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资中筠）有一则令中国人自豪的、流传很广的轶事：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美国总统卡特与邓小平谈话中照例提到中国人的出国自由问题，邓小平说，好啊，人我们有的是，你们要多少？一千万还是两千万？对方为之语塞。这个故事之流传，一是显示邓小平的机智；二是说明当时中国政府实行开放的决心；三是说明美国人对中国看法还是老眼光。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中国人除公务或特殊批准外的确不能自由出国。而要求人员自由流动是美国照例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压的一张牌。曾几何时，如今中国人每年涌向境外岂止以千万计？包括美国在内的输入国开始招架不住了。

　　当然，敦促别国实行出境自由不等于美国无条件向移民开放。美国本来是殖民地，是移民建国。但是先来者站住脚之后，就以“主人”自居，以后的移民政策由他们来定，二百多年来时紧时松。排外非自今日始。本人在《二十世纪的美国》一书中专有一章专门梳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当下移民问题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这一历史过程可能还有参考价值。

　　一、移民国家的先天优越性

　　英国人在北美的土地上首先站住了脚

　　美国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是由全世界各地移民组成的国家，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大殖民地，真正土生土长的北美洲人——印第安人——已经退到最边缘，在多元人种的美国社会中影响反而最小。（如众所周知，早先欧洲移民对印地安人进行了残酷的赶尽杀绝，这一段历史中外多有论著，此处不赘）这种移民不是无序的，有先来后到。最先来的是欧洲人。在一个多世纪欧洲各国人群向美洲移民的角逐中，英国人在北美的土地上首先站住了脚。这就决定了美国的主流人群在欧洲人中最主要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前期的有组织的移民从1607年120名英国人在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登陆算起，不过更加有历史意义的，为史家津津乐道的事件是1620年“五月花”号船的到达。

　　这一事件不仅是英国移民在普利茅斯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并且在上岸之前在船上通过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为日后美国的建国模式和政治文化打下基础。17世纪初正是英国继伊丽莎白女王之后开始大规模扩张之初，尽管远涉重洋到美洲去的人大都是逃避当时国内宗教迫害的新教徒，英国政府却援东印度公司之例，给这些人颁发“特许证”，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原本不属于英国的北美这块大陆变成了英国殖民地。事实上当时英国国内很乱，尚未取代荷兰称霸海上，作为国家行为不可能有余力顾及北美。但是这一顺水推舟之举却给日后美国的发展打上了英国烙印，对它的历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人既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也有对社会的义务感

　　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这片蛮荒之地的“新大陆”来的人出身和教育背景各异，移民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寻求宗教自由，有的是谋生，有的是躲债，有的是逃犯。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对原来的处境不满意而另谋出路，期望在这里闯一番事业，改变命运或实现理想。自由女神像底座所刻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最好地表达了这一事实。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先天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开拓性、探险性和创业精神。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人不会来；白手起家的生存条件又迫使人必须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创新，不能停步，不能滞留，停下来就等于坐以待毙，只能被无情淘汰。同时，在为生存的搏斗中，既体现了个人奋斗“适者生存”的规律，又需要群体的合作团结，从而造就了美国人既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同时也有对社会或团体的义务感（这后一点往往不为外人所注意）。

　　“这是自由的土地”是美国人维护自己权利的口头禅

　　2）追求自由。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是摆脱一切陈规的束缚，追求发展和创造的自由。起决定性的历史事实是，最早的移民来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不仅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了启蒙思想。而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可以完全跳过旧大陆的封建社会传统阻力，直接在这里实践欧洲先驱者们的理想。用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的话来说，“把两千年欧洲的历史压缩在一两个世纪之内”。通俗一点说，就是没有历史包袱。自由选择是美国人存在的理由，“这是自由的土地”成为每个人维护自己权利的口头禅。

