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周有光先生的祝寿会，是令人兴奋的事，因为在世界上能活到108岁而笔耕不辍的学者就很罕见，这样的贺寿会自是世界少有，是我一生中的难得。

在高寿的人群中，老而有所为的并不乏人，英国肖伯纳93岁出书，美国毕加索90岁仍在作画；日本一个90岁的老婆婆出版一本诗集发行百万册，南开大学杨敬年教授93岁翻译《国富论》连印好几版。但是纵观当今世界，百岁之后连续推出多本著作的，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是周先生创造了新记录，所以周先生是世界的唯一。

周先生的一生成就了三个跨越。

一是跨越世纪的常青树。周先生从五四以来与时俱进，百年来一如既往朝气蓬勃，永远保持思想的活力，他提出的“从世界看中国”的命题，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在学界已是人所共识。

二是跨越多种学科。他从经济学、金融学跨入语言学、文化学、中国史，世界史，融汇文史哲经，荟萃百家智慧，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赢得“周百科”、“中国拚音之父”的称誉，可谓最具有通识的大学者；

三是跨越代沟。周先生105岁出版《朝闻道集》、106岁出版《拾贝集》、《文化学丛谈》，拥有很多年青的读者。《朝闻道集》在深圳获得“2010年度十大好书”奖，同年周先生还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0年魅力人物”。

以老年之作赢得年青人的心，不仅是周先生一人，何方的著作被《北京青年报》连载、资中筠先生在书展上受到年青人的热捧，还有李锐、李新等回忆录都在年青人中拥有大量粉丝。这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有思想魅力，以强烈现实的关怀精神感染人、吸引人；有思想的威力，以博古通今之识和自我反思，促人省醒，具有征服人心的力量。

跨越代沟，赢得共鸣，这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气象，可称之为周有光现象。在现代社会转型中为什么会出现周有光现象，通观历史可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人们呼唤当代的新启蒙，往往追溯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诚然这一轮启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中国的前进。打前锋的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年青人，传播的是西方先进思想。但从中国启蒙思想史上来考察，更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在这被古人喻为天崩地裂的时代，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最杰出的当数黄宗羲，梁启超多次表白近代维新变法的原动力是来自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散发这本书以启发国民，投身社会变革的潮流。

一本在出自300 年前的著作，只有2万多字的文章，何以引动一个时代，被现代改革家和革命家奉为经典?

其要义有三点:

一、提出“分治以群工”，成立“议事堂”，抑制君权独揽。

二、提出“复方镇”，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削弱中央集权。

三、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提高士大夫议政意识。将朝政的是非正误公布于学校，实施舆论监督。

这三点不也正是君主立宪的追求吗? 从这里可以断言，中国人的宪政梦始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其时的中国虽然有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却从没有政治思想的引进，也就是说，这是在没有西方思想影响下从本土生长的新思潮。 与他相应的是唐甄的《潜书》提出“抑尊”(抑制权力)，“势尊自蔽”( 权力自己蒙蔽自己)，这是类似西方绝对权力绝对腐蚀的重要论题。这两本著作比卢梭的《民约论》还要早出数十年。与西方反对神权，呼唤人性解放不同的是，中国的启蒙是对抗君权，针对君主专制的批判，这是中国启蒙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推出的惊世之作，不在他们的盛年，而是老年！因为对制度的反思需要有历史的考量，也要有亲身体察以深化认识。黄宗羲所以能有这样卓越的思想，是因为他经受了杀身之祸、破家之灾、亡国之痛。他当过“愤青”，流亡海上，搞过暗杀，到晚年归隐田园，痛定思痛，重新思考这哺育他成长也置他于死地的王朝，发出抨击君主专制的呼声。

要知道他的父亲黄尊素本是至死不悟的愚忠，身为东林党人訾议朝政，被朝廷下令处死，临终前还不忘赋诗叩谢君父。像这样竭尽忠诚的循理之士，不正是被他念念不忘的君父无情地诛杀吗? 天理何在? 皇帝的圣明又何在? 被这悲剧震醒的人们，终究要走出愚昧，发出悲愤的呐喊。黄尊素倒下去了，黄宗羲却拿起笔猛烈地抨击这吃人的专制制度，提出: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君主既然“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身以事君”! 正是这亲身体验，使他思想升华，从专制主义体系中叛逆而出，以笔为刃，杀出回马枪。

黄尊素、黄宗羲这对父子，从对君主的愚忠到抨击君主制度，两代人完成认识上的飞跃，需要阅历，经历是个人的记忆也是民族的记忆。正是无数个人的求索和沧桑，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兴亡，这是加深思考，认识国情的重要参照。所以《明夷待访录》只能出自晚年的大彻大悟，这也是中国启蒙著作多出自老年的原因。

美国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在81岁的高龄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在获奖仪式上她讲了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人心，这句话是: “我是一朵秋天里的雏菊，我相信，不是每一朵花都在春天里开放。”

周先生亦如先贤，是秋天的繁花，黄昏中灿烂的晚霞，光照后人，百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