由莫斯科授命的。它颠倒是非地指控由美国带头的“战争贩子”阻挠苏联在联合国为和平的努力。它极力颂赞斯大林。那整个的声明发散着仇恨和偏执，以及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忠诚。在无疑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的这个和其它广播里，他们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其恶毒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谴责国民党。他们开始说我“仍然是（过去是委员长的，现在是李宗仁的）南京的太上皇”，意思是他们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都在听我的指令。他们要李宗仁脱离开蒋介石和我。

货币的问题很快变得甚至比军事问题还严重，它损害着军事也损害着公众的士气。通货膨胀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二月末，全部流通的金元劵只值两千万美元。【226】但是，一个月之后，它贬值了一半。在二月末，发行的钞票达到约为三百亿金元劵，在一个月后，它增加了150％。对美元的汇率每天大约增加百分之十，日用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这个速度上。情况变得严酷可笑，因为印刷厂无法足够快地发行使用的新钞票，因此，利率达到了无法想象的数字。在四月份，政府的收入只有它支出的5％，而且征收的花费超过了他的收入。尽管经济上有所有的这些困难，但是政府继续付清它所有的外国债务。

这大大地有利于它，但是它却被一些异常的情况所抵消，例如从青岛将食物空运给太原的军队。山西坚定的省长阎锡山已经长时间被困在他的省会，如果要把它守住，就需要不断的食物供应。太原拴住了共产党的军队，不然，那些军队就可以去进攻其他地方。但是在北平和天津失守之后，守住太原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减少了。如果太原失守，制造武器的兵工厂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尽量把一些武器空运到像汉口那些需要的地方，但是防空火力使得空运十分危险。最多能做到的可能只是推迟投降。这个穷困的政府决定了每天挥霍三十万美元用于这个和柏林空运相似的空运。它显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要，以及各处的政治争议如何有违于一般常识。在那时，那个被困的城市里面的居民，成千上万地在挨饿。

在一九四九年的头几个月，李代总统既有计谋又有勇气地应付着这些重大的问题，【227】赢得了很大的尊崇和同情。我们继续对他说明这一点，但是却无法给他其他什么帮助。最后，何应钦将军显然是由于值得尊敬的动机，同意担任了行政院长。但却很难组成内阁；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了在地位上和能力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一些较年轻的人，但是他们干净、清白、有公德心。在中国事务中，已经到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时刻了。（S Y Liu ，Liu Kung-yun）刘攻芸（音译）先生以这种精神担任了财政部长；我对他说，担任财政部长比在前线打仗还要有更大的献身精神。曾经服务于各种财经岗位、名声清白的两个燕京校友，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建议他们二人接受任命，因为这是表达爱国责任心最有用的形式。将“政府定位”在遥远的广州不是没有很大的缺陷，政治的压力更加重了管理上的困难。总起来讲，广州的国民政府比较反对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努力，它还怀疑李宗仁正在准备做过多的让步。

此时，委员长在他的家乡有秘书班子、卫队、长途电话和所有指挥事务的手段。不断有人去看他。人们说他在熟悉的景色中、友好的乡亲间，看顾孙儿嬉戏，过着一般退隐官员的田园休闲生活。但是，他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谋划军事和其他事务。他不断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发出信息，说他尽力支持他们，他无疑是真诚的。他知道会谈会失败，战争会重起。他指望着美国最后被共产主义的威胁所唤醒，那时我们会援助他。

中国古老的师生关系超越了所有抽象的权力和宣称。空军和海军的首领【228】以及高级将领们都忠于他，不是忠于任何名义上的领袖，更不用说忠于并非实际是人的国家了。有近代头脑、在国防部任职的年轻官员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有统一的指挥，有协调的陆海空军，他们就可能使共产党渡长江成为冒险的行为。但是比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发给军队的银圆。军队不要金元劵，每人每月要四个银圆（两美元），即便是两个银圆也能够维持住士气；否则共产党的间谍用硬通货或者单纯的许诺就能够把他们收买过去。政府有三亿美元的金条银元，但是大部分都安全地放在台湾；大量的军火也是这样。

一九四九年的头三个月，和谈的准备缓慢地拖延着；就像后来证明那是个四月一日愚人节可怕的玩笑，正式的和谈六人代表团在那天起程去了北平，带队的是张治中将军。然后是两个星期的非正式讨论，在此期间，从北京来的报道和无稽的传言使得公众的焦虑和宽心起起落落。货币也跟着起落。和由于军事胜利而骄傲自大的共产党打交道的所有的人都在渴望和平，李宗仁在寻求和平上表现出了勇气。当他谦逊、耐心地避开共产党的傲慢无礼时，以及恳求他自己团体内部团结一致时，他持续地赢得了民意。

共产党要做目中无人的征服者、毫不妥协的一党专制的独裁者。他们装腔作势地将和谈代表团说成是“毫无诚意”的，这是他们自己喜爱使用的字眼。他们起草了一个冗长的文件，命令政府的首脑们在虚线的地方签上字。【229】根据已经熟悉的方式，这些首脑们要坦白他们的罪行，并且要恭顺、单独地请求复职。他们要交出所有的资产，并且要执行自己的任务，直到解除他们的职务。那时，国民党政府就要自行解散。政府代表团在他们两个星期的耐心讨论中的成就，只是软化了不多的几个词句。