　　如果说领导“五月花”号船上的移民的温特洛普和他发起的《公约》代表了加尔文教徒的精神的话，那么宾夕法尼亚州的创立者威廉·宾是另一种追求理想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宾本人是英国贵族，享有一切特权，在牛津大学上学，有现成的美好前途。但是他反对宗教歧视，主张信仰自由，而且同情底层人民，属于主张平等而且反战的贵格（Quaker）教派，因而不见容于当时的英国，曾两次入狱。在这种情况下，他自愿到新大陆来实践他的理想。英王为了乘机摆脱这个麻烦人物，就把新英格兰的一大片未开发土地“赐”给了他，他以自己的姓氏命名这一领地，这就是宾州的来源。宾在这片土地上既发展生产又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管理。拟定了一个“自由宪章”，规定立法者由选举产生、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陪审团制等原则。他创立的贵格教派没有成为美国宗教的主流，但是他的“自由宪章”意义重大，其思想核心对后来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有很大影响。

　　美国人的公民意识和个人自由相辅相成

　　3）公民意识较强。作为美国公民是自愿选择的，这点与多数其他国家不同。例如中国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别无选择，爱国与爱乡相一致。所谓“儿不嫌娘丑”之说，在美国人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嫌丑，完全可以不来，随时可以离去。他们所效忠的是一种制度和一种与宗教信仰差不多的价值观念。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十分明确。这一点与个人自由相辅相成，形成美国人特有的爱国精神和在多元文化之中的社会凝聚力。

　　4）以扩张起家，固定国土的观念薄弱。美国的疆土是随着移民一批一批的到来逐步扩张而形成的。有所谓“边疆无边界（frontier has no boundary）”之说。建国时只有13个州，一步一步向西开拓。其中约计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在已经从西班牙取得独立的墨西哥手中巧取豪夺强占来的。起初是美国人到这里移民，墨西哥出于经济需要予以鼓励和欢迎，后来却逐步鹊巢鸠占，新移民排挤本土人，然后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其中最大的得克萨斯州闹独立，最终还是通过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强行改变了美墨边界，成立了“新墨西哥州”。墨西哥割让给美国的土地（包括现在的加州）比现在本国的领土面积还要大，而现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人涌入这片土地谋生却成了“非法”移民。这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二、移民政策在鼓励和排斥中摇摆

　　美国早期的移民政策主要是鼓励移民

　　1776年美国独立之时北美13州的人口总共只有250万，建国100年之后（即1876年），总人口才达到5000万，大部分是由领土扩张而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二百年间外来移民超过5000万，分属一百多个族群。尽管美国移民政策几经周折，作种种限制，这一趋势方兴未艾。至20世纪末，移民的势头较之世纪初并不稍减。（数字略）

　　早在1790年国会就通过了第一部移民归化法，开始对此后的移民提出条件，规定新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条件是：住满一定的年限，符合道德标准，通过基本英语考试，证明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起码的了解。1802年修正后正式通过，规定在美住满5年可成为公民，然后宣誓入籍。这是第一部现代国家的移民法。

　　在那个时期美国十分缺少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因此主要是鼓励移民。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处于革命和动乱之中，美国领导人既害怕欧洲移民带来专制主义影响，又害怕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激进分子和爱尔兰反英失败的流亡分子来美国鼓吹革命思想，干扰美国的政治，因此入籍誓词中要求入籍者抛弃一切对母国效忠，只忠于美国。继《归化法》之后又通过《国籍法》、《外侨法》、《处置煽动叛乱法》等，对后来移民加以限制。受欢迎的或是有财产、或是有劳动技能、或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才。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的成分有所变化，而且地位不平等。处于最优越地位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同时期对其他族群有不同程度的歧视。对黑人的歧视不表现在移民上，相反，黑人是最无可辩驳的美国“先来者”人群的一部分（关于黑人问题此处不论）。    

　　19世纪后半期美国转为排斥移民后华人首当其冲

　　总的说来，在早期尽管对不同的族群有过限制和排斥，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主流还是鼓励移民。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时，美国正值工业化的高潮，急需各种劳动力和人才，在林肯总统大力推动下，1864年国会通过了《鼓励外来移民法》。那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各国的斗争都是敦促别国开放移民自由。例如英国害怕熟练工人和技术人才的流失，曾企图加以限制，美国在政府鼓励下由各企业出资在英国进行大规模的招募工作，也就是挖英国的墙角。又如大批有组织的华工到美国也是在那个时候。继1860年美国凭“利益均沾”原则分享的《北京条约》中规定不得禁阻华工到外洋工作之后，1868年被清政府聘为中国特使的蒲安臣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条款，使美国得以大批招收华工。

