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日本的占领和自由的孤岛

中国的日历都用数字，好几个重要的事件都发生在“双数”里。十月十号是国庆日，称为双十节。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在北京附近伪造了另一个事件，它就称为被人痛恨的七七事变。日本人可能是发现了委员长在统一中国上很成功，所以他们就不再等待，而必须进攻。他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占领了北京，那天早上天亮后不久，日本人把炸弹扔到离我们不远的兵营里，惊醒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轰炸，也是很可怕的一次。在校园里造成了惊恐，最为怪诞的流言蜚语也有人相信。

对我来说，紧急的问题是：或者和其他大学一样，立即迁到自由中国的某个地方去，或者留在原地接受那个后果。谁也无法预料日本人会做些什么。我咨询了所有的各种朋友，他们对这个问题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都没有确切的意见。最后，我决定留下来。恢复了停掉的入学考试。我们第一次在相当高的旗杆上悬挂了美国的国旗。过去，我们只挂中国的国旗，或者挂三角的大学校旗。

几乎每天都出事，。一般都是些小事，但是，特别是由于双方在语言上的限制，以及占领军在敌对的领土上自然会有的怀疑，小事都可能变得严重起来。不久，我请我们的一个毕业生来帮助，他幼年时的家庭情况，【127】和他后来在日本的学习，使他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流利地讲日文。在我们不断和日本军官和其他人打交道的时候，他的作用是巨大的。关于他的地位，这里有个东方人的面子问题。必须给他一种地位，让他高得足以使他能够和日本人尊严地打交道，但又必须不高得伤害比他老的和有更高学术地位的教师的情感。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十分强烈，；当教师和学生见到他和那些侵略者友善地亲切交谈时，那种愤恨也把他包括在内了。

每当他提出来，我就招待日本的官员或军官，作为在如此微妙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的一部分代价。日本最高当局不时安排他们的国人代表团来访问华北，以便加强他们对文化的控制，或者让“回到家”的那些人感受到自己的胜利。他们总是将燕京大学包括在行程之内，我也就需要让我的西方同事帮助我招待那些来访者。偶尔也请几个中国人参加，佐证超出民族自豪的善良意愿。代表团有商业的，教育的，有一次甚至是一组基督教牧师。这个牧师代表团吸引了我们比较活跃的中国教徒的兴趣；看到基督教的理想战胜了种族的感情和相互的困境，是使人喜悦的。

除非在特殊的安排下，由我的秘书或另一个人的陪同，否则就不允许日本人进入大门。我很快就发现和他们打交道的秘诀是将和善和坚定混在一起。他们的武力和他们使用那些武力使得中国人在他们目面前怯懦退缩。在另一方面，他们所面对的就不过是被迫的驯服。尽管他们狂暴，但是他们对自己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弄不清美国的态度，对它还有一定的敬畏。在这种情况下【128】，他们最愿意的就是受到礼貌的对待。一方面对他们的武力不惧怕，同时在态度上热忱，这使得我在许多微妙的交往中，能够对付他们的粗野，或打破他们那神经紧张的缄默。

学生们在美国人拥有的校园里面受到保护时，他们也理解不能利用这个处境来进行反对日本人的活动。不只一次，我提醒某些爱国分子，他们或者离开校园去做他们所想做的，或者完全停止活动，这样就能避免危害到他们的同伴和他们自己。日本人一直在监察着地下的斗争；他们有一批秘密警察和密探，这些人的报告导致了很多逮捕和刑讯。我们的学生受到了特殊的怀疑。一般的做法是从周末去城里的校车里把他们拖出去。我的那个足智多谋的秘书十分幸运，能够不太久也不太费力地使他们得到释放。

但是有一个男生被很恐怖地虐待，以至于他最后被放出来几个月之后，甚至还害怕他自己的母亲。在允许我到他家看望他的时候，他仍然处于那种病态的恐怖之中。在这之后几年，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他的情况使我害怕在占领区继续大学的工作。另一个男生带有明显的羞愧向我坦白，在秘密警察恐怖的审讯时，让他在受刑和同意在燕京校园里做密探之间作选择。他只好选择了做密探。要他一星期向他们报告一次情况。我告诉他，我不谴责他什么，也不阻止他把在校园里面看到的报告给他们，但是要他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反应如何。没有多久，他告诉我，他们不让他干了，因为他们对他的报告不感兴趣。【129】

由于爱国和其他原因，学生不断地通过一些途径悄悄逃到自由中国去。我和某些原来是我们的学生的年轻教师，找到几个合适的途径。一条是从京汉（北京到汉口）铁路再走内地，一条是经过上海，另一条更远一些，但是对女生更好些，是经过香港、曼谷和缅甸的道路。沿途我让朋友给他们资助和其他帮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受到监禁的初期，日本人曾四次把我带到宪兵司令部，冗长、严加审问了我。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最热切想知道的那个秘密通道；他们的效率很高的密探对那个通道所了解到的，只不过是知道有那些通道，所以他们要知道详情。我设法使他们解除戒心，率直地告诉他们我觉得我就像是学生的家长，所以有义务帮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则不是我所要知道的。他们很难反驳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方设法要套出哪些中国人帮助了我。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们，那些人的命运会是如何，所以我拒绝告诉他们，理由是：那些人信任我，如果我对那些人不忠诚，即便是那些询问者必然也看不起我。我还说，我已经老朽，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对我意义也不大了。对关于我自己的问题，我都回答；他们愿意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但是我不会做任何危及我的忠诚的同事生命的任何事情。

他们问我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的性质和目的。我知道这个问题长时间以来就使日本军方迷惑不解，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这样一种规模的大学会是出于宗教和慈善博爱的意图，完全是由私人创办的。【130】在我们还开办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个高级官员要来看我，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这使得我极为惊恐，生怕我或者我们之中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但是到来之后，他只是想知道鉴于我们的经济需要，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以当地中国傀儡政府的名义，给予相当数量的补助。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完全依靠自愿的私人赠款，美国政府从来也没有给过一元钱，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方面的款项。说到这里，他大为惊奇，惊奇得把他固有的日本礼貌都忘了，没有习惯性的礼仪告别，就离开了房间。询问我的人也是这样怀疑，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变得如此感兴趣，以至于不再探询美国政府渗透的证据，而只是为了好奇而进一步问些问题。