我是极其失望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许多领袖具有中国的传统和优秀的品质，所以曾经希望那些传统和品质能够避免那些不可理喻的极端。它有多少是由于他们长年的艰苦奋斗和个人仇恨加深了的、胜利带来的骄傲自负，有多少是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致，有兴趣的人可以做做推测。但是，无论如何已经做出了那个致命性的决定。他们对所有野战军司令员发出了命令，要他们渡过长江，“解放”南方的那些省份。在命令中，他们说，对方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如此“宽大、合理”的方案；这不能不使人再次怀疑共产党思维的奇特之处。他们的训练是否使得他们的脑筋不能和其他所有人做出同样的判断？他们是否真相信他们定规和平的那个文件，在调子和条件上包含了宽大、大度、合理、理性？亘古以来，中国人就纪念春季的清明节，到祖坟去扫墓，清明节和在时间上差不多的我们的复活节有类似的精神。我曾打算为此目的在四月初去杭州，带大使馆的几个人和我一同欣赏优美的春天景色。行政院长通知了省长和市长，这意味着尽管我请他们不要，但是一定会有一定的官方宴请。我说我不做公开演讲，但是建议【230】和国外的使团、可能和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中国的基督教士、以及燕京校友见见面。但是在起程前的一两天，共产党惊吓了代总统，强制要求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同意，那就是让他们渡过长江的信号。当我告诉李代总统我已经不去旅行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宽心了一些。

接下来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但是在我，它的神圣追忆大部分被一天天的事件、和焦急地猜测北平的会议可能揭示共产党的意图所遮蔽了。他们希望的是真正的代议制政府，还是一个极权式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涉及到人类的命运。从复活节前的星期日（棕榈星期日）开始，来访我的人数一如既往，但都带有危急即将来临的意味。来访的有各种级别的政府官员，有没有民主希望前景、但厌恶几乎已经来到了城市大门的共产党、夹在二者之间的自由主义者，有来找我对发生的真实情况做些非正式说明的美国新闻记者，有处理日常和紧急之间中间地带事务的大使馆官员。那位疲惫不堪的年轻财政部长或他的某个朋友，几乎天天来访，询问美国是否可能对财政混乱和为发给部队需要的银圆给予帮助，至少在和谈期间给予帮助。

穆斯林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飞来首都参加会议。一天上午，他按照事先的约定来看我，他希望去美国就医。为避免引人注意，我们是在一个传教士朋友的家里见的面，这位省长的秘书曾是这位主人的学生。中国的西北地区大部分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那个地方有很强烈的反对共产党的情绪。对他们的坚定抵抗，美国要采取什么态度？【231】由于这个地区接近西伯利亚，所以谈了事先计划的这个问题。报纸说这位独特、有趣的长官体重三百磅，但是他说他只有二百四十磅。我请他和他太太晚间吃饭，因为在晚间猜疑会少些。我吩咐厨师不要上猪肉。

第二天又是紧张的政治和一件让人高兴的爱情故事混杂到了一起。一个美国陆军军官和一个法国大使馆的姑娘下午在我家中结婚。大约一个月前，他们问我，我是否能主持他们的婚礼（这种要求的次数已经让人吃惊了），我评谈了一下他们预料这真有可能的冒险勇气。我的客厅用春季的鲜花布置得很美妙，我的法国同行将新娘交给了新郎，整个的婚礼是个令人高兴的插曲，插在聚拢来的阴暗忧郁之中。

复活节那天的天气也反映了这个气氛。那天很多时间，我都在设法安慰我那些极度烦恼的朋友。我曾经允诺在一个联合的礼拜里用英文讲道，虽然任何讲道人在这样的分心情况下，都不太可能准备好他的布道，但是在这焦虑和恐怖之中，宣讲永世的基督徒信心却是感召人的。

按照安排，那天晚间代总统到我家来，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也应该到来。加拿大大使困在上海，后来很不高兴地知道了他没能参加损失多多。多米·戴维斯（Tommy Davis）是一位强壮、富有精力的人，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李总统的秘书为他带来了共产党最后通牒的译文。它甚至比我所害怕看到的还要傲慢、不逊、强硬、不妥协。我们听得十分愤慨。当李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僚无法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我们当然无法对他做任何建议，【232】但是我们让他确信我们衷心同情。这个复活节就以这个严酷的通知结束了。

这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已经毫无希望。多快就能够渡过长江？南京的命运会是如何？星期一上午，李宗仁多年的亲密同僚白崇禧将军来看我。他告诉我，李已经决定，在这个危机中，他坚持委员长或者恢复职务全面控制中国，或者就离开中国。那天下午，李找了傅泾波并且告诉傅，李本人虽然会留在首都直到最后一刻，但是李促请我和所有使团的首领都立即迁去广州。

两个月来，有一排海军陆战队保卫着大使馆，预防政府的军队撤离后、共产党还没有接管的那段时期；那段时期可能会有激烈的战斗，或者会有散兵、败兵以及更为无法无天的平民的抢劫和掳掠。最初的计划是让一艘海军舰艇继续留下，一旦恢复了秩序，就让海军陆战队员上船，或者在需要时，把我和其他人撤离。但是国会的表决砍掉了海军的拨款，使得在上海的司令官无法为南京保留一艘军舰。但是他向我保证，我什么时候需要，三天之内就会开来一艘。我据此在十天之前提出了要求，但是有了些耽误；对我们来说真是幸运，舰队司令柏德戈尔（Badger）最后阻止了派船来，除非我对他做出否决。英国人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人也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由于安全，或是需要运送必需品时就派船来。

共产党的最后通牒在四月二十日到了期，此后他们就会开始渡江。【233】英国大使腊尔夫·斯蒂文森（Ralph Stevenson）爵士加快了常规的舰艇轮换，使舰艇会在那个日期安全到来。在星期三早上，他电话上告诉我，溯江而来的紫石英（HMS Amethyst）号最后的无线电报告，说她被炮火攻击了，伤亡惨重，船在下游几英里处。腊尔夫（Ralph）和我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任职的，我们立刻就成了好朋友。我听着很同情，还带点宽心的意味，因为觉得那也很容易发生在我身上。救援的僚舰（Consort）立即就冒着北岸不断的炮火快速驶向现场，北岸还击的炮火被打哑了一部分。但是炮弹十分凶猛，僚舰（Consort）无法停下来援救，所以她继续向下游驶去。在同时，黑天鹅（Black Swan）和旗舰伦敦（London）号从上海迅速开来，但经历了相同的情况。紫石英号的一些伤员和其他人游到了南岸，后来乘火车可怜地到了上海。还有些人经过了很大困难被水上飞机救了去。