　　19世纪后半，美国第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后，从鼓励移民转为限制和排斥移民。华人首当其冲，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种族歧视的原因。1882年正式通过《排华法》；在此之后通过一系列限制移民法。最厉害的是1924年《约翰逊-里德（Johnson—Reed）法》，该法排斥移民，歧视一切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其背景主要是抵制一战后欧洲的混乱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这种情况至二战前后又开始反弹，其原因首先又是对专业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与接纳大批受法西斯迫害的移民——特别是犹太人——有关。

　　《排华法案》是美国于1882年5月6日签署的一项法案。该法案是针对大量华人因中国的内部动荡和有机会得到铁路建设工作而迁入美国西部所作出的反应。它是在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 

　　19、20世纪之交民众中左、右都有排斥新移民的情绪

　　对新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不仅在于政府的政策，在民众中左、右都有这种情绪。19、20世纪之交移民的成分有所改变，从原来的英国、爱尔兰、德国和北欧人变为大量的南欧、东欧和俄国人（其中不少是犹太人）。来自左边的“平民主义”运动（按：“populist”现在一律都译作“民粹主义”。我当时译作“平民主义”是考虑到在内涵上区别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中就有反犹倾向。一般老百姓把犹太人同高利贷和大银行家联系在一起。精英中的改良主义矛头针对大金融家，英国的著名犹太银行家罗斯柴尔德成为许多小说隐射的反面人物象征。工人阶级不欢迎新移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绪得到一部分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的说法是，大量移民只对资本家有利而损害本土的工人利益，指责新移民是罢工的破坏者，以自己猪狗般的生活标准降低美国的文明水平，等等。极右派则公开宣扬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并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仇视结合起来。20年代三K党的头目埃文斯(Hiram W. Evans) 在一篇文章中大肆攻击那些“思想上的杂种自由派”，抱怨所有北美的道德和宗教价值都被侵入这个国家的族群所破坏，并且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嘲弄，声称要从自由知识分子手中把权力夺回来，回到没有“过分知识化”的、没有“脱美化”的普通人手中（“de-Americanized”，这个词从那时就有，到麦卡锡主义时发展为“非美 un-American”）。

　　埃文斯(Hiram W. Evans，1881-1966)，1922年至1939年任3K党头目。3K党（Ku Klux Klan）是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和歧视有色族裔主义运动的民间排外团体，也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种族主义组织。

　　这种左右联合把反自由主义精英融入种族主义之中的现象并不鲜见。例如纳粹德国的疯狂迫害犹太人就有类似的群众基础。许多材料说明，当时德国一般平民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歧视甚至比官方走得更远。在美国当然远未达到那个程度，但足以促成排斥某种移民的舆论和政策。

　　排外的原因一贯是经济和种族两大因素

　　直到1965年约翰逊政府通过新移民法，才从立法上根本改变歧视政策，不过归化条件除与家庭团聚外更强调有特殊技能。约翰逊选择了自由女神像作为签署此法的场所，也象征着回归美国建国的理想。应该说，这一移民法是历来诸法中比较公平和开明的，对各种国籍的人一视同仁，因而使以后的移民来源起了很大变化，其中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拉美人和亚洲人。

　　到1980年代，保守思潮上升，排外之风又起。原因仍然是一贯的经济和种族两大因素。一向占主流地位的白人第一次产生了对文化多元化威胁主流的地位的担忧。于是自1986年起国会又提出新的移民法案，几经辩论修改，于1990年出台，其精神更加突出人才和财产，对这方面作了新规定，并且规定了世界各地区的不同限额，明显地偏向于欧洲白人而企图限制亚洲和南美人。以后又由于非法移民大量流入，1996年通过附加于《福利改良法》的“收入保障补充条款”（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在取消对非法移民的福利补贴的同时，也取消了部分合法移民的福利待遇。

　　同其他问题一样，在移民问题上，也存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倾向。克林顿总统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所以他一直企图对新的移民法中对合法移民限制过多的条款加以修改，终于于1997年8月又恢复了合法移民的某些福利，并对超过了批准逗留的年限的某些难民，特别是中美洲的难民网开一面，不予驱逐，等等。1997年9月，克林顿和美国归化局的公开声明都强调美国继续开放的精神。