第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在七七事变后，我和傅泾波每年春天到香港参加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美国庚子赔款）的会议，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就是那个会的理事。过去，都是在上海和北京开会。 我每年借这个机会从香港飞到战时的首都，第一年那是汉口，后来是重庆。这是从北京到这两个城市的最短的、实际上是唯一的途径，尽管那意味着穿越整个的中国，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尽管冒着日本飞机追踪的危险，而乘飞机西行。

我每年这样走，主要有两个目的。那是对所有关心燕京大学的人表示，【131】它虽然在日本人占领下继续开办着，但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于中国的事业。我也想知道那个事业正在如何进展着。我们知道的新闻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可靠、真实的消息，特别是使人打消疑虑的消息（基本上常常是如此），会振奋我们校园里面的士气。我给教育部带去燕京大学和处于类似情况的那些大学的常规报告。这些走动极有意义。委员长和其他各种政府官员都和我见面、交谈；还和传教士、燕京校友聚会；如果时间允许，也和尽量多的其他团体聚会。在我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下午近傍晚的时候，我第一次经历了那里的轰炸，那时我正在等车接我去赴蒋委员长和夫人的晚宴。我看到了二十七个轰炸机排成完整的“V”字形，从山那边下来。随后的那个夜晚是可怖的，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四五里地，一路上都是炸后狼藉，到处可见烧焦尸体的残迹。

在我第一次做这种旅行回来之后，我对我的老朋友王克敏谈了我的印象；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的首脑。他曾经长时间地犹豫，是否接受在日本太上皇下面这个明显的卖国职位。我向他说，在委员长激励人的领导下，各阶层的人民都决心坚持抗日。他听了之后，问我是否愿意让他安排，把这个情况通告给日本军方。 日本军方当然知道我的行止，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公民的旅行。这个提议很让人为难。但是最后我同意了，让傅泾波像往常一样，同去做我的勇敢的译员。后来我旅行时，我就事先大胆地告诉日本当局，并且问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询问我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是在这些旅行中都透露了些什么。【132】我讲，委员长是位坚强的爱国者，保卫对他国家的入侵，并且告诉他们，日本应该比其他民族更以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去理解他。我继续说，我个人十分渴望这两个国家能够以友好的条件和友善的意愿，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我也知道，至少绝大多数我的美国同胞也是这样。不幸，日本的决策者采取了相反的道路。无论如何，我和委员长和其他中国人的关系预示着可能有一种比较愉快的发展。我完全知道，他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反对日本，只是反对暴力、侵略和占领。他们辩解说无法采取其他的立场态度，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意愿是被大大地误解了。

第四个问题是说我和日本的和平运动有联系。在日本，一向有人反对那个“中国事件”（他们愿意给它起这样的名字），在日本军队陷在中国这个宽广的泥塘沼里面、战事无限期地在拖延着的时候，日本很多有影响的民间人士，甚至军队的领袖，都急切要把战争以最好的办法结束掉。有些这样的人曾经和我接触，我的秘书（主要是他自己提议，当然得到了我的同意）去了东京两次。我用无害的概括说法来回答，而拒绝谈细节，也不提出人名，只是说让他们去找我过去的秘书，我知道我的那个秘书很能够照料好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在我后几次旅行时，那个和平团体的一个成员曾经让我带信息给委员长，问他要什么条件来结束战争，并且带回了他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答复。【133】他的条件在那时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在那四次审问时，主持的人都很谨慎、礼貌，没有我多次听说过的那种威胁和恫吓。每次都让我自己坐在那里，等一两个小时，然后带入审讯室。在第一次以后，我发现那是为了使我紧张不安的伎俩；我就强制自己从容一些。那个桌子上高高地堆着写着日文的我的档案，他们不停地参看这个或那个文件。最后那天我离开时在座的那个官员说话和好，告诉我，他终于尊重了我的观点。

在开始占领后不久，一再有日本人督促我聘任一位日本教师，由他们的政府任命，由他们的政府出资支付。有时，提出来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有时则暗藏着威胁。那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局势，但是我拿定了主意：停办也比丧失自主性为好。最后我相信他们会同意一个决定：我和我的同事商量，由我们主动邀请一位因为声望而不会怀疑到有政治意味的日本学者。大家，特别是中国人，同意这是真诚基督教、胸襟宽阔的行动，以此来对付日本人的批评。 我们在三四个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中选择了鸟居龙藏博士（R Toni）他的社会学和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都是在中国进行的，他的著作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推崇。那时他已经七十岁，但仍然精力充沛，在日本过着平静的生活，对他的政府的军事冒险完全不表同情。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参赞；在他扬言我们无法请到像他那样的一位学者的时候，我们告诉他，【134】鸟居（Toni）博士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鸟居博士只提出了一个条件：保护他不受他自己军方的压力。我们向他保证，只要他不离开校园，那就很容易做到。他有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一个是他的英文助理，另一个是法文助理；这三个人都和他一同做研究。他的独子被应征入了伍。他们不顾所有的那些反对日本人的偏见，在我们小小的社团里奋勇前进，;看到这些，不由得不使人心满意足。他们是最有教养的日本人，有真正的国际观点。他们本能地加入我们的社交生活，但是同时又避免开让人为难的议题。作为特殊的优待，我们允许高年的学生陪同鸟居博士和他的家人短期去现场工作，以便更好地学习他们的精神。有一个这样的学生后来和他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生活在城里，几乎处于清贫之中，由两个女儿维持生活。他拒绝了所有日本方面所提出要给予他的意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生活：“一入燕大，终生为燕大人”。在恢复了和平后，我们回到了校园，我特别高兴在其他的车子（他的儿子在里面）开路下，在我车里带他去他以前的住所。时光的流逝以及战争的压力都在如此感觉敏锐的他的身上显示了印记。我们决心以他自己的意愿终生对待他。

