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陶德坚回忆录风雨人生》

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使我匆匆告别幸福的童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外公带着一家老小到了香港，我的爸爸在中国航空学校 当书记（不是共产党的那种书记，而是秘书性质的文职工作），这是一所专为空军训练飞行员的学 校，蒋介石曾亲自任校长，原在杭州，七七事变后迁到昆明附近， 母亲带着永辉弟亦随之在云南。不久爸爸派人接祖母（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但父亲对她很孝顺），我和德逑两姐妹，还有碧荷和翠环（她是母亲的陪嫁丫头），她 们两人都已没有自己的家，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从香港经海防，再转入云南来到昆明，住在滇池旁边，烟雨迷蒙的滇池象仙女般美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的平静幸 福家庭团聚的好日子。

不记得什麽原因，妈妈又把我们还有永辉弟一起送回香港，记得这次我们乘上了从河内到香港的大海轮，我第一次坐这样的 大海轮所以特别兴奋，但不久就被风浪、呕吐弄得兴味索然了。妈妈把我们送到香港后又只身返回爸爸那里，我们不久又跟外公一家回到佛山市居住。我在佛山市上 了小学一年级，还不到半个学期战事又紧了，外公一家又搬去香港；五姨护送祖母、我们三姐弟、碧荷及翠环一行七人又开始长途跋涉，从广东经广西、贵州再进入 云南，到达中国航空学校所在地云南驿，历时一年多。

我们终於到了云南驿，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山村，这里有时还能听到老虎的啸声。父亲的学生 们时常打猎来改善生活，山鸡是经常有的，有时还打到大天鹅，还有一次吃到老虎肉啦。住了几个月，新学年开始了，我又再次从一年级读起，迎新会上，还要我读 答谢辞，那是个空军的子弟小学，要有军人的风度，父亲教我向后转，向孙中山像行礼，再向后转，向全校师生行礼。但是我学了好久总是学不会，急得大哭起来。 我可能是与小学无缘，开学不久，又因这里是飞行员训练中心，目标太大，要家属转移，我们又随妈妈搬到已不记得名字的乡村去住，这里也时常有空袭警报，母亲 用很厚的床板搭出一个可以容几个人躲藏的窝，上面铺上很厚的被子，一有空袭警报我们就都躲进去，很好玩。有一次空袭警 报我们照例躲了进去，不久就听见勤务 兵在外面喊：“扔炸弹了！扔炸弹了！”只听轰隆隆的声响，床板都跳动了起来，妈妈安慰我们说，这还是比较远的。又过了一阵子，勤务兵又在外头喊“又飞回来 了，俯冲了，他妈的，这次就象在附近。”随着轰隆隆的巨响，玻璃都震碎了，然而还好，妈妈摸摸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从此，妈妈不敢大意了，请人在那空旷的 土丘旁挖些仅可容一人的猫儿洞，警报一响我们就一人躲进一个洞内，在这外面可以自由的活动身子，比在床底下好多了。在此期间妈妈又生下永明弟。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逃难，取自1939年版申报中国分省新图

这 次虽然和上次一样，从广东到云南，但上次只能说是一次旅行，而这次则是真正的逃难！在云南那头的爸爸妈妈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托人情帮助我们找交通 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汇钱，但那时是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逃难，车、船票是多麽的困难，汇钱的渠道又不畅通，所以我们走走停停，有时好容易有了车，又因汇钱未 到而只好放弃。

这一路我们还是得到许多朋友感人的帮助…例如在广东省三水县碰上了梁医生，他把本来为他们全家租用的木船先让给我们了，他 对自己的家人说：“一个大姑娘带着老的老，小的小，该有多难呀！这次我们必须让。”在我的印象中五姨是个娴静而腼腆的姑娘，但她现在变得非常勇敢坚强，每 天都要出门去求人，弄车船票。那时白天一般都还有空袭警报，她把全家的细软分包在大大小小不同颜色的包袱，贵重物品再藏在各种隐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应负 责的包袱，那时碧荷已长得相当高大，她和翠环就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我的个子一直没长起来，但也分到一个小包袱；永辉弟还小，还要翠环背着，祖母则拉着 德逑的手。

