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几十年后，贫下中农孩子变成敌人，怎么解释?

我对周有光先生对敬仰已久，但至今没有机会晤面。今天前来，纯粹是表达一份向他学习的诚意。我们都属于“江南读书人”——周有光先生是江苏常州人，我是无 锡人。“江南读书人”不是专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有些“江南读书人”关心政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江南读书人”的名言。

很多关心过政治的“江南读书人”都倒霉了。譬如，周先生的常州同乡瞿秋白、咱们无锡的秦邦宪、上海南汇的张闻天，都以失败告终。

我总觉得，读书人追求的是道德标准，学者做学问追求的是真理，政治家必须追求功利——政治家担负着国家的兴亡、百姓的幸福，不能失败，只能成不能败。政治家太学术了，太道德了，也不容易成功。

看政治家的道德，不是看他采取什么手段，而是看其所为，最终对国家有没有好处，对人民有没有好处，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幸福。

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都是好的，但毕竟还有很多好的东西维系着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维系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1949年以后，批判了三个字——批判了 “封”，把古代的作为“封”批掉了;批判了“资”，把西方文明当作“资”批掉;批判了“修”，所谓“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封”、“资”、“修”一 “批”，就“批”掉了太多人类文明。我们很真心诚意地批判，当时认为“破”字当头，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好的图画”，没想到画出来是十年文革、道德滑坡等等这一切。所以呢，就要重新翻过来。翻过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对，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当时也算在中国经济崩溃的边缘力挽狂澜。

现在82岁了，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中国民族命运多次大的转变：一次1945年;一次1949年，想着没有剥削、压迫，只有平等，当时共 产党向中国人民是有承诺的，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新华社、报纸都发表了;没想到，后来会有“十年文革”;于是改革开放，这之后，贫富差别严重了，各种问题 激发。

所谓“意识形态的偏激”，基本逻辑是“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你说什么我就要反对什么”。譬如，提过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在斗争。照此定义，贪官的父母是谁?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交给你几十年，就变成“敌人”，这怎么解释?!

（据周有光110岁生日座谈会嘉宾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