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文化：您在新书中多次提到鲁迅，包括少年时还曾模仿过鲁迅的一些文章，他带给您的影响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包括您后来写了很多杂文，是否和鲁迅先生也有一定的关联？
 
       邵燕祥：鲁迅之于我，远远不仅是作为文学爱好者和习作者心仪的老师，而首先是生死攸关的长者。
接着刚才的话题，在上世纪五十、六十乃至七十年代，有些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不说在实体的专政机关受到诬陷冤枉而判刑，单是在“政治死刑“宣判之下，有些人经受不住非人的煎熬，自己结束了自己的肉体生命。我怎么竟能一次次闯过这一生死关？说起来，是我有幸在十四岁的1947年，就读到并铭记鲁迅的警句：“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多么决绝，又多么坚韧！那是在鲁迅已遭通缉，又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之后的留言。我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记得很牢，一字不差，这个人生态度，有力地支撑我顽强地活下来。
大约在1980年，我因听说有师友的第二代，年纪轻轻就自尽了，我遂写下《说自杀》一文，说我希望让所有开始走向生活的人，都能读到鲁迅那一段话，珍爱自己的生命，与一切逆境，与一切扼杀人的生命者决斗。
 
       搜狐文化：怎么认识鲁迅这个形象在近代历史中的意义，尤其在您青少年时期，他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邵燕祥：近代中国远承三千年古代中国，如果简单地一言以蔽之，整个社会基本上是由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在上和被统治者的奴隶主义在下从制度到文化地构成的。鲁迅“从旧的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这也就是“两间（天地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
中国积重难返的症结，是在整个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中相对落后一大步，或说缺失了关键的一环。为什么“日光之下无新事”？为什么旧剧不断重演，老调不断新弹？归根到底是悠长的历史年代里沿袭奉行了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暴力横行域内，支配社会的不是契约，而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这不但巩固了优势劣势的社会分层，又反过来妨碍了社会发展。虽有治乱相仍，而大格局迟滞不变。
鲁迅从不寄希望于古代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力主妥协、奔走调停的思想家们，而寄希望于务实解决民困的力行者（如大禹，如墨翟），以及赋有叛逆性的士人的特立独行（如魏晋文人）；对于作为统治者“治绩”的，下民的愚昧心态和散沙状态，其极致者如围观杀头，争吃人血馒头，或如阿Q式游民“土谷祠之梦”的向往与行动，鲁迅从青年时代就痛心疾首，弃医从文者以此，频频失望者亦以此，晚年曾引当时在野的革命集团为同道，却又敏感地预见到革命成功后的不祥之兆，“或将穿红坎肩以扫马路耳”。
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鲁迅的全部文字遗产是历史的镜子，照出了吃人筵席的悲惨和丑陋；鲁迅的个人历史则是所有知识分子的镜子，照出了我们的怯懦与不堪。
这里应该厘清一种说法。就是有人说鲁迅是由共产党推出来的人格神。其实鲁迅的最后十年间，自二十年代末就曾受到中共上海文化界一级组织和其中活跃分子的误解，其甚焉者则长期对鲁迅表示不屑乃至仇视。党内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兼高级领导干部如瞿秋白、张闻天、冯雪峰，似乎还有周恩来真正认识到鲁迅的真价值，有的如李立三则仅仅着眼于鲁迅的社会影响，认为可加以利用。
从1940年代起，毛泽东审时度势，高度评价鲁迅，助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随后又在关于文艺的讲话里，借批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之说，限制和拒绝鲁迅平生坚持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对鲁迅言论的筛选，至六十年代达到露骨的地步，鲁迅本已被肢解为前后期的判若两人，至此他的面目更被随心所欲地塑造得近似文革的吹鼓手了。这样做的时间颇长，流毒深广，但终于难掩鲁迅的真实形象。

摘自 2016-10-20 搜狐文化 《邵燕祥：我太老了 要把事情都写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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