一次，周以德（Walter Judd）博士来看我。他是位从医的传教士；在山西他一直看到日本军人残酷地侵占那个地区，那时，他再也看不下去了。他觉得只是在精神上和他所服侍的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基督徒一同悲伤是不够的。那些人既无自卫能力，又无从表达自己的心思，而这时，他却很知道日本人依靠着美国卖给日本的基本作战物资；【135】而他可以说话。无法说这是不合道理的。他必须告诉美国人民那邪恶的买卖，是它使得我们也参与了那个掠夺。这意味着在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就一直离开中国，辞去传教的工作，在没有收入，、毫无保证不知道美国的公众是否会听他的意见，、甚至是否能够有最低的交通费用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次圣战、远征。他所有的本钱就是他在做学生的时候，曾经在公共演讲上取得过成就，以及他必须要献身于极为折磨他灵魂的信念。这使人想起希伯来先知们的作为，那是信仰的宏伟的惊险活动。在他对我说到日本人的暴行，和如果不去阻止它们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后果的时候，他变得十分激动。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只能恳请他不用对像我这样的人浪费口舌，而把他那灼热的雄辩口才用在国内的人上。他完成得十分成功，他后来成了国会卓越的成员，使他开创了继续对中国有用的途径。在他回去的时候，为了他心目中的这个目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正在物色一位发言人；这对所有有关的人都很幸运。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维持了一个小小的自由绿洲，反对着日本人的压迫，并且加强了我们希望显示的原则：我们反对在精神上任何形式的强迫和统治。不论是在当时激情感受到的事情里，或是在和它有关系的更为广阔的范围里，我们的作为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在正常时期，我们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各个省份和国外。但是在这段时期，学生几乎只是来自京津（北京－天津）地区。【136】但是急切想避开日本人对文化的控制的人是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不顾对卫生和其他的考虑，而使他们过于拥挤地住进了我们的宿舍。这是艰巨、但使人愉快的四年。
 

第八章：监禁和释放

【137】在偷袭珍珠港几个星期前，我们焦虑地在等着可能会发生打破我们幻想的平静的情况。我们只能预料可能会是些什么。北方的气候正在转入宜人的凉爽无风的秋季，但是在我们宁静的校园里面却似乎有些不安的迹象。天津校友会曾经请我去访问；由于恐怕会“爆发”什么事态，我一再推迟而没有成行。最后我决定在十二月七号那个周末做一次短暂旅行，觉得那时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当星期一清早，我正在悄然打算回去的时候，显然日本人已经不知为了什么突然紧控了起来。我很快就明白了，两个日本宪兵把我带回了北京。他俩很有礼貌，但是显然接受了严格的命令，一时也不能让我逃脱他们的视线。

在火车上，我一路上不安地推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我会很快面对一个行刑队，或者更糟。北京火车站就在著名的雄威前门外面，美国领事馆也在附近。他们让我步行了这段不远的距离（这使我多少有点放心），带着我穿过了领事馆里面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大门。在领事馆的主楼里，拘留了大约二百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把我带上了三楼，一些老朋友在那里欢迎了我，这更让我放了心。【138】那是一个大房间，房间有个隔断，房门开着，大约有五十多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分在两边。那是一群各式各样的人。很快我就看到了亨利·霍顿（Henry S. Houghton）博士，斯拿珀尔（I. Snapper）博士和特里维尔·博文（Trevor Bowen），他们都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也是后来在长期监禁中我的难友；靠着先知般的直觉，我挑选了一个在他们旁边的床铺。

在那些美国人中，有一两个记者，一个孤独的传教士，几个参与罪恶贩毒（常常本人也吸毒）的海军陆战队退伍的队员，不明身份的一些何许人，我们都是日本人讨厌的人。开始时，当然有些不愉快的情况，譬如被褥和必需用品的不足。我们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同进餐，最初，我们以为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还算运气。但是，不久日本人接手管起来，吃的东西在量上和质上都越来越差，这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真正缺乏的时候，美国成人的行为会是多么坏。

在我们之间，关于战争爆发，散布着各种荒诞的传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关于珍珠港的惨剧、在马来牙沿岸两条英国军舰的沉没、以及后来迅速接二连三的其它灾难。开始我觉得有些困惑不安，但是过后，对日本人偷袭我们的海军，我就开始感到一种不太高尚的满足。多年来，我对我们的燕京托事部发去过许多绝密的报告，说明日本人的威胁，并且建议在为时不晚的时候，我们要有所举动去阻止他们。这些报告在一些被仔细挑选的领袖人物之间传阅过。看到这些警告未被重视，实在让人灰心。这使我觉得为唤起我们人民来行动，需要有这样的灾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我对最终的后果就不十分担心。日本人很可悲，他们对美国人的秉性缺乏了解。在整个的历史中，它可能是代价最大的一次胜利，正像中国的俗语所说，机关算尽，误了卿卿，聪明反被聪明误。【139】

一个月过去了，监禁得还比较不那么严厉。我们各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有些难友造成了些麻烦。消息还是些坏消息。但是在圣诞节那天，有几个人给我们打来电话，还收到了不少让人高兴的纪念品。头四个礼拜过得很快。这时，突然，其他人被允许离开，而我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人，则听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对他们临行前的讲话，同时，大家心里伤感地疑虑为什么要留下我们，并担心着我们的命运。当天，我们被转移到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霍顿（Houghton）博士的家里。那是一个美好古老的满洲王府样的住宅，有近代方便的设施，还有几个训练有素的仆人。在这个即便不是镀金也是华丽的笼子里面，我们度过了四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和洗澡间，享受着暖气，吃通常的饭菜；有个大院子，而且偶尔从大门的缝隙里能看到朋友们。在霍顿（Houghton）博士生日的那天，甚至允许几个人来造访。那是高雅的监禁。此外，千篇一律的坏消息并没有弄垮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事情会有个好转变，我们不久会被遣送回国。

突然，卫兵通知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在争论了很多之后，他们允许我们去看看不远的一个新的房子，是一个英国商人住宅完全空空荡荡的后院。他们允许我们带去霍顿（Houghton）博士私人的家具。有7个卫兵占住在住宅的前院，也占用了唯一的一个厕所洗手间。我们住在后面狭窄的几个屋子里，当中是个约六米见方、铺着已经破碎水泥的院子。它就是后来三年零八个月我们的天地。