那时天天都是吃完早饭就等着拉警报，警报一响全家人就一个跟一个的上路，五姨把我们训练得很有秩序。在柳州是在大片树林里，在 桂林是在七星岩里躲警报。记得五姨费了很大的劲，花了许多钱，我们终於坐上了云贵高原上的“黄牛车”*。这条公路九曲十八弯，十分惊险，时时有翻车的惨剧 发生，车上的人被颠得几乎没有不吐的。这时永辉弟正在生着病，组母说他海龙王吃水了（什么也不吃）。嘴唇乾得一块块白皮裂开，我和弟弟中间还隔着人，只有 乘汽车颠簸时伸手去摸他一下，我学着祖母的样子默念着“菩萨保佑！”经过难挨的日日夜夜，有一晚终於听见永辉用微弱的声音说：“肚饿”。祖母说：“多谢菩 萨！”我们也都喊了起来。

在这里也没有过多久，妈妈又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加上祖母、碧荷、翠环一行八人经成都到重庆，父亲调到航空协会当总务主任，蒋介石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原航空学校副校长陈庆云*调来当副会长，父亲实际上一直是陈庆云的私人秘书，所以跟着他转移。

因为钱接济不上，我们在成都滞留了多半年，这段时间仍然每天都躲警报，在成都平原上有大片的竹林，我和弟妹们就在竹林里玩，倒也快活。后来母亲卖掉所有能卖掉的衣物，租了一条木船，向重庆开去，途中又搁浅，母亲又把仅剩下的几双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卖掉，终於到了重庆。

我 们一家团聚在重庆，在江北的茶馆上租了一层楼，从早喧嚣到晚，但房租比较便宜，否则很难住下我们这样大的家庭，尤其是不久 ** ，二、三、五姨和外婆也 来到重庆，又过了些时候八姨随流亡 学生来到重庆，进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真是难得的大团聚。这时母亲和三姨到了国民党海外部，二姨到了国民党的秘书处，五 姨进了航空协会，都是父亲请陈庆云帮助介绍进去的，有了工作，生活才安定下来，外婆和我们一起住，二、三、五姨周末也回到江北来。颠沛流离了四年，这时我 已过了九岁，茶馆的楼上成了我的安乐窝。

[跋]命途多舛的我们这一代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人生旅途的坎坷，我们这一代人尤 甚。德坚早年的颠沛流离生活，许多中国人都经历过。好不容易熬过了八年抗战，谁知同室操戈又造成一场离乱，而随后人间的暴风骤雨，并不稍歇。德坚单纯的理 想主义，使她历经了更多的磨难，尤其是这并非我们一家的不幸，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给德坚的信中，在慨叹了一些友人的早逝后说：总因我们这一代人负 担太重待遇差而挨整也多。写到这里。那些坎坷一生，不幸早逝，甚至含冤负屈而死的好友的身影。一个个浮现在我的面前，我还能写什么呢，只希望命运之神不要 再让历史重演。(陶世龙)

中国航空学校

本文中所说的中国航空学校, 即中央航空学校，1929年7月1日在南京建立，8月迁杭州笕桥， 1937年5月陈庆云被任命为校长，9月奉命迁昆明。1938年4月蒋中正兼任校长，陈改任教育长。5月，陈的职务由周至柔接替，同时学校改名为空军军官 学校。成立航空学校是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空军，航校早期培养的飞行员,大多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编者据1995年6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及其他资料来源编写

黄牛（鱼）车

抗战时，后方交通困难，一些不允许搭载乘客的军车货车私自招揽乘客，客车的车主或司机也在售票定额之外加客，这类车辆严重超载，遇上检查还会被赶下来。车上人多，相互挤压如黄鱼乾，这种被额外加进的无票乘车者被谑称为黄鱼。黄牛则是把持车票的票贩子。

陈庆云(1897-1981)

广 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旋由孙中山、廖仲恺介绍至美国学习航空。1917年学成回粤，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侍从武官，协 助孙中山创 办空军，任航空队长。1924年任空军学校总教官、1928年为宣传航空救国，曾驾机环飞全国。1934年任军事委员会下设的航空委员会主任，后调到中央 航空学校先后任校长、教育长。1938年回到航空委员会任空军募款委员会主任委员，并随即赴美洲筹款，次年返国，旋赴苏联洽商以飞机援助中国抗战。 1940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1941年开始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副部长，不久升为部长，1949年辞去部长职务，移居美国。1981年12月 14日在美国纽约病逝。–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41卷1期材料编写