所有的这些船一共有百多人的伤亡，几乎半数是阵亡。紫石英号完全丧失了，其他的都受到了重创。实在无法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事先不做警告，就对中立国的船只开火，而且有意地继续炮轰；为了人道主义的缘故，长期以来所例行的程序却不能那样做。英国的军官最初以为共产党可能不认识悬挂的外国旗帜，所以清楚地指着船体和立即升起的白旗。也许他们已经得到了准备、或已经在执行渡江的命令，而不幸的是紫石英号开始不能动弹的地方正是要渡江的那个地方。他们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英国的那些军舰是在帮助他们的敌方，而且是首先开火的。

无法饶恕、残酷无情的是【234】甚至不准援救死伤的水手，但是我却隐隐觉得其他中国人对这个看成是国家的自豪感。外国、主要是英国的商船和军舰，长期以来就在这条大河里以自己的愿望、肆无忌惮地来回航行，可是现在终于被英勇地攻击并且被打垮了。鉴于在共产党所咒骂的之中，我们美国是被单挑出来的，所以从更宽广的角度看，幸亏那是英国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顺便说说，他们陆上炮火的瞄准是优秀的。

第二天下午，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从华盛顿来到了上海。在华盛顿他在国会为经济合作署（ECA）还没有使用的伍千四百万美元做了争论。他、我和我们各自的同事们都认为，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笔钱最好是用于平稳币值，使政府能够用银圆给他们长江前线的士兵发饷，而不将它用于救援和重建的项目。它最好也不过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求，而最差则不是在战争中浪费掉了，就是给共产党送去了不该送去的援助。罗杰（Roger）回来的时候带回了自己的太太，以及他同事艾伦格里芬（Allen Griffin）的太太；那两位太太是为了安全返回美国的。这些太太的来来回回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犹犹豫豫和意见的变化。我要那两位男性和另外两位直接有关的人星期五从上海过来，以便了解华盛顿的情况究竟如何，并且看看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帮助心烦意乱的中国官员避免经济和军事的崩溃，同时设法防守住长江前线。他们来电话说，他们愿意一同乘我们大使馆的一架飞机来，第二天返回，两位太太要陪他们来。【235】

在以前的旅行中，这两位使人愉快的夫人常常和她们的丈夫同来；但是我打回去了电话，说我很怀疑她们这次是否该这么做，如果只是男人早上来、准备好下午返回，那会比较安全。行政院长何应钦曾邀请他们一行晚宴，并且想在其他人按时到达之前同罗杰（Roger）和我私下谈谈；但是那天早上他来电话取消了那个邀请。这些细节有助于生动地描述在中国那段时间里生活的不协调。我们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人，常常遇到不知道怎么会没有发生那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我们对我们四周人类的苦难悲惨遭遇变得冷漠无情了；我们对价值的颠倒已经熟视无睹了，譬如胜利的敌人实际上已经在渡江，而全军司令官兼任的行政院长却计划招待外国客人，本能地维持这些社交礼仪，并且还具有愚蠢的希望，希望美元可能奇迹般地阻止敌人的前进。

如果中国政府有意继续它的军事抵抗，长江就是一个天堑，天然的屏障。有一位就职于国防部的年轻、极其有为的人曾经对我说，长江抵得上三百万军队。我的陆军和海军武官支持他和其他类似的人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国防部有统一的指挥，有陆海空军的协同，加上用银圆给军队发饷并且得体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够守住长江几个月，并且很可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自己总的策略。

整个的国民党军事系统漠视士兵造成的令人震惊的后果，终于完全现实地暴露出来。他们从来就厚颜无耻地不管士兵的生活需要和舒适，并且也不教导他们为什么战斗。传统上就是这样【236】对待士兵的。在抗日战争时，每个士兵都有自己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缘故。即便在那个时候，军官们的贪污已很猖狂。在国家的资源变得枯竭、前景变得无告的时候，贪污仍然继续。在我尽力想办法将经济合作署（ECA）的余款用来帮助给军队发饷的时候，我从我们精干的年轻财政代表保罗·派克（Paul Parker）那里知道，几个月以来一些高级将领扣押了三千万个银圆，这真让人恶心。当问及他们时，他们歪曲、抗辩说有些最后实际上已经给了士兵。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作战的意念。只是单纯的活命本能就该使得军事和民政领导校正这些弊端。

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一行在多事的那个星期五下午离开之后，我们整个外交团体聚会，再次讨论我们是否应该随着政府去广州。政府的代表们正在尽快离开，其中有人要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仍然和过去一样。第二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要我回华盛顿商议。随后的信息往来把事情弄清楚了：不一定立即就这样做，要等到给我更明确的命令时、或者如果通信断绝了而我觉得该那么做的时候再去广州。我十分希望能够停留得足够长，以便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且给他们机会来讨论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谈，那就相当明确，他们不愿意和任何一个美国官员谈，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来制订我们的政策。我也非常愿意让所有的外交界继续一致行动，我要求北大西洋组织的人在下星期一再次开会。他们都强烈地和我【237】有同感，这个感受的消息传送去了所有代表的首都，包括华盛顿。

留在首都所有的国民政府官员们都匆匆忙忙地在星期六上午离开了，警察不见了，也没有了约束。就像任何这种时候一样，抢劫掳掠开始了，不久就变得无法控制。那天夜晚是恐怖、乱打枪、抢劫、担心未来如何的一夜。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只留下了六个人，其余的都飞去了上海，以避免让共产党误会。使馆的几个年轻人轮流巡逻我在里面居住的使馆。