【140】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是位极其著名的荷兰医生，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做访问教授。当我们住在霍顿（Houghton）博士家的时候，允许他的夫人随时去看望他，但是搬到这个新监狱后，就让斯拿珀尔（Snapper）博士决定或者让太太一同住进来，或者就不要见面。他当然选择了前者。这使得我们的居住和活动范围变得更小，但使得我们的社交生活更加愉快。我们从地下途径得知，我们最后会被邮轮 格丽斯泊斯赫姆（SS Gripsholm）号接送回国；连接格丽斯泊斯赫姆邮轮（SS Gripsholm）的康特韦德邮轮（SS ConteVerde）在几经耽搁之后，六月里从上海开来。因为对这个期待有信心，我们在忍受隔离中还不太难受。但是，当船到来并驶走的时候，没有让我们上船。后来在九月，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上了英国交换侨民的船。剩下的我们三人受到秘密消息的安慰，说一年以后Gripshol邮轮下一次航行时，一定会带上我们。当时，我们对那严厉的监禁已经十分厌烦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燕京托事会，一直全力为我们奔波，国务院已经把我们列在名单的首位，并且声明如果不把我们列入，那就不再交换侨民。据说，最后在东京达成了协议。

但是不知是什么缘故，北京的日本军方拒不遵守，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此期间”呆在那里了。可怜的博文（Bowen）比我们另外的两个人软弱，在我们被释放之前，他真的是一天天地挨着，度日如年。他以为最后我们甚至会在船离岸之前，乘飞机过去。我们和他说，道理全在他一边，但是所有的迹象却指向相反的方向。我们怕他理解了我们的命运的时候，他的精神会崩溃。但是，一天早上，他平静地说，他要学习中文了，而以前他对中文【141】一向全然不感兴趣。这位纽约金融区典型的会计师从那时起，直到我们被释放的那天，他一直不间断地学习中文。教他中文，多少转移了我的心情。但是这件事很不幸让我们多少忘记了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精神失了常态，那会是多么悲惨。在我们这三个与世人隔绝、强制被拢在一起的人中，如果有人有了任何怪僻或恼人的行为，那就真让人无法忍受了。谢天谢地，这三个人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更要感恩的是，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好朋友。

偷袭珍珠港那天清早拘禁我们，一定是早有预谋的。在中国北部的其他敌对国家的侨民都还比较自由，一年之后才被投入集中营。为什么特别对待了这三个老人？一直没有找到答案。看管我们的宪兵关注我们的健康，也还算关注我们的舒适。但是他们似乎受到严格的训令，不让我们得到任何消息。对于这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他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我们想到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日本军方就是不能理解：私人的慈善和宗教热心能够创建像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这样的机构。它们一定是美国政府的工具，用来赢得中国青年的心灵，从而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他们意想，把这些机构的管理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有任何接触，就可以消除这些学院和大学的影响。如果他们把我们悄悄地遣送回国，我们和我们的学校可能会被人忘掉。如果把我们送入集中营，我们会消失在人群之中。但是蹊跷地隔离我们，引起了好奇和同情。我们几乎成了传奇的人物。

我们和我们的警卫吃同样的饭食。对于【142】吃惯了西方食物的人，那种饭食十分不合口味，霍顿（Houghton）博士简直不能靠它生活。瑞士的上海领事馆在北京设立了分机构，处理像我们的这些事情。它的两位主管恰好分别曾经是我们两个学校的教授，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除了做了许多其他善事之外，还说服了日本宪兵，让他们来提供我们的食物。有个中国的银行家出了钱。困在城里的一位年轻挪威（被认为是在轴心国一边）传教士，被准许去买东西并送到我们的大门口。她一个星期买送两三次，真是慈悲的天使。她偶尔也给我们写信，送来纪念品, 每个星期六晚上还做一顿美味的挪威大餐。我们像是些孩子，眼巴巴地等着它的到来。我们被释放后，开头的愉快的见面，就包括和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女传道人。当我们从霍顿（Houghton）家迁移出来的时候，他的厨师和另一位佣人答应说，无论会出什么事，都要陪我们到底。那个厨师后来不得不离开了，但是另一位则遵守住了诺言。允许他每两个礼拜回家住一夜，极其偶然地，他绕远取道去傅泾波家。傅本人几乎也是被囚禁着，但是他藏有一个无线电收音机。能得到第一手的新闻，这是巨大的乐趣。但是对于所有涉及这件事情的人都极其危险。当我们知道了优势已经转到了同盟国一方的时候，我们采取了足够的自我克制力，停止了这件事。

只要天气好，Bowen和我每天都在狭窄的院子里打羽毛球，或做点其他的活动。霍顿（Houghton）不得不放弃即便是这种不剧烈的运动，只是每天极其细心地打扫他屋子的卫生；我认为这比运动更使人厌烦。霍顿（Houghton）和我每天晚上都玩字谜游戏，斯拿珀尔（Snapper）一家没走之前也都参加进来。我们被释放后，【143】时代周刊杂志报道了我们全部的经历，大标题是：一千五百个晚间的字谜游戏。

拘禁之初，曾经允许我在监视下回燕京去取需要的物品。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那时它已经是占领我们校园的军队司令部，里面尽是日本军官。我尽量装做没事、显得自然些，找到了在前面段落里提到的我给我们托事会的那个通气的文件。我把它交给了我的同事噶尔特（Galt）博士，让他去处理。他在一找到机会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烧掉了。似乎没有一个日本人注意到。如果日本人知道里面的内容，他们很可能会枪毙我。管我的那个小军官违反了命令，甚至让我留在那里吃了午饭，还让我和一小群职工自由谈论起来，而他则坐在能监视得看到、但听不到说话的地方。

只要美国的和其他外国朋友还在外面、仍然自由，我们就还能高兴地收到信件、花束以及生日和其他日子的礼物。不少是中国人送来的；如果他们直接送其他东西给我们，他们会遇到麻烦。我们最喜欢的是书。在其他人被关到集中营之后，我们的瑞士恩人还在城里四处收集，继续送来书籍。不知是什么缘故，日本宪兵队让他们的那个译员将每一本书的摘要翻译给他们。那个译员的英文知识并不太强，他常常不得不把书先带给我们看看，然后去写摘要；也许会过多少个礼拜之后，书才能到我们手里。宪兵队为什么担心我们看什么书，在我们的特殊待遇中，这是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如果他们觉得有我们脑子会被什么污染的危险，我们也不会再去污染其他人。我们的艰苦比孤独、单调和对未来的恐惧还要重的多。【144】但是和我们可能会遭受的、以及后来我知道其他很多人确实遭受的来比，我们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在冬天，我们并不总是暖和。我们是在个冰冷的过道吃饭，我们坐在桌子那里的时候，我们杯子里面的水常常都结了冰。而夏天，我们这个拥挤的住处则很热。天冷的时候，我们在多层衣服之外再罩上大棉袍，热了，再一层层地脱。只有一件事是准没有错的，那就是我们没有来访的客人，还有，就是每一天总是和另外一天一个样。