我 从小就因自己有个英俊的爸爸而自豪，记得我四姨曾和我妈妈开玩笑说：“我真想你把大哥(指我爸爸)借给我去拍一日拖”(广东人把恋爱称为拍拖，男女恋人手 挽着手像一艘轮船旁边挂着一条拖船)我爸爸很少讲话，但从他的眼神和微笑中，我感受到深深的父爱。每当爸爸下班回家，我总是抢着去给他拿拖鞋，这已成为我 的专职。左图爸爸与德坚

香港沦入日军手中不久爸爸受陈庆云之托，只身偷渡回港，把陈庆云在香港的银行保险箱中的家产取出带回重庆(陈庆云 原是一富有的华侨)。这次偷渡，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们一家人尤其是妈妈寝食难安，日夜为父亲的安全祈祷。父亲走後不几日，他的一个下属又卷款潜逃了，这 事父亲也有责任，妈妈的眼圈都黑了，眼珠深陷在眼眶里。

在这担惊受怕的日子过去近一个月，一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突然发现枕边放着一盒我日 夜梦想得到的颜色，盒盖上两只白兔还望着我笑呢。是梦吗？我使劲睁大眼睛，确实是一盒二十四色的颜色，打开来看，一个个小颜色块彩色斑斓，使我爱不释手。 妈妈说：你看是谁买给你的？我这才看到，是我日夜思念的爸爸终於平安地回来了。我为自己只顾那颜色连爸爸回来都没有注意到而羞愧，一下搂着爸爸的腿，我的 爸爸平安回来了，这才是最好的礼物呢。

妈妈的副业

一 天、妈妈下班回家，运来了十几个大簸箩。她说：我们要开个腐乳作坊。我的祖母非常能干，什麽都会做，在她的指导下，妈妈把买来的豆腐切成片，平放在簸箩 里，一层一层地码起来，上面再盖上布，为了保持温湿度的均匀，要经常小心地将这一层层的簸箩转换位置，这簸箩挺大，装上豆腐倒一次要费很大的力气，碧荷翠 环都跃跃欲试，但妈妈怕她们不小心，弄“醒”了豆腐(豆腐正在长着一层白白的绒毛)，总是自己默默地、脸涨得通红地倒垛。过了一些天，长长的白毛倒下去 了，祖母再帮着母亲把豆腐切成小方块，放进小瓦罐里，每层都撒些盐，最後再加酒、花椒和白糖，有的还加少许辣椒粉，然後将盖子封起来，放到一边等上近半个 月再打开盖子，一股诱人的广东腐乳的香味就跑出来了，我们作为头一批食客，用来进早粥，吃得喷喷香。妈妈将每一罐的盖子都打开来检查一下，然後将印好有明 记广东腐乳的红纸贴在瓦罐的周围和盖子上，再用网兜装成五罐一兜，就提着上班去了，原来她联系好办公楼附近的一家广东杂货店替她代售。我目送妈妈远去的身 影，下百多级石梯才到达江边，两兜腐乳象是两串红红的灯笼随着妈妈飘呀飘，消失在人流之中。要知道，过江後还要再爬上百多级石梯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亲爱 的妈妈呀！你白天上班，晚上又忙作坊，还要当这运输大队长，你为我们受了多少累，你那瘦小的身体是用钢骨撑起来的吧？！

广东腐乳很有些销路，记得妈妈又扩展业务卖笋豆排叉之类。後来因为空袭疏散，祖母、外婆和弟妹们搬到乡下金刚坡去住，妈妈又每星期天都提些香烟、糖果、草纸、肥皂之类杂货，让祖母开了一扇窗的小店，妈妈这个运输大队长连星期天也不得休息了。

挤平价米

我知道妈妈这样辛苦都是为了喂饱这十口之家的肚子，我总是想能为她分 担一点，想来想去，就想到要去挤平价米了。那时政府给每个市民都配有平价米，比市面粮价便宜许多，但是平价米并不是保证供应的，卖完就算，找谁去都没用。 因此那时挤平价米的都是些粗大汉子，一买就是几斗，所以很快就卖光了。碧荷翠环去挤过几次，连边都沾不上。