　　美国移民政策上以优化人口素质为目的的精神贯穿始终

　　纵观二百多年漫长的历史中，美国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和移民法根据各个时期形势需要欢迎和拒斥交替，具体内容也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在限制入境一类中提到过的有：严重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低能者、不能自食其力者、重罪犯人、道德败坏者以及无父母陪伴的未成年人等等；放宽限制的对象则是技术工人、教育工作者、艺术家等等。高级精英人才当然更在鼓励之列。另外还有一定的投资额和在美国办企业雇用一定数额的职工等条件。这样，立法者赋予移民的意义就与当初大相径庭。早先的移民是在本国受苦受难到美国来找出路的，如自由女神像底座的诗句所表达的：“把那些疲惫的人……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交给我吧”。有的文章讽刺美国现政府的政策反其义而行之，改成：“把那些富有的、幸运的人们交给我吧”，是很说明问题的。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下层劳动者源源不断涌入。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条件，例如二战期间对日裔公民的强制措施；又如1952年在冷战高潮中通过的移民法吸收了《麦卡伦国家安全法》，把“参加过共产党”与恐怖主义组织以及其他犯罪前科并列。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申请美国签证填表时还遇到这一把是否参加过共产党与进过疯人院以及犯罪前科并列的条款。中国政府与美方交涉，美方承认其不妥，但是要修改这一条，程序很复杂，当时的妥协方案是中国人可以不填，或一律填“NO”。若干年后，这一条已从表上消失。

　　总之，除去特殊的政治原因外，美国从立国以来利用其特殊优越条件，在移民政策上以优化人口素质为目的的精神贯穿始终。

　　三、“美国化”“大熔炉”

　　移民的“美国化”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

　　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同化。这种同化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既是迫于生存的需要，也是自愿选择留在美国的结果。美国号称“大熔炉”，来源于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剧本的台词。那个时期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的新移民的高潮，大部分来自东欧、南欧和俄国，其中有大批犹太人。他们在文化、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上与以前的西北欧移民差异很大，其母国更加贫穷，来到美国后备受主流白人的歧视，融合的过程也比较艰巨。但是他们大多数都热切地希望变成“美国人”。《大熔炉》的剧本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作者是俄国犹太裔英语作家，故事情节很简单：主人公是一名俄国犹太作曲家，其理想是创作一部交响乐表达美国各种族和谐交融的意境，并且克服重重障碍同他的恋人，一位美丽的基督徒姑娘结婚。最后的场景是男女主角单独在曼哈顿的一所房子的屋顶花园，背靠自由女神像，激动地喊出“大熔炉！”和大段歌颂种族融合的台词。

　　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观看了这个戏的演出，在包厢中大喝其彩。后来作者就把这一剧本献给总统。这出戏和老罗斯福的反应集中象征了外来移民急于“熔化”为美国人的心情和美国权势集团对移民“美国化”的要求。老罗斯福说：一个人要么就是美国人，什么别的都不是，要么根本不是美国人。威尔逊总统有一次对新入籍的移民讲话中说：你们如果仍然以群体来考虑自己，那你们就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不是由群体组成的。凡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人就不是美国人。

　　新移民的“美国化”过程充满了磨擦和痛苦

　　一战结束后，1918年美国国庆日还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在第5大道进行了10个小时的游行集会，热切地表示“生于外国的美国人对他们新归属国的忠诚”。据说要求参加而未果者还有好几万人。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潮。总之，至少直到20世纪中期，“美国化”，不论是被化还是化别人，成为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的口号。但是事实上，对双方说来都不是像理想的那么容易，所以这一磨合的过程充满了磨擦和痛苦。主动权掌握在先来者的手中，需要和能够“化”则化之，否则就排斥之，所以移民法也来回变动。还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举的两个要求融合的“佳话”，基本上还是出自欧洲白种人（包括犹太人）。他们的“化”和“被化”比亚洲人要容易得多。美国的排外法针对亚洲人的成分最多，而反过来，1965年的新的宽松的移民法的出台，使大量亚洲移民进入，几十年中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化”成为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以后还要讲到。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注：本文首发腾讯思享会。

 