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例外。譬如，有一次是由“北京人”引起的。她（我确信是她，而不是他）那出名的骨头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那之前曾经做了几个复制品，做得极其惟妙惟肖，只有专家才能够认得出和真的原件不同。显然，日本的有些科学家认为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和在北京的）新地位，使他们有权拥有这个史前的珍贵物品。不管怎么说，有一天，宪兵队的军官为这事来审问霍顿（Houghton）和博文（Bowen）。他俩真实地回答说他们不知道那些骨头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为安全起见，那个宝贵的箱子被送去了秦皇岛；在偷袭珍珠港的那些日子，要有一艘美国运输舰到那里去载回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那些骨头到底是送到了运输舰，还是散失在沙滩上了，还是遭到了其他命运，我的那两位同伴的确是毫无所知。

争执了很久，那些军官显然不信他们所说的，离去了。几天之后，博文（Bowen）被带到了宪兵队司令部；五天以后才回来，身上带着惨痛经历的痕迹。一到宪兵队，就把他身上一切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都拿走了，强迫他从一个小洞口用手脚爬进一个小笼子，笼子的四个边都短得不能躺下。【145】白天，他即便想躺卧一下，那个狡诘的卫兵也不准他躺卧。在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一条皮鞭。他难受得连每天两次送来的饭都不碰，只喝送来的那几小杯水。五天之后，他们觉得博文（Bowen）已经丧尽了胆，什么都会招认了，在让他回来之前，他们再一次就那些古物审问了他。

好多天，还有另一件加重了博文（Bowen）的极度不安；尽管后来看来，它似乎有些可笑。在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匆忙地带上了两张二百元的钞票。住在中国的人一般都认为，身上有钱总会派上用场。但是他一到那里钞票就被搜走了。他回来的时候，他们问他，他怎么会弄到那些新近印的钞票。在我们的监禁拖长、我们积攒的那有限的钱在减少的时候，奇迹般地有位美国朋友给了我们另外的钱。博文（Bowen）的两张钞票就是从那里来的。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询问，我们就一致用想出来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解释来说。我们还把我们的那个听差训练了一番。

但是，他们的兴趣似乎只是一过性的，日本人当时如果知道，多日来，博文（Bowen）在一听到什么声响、以为是他们又来找他、他颤抖得多么厉害的时候，日本人是会恶毒地用它来取乐的。对于我们经济上的事情，我们都对那不该做的冒险极其担心，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冒险了。在那时候，美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每个月给我们一些钱；这就缓和了经济的问题。宪兵队让我们选择，是吃他们的饭，还是接受那些钱，而那些钱在最后，由于飞速的通货膨胀，一个月只能买一个鸡蛋。但是在整个时期，我们都正正经经、如数接到原来开出的金额。我们不敢不签字，也不敢不收钱。

【146】博文（Bowen）继续做我们的管事，以前他在那个大医学院机构里也是做管事。他照应我们所有的生活事务，照顾着我们的两个金丝鸟，帮我们短时间弄弄兔子等来散心。

如果完全准确地说，有个人曾经两次来看我。那是一位日本老朋友，名叫田川。他是三十多年的日本国会议员，也是长老会三十多年的长老。他第一次来看我们，只允许他逗留了十分钟。大约一年以后他第二次来，我们的一个看管和一个宪兵队军官伴随着他。那个军官在我们谈话的半个钟头内，把谈话做了详细的记录。田川先生多年来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奔走，想调解两国冲突的目标和意图。这是他第十四次来往，当时他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他的到来让我们在全面大战和严厉的种族苦难期间，欣然感到了基督徒间的真诚友爱。一年半我获释后，得知他病困在南京的一个医院里，就设法帮助他回了日本。他显然是由于为和平奔走过度，而被他国家的军方惩治了。

在这里写一下我在监禁的初期记录的此种经历的宗教思念，可能会有意义。我对它不作改动，它很能显示那时我的情绪：

“从这个关于我信仰过程的描述，很容易看出到目前为止，生活很不亏待我。不仅是宗教的直接影响总是很有益，而且外部的环境一直也还不错……这时突然发生了长期以来令人预感到并为之担心的事件，它给我带来了我所能够想像到的巨大的灾难感，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毁灭了。【147】这可能并不仅是恼人、扰人的一次间断，而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是困在一个灾难性的风暴之中，和无数大多数还没有我们这么幸运的其他人一样，被抛进到波涛里面，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如何被拯救出来。从那个时刻朝前看，除非我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生活（在写这些的当时，并没有多少客观上让人乐观的理由），否则那时我就成了一个老人，失去了他唯一可以安居的家庭，在美国无法适合一般工作，我那屑少的资源实际上已经被当时发生的事情扫荡无遗；原来的那个事业中的同事会是四处分散，它组建的事业也就毫无希望地消失了，我会成了它的一个孤独的残留下来的人。我对宗教的理解就是这样，宗教使苦难和困惑的人得到安慰，并且使人对处于苦难的人有更好的理解。我常常注意到主要是宗教的、特别是奉献的书籍如何对待人们的悲痛、丧气和失望等问题，而在于我，宗教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源泉，它能激励友爱的活动，并且能够中和人们的自私和卑鄙的冲动。现在，在充满了令人困惑的未来面前，我有了机会，让我经受试探并受益于信仰基督作为一种安慰。如果，像我常常在讲道或私下里鼓励某些人那样，说问题不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我就有了机会来尝我自己的苦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几乎该欢迎这个明确的经历，使自己准备好不要失去这个潜在的益处。”