我那时个子没有长起来，九岁了 还像个只有五、六岁的孩子，我想，个子小可以从那些人腿旁钻过去，我把这个打算告诉碧荷，我们两人瞒着家人去探险。开始，这一招还真灵，不一会儿我就从下 面挤进中层了。但到这里後再也无隙可钻，反而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於是我大喊：“要挤死人啦”！这一喊还真灵，压力减少了许多，只听一个苍老的声音说：“真 造孽，那家的大人让娃娃来挤平价米？！”我说：“大人都上班去罗！没得米下锅了。”那苍老的声音又问：“买多少”，我灵机一动说：“只买五合”。好多人听 了都大笑起来，“五合米也来挤，把本子、袋子、钱都递过来，让她买了吧”。我如获至宝，这是我第一次取胜，虽然五合米才半升，还不足一家人一天的的定量， 但是，我想幸亏我没有贪心，如果我说买一斗，一是我怎麽把这袋子扛出去，再说现在是米少人多，那些正在挤的人一定不会同意让我轻易地买走很可能是卖给他的 那一斗。我抱着这五合米挤出人群，碧荷正在紧张地找寻着我，她接过我们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家。

以後我就和碧荷每天都去挤平价米，只要有，每天都买五合。有些常去挤平价米的叔叔伯伯都成了老熟人，看见我就叫“五合”，他们好像是认可了我，所以此後挤平价米比较容易些了。我们家人食量均小，每日五合基本解决问题。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但毕竟是所差无几了。

我已经十岁，学业荒废得太多了。在祖母带着一家人住到金刚坡后不久，妈 妈就让我跟她住到到了海外部宿舍。白天她在办公桌旁摆张小凳子，教我解鸡兔同笼等应用题，有时她也出题目让我做作文，她亲自给我修改，这两样功课在一年的 时间里基本掌握了。就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以侨生同等学力的身份考上了校址在玄坛庙的重庆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我从小学一年级学生一下子变成中学一年级学 生，我是多麽高兴呀！这学校是要住校的，我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了独立的学生生活。

谁知道，入学後困难接踵而至，我的知识面太窄，历史、 地理、自然、常识，小学整个的课程都没有学过，在班上闹了不少笑话。记得第一学期期末作文考试，这是我平时比较有把握的科目，但这次当老师把作文题写在黑 板上，仅有“除夕”两字，我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不知道什麽是除夕，想问老师又怕同学笑话，只好硬着头皮从字面上去解释：“夕是夕阳，除夕，大概就是 太阳下山了吧。”写了一篇文不对题的文章，得了个零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原来，我因为个子长得小，在全校童子军会操中排在最末一个，高班的大姐 姐们都喜欢我，经常用手来量我只有一掐长(四川话，大约五寸)的黑布童军裙，现在我千方百计地躲开她们，我怕伤父母的心，也不把心事告诉他们，只有晚上在 被窝里偷偷的哭泣，回家时向碧荷述说着我的心事。上课也越来越听不懂，成绩更是急骤下降，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紧张地进行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时，勤务兵李叔 叔告诉我碧荷得了脑膜炎，已经去世多天了，现在全家都已搬到南温泉。我最亲爱的朋友碧荷，你怎麽可以说走就走了？我们之间还有那麽多悄悄话没有讲，在考试 的课堂上我嚎啕大哭，接着发起了高烧，李叔叔把我接回南温泉。等我病好後，母亲告诉我学校因我成绩太差，已勒令我退学了。妈妈一点都没有责怪我，还安慰我 说：“下学期开学到这南温泉白鹤林的立人中学重新读一年级，相信你一定会学得好的。”

我们家住在这南温泉的虎啸泉旁山坡上，这是一幢很漂 亮的别墅–荫庐，是陈庆云部长的私人别墅(当时陈庆云调到海外部当部长，父亲也跟着来做专员，实际上还是他的私人秘书)，他让我们家住到二楼上，只给自 己留下一间房间，楼下是许伯伯一家还有管理这栋别墅的李叔叔及其眷属居住。楼後有个很大的石山花园，种了许多很香的花。这里空气很新鲜，我到立人中学读 书，每天都要穿着草鞋翻过一座山，来回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一年下来，我的身体强壮了，长得高了许多，头一次拿到了品学兼优的奖学金。

这时翠环已经嫁人，家中一切家务都由祖母操持，外婆有气喘病，时常含着豆蔻、八卦丹之类的药，我只要做完功课就帮她捶背，使她稍微舒服些。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由李叔叔送来，李叔叔对我可好了

告别重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抗战八年，我们终于胜利了。人们燃放鞭炮， 整日狂欢。但是当时都抢着还都，都想早日到南京开始新的生活，所以机票船票仍然像逃难时那样难买和高价，爸爸妈妈又开始发愁了，日夜都在筹划着。爸爸找到 正在开运输机的原来航空学校的学生朱松金，想请他每次飞南京时带一个小孩，他爽快地答应了。