　　一、移民对美国带来的巨大好处

　　外来移民使得美国实际上省去了大笔培养费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无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的各个历史阶段，外来移民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大批人口是从青壮年开始的，美国实际上省去了大笔培养费，也就是说白捡现成的人才和劳力。在这点上美国的确是非常幸运。在“供应方”客观上存在着由于种种原因自愿离开本土流入美国的人群；在“需求方”有挑选的权力。结果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谓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以前的不说，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科学家已超过16万人。这一趋势一直有增无减，新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来越高，80年代流入美国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达150万。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工业的职工是国际化的（具体数字略）。人们预言，下一代的美国科技人员将主要由（新）移民组成。

　　除去看得见的高科技、高学历外，移民还给美国带来许多看不见的好处：他们不论是办大企业还是做小生意，都给美国增加大量税收，创造就业机会，给走下坡路的城市带来活力，纽约是明显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和早期的欧洲移民一样，既然到美国来谋生，绝大多数必然是最能吃苦耐劳，具备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也就是给整体的美国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犹太人已汇入美国社会精英的主流

　　仅举两个最突出的族群以见一斑：犹太人和亚洲人。

　　1）犹太人：早的不说，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二战之后，大批东欧和德国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先后逃避沙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排犹，以二战中规模最大。这批犹太人对美国是一大丰收，越到后来，文化层次越高。由于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根据70年代的统计，犹太裔占美国人口总数2.5%，但是占受大学教育的人口8%。特别是从苏联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文化程度最高，以至于移民问题成为美苏之间的一项争端。1990年代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其所依据的《杰克逊-瓦尼克法》原来就是针对苏联限制人才外流的，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犹太人。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为苏联限制人才外流辩护，其中提到美国一位高级人士承认，美国50%的数学问题是苏联移民解决的。

　　20世纪来美的犹太人多属中上层，有财产、有文化、有政治活动能力，因受迫害而团结，能量极大。到二战结束时已成为能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的重要力量。杜鲁门在关键时刻不顾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意见，决定支持以色列建国而得罪大批阿拉伯国家，究其原因，出于选票的考虑是明的一面，因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已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暗的一面还有希望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不再那样大量地流向美国。但是后一个目的收效不大，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不安，更由于在美国成功的机会显著优越，多数犹太移民的首选还是美国。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未阻止犹太人不断流向美国，相反，美国公民中犹太族群的压力却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犹太人已汇入社会精英的主流，对科技、学术、教育、企业和政治都起着远超过其绝对人数的作用。应该说，在过去曾经受歧视的族裔中，犹太人基本上已融入主流，甚至于已取得“先来者”的地位。 

　　亚裔族群在美国的地位近年来正在急剧上升

　　2）亚裔族群。20世纪下半叶的亚裔移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包括华人、韩国、日本和越南，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还不能与犹太人相比，但是近年来正在急剧上升，而且也是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充实了人才之不足。特别是1965年移民法之后，亚裔移民猛增。该移民法重点照顾两种人：家庭团聚和有美国所需要的技能。而大量进入美国的亚洲人多是第二种人。在1971-1980的移民中亚洲人占34%，高于欧洲人而低于美洲移民（41%），而1980-1984年间亚洲移民达48%，高于西半球（37%）。尽管多数亚洲国家本身教育落后，平均文化水平不高，但移居美国的人口却高于美国平均文化水平。例如80年代，美国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人口总数71%，大学和研究生为44%，而这一时期的亚洲移民的平均学历分别为87%和70%。而且，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赴美前多少对西方文化和美国的制度有所了解，并懂英语，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美国社会适应力强，过程短，比较能迅速上升到中上层，在奋斗上升的过程中也对美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分布

　　2010年，美国各州人口中亚裔族群所占比例图示。

 

　　华人对美国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主要在二战以后

　　3）单就华人而言，19世纪的华工移民对开发美国西部，特别是建造铁路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以后又备受歧视、排斥和压迫。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赢得美国公众的同情和尊敬；一方面，美国逐渐倾向于反法西斯阵线，华人在美的处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正式结盟，美国罗斯福政府在带头废除治外法权的同时也于1943年正式废除排华法，从此至少在法律上华人移民享受与其他族裔同样的权利。直到2010和2011年，参众两院才正式通过决议为排华道歉。

　　华人成分开始改变并对美国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主要在二战以后。华人精英流向美国大体上有几次浪潮：