四月二十四号星期日一早，共产党的先头部队进到了城里。共产党渡江的效率和静悄悄地夺取了首都，他们那有纪律的行为和高昂的意志，这一切都和政府军的漠然表现以及杂乱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他们最终来到的征服者不做反应，但是人们害怕冒犯他们。

前面有一段我谈到了我感到失望，失望共产党在他们胜利的时刻不更为大度、宽容，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顽固地坚持那个党的路线感到失望。我同样失望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尽一切力量唤起自己精神上的抵抗力。对抗击可怕的优势的那许多就职于国家机构里的、有能力、爱国、尽了全力的青年男女，以及那些没有更为亲切、厚道、更为值得有个正派可敬的政府的无告的大众，对于这些人，我痛感同情。

我们美国人主要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的一面，但是没有仔细注意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中内在的那种不容忍、偏执、诡诈、不顾人的生命和生活和其他的邪恶。【238】我们是按照共产党想让我们做的那样，去理解进步、民主、自由以及资产阶级、反动派、帝国主义等的含意。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力量至今的成就以及它潜在的力量。因此，失去了大陆中国，不但是中国，也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巨大灾难；对于这个灾难，我们不能完全推卸掉责任。



第十二章：处在竹幕里面

【239】对我来说，它真是开始于一次突然的醒悟。共产党的军队渡了江，事实上没有遇到抵抗。他们在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进了城，最后的国民党官员刚好飞离。第二天早上刚过六点半，我被打开卧室门的声音所惊醒，看到几个武装的士兵进来了。我大声喊，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退了下去，其中一两个人还愤怒地嘟嘟囔囔。我跳下床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这时，整个一个组，约有十到十二个人，回来了，一个代表说话的人很有礼貌地说，他们只是感兴趣地转转看看，没有加害的意思，问我是否明白。我说，是；他重复了他的保证，发现我一点也不热诚，就带着其他人出去了。

大使馆有位管理我生活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格（Ed Andererg），这时，他也被惊醒了，匆匆地跑来营救我。他被粗暴地推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惊吓的仆人也出来了，并且带领那些来人出去。

这个事情的本身非常简单。那些士兵只是些征召入伍的农村孩子，受到了经心的思想灌输。他们不太费事地取得了胜利，进入了伟大的首都，出来看看光景。但他们来到我的大门时，惊恐的夜班守门人昏了头，没有按照规定向房内报告，而屈服于威胁，并让闯入者闯入了。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40】这些乡下人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外交豁免权。从有个人对一个仆人所说的就知道，他们被灌输了无法消化的概念，他说所有这些财物都属于中国人民，不久就要归还给他们。

但是，国务院却对此十分认真，指示我对北京也对南京提出强烈抗议。顺便说，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和北京没有外交关系，也完全接触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但是，我们间接地听到，这两个城市的权威人士对于这个事件感到十分恼火；在他们的宣传中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事，这也是个证明，因为无道德原则、毫无顾忌地谴责对方作为最好的防御已经成了规律。在美国，它显然广为传播，因为好几天我从收音机里都听到谈到它。后来我们知道，追查出了肇事人，拘禁了一段时间，进行了教育。在英国和法国大使馆，也发生了类似的侵扰。

在这权力易手前一天，在这奇特的环境下，国务院给我训令，要我回华盛顿。这可以算是正常的程序，因为在南京已经没有被承认的政府，而我的总领事、公使级的路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则在广州代表着大使馆。但是外交使团，特别是由北大西洋集团国家任命的外交人员，都曾经同意对我们各自的国家建议，不要命令我们跟随中国政府去广州，并且允许我们在共产党入主了南京之后不规定限期地留在南京一段时间。国务院允许我留下，直到我对我们在共产党控制区的领事馆【241】和我们的侨民得到了满意的对待为止。

一接到指示，我立即邀请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代表会面。像往常一样，那是在外交使团的首席、法国大使的家中举行的，是在闯入我卧室那天的下午。那个消息已经传播开，他们所有的人都惊奇、同情、也担心。谁也不知道共产党会对苏维埃以外的国家藐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下级军人的无知会使他们做出些什么粗鲁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几个小事件。此次会面的主要目的，就是谈我们之中任何人如果想离开，那已经为时过晚。国民政府的官员曾经敦促我们，特别是敦促我撤离。从他们的和我的同事们的态度上，看出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位置。但是我们大家这时已经都陷在南京，至少要等到上海“解放”了、和那里恢复了联系之后才能够脱离出去。

我们去参加会和会后离开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却或多或少地阻止外国人离开自己的住所。说那完全是为了谨慎、防范。共产党特别警惕我，所以我就没有想离开我的住处。国务院提出了我活动自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不要为这个问题施加压力。它使我隐隐地想到日本人对我的隔离。大使馆的一个职员让我随时知道无线电里面的消息以及那里有什么其他事情。过了一个礼拜的样子，取消了限制。但是我通常的日常工作突然停止了。没有了约会见面，也没有了社交活动。除了偶尔从北平花两个多星期寄来的信件以外，信件都停了下来。当地的中国报纸立即就变成了党的宣传机关报【242】，几乎没有了一般的新闻，有的都是歪向党的路线的。非常幸运的是还允许我们继续大使馆的无线电网络，允许我们收听当时的广播。

我长期以来就知道的一个内部的矛盾，这时变得尖锐起来。它是我个人对那两个党的感情。在国民党内，我有许多多年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我衷心佩服的人。我知道他们正直、有公德心、受过训练、富有智慧。但是这个党几乎从掌权以来就容忍它的各级官员贪婪、贪污、腐败、无所事事、无能、裙带成风、派系斗争，总之，具有它所推翻的那个腐败官僚所具有的全部邪恶。在打败日本之后，想用军事力量加上秘密警察来摧毁共产党的时候，这些邪恶变本加厉了。这个政府持续地丧失了公众的支持，甚至公众的尊敬。在共产党的军队向长江胜利进军的时候，在政治争吵、逃跑、叛变、无秩序的退却之中，那些浮夸自大的防御计划破灭了。但是它却是受益于美国多种形式的援助的政府，而且他们真诚制订的、由许多人的生命护卫的原则和目标也是我们十分相信的。