在被监禁期间，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战争的消息。他们准许我们订阅当地日本很有效控制的、内容极其贫乏的一个英文日报；【148】还准许我们订阅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我们从这张报纸了解到了很多。它编辑得不错，是为国内的人阅读编写的，其中有很多消息是在别处看不到的。我们在晚饭前的小酌时刻（有时真有点酒，有时只有代替的什么）聚在一起，讨论当天的新闻。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常常是H）先细读那个每日新闻，并且读一些有关的段落，作为议论的基础。在从H家中带来的那些没有太多意思的书籍里，有一本很好的地图册，我们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我们相当尊崇德国发布的公报，它似乎基本上是事实。日本人发布的则恰恰相反，但是他们很不情愿地会透露一些有害的消息。监禁的第一年，消息是些极坏的记忆。即便不论轴心国家欢乐的说法，无可争论的事实已经是糟极了。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悲惨的记录中，德国在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被击退的消息，是我们久已盼望的转折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在这之后我们还是担心了好多个月，才有了足够明确的启示胜利的风向，使得我们不再害怕读那些新闻，而向前展望。

我们破读日本人官方的声明变得相当有成效。譬如，我们读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想登陆某个太平洋的岛屿，但是被击退回去，并有大量伤亡。后来又来了第二次。在此之后，新闻里就没有了这个岛屿，直到后来日本飞机去轰炸那里。我们就知道登陆是成功了。我们从毫无疑问的材料里，推论到航空汽油、运输舰和食品的短缺；我们确定说，无论美国表现得如何，在打败德国之后，日本就没有办法长期持续下去。我们把这个时期定为四到六个月。对于【149】美国的生产，我们只能做点猜测，直等到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标题下，读到按美国的资料，美国的飞机产量比上个月下降了百分之二，只生产了七千五百架。对于美国战时的生产规模，这是揭示给我们的第一道曙光。无论日本人从这百分之二的差别里能得到什么安慰，就让他们得到它们吧。一九四五年春天，每日新闻的投递就不规则起来，后来变得更加间断，有时变成缩略的版本，最后索性停了。我们真不好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轰炸机做出的成绩感到高兴呢，还是该对我们失去了主要消息来源感到悲伤呢？

打败德国之后不久，日本内阁做了一次突然的变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担任了首相，出任的外相年纪也差不多。不用什么机智就能够看到它意味着向和平移动，尽管那是用自大的英文宣布的，说日本这样做是要加快他们发挥战争的潜力。后来才知道，五月里就决定要通过苏联做中人和美国调解，如果失败就通过蒋介石调解。苏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所以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议案，要把我释放，派了两个外交人员在军事官员的陪同下，把这个消息以帝国回复通告的形式传达给我，托词说我将立即去见蒋介石，说服这位大元帅承担这个工作。那时，我们有了另一个证据，证明我们的封锁是多么有效，因为派来的那些人在来程中一直遇到的危险。正常只是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程，却用了两个星期，那是为了在空中躲开我们的战斗机，在乘坐渡船过朝鲜海峡时，看到了两个潜艇和三艘驱逐舰；不然就要冒偷渡我们封锁的危险。最后到了北京【150】，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他们自己的军方不同意，强迫他们去南京，要取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的批准。实际的问题似乎是军方首脑想参与协商，而东京来的人要设法把我安全地从他们手中弄出来，远离宪兵队的监视。在他们当然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面临崩溃的时候，还挣扎着要保住自己的面子，看来这真是有些奇怪。

我第一次知道这事是在七月二十四号。那天有个卫兵来问我，愿意不愿意见傅先生，问我的语调就像是日常谈话一样。傅泾波几乎就跟在他后面，有东京来的一个军官伴随着。那个军官简要地说明自己的任务后，就离开了。傅泾波进一步对我讲了其他细节并且告诉了我当时的军事情况。我的那两个难友没有获准参与谈话，我知道他俩对这个前所未闻的情况一定很惊奇，所以我赶快过去告诉了他们。日本人认为，由于我被长期隔离，内心一定很敌对，傅泾波的任务，按他们的说法是“让我的心软下来”。那两个外交官还在南京。在那第一次见面的整个期间，屋子里一直有个卫兵坐在那里，但是后来傅泾波又获准来看了我们两次，就没有卫兵了。最后，特使得到了军方的同意，傅泾波和那个首席特使来了，并且留下来和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饭。Kawai（按音译，可以是川井，也可以是河相或其他）是个很有经验的外交官，对于他的国家的毫无希望的情况谈得很直率，谈到战争必须毫不延迟地停下来，而不论给什么条件。我提醒他，七月二十六号的波兹坦协定已经宣布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介石也宣布了同意。因此，无论是我，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只能建议日本天皇和新内阁立即同意投降；尽管日本顽固的军人首脑会提出反对，而恰恰是这些愚蠢的首脑把他们的国家拖进了无穷的灾难里。【151】他对此完全同意，就动身将这个答复带回东京。

卡外（Kawai音，川井，河相）先生告诉我们，日本已经耗尽了战争的能力，这充分证实了我们从每日新闻和其他来源得到的印象。如果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知道了这个情况，他们就不会促使罗斯福总统在雅尔答会议上，要求斯大林保证对日本参战；他的要求是允诺给苏联在满洲以巨大特许利益、但是损害了中国。他们的情报系统显然不够准确，远不如扎卡里埃斯海军少将（Ellis Mark Zacharias，二战期间曾任美国海军情报部副部长。译注）依靠的来源得出的、以及我们的相同的结论正确。雅尔答协议使得中国和非苏联世界注定要越来越遭受苦难。造成这个愚蠢的错误，更多是由于我们军事情报系统的错误，而并不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健康衰退。

卡外（Kawai，音译，或是川井，河相等）先生走后一天，他的后继者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泾波来了，带着一个中国话说很好的翻译；日本人一般是说不好中国话的。十分友好地谈了几个钟头。听到一个日本军人，开始时还有典型的东方人那种不情愿使用不加修饰的语言说出难以忍受的真实情况，最后，崩溃到承认他的国家的情况已经几乎不能再坏了。在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他泪水盈眶，快步冲出了房门。如果不把我的两个同伴包括在内，我拒绝将我单独释放，但是这必须请示东京。这个自愿的坐监证明有些益处：有个造访者强行通过守卫进来。这位中国人假装是对我即将释放欣喜若狂，想知道他对我和卡外（Kawai音译，可以是川井，河相或其他）的谈话结果和带回东京的报告是如何。【152】他毫无疑问是个日本军方的特务，得到了允许才进入的。我觉得我的处境十分荒谬，很希望卫兵能够严格坚持不许所有的人来访。