　　一、二战结束后，大学生（毕业或肄业）到美国留学成风，美国几乎取代了欧洲和战前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点。不久，中国内战爆发，这批人就此滞留美国；随后，由于政治的或家庭等原因，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家庭去国，不论第一站落脚在哪里，其中大部分人最后辗转都到了美国，形成小小的高潮。美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则因“冷战”和战后建设的需要，放松且鼓励华人长期居留和入籍。

　　二、1965年约翰逊政府颁布新移民法之后，又出现华人移民高潮，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和香港，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学和研究生以上学历。这批人与第一、二批共同形成华人的中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美华人的形象。据美国官方统计数字，自战后到1980年大约有10万华裔高级知识分子定居美国。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又有大批大陆的留学生源源不断涌向美国。开始多以“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自许，但是结果回来的比例很小。19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很大希望，鼓励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以便在各个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改革与控制移民法》中列入了留学生必须返回原住地工作两年后方能再到美国申请居留的规定。但是这一规定还来不及认真实施，便因故暂缓。进入21世纪，这一潮流方兴未艾。

　　移民国家的特点对美国的发展总平均利远大于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分裂、动荡和种种其他原因造成了一批一批的精英人才流失，同时也是美国的人才丰收。美国对华人入境时紧时松，一是视本身建设的需要，挑选人才，二是政治原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象是，凡是中国政府对出国人员限制较紧时，美国就放松，甚至以此做文章；反之，中方放松时，美国就加紧限制。另外还有政府政策不能左右的原因：例如美国高等学府愿意录取的学生、某些科研单位或企业愿意雇用的人才，政府很难阻挡。一般说来，受过高等教育而想争取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生存能力、活动能力都比较强，总是有办法留下来。

　　华人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美国的智力资源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各级高科技人才的群体。华人的作用极为突出。总的说来，20世纪后半的华人学历日益提高，尽管他们在上层社会是后来者，对美国知识经济的贡献却正以加速度增长。他们多在科技、教育、学术界，从事研究和教学，其比例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如果说“科教兴国”，那么他们对美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兴”功不可没。

　　总之，移民国家的特点对美国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起了极大作用，不论有多少负面的问题，总平均利远大于弊，美国由此获得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的，谁都知道，近亲结婚会造成退化。美国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人口素质上不断优化。老龄化是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源源不断的移民可使美国部分地缓解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先天加后天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仿效。

　　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美国人”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

　　但是，福兮祸之所倚，当后来移民汹涌而来，有压倒原来的主流WASP之势，事情就起了变化。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美国人”与大多数其他国人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体现在宪法中的政治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陆续不断接纳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各种族的人而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广义的），有认同感，有凝聚力。因此，对“美国化”提出质疑，必然表现在向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和极右派在民族问题上殊途同归

　　19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高涨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种族问题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融入主流，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主流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族群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前者认为不应该“化”，后者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美国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并坚持以个人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而认为进一步强调族群区别将适得其反。

　　1970年代这一分歧暂时沉寂，到80年代后期又抬头，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涉及的主要是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80年代后期美国一批大学中兴起了反主流文化浪潮

　　80年代后期，在一批大学中兴起的反抗浪潮被美国评论界称为“文化革命”，矛头集中指向本科生必修的西方文化课，指责西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白色男性有产者”（有时还加上“异性恋者”）建立的文化，从本质上是反对并压迫黑人和其他非西方种族的。这派人要求在文化史的课程中以第三世界的文学历史和女权主义的作品来代替柏拉图、荷马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等传统的经典著作。此事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开头，迫使校方修改了课程，紧接着哥伦比亚、芝加哥、密歇根、威斯康星、伯克利加州等一大批大学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在这一冲击下，许多大学另开设了非洲学或关于其他第三世界种族的文化课程，进而设立了非洲学系、专业或研究中心。这一浪潮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要求立即增加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教师，当然吸收少数族裔学生更不在话下。这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也是对美国长期有形、无形的白人中心的逆反。这一思潮中最激进的是以黑人优越论和“非洲中心论”来代替白人优越论、西方中心论，以种种文明来源的“考证”为依据。