让人痛感的对比是，共产党没有个人的贪污腐化，官和兵在一起，生活俭朴、勤奋，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这一切在他们来到南京的时候就十分明显。对老百姓几乎就没有粗暴的对待。他们借东西很多，但是都物归原主，或者给予赔偿。他们的广播自豪地说，他们在向南方的长途进军、【243】分阶段地早把物资和救护人员开到了前方，以及在运输和宿营中的顺利和效率。简单说，他们把自己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完美。他们士气高昂。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天天的操练和讲话，使我们亲眼见到，而且太多地听到了那些明证。这样，共产党就给人以印象：他培养了具有中国如此需要的生气蓬勃、动力充沛的素质的人有千百万，而基督教传教活动和其他文明却极其缓慢地只培养了极少数具有这样素质的人。这是得自于组织的能力、严格的但大部分是自觉的约束、将主义放在考虑任何个人的和家族的利益之上、无私地服务于无权势的百姓、以及热情忠心和富有理想的那些青年。和国民党那些缺点对照，这些都是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对于事理不明的青年人和历经内战经济艰辛和暴政的老百姓，这里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另一面，那就是只要有变革，他们就欢迎。共产党天生就有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令人无法容忍的残酷传统，具有各种绝对控制思想和行动的压迫的伎俩，除了自己的原则和信仰之外，他们对个人人权和原则和其他信仰一概无情地蔑视。联想基督教运动尽管在数量上不多但是已经为中国的好生活有了好的影响，联想燕京等这样的教育机构等我国的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富有成果的文化往来关系，只是想到对这所有的一切会带来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时，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我最大的同情是寄予由于要报效国家但为自己的爱国热情或自己的自我表达找不到可以赞同的其他出路、而加入了国民党的大量青年男女，或是那些曾经努力进行改革或完成【244】有公德的公民所希冀的目标的那些青年男女。还有类似于他们的其他许多人，他们或属于一些小党派或并无党派，但都是热烈的希望都已破灭、都遭遇着物质和经济的苦难、家庭和社会的生活都已破坏、是些寻找庇护处所的不幸难民。不但这些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到苦难，而且中国也丧失了在建设性服务中她的百姓应该得到的最伟大的一宗财富。

对我精神上的后果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对美国的政策所最为担心的，已经发生了。正像在我和马歇尔将军离开中国前最后的那次谈话中所报告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或者给国民政府足够的援助和必需的咨询和控制，使它能够打败共产党，或者就完全退出所有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两种态度都比犹犹豫豫、半心半意地继续援助的形式为好。长期以来，我就看到这第三种途径的不幸后果，这个途径激起了剧烈的反对美国的谴责，我自己则变成了不可救药的谴责目标。在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下，它变得更为强烈了。

最受痛骂、最受反对的，是国会在一九四八年春通过对中国政府的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不规定用途的援助。中国政府立即将全部款项用于陆海空军的器材补给。或者是由于美国官员的有意拖延，或者是由于按照急切性给制造商定单的次序，这些物资运送得极其缓慢。因此，我们成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的批评对象。国民政府因为它“太少、太慢”而批评我们。先是委员长，后是李宗仁多次催促我加快运输并且增加数量。【245】共产党十分恼怒，在他们的诽谤、漫骂中夸大了我们对他们敌人援助的数量。实际上，他们极大地受益于缴获的战利品和国民党不断投降的士兵带去的武装。他们的奚落和辱骂很是恶毒。另一方面，国民党轰炸共产党占领的城市，投弹不准，造成了平民的伤亡；这使得精明的共产党用来指出，这是美国训练的驾驶员、美国的飞机的炸弹造成的。

甚至经济合作署（ECA）提供的两亿七千五百万美元是否有价值，也值得怀疑。关于此事，应该称赞罗杰·莱珀曼（Roger Lapham）和他的人员的热情、效率和高尚的精神，这都是美国最佳的传统。虽然它带来了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济，但是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必须把它看成是助长了反对的政治敌意。此外，中国百姓的经济苦难变得如此深重，这样的救济相对是太少，太短暂。

乡村重建项目没有受到那么大的谴责。这是我特别热心的项目。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从开始萌发出这个设想到开始正常工作，拖了大约两年。由于共产党向南方和威胁向西方的进军，最初取得的成果的地区，很快就会被共产党所控制，而这和美国国会的意图是相违背的。面对共产党巨大的组织和经验，这个项目看来是规模小而且幼稚。但是它却是由三个中国人和两个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的，从工作的勤奋和水平之高来说，真是没有人能够和他们相比。从它很可能得出某种愤世嫉俗的教训：将慈善事业和政治搅在一起是无奈和无效的。

在我的困境中有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246】我一向被看作是美国自由主义和对中国友好善意的代表，而这时，我却被诽谤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和她那帮助反动、封建、不可救药的蒋介石统治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各行各业的燕京毕业生都对我没有继续担任燕京大学的校务长而遗憾。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学到的（也是最难学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说得太多。我只希望在终了之前，会弄清楚，我自始至终一直还是我自己那样的人。

对于信奉粗鲁的唯物辨证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个意味讽刺的情况：它们产生了一些精神上的价值。他们的成功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设法造就了对主义的无私献身精神，而这是国民党的一些成员不幸所缺少的。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影响已经较深地渗入了国民党圈子里，基督教几乎都只同情这一边。我常常怀疑，如果没有必须用武力进行世界革命、和用荫蔽的和武装进犯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偏执教条，如果不用仇恨做动力，如果不凭仗严格控制的宣传、以及所有的警察国家的那些邪恶，共产党的精神和社会热情是否还能够保持得住。只要是被这些所败坏了的社会计划和制度，对于我所最关怀的两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一是在中国的基督教活动，二是中美互利的关系。不同于这些的表现和调整，都只能是短暂的、权宜之计的。所以，美国的新政策如果不完全消极，那么还能够是什么呢？