一天我放学回家，母亲托人来接我到重庆机场， 衣物已由祖母替我收拾好，我就告别家人跟接我的叔叔匆匆到了机场，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朱叔叔带我走进一架大飞机的驾驶舱内，找了一个地方叫我只 许坐在那里，不许走动，更不许到后面的机舱里去。我答应了。等了好久飞机才起飞，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什麽都新鲜，尤其是飞机开动后那些红、黄、绿灯闪个 不停，而朱叔叔这些飞行员倒悠闲自得，有的还在喝咖啡，我原来还以为飞行员会随着那些灯的闪动而不断的操作呢。这种新鲜感不久就被一种窘迫感所代替了，朱 叔叔说只许坐在这里，哪儿都不能去，但我太需要去厕所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通向后舱的门半开着，那里也有不少人，大人小孩都有。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看见了 厕所，於是蹑手蹑脚地溜了出去，解决了我的大问题，我再偷偷地溜回来，还是被朱叔叔看见了。他不高兴，但也没说什麽。傍晚时分到达南京机场，爸爸来接着， 朱叔叔把我交给爸爸，也没有提我不听话的事。

第三天傍晚，我随爸爸去接德逑，因为原来相约好今天要带德逑来的。到了机场发觉气氛不对，朱 叔叔的太太带着小儿子哭成泪人似的。原来朱叔叔因我不听话，怕上级查出私带旅客会丢掉饭碗，所以当他看见我偷上厕所时就已决定不再替我的爸爸带孩子了，这 次他按计划飞行就没有通知我妈妈送德逑去，他们的飞机刚起飞就闯上重庆的大山，朱松金叔叔死了，现在他的太太正等着他的骸骨。朱叔叔，多豪爽的好叔叔啊！ 我那天真是不该不听话，让你不高兴的。但是，我和爸爸在为朱叔叔悲痛之余，都想到了，还是由於我淘气才救了德逑一命啦！

聚首南京

经过这次朱叔叔的事，爸爸再也不敢托人了，等到暑假弟妹们完成学业后，和祖母四人买飞机票到达南京，住进海外部宿舍–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的三多里。 二、三、五、八姨也都已回到南京。五姨在重庆时已和五姨丈结婚，生有一子叫重华，现已一岁多，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房子住，正巧我父亲得到海外部分给他的两室 一厅的一套房子，在广州路专为公教人员盖的公教新村里，我们就和五姨两家挤着住，五姨新婚，住了一间卧室，祖母和德逑妹，永明弟住另外一间卧室，爸妈的大 床就放在厅里，还有一张两层架子床，永辉弟睡下铺，我睡上铺。那时请了一个佣人叫佩姐，她也有一张床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后来五姨丈的母亲(我们叫太亲 婆)带着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侄儿阿刚也由香港来南京团聚，他们就挤在我祖母的房间里。不久五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名重光。

左图，德坚与弟妹们在南京的家门前

妈妈则因外婆气喘病又加剧，只好买了两张木船票，在路上经历许多困苦，历时个多月才最后到达南京。外婆身体更差了，白天晚上都只有坐靠在那里不断的喘着气，以前我给她捶捶背就会舒服些，现在也不见什麽效果了。妈妈、二姨、三姨轮流守候在她的身边。

在我们还没有搬到公教新村时，我的外婆终因病重不治，在三多里去世了，记得那天我一人靠着墙角哭了许久，但是我想，还是这样安祥地去了好；确实，在 灵堂上我看到外婆安祥地躺在那里，脸上的浮肿已消去，经过化装还十分端庄美丽呢。在我们搬到公教新村后，母亲就和二姨、三姨扶灵乘木船回到广州，外婆安葬 在蔡氏山坟。

在这个暑假里，我进了三多里附 近的中华女中暑期补习班，因为我在立人中学没有修完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中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我很喜欢教会那种乐於助人的品质，所以虽然进的是补习班， 但我已和学校的嬷嬷混得很熟，我们搬家了，但是我还是要舍近而求远，在这个学校升了初中三年级。德逑永辉也愿意跟我读这个学校，这时德逑读初一，永辉弟在 附小。我们每天来回要多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妈妈给钱在附近餐馆吃碗肉丝面或阳春面。我们总是三个人拉着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