　　当然，美国是一个非标新立异不足以引起注意的社会，所以反主流的言论总要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过持此论者不仅是一般的激进青年，而是相当有地位的名牌大学教授，并有宏篇巨著。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反主流文化又与各种最时髦的新潮学说结合起来，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读者-反应论”等等。总的是否定一切西方文明的基础：民主政治、自由市场、规章制度、适当的程序，不承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一切都在于每个人主观的“解读”。这一思潮又被称作“新学”，或“后现代”。

　　第三世界移民不再把“美国化”视为当然

　　问题真正的焦点是在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就全国而言争论更主要是在史学界，从大学发展到中小学历史教学。20世纪末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是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用于中小学，以下称《标准》）的大辩论。1989年全国州长联席会议通过呼吁书，要求政府制定中小学教学统一的标准，经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主持，组织全国一流的专业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共同努力，并征求各对立学派的意见，到1994年国会两院正式通过《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文教学术界这样大规模的由官方组织的联合“攻关”，在美国尚属罕见。但是，尽管是妥协的产品，公布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都很尖锐，焦点还是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各占的地位问题。连国会也介入了争论。到1996年再出一个妥协的版本，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结束，也不会结束。加之国会干预学术，强迫历史学家制造“官方版本”的做法违反美国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引起广大知识分子愤慨。实际上《标准》只是示范，并不能强迫学校一定采用，而许多中小学教员更喜欢原版。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出现的这场空前的官民共同介入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多元种族社会已经影响到文化认同问题。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那种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情景已是明日黄花。如何维持“一个”美国，成为了问题。再者，与以前不同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各自的祖国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使得这些族群伸张自己的文化，维护群体利益的意识上升，不再把“美国化”视为当然。

　　这一趋势引起主流精英的忧心忡忡。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91年就出版了以“美国的分化——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为标题的著作，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在我国名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版于两年之后，说的是国际，直接忧虑实际是国内，反映了对白人主流地位的丧失的深刻担心。2007年又有一本“穿越”科幻小说，题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幻想美国当初在制宪会议上没有达成建立联邦的协议，始终是“邦联”，于是各邦（州）之间冲突和战争不断，最终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当前媒体又开始用美国“分化”一词，并不新鲜。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分化的担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九大文明

　　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划分的世界九大文明。

 

　　9.11以后，穆斯林成为歧视对象。矛盾的焦点还有墨西哥移民。在小布什任内，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筑墙也非自今日始。小布什任内已经有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被反对者讥为另一种“柏林墙”。关于已经进入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的问题，小布什提出“综合移民改革法案”就已经引起争论：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当年的争论已引起过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

　　凡是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种族矛盾就突显出来。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

　　三、今后何去何从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应对这个问题，主流美国白人中间，以及执政者中间长期存在分歧。特朗普只不过代表了某一派的主张。只是以最高执政者的身份，公然把信仰某种宗教的族群和几个国家的国民笼统定为排斥对象，并且以行政命令付诸行动而不计后果，无论对国内和国际，都越过了底线。即使紧接9.11之后，民众中开始有针对穆斯林的情绪时，小布什政府的官方表态中都强调大多数穆斯林是良民，绝非恐怖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还维持了一定的原则。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人物斯蒂夫·班农在为特朗普的禁穆令辩护时，一再用“犹太基督（Judeo-Christian）”一词，把以此为标志的“西方”与全体伊斯兰对立起来，提出“犹太基督的西方”与“圣战-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之说。“犹太基督”是美国基督教中极端保守的一派。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提法已经超越移民问题，等于是要导向宗教战争。当然，现在司法方面已经暂时制止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的实施。特朗普本人以及其政府高官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狂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到政策中，尚待观察。

　　单就“筑墙”而言，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作用，有人比之柏林墙只是嘲弄而已——一个是阻挡外人进来，说明还有这么多人想进来；一个是禁止自己人外逃，显然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更深层次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和宪法精神是否得以持续，现有的制衡机制是否失效，那就不仅是对待移民问题，还涉及一系列特朗普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社会分裂的问题，几股力量的斗争方兴未艾，可能不是短期内能见分晓的。这场大动荡的结局是产生再一次深刻的制度革新，为美国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还是使美国从此一蹶不振，果真是人们议论已久的美国衰落的开始，这是对全体美国人民的考验。不论结果如何，其影响不可能只限制在美国一国之内，这也是我等外人不得不关心的原因。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者。本文来源于作者微信公号“Zi-Zhongyun”。

　　注：本文首发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