【247】

共产党攻占了南京之后不久，就派黄华去那里主持它的对外事务管理局。王举美（音译）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立即改名为黄华（在那种情况下，经常是这样改名的）。他曾经在马歇尔将军使团在北平设立的机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他在那时已经彻底共产主义化，但个人对我很友好。鉴于他的地位，鉴于共产党反对美国的路线，以及他们反复声称将所有外国外交官员只看作是普通个人，我就不知道黄华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我。

他上任几天后就给傅泾波电话，约定时间，并且诚恳地谈了约一个小时。在分开的时候，傅建议黄和他的老校长联系。黄回答说那只能是在那个基础上联系，但是他会和其他人商议，之后会告诉傅。几天后，黄打来了电话，以他通常的那种友好态度谈了约两个小时。因为共产党已经定规不承认和国民党密切联合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就接受作为普通美国公民的提示，遵循实际的当地权威的代表的指令。很快提出了那个（“承认”的）问题。这就给了我机会，使我先解释说外国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继续承认共产党也承认的仍然存在着的国民政府；在出现了一个显然受到中国人支持的、至少是被接受的新政府，而这个政府表现出证据，证明它愿意并且有能力依据国际标准和其他国家保持关系，到那时，【248】自然就会讨论这事。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外来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换句话说，要接受考验的不是外国，而是他们自己。他的拜访无疑是得到了北平的批准，他无疑也将透露给他的报告了回去。

这个事件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表明如果要想穿越分隔互相敌对、都自诩为民主解放力量、而谴责对方为好斗敌意的两个意识形态间的壁垒，在无数接触时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即便这些意见是共产党教义的追随者制造出来的，其造成的思想、精神状态至少也是我们以相反方式对待事务的人必须计算在内的一个因素。黄华是个例证，他在这方面也有真实的正常人类的情感。

南京很快地落到了共产党手中，接着他们就逼近上海。他们当然了解在那个自负的欧亚式大都会里面有国际、经济、管理和其他的问题。他们很可能会愿意绕过它，等待安排和平的交接。但是，委员长下了令，退出长江，在上海防御。因此，他的下属采取临时措施来保卫上海地区。物质的准备是荒唐、意想的，执行得非常浪费。但是上海居民对它的反应以及它造成心理上的后果则更为恶劣。保密局的特务追踪疑为左倾的人。被认为愿意和共产党谈判和平移交的著名人士则被胁迫去了香港，或为安全起见而逃去了香港。所有的人都按照能够付得起的能力被榨取为防御设施的特殊“捐献”，它也变成了对个人的勒索。【249】船只和车辆都被强征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十分有效、公众也欣然同意的“焦土”政策，这时则仅仅增加着无言的愤怒。夷平了房屋，砍倒了树木，阻断了通途，为了赢取公众的支持又强迫张贴标语、组织游行。为了同一个目的，给士兵支付银圆，发放电影票，并给予或许诺其他特殊待遇。这时，共产党的特务在地下积极活动。但是，委员长对他的追随者的掌握足够有力，使得防御的军队和过去的战斗相比有了一定的协同，并且也激励得他们比较愿意去作战。如果在过去战斗中能够这样，那会更有意义。但是，没有几个星期，共产党就占据了上海。

新的当权者不理会困在南京的我们这些外交人员。说是为了防范，我们被禁锢在城墙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甚至不准和他们自己的政府用密码联系，变得十分无聊而且焦躁。我们和英国人有自己的无线电设备，法国人也有一定数量的。但是由于军事的需要，不准使用商业的线路收发密码信息，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能够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的众多不正常的事务之一。当局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提醒我们，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我们各自国家的普通公民。但是他们允许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像往常一样行事。当较小的使团首脑为新闻或咨询来找我的时候（我愿意他们想来就来）,我才知道他们既不知道新闻，又接触不到中国的事务，是如何完全被隔绝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的社交和娱乐生活也是这样，那些亚洲的国家尤其如此，这真是既特别又有讽刺意味。【250】对我自己来说，我并不忙，但是从来也不会没有事情做。单单阅读和处理每天的消息事务就要用一些时间。美国大使馆是个很大很友好的家庭，有外交的交往，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人，有丰富的社交娱乐。总有像朗费罗（Longfellow）所说的那种“甜蜜宁静的书籍”。但是既代表美国政府，又在中国住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即便在这个自觉自愿的隔离期间，我还是不断地接触着外界情况。

我想看看在新的控制下的上海，尤其是和美国的公民交换交换意见。在占领后最初的日子里，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自然是在混乱之中。过了足够的时间，我请黄华指出我去上海必须要做的步骤。他又是说，我现在只是个普通的美国人，但是当然它是个“特殊的情况”。将我当成一个普通人，他对我大使馆的护卫、傅泾波和我，一个大使馆的官员和黄华的三个特派人员做了所有的安排。他的代表在上海和我们会面；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两辆车的便衣警卫跟着我。这样做的原因似乎是由于怕国民党的特务（他们认为城里还有许多特务）会对我做点什么敏感的事而给新的当局制造麻烦。结果就是我不能像往常那样自由走动，只能呆在总领事的住所，拒绝社交的邀请，而等待人们来拜访我。我不仅觉得自己过于突出，而且可能招惹特派人员对来访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不欢迎的注意。对最初共产党统治上海的日子的印象，是他们【251】控制得有力、有效、清廉；但是他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并以条件差的民众的名义，则会激起变得很剧烈的劳工混乱；国家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狂热，撞击着这个大都会，让五百万人吃饭以及保护他们的实际迫切需要，使得上海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实验场所。