期间，我们听到一个一个连串的消息：一个神秘、可怕的爆炸似乎把广岛夷成了平地；苏联进入了满洲，天皇广播了要投降的声明（八月九、十、十一日）。八月十六日，奥杰契（Ojeki音译，可以是尾关，也可以是小关或其他）大佐和傅又来说就要释放我们，我们请求允许让一位或几位瑞士的和挪威的我们的恩人来看我们。照顾我们的天使丝格尼·丝克劳夫赛特（Signe Skrovseth）认为一定会得到允许，带来了四个小蛋糕，想连她在内的四个人在下午四点钟吃茶的时候每人有个蛋糕。但是取得的最大让步只是让我一个人到门口去和她说说话。我至少可以报告给另外两个人，说她不但是个真的人，而且和我们原来想象得一样美妙。那天，还允许另一个瑞士人来看了我们几分钟，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个来过。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突然被叫到了宪兵司令部。在早先的任何时候，这种事情都会使得我们心神不定，战战兢兢，但是出现了最近的事态，我们已经能够使自己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益的事件了。我们和卫兵乘汽车，走了很短的路程，领我们进入了司令官的会客室。司令官出来了，后面是他的僚属，都身穿整齐的军装。还有日本使馆的两个译员。他简短地说了说，对我们“受到的打搅”表示歉意，并且告诉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做了一个恰当的回答。他和其他的人和我们一一握手，这个仪式性的见面就结束了。消息传播得很快，说长期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几个美国人被带走了，【153】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大群人聚在那里。其中有一些我们的中国朋友。大门大开着，从此以后，那些顽固的看守卫兵就让人们自由出出进进了。

我们那三年八又三分之一个月（我们觉得是无穷无尽的）的奇怪的监禁算是到了头。我觉得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发生了无法设想的情况，日本军队要投降了，那么我可以担当和蒋介石谈和的中间人。霍顿（Houghton）博士和我是我们各自单位的行政领导，他的任务是维持我的健康去完成使命。博文（Bowen）是被扣留的第三个人质。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三十年来的日本征服中国的恶梦（即便对我们说也是）也结束了，但是留下了中国人的苦难和千万人被屠杀的痛苦记忆，以及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大量的人和财务的牺牲的记忆；这都是为了永远扑灭这个恶毒的军事野心。

从监禁中被释放，和过去的朋友和同事再相会，这是令人激动的经历。每一点细微末节都让人激动。在讨论获得自由后，我们都想做什么的时候，我曾经和那两位同伴说，我要痛痛快快泡个热水澡。我的确每天都浸在奢侈的肥皂泡里。北平的色彩以八月为最佳；自由自在地驱车驶过盛开莲花的湖塘和其他熟悉的景色，我像孩子那样地喜悦非常。在我那孤独的时刻，我曾经立誓，日后如果造访的人数太多，来访的时间过长，我再也不去抱怨了；在最初那些熙攘的日子里，我怪怪地反复提醒自己所立下的这个誓言。

在第二天我和中国教师委员会的成员见面，他们是燕京行政管理编制最后残留下来的一些人。【154】我立即请求他们把自己重组为“校长咨询委员会。”他们每一个人都遭受了日本人监禁的残酷恐怖，目的是要他们转而效忠；但是他们都保持了坚定的忠诚。一个人不能希望有在智慧上更加警觉、更忠诚的同事了。当我提议我们要在毫无器材、仍旧被据为日本军队医院的校园里马上开始着手些什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做出了计划。我们要招收约四百人的一年级学生，在双十节（中国的国庆日，十月十号）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自己也怕是难以办到；但是有个完成它的热烈决心，最后，我们办到了。

我们尽量安排了一个像往常那种有学术色彩的开学典礼。但是新确立的政府恰巧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定为日本正式投降，而达官显要们（包括那个主要演讲人）都必须参加。我们失望了，但是觉得给这件事添加了一项史学上的韵味：早上十点钟使得它成了“仨十”，那些演讲无疑至少也是同样地好。洪业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莲）教授曾经下定决心，说日本军队只要不撤出中国的土地，他就不做公开演讲。这次是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了光彩的演讲。那天的天气绝佳，演讲厅挤满了，聚集的人们激情欢欣我们在四年后的“重返、回归”，前四年是日本人欢呼“死了死了的燕京大学”的时期。

八月十七日我们被释放，不到两个星期，我乘坐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了重庆。【155】第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北平，他的长官很照顾我的愿望，帮助我安排这次旅行。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简单。我们都被带到昆明，要在一个美国军医院里面被“processed，处置处置，加加工”（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是这样用），那里还有几百个从太平洋所有地区来的其他美国人，在准备着运载回国。我抗议说，我只是要去重庆，所以不会把传染病和寄生虫带回美国。这不但没有获得豁免，反而使人觉得我是个怪诞的人。在从日本军队逃脱之后，我现在又落入美国人掌握之中，而且我的中国同伴傅泾波也必须加加工。尽管我被耽搁弄得很恼火，但是对所有和我们打交道的人的礼貌、谦逊、殷勤和办事的效率都印象极深。

我们在九月一号到了重庆。蒋主席在二号做了外交上的接待，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Hurley）大使站在主人的旁边。赫尔利大使最近坐他自己的飞机去了延安，陪共产党的首脑毛泽东来到重庆。当毛先生在人群里看到我的时候，他向我致意，并且说我过去的许多学生那时在延安。我笑着回答说，我很知道那个情况，也希望那些人的教育、培养、训练证明是值得称赞的。周恩来先生请我和傅午餐，午餐是一些热心的年轻学生在家里提供的。我一点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要和周先生不断地开会，周是参加马歇尔将军组织的和谈的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