我的外交界同事都很急切地看我是如何被对待的，因为其中有几个人也想这样做。因此，我下决心要争论国际上都同意的外交豁免权，譬如其中的行李免于检查。共产党的官方立场是：我们是普通人，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可以用它来检测对立的原则。万幸，没有发生这事。但是我的特殊通行证上说我是“前美国大使”，这使我和我给看它的人忍俊不禁；但是有个欧洲的同事在得到类似的头衔时变得十分恼怒。

在上海，有件事表明英国和美国在处理中国事务上，以及在自己的处境改变时的一个显著不同。有两家外国人拥有的英文报纸在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在那里存留了下来，并且决定在新的统治下暂时继续下去。那是北中国每日新闻（中文名为字林西报，英国）和上海晚邮报（美国）。北中国每日新闻的名称是英国从广东和香港北上到了上海的记录，在那个初创阶段，他们觉得上海已经是十分靠北了。在我和我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亲在杭州就订阅这个报纸。那时它有个副标题，叫做最高法庭及领事公报（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那个醒目、宏亮的全名字灌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成为对英帝国壮丽前哨奇迹的极大尊崇。【252】每日新闻很久以来就占用面对外滩、一排属于英国官方或半官方企业大楼中的一个；它近年来被谑称为“外滩的守旧老女人”，因为它的编辑作风是典型的严谨、拘谨的。

我在这次旅行时，这个报纸疏忽地登了一个传言，说国民政府的海军在长江口布了水雷，因而威胁了来上海的道路。马上就有了后果：所有的航运都瘫痪了，在这个依靠航运才能生存的城市里，普遍发生了恐慌。对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很有技巧的新当局，在对待这一类问题上却完全没有经验；在一个星期之中，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最后，在英国人的指引下，两艘临时的扫雷船清理了航道，恢复了公众的信心。这个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愚弄，就是道听途说的。但是不能不找个替罪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报界把所有的都归于北中国每日新闻，愤怒地责骂它。这部分是共产党标准的伎俩，部分是长期以来反外积怨或妒忌的牢骚发泄。一个几十年来无可辩解的英国半殖民统治的机关报，怎么对待这种侮辱？它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一封英文信，附上中文译文，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了真诚、谦卑的歉意，说它有错误，传播了没有证实的消息，给上海带来了伤害。从中国人有能力让这个报纸停刊，以及英国人在上海有大量的投资来看，这个行为表明了某些性质，是这些性质帮助着英国人在他们过去的辉煌削减、退缩的时候如何做自我调整。在情况处于变化的时候，这个报纸至少得到了缓刑。

也是在这个期间，美国日报的编辑兰德尔·高德（Randall Gould）接到了他的经营经理的电话，说【253】他被要求增加工资的雇员锁在报社里。由于最后的这些胜利者的极端宣传，这种事情对中国和外国雇主都不是极其特别的经历了。高德（Gould）以他对美国同事和对报纸的责任感，虽然知道会有同样的命运，但他立即去了办公室。争议继续下去，直等到来了工会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决办法。非常奇怪，当美方提出要将这事提给市政当局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反对。到了午夜，达成了协议。但是当排字工发现编辑为下一期写了一个报道，谈了事实发生的经过，他们就又开始罢工。在高德（Gould）看来，这是侵犯编辑部的权力，是不能容忍的，他宁肯把报社关掉也不肯做这样的让步。但是对于即便是职务低下的中国技工来说，那却是公开的丢面子。新的当局是否后来会不容忍保留一家一向是自由、坦诚、但是基本上是友好的报纸？从共产党一般的作为看，这至少是可能的。但是高德（Gould）的决定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式决定，正像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现实主义的决定一样。

只是由于传言说长江口布了雷就对上海造成了伤害，这可能使败北的国民党首脑宣布了关闭所有的共产党港口。他们狡黠地不使用“封锁”这个字眼；他们绝望得已经不去认真注意英国和美国抗议它是不合法的。但是它起到了继续绞杀这个城市生活经济动脉的预期效果。

在上海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许多事件变得极其麻烦。它们常常是由于工人总的动荡引起的，有时是由于【254】个别的无意违反了新规定引起的。原先在外国人的居住区英文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突然坚持只用中文，这就在留下的外国人中造成了难为和恐慌。倒霉的那些人遭遇到粗暴的对待，污辱性的言辞极为伤人，使人感到羞辱。他们被迫签署声明，做出道歉，并且将那些声明和道歉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附有对事实的伤风败俗的歪曲。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主要是英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具有轻蔑的种族优越感的态度，这是十足的吉卜令（Kipling）的传统。这种“上海头脑”变得极为明显。随着这个港口和中国民族主义迅速扩大，对这种态度的仇视也在增加，虽然由于情况的需要它是在默默地加深。尽管在日本人占领下，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将市政权威交还给中国后，这种旧风气有所改变，但是它还徘徊在那里；愠怒、敌意仍在加重。在最后的那段时间，国民党是如此急切盼望美国的援助，最高层的指示使得美国人受到了特惠的待遇，而许多美国人也天真地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种族歧视积怨的理由更加大了。

除了所有这些以外，还有共产党毫无休止的反对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宣传，把我们都说成是贪婪的帝国主义分子。没有服从撤离安排而留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留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虽然他们充分理解会有哪些不愉快和危险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成了过去积累的仇恨作用的受害者，他们的受害还由于用旧仇哺育新近共产党灌输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它的自负。【255】

到了七月底，我开始认真计划我的撤离。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将我们领事人员从沈阳撤回。我还在等待一位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从北平回来，他很盼望能够和共产党在一个没有偏见的国际项目中合作。毛泽东和他的同事曾经力促他访问北平，我相信他会给我第一手可靠的关于他们意图的消息。为了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等他从那个情况不详的旅行回来，我把日期定在七月十八日。等待的那个飞机已经修好，做了试验飞行，结果满意。允许这样做，是共产党愿意促进我离开的明显证据。但是有了个不祥的麻烦征兆。当地的公安局（警察局）准备了一些离境申请表，在末尾有一个“铺保”，是担保有关的那个人离开时没有拖欠的债务、也没有尚未解决的诉讼问题。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概念的对立，它本身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却完全表明了毫不妥协。共产党武断地决定将外国的外交人员都只看作是各自国家的公民。他们打算要所有的外国人都填写，而没有想过（或者根本不知道）外交人员离开一个国家的时候，有豁免权利的惯例。但是已经公布了这种条例，如果再把它取消，那不只是丢面子，而且成了承认一个盲从的制度做出了错误；这个盲从的制度之所以能够保持士气，部分原因就是坚信他们自己的教条，决不能有任何一点怀疑。

但是，国务院却极为严肃地将这个问题看作是原则、威信和事无先例的问题。黄华和章汉夫和他们在北平的上司保持联系，【256】并且试图影响他们当地的同僚。黄华一向当然总是防范着不能让人看着像是对他原来的大学校长有感情而牺牲党的利益。他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妥协。我则被免除了那个令人生厌的“担保”和行李检查。我可以将三个月来积累的绝密官方文件和所有人员的私人信件带走，而不受任何检查。他觉得原来允许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中国也已经很是例外了。他们接管时，飞机已经在这里，只要海岸线还在被封锁着，这是我外出的唯一办法。

机组一共有四个人，包括我的空军武官约翰·当宁（John Dunning）上校和他的副驾驶。其他的乘客是上海总领事约翰·卡波特（John M. Cabot）先生，使馆人员亨利·信德里尔（Henry Hinderer）先生，威廉·奥利弗（William Oliver）先生和夫人，和傅泾波先生；所有的人都说是因为医疗咨询而离开。奥利弗（Oliver）先生的身体曾受到上海警方的暴力，为此以及所造成的心理后果而被命令回国。我们曾经试着探索是否有可能从两个中国私人银行和一两个其他公司取得铺保，但是作罢了，因为得知他们因为不信任共产党的做法而不敢冒那个危险。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美国的公司也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让我们自己的任何公民去担保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员，这实在有些滑稽。国务院发来指示，说一行中的任何美国人都不能接受任何担保人，即便是大使馆作保也不行。这样，在南京的夏天酷暑和令人发狂的焦虑中，日子就滑了过去。在我应该加快飞返家园的时候，却一次次地出现在教堂和其他聚会中，会见自己的外交同行和其他朋友，实在让人觉得羞辱。

【257】国务院要发表一份“白皮书”，回顾它近来对华政策的全部情况，来回答国会和在其他地方对它的批评。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它显然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都做严厉的谴责，因为国务院要我在发表它之前安全地离开中国。它要在七月二十三日公布；最初那似乎是要给我多一些机动时间。印刷有了拖延，使它推迟到了八月二号。华盛顿和我以及黄华和北平交换情况拖拖拉拉，似乎即使发表的时间有了意外的拖延，但它也不会使我免于国务院认为发表它会给我带来的后果。我自己担心的是，它可能会激怒共产党，会破坏对我离开所进行的微妙商谈。

在焦急的等待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共产党的政策使得我对国务院建议，要做出将美国人撤离共产党控制度地区（特别是上海）的计划。反美的宣传变得更为辛辣、刻薄，对苏联的效忠变得更为坦率，对外国（实际是对所有的私人）的企业的歧视变得更穷凶极恶，警察国家的压迫技巧和国家操纵的企业的技巧正在成形。没有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一般都以原来带领他们步入这个事业的灵性面对未知的未来，并且希望在前途不佳的情况中留下来的本身，会成为有证据意义的有效形式。但是对于企业界，前途的确黯淡，任何理想主义的目标都不能带来宽心。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的情况也还有区别。很多英国商人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上海和其他口岸，如果撤离，就会破产。保持住这个利润丰富的贸易，对英国国家来说也是远为重要的。幸运的是，我们和中国的贸易【258】在美国对外全部进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三。即便是由于放弃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而受害最为严重的美国人，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办商业，而没有太大的困难。

在这样一些考虑的下面，是共产党直率的声明：外国不要涉足中国。那主要是对我们讨人嫌地援助他们对手的政治愤恨。但是在黄华对我所说的里面多少也有点道理，他说，任何一个农民、商人或学生都会同意他和他的同志们的意见：希望我们停止闯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对于所有的这些还有另外的一面。他们的领袖知道中国在过去从我们这里接受的所有物资救济，也知道他们自己迫切需要恢复经济和工业，而在这方面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给予足够的帮助。但是尽管有这些实际的迫切需要，他们也不能偏离他们的正统教条。

一定是经过了剧烈的讨论，共产党最后同意了让大使馆为我们一行的其他人签署所需要的保证。这是极为勉强签署的，我被指令要先提出严重的抗议，仔细说明他们的规定是多么粗鲁地违反了迄今为止的普遍同意的国际外交礼仪。由于他们粗暴地、不退让地不承认我们的官方地位，他们就坚持拒绝我们反复受命提交的抗议，因为再次出现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和我们的国民。在这方面，黄华又一次极大地放松了他其他的忠诚，否则他不会听一个美国的大使像对一个过去的学生那样讲话。顺便说说，这个相当愚蠢的态度，我的加拿大同行很高兴谈下面的故事。在我旅行去上海后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他的护卫抗议要求他做些没有要求美国大使做的事。回答是美国大使根本就没有来过。【259】当提出我的名字的时候，负责人员淡淡地说，最近是见到过一个叫那个名字的著名教育家。

最后看来我们可以起飞了，日期又定在八月一号。那比最初定的日期晚了两个礼拜，但是还是在计划发表“白皮书”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