到达后不久，气温的突变让我得了重感冒，咳嗽不停，那显然是称为“重庆咳”的一种常见的疾病。【156】它让使我在夜里惊醒，使我在回北平之前的三个星期里一直难受。那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在这个战时首都，有那么多的老朋友，有各式各样使人感兴趣的人物，都是我十分高兴在长期被隔离后见面的人。人们总是使我高兴，让我讲话，或者给我机会，让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在我现在回到的这个世界里，过去都发生了些什么。所有这些都是让人着迷的，在正常情况下，都是要受到热烈欢迎的。但是那个使人悲哀的咳嗽把我身体弄垮了，恰如那些欢快和激情把我的精神弄得激昂万分一样。

由于去成都度过了两天，这两种情况都更为加重了。一些极其忠于事业的中国教师在成都组织了流亡的燕京大学。大约有四百个学生住在租用的房子里。他们没有图书馆，缺少科学器材，缺少教科书，什么都缺乏，只有看到过从沿海各省来的流亡大学的人，或是看到过战争洗劫过的其他情况的人，才能够理解那种缺乏。男生住在一个古老、美妙如画的孔子庙（文庙）里；庙里老鼠成灾，住得没有办法再挤了。女生的主要抱怨是臭虫，找不出办法把它们消除干净。可是精神是高昂的。尽管我受到咳嗽的折磨，尽管我必须做那么多的演讲，尽管我疲倦万分，看到我所热爱的同事和他们的学生在衷心欢迎的时候，体验到这个反弹、振兴，体验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如何勇敢地坚持着，我觉得那差不多四年的监禁还是值得的。我回到重庆的时候，在一个坐落在美妙江边峭壁上的饭店里，数百个燕京毕业生安排了一个非凡的宴会。尽管由于不断有新的人到来而急忙增加桌椅，但是饭店的主事还是无法满足需要，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宴会转回去。

在一再延期之后，我终于得以乘飞机离去，【157】安排在山东的潍县停留一下。潍县是日本人当时拘留华北所有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地方。事先没有打招呼，我真是从云层之下、降到了这个集中营的。虽然日本投降已经过了几乎六个星期，这些倒霉的囚徒还被留在那里。在这些人之中，有燕京的同事和许多朋友和熟人，这又是一次让人高兴的重新聚会。在那里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使我能够将它们的处境和我们三个人的处境做个比较。物质方面，我们的状况无疑是好得多。在住处、食物和服务等方面，我们比较舒适。他们住得很挤，而且必须做所有自己的事情；同时被迫和各种各样的人紧密接触。我们能自我独处而不受干扰，有很多闲暇的时间，但那是死亡般的孤独和单调。他们不只是能够安排自己的伙食、洗衣、清洁卫生等，还能够安排社交、宗教、体育和教育的活动，这些活动使他们不寂寞，使他们觉得自己忙碌、有用。

当我最后回到了北平，大夫让我卧床，吩咐说至少在三天内，不能见任何人，不能做任何事情。这次，我完完全全地愿意遵守大夫的吩咐。

我被释放后，那个大学的纽约总部一直敦促我去那里做些咨询。海军也同意让我乘飞机回国。可是当我在上海来到管理这件事的官员面前时，我一定是看上去很凄惨、病态，因为他说我必须乘“医院船”回去。在他的热心关怀下，我被放到了一个配备着担架和一个护士的飞机上，上面的同伴都是海军的病员或伤员。我们在关岛停留了一天两夜，其间我和一个旅伴借到了一辆吉普车，周游了整个海岛。我对海军宏大的计划感到惊奇，对在那里优美的两座墓地印象深刻，【158】更多感兴趣的是对那些当地的土著进行照顾的迹象。过去曾经看到过日本人对我们的B29轰炸机的描述，带我们登上一架看看，让人着迷。游览最后，我们在那充满魅力的热带岛屿游了泳。我们在珍珠港停留了两天半。只要我请求，就允许我“上岸”，但是尽管我争辩，我总是被放在伤病军官的病房里，躺在担架里上下飞机，乘救护车来往医院。第二天恰巧是感恩节，在檀香山的燕京校友使得我心情激昂。用了一个中国式的午餐，晚上又是美国式的感恩节大餐，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第二天是城里我的朋友和他们的朋友所有人的招待会。如果由于吃得过多要遭到口腹惩罚的话，我会由于住在一个设备优等的海军医院里而感到高兴。

在我们降落在奥克兰（Oakland）机场时，按照同样的程序，把我送到了奥克诺尔（Oak Knoll）医院，交给了一个医生。我问他下一步要怎么处置我。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说是“没有疾病的病人”，可是要由海军航空运输队从上海送回美国，他面对这样一个平民百姓感到很困惑。但是他知道了我是要尽快赶到纽约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商量后，说，既然海军航空运输队已经照顾了我这么远的路程，他们愿意送我走完全程。所以就送我穿越大陆。晚上九点钟，在大风雨中但是毫无差错地降落在布鲁克林（Brooklyn）。由于我们在空中的时候像是在海上船上的颠簸，我以讥讽的幽默假想说，为什么我那平静的航行会以灾难结束。回想我第一次飞越大洋时，所接触的海军航空运输队的所有的人的忠诚好意，细微关心，那都是很令人愉快的。【159】实际上，我所接触的所有我国军人都真是这样；我在昆明的医院曾问一位护士，他们是否在这方面受过特殊的训练，或者得到过什么特殊的指令，她对我的问题显然大惑不解。在燕京大学纽约办事处，我激动地见到了老同时、董事会的成员和其他忠诚的朋友们，也读到了许多其他人的信件。我有了更多的证物，说明他们是多么挂念我和我那两位同伴在神秘地监禁中的命运，以及通过国务院为我们的释放所作的无懈的努力。

为了修复日本人所做的破坏，以及当前的开支，燕京大学当然急切需要钱。但是大家都同意我，认为利用我们的朋友自然地对我的同情，去恳求资助，那是极其不合时宜的。主要基于保健，也决定我不要做公开的公众演讲。因此安排了在全国做“振兴筹资旅行”，安排的比过去所做的要安详些，要愉快些。常常采取午餐会、晚餐会或招待会的形式，我作为贵宾，其他人和我自己都是一样，都免于为了呼吁钱财而招致不快。

我仍然感情所系的亲朋好友分布在我的家乡一带，但是我却没有时间去那里，真让人着急。我向南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华盛顿。我在那里和我弟弟瓦润（Warren）和我儿子过了圣诞节。每次我来到那里，我儿子都从他在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教区上来，做我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