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新药都能说得清楚是谁发明的，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药就很难说清楚是谁发明的了？上世纪60年代前发明的新药如新凡那明的发明人是德国科学家Erich，发明磺胺药的是德国Dormack，青霉素是 英国Fleming和澳大利亚的Florey，链霉素是美国Waksman，DDT是瑞士Müller，消毒药是法国的Pasteur，乙醚麻醉是美国的Morton，麻黄素是中国陈克恢，等等。60多年来，全世界发明的新药不少，而且有些药物还开启了疾病治疗史上的新篇章，譬如抗精神障碍药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从最早的氯丙嗪发展到奋乃静、氟西汀，一直到今天普遍使用的安定，但我们无法确切说出它们是由谁发明的。即使记载药物研究历史的书籍，也常写着多个研究者在一个药物不同研究阶段的工作，而没有哪个人可以代表这药物的发明。与此类似，抗高血压药、各种新类型的抗高血脂药、降糖药、抗菌素、抗毒药等等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它们总归是由人发明的，但很难在科学史上找到确切的答案，告诉我们这些药物的某个发明者。

下面再来回顾从1901年第一次评审三大科学诺贝尔奖以来115年间生理或医学诺贝尔奖中的新药，为了做这个统计我真是花了一些苦功夫。从1901年到2015年的115年间，诺贝尔奖总共有11项颁给了新药的发明。1927年，奥地利科学Jauregg因发明抗疟药奎宁获得诺奖，这也是第一次因为药物发明而被授予的诺奖。在此之前，有关疟疾的研究已经两次摘得诺奖，一次是因为发现疟原虫，另一次是因为发现疟原虫致病的作用机理。在新药发明获得的诺奖中，1966年之前的有7项，占了一大半。22年后，1988年获奖的是美国科学家Black因成功发明β-受体拮抗剂美托洛尔和H2受体拮抗剂西咪替丁 ，同时获奖的是美国的Hitchings，但以上几位发明新药的整个工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已经完成了，1988年授的奖。又过了27年，2015 年，诺贝尔领奖台上才出现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此至高荣誉。与屠呦呦一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还有美国科学家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他们两位发现的阿维菌素可以防治两种丝虫病，但这种药并非人类用药，而是通过杀灭环境中丝虫的方式达到防治目的，属农药。因此，青蒿素就成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完成的半个世纪内唯一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用新药。

接下来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半个世纪以来，科技在发展、新药发明也在增加，可是为什么新药获得的诺贝尔奖却越来越少？原因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1962年公布了《药品法修正案》，规范了新药审批要求，规定新药必须做到有效、安全、可控。新药要达到这一标准很不简单，它对药物研发的化学和工艺、药理和毒理、临床和上市后的监督等都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具体要求。屠呦呦的工作，是在北京周围青蒿植物中找到了有效抗疟单体，命名为青蒿素。而在屠呦呦发现青蒿素之后，其他如化学和制备工艺、药理毒理、临床试验等相关的一系列工作，并不是屠呦呦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完成有关新药研发的全套工作，都需要大协作。屠呦呦仅发现有抗疟作用的单体青蒿素，这是药物研发的启动，是起始性工作，没有她这项工作，后来有关青蒿素的所有工作，包括青蒿素衍生物的研发等工作就不可能开展。同样，如果没有后来各专业的协作，青蒿素就只是一个化合物，而不是新药。看过有关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大量材料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屠呦呦是很幸运的。屠呦呦的幸运来自多个方面，第一是中医古籍的启示，1700多年以来，凡是中医古籍中有关抗疟疾的，基本没有丢掉过青蒿，说明它是有效的，安全的；第二是“523”任务得到从毛主席、周总理，直至每个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的支持，当时正处于“文革”之中，很多科研人员都被打倒了，全国科研形势可谓“百花凋零”、唯独523任务“一枝独秀”；第三是“523任务组”强有力的领导和多学科高水平专家的支撑；第四，屠呦呦所在单位中医研究院当时拥有的地位，他们的领导者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因此将中药筛选工作交给了中医研究院，而不是把针灸、化学合成等工作给他们，否则难度会大很多，智慧和谋略还体现在任务分工、青蒿素命名、贡献者排序、奖项和新药申报直至近年中医研究院单独推荐屠呦呦申报“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一举成功等多个方面；其中，当然还离不开屠呦呦本人的细致和执着，以及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正好符合诺贝尔奖的评审标准。以上种种，都说明屠呦呦的幸运。 此时此刻，“万千宠爱在一身”，我相信屠呦呦一定会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青蒿素获奖后，中国对诺贝尔三大科学奖的情结破题了。接着，它却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诺贝尔奖始评于1901年，当时是小科学时代，那么，小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规律和评审规则，是否能够适应今天大科学时代的科研现实？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一起思考，更应请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考虑。我们还看到，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项目越来越深、越来越专、越来越细，固然诺贝尔奖只奖励原创工作，但这些工作对人类健康或社会进步带来了哪些好处，有时并不清楚。

暂且不论诺贝尔奖本身的问题，更应该思考的重点是我们国家的科技组织工作究竟从青蒿素获奖中应该得到哪些启示？首先，青蒿素的成功是特例还是常态？青蒿素的大协作工作方式，究竟是可复制的还是不可复制的，抑或仅是有时偶尔可以复制的？另外，青蒿素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已经解除？一般来说，一个好的国家，建国50年内总会有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我们没有，于是盼啊盼，而且总盼总没有，以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盼出了“诺贝尔奖情结”。今天，我们终于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零的突破”，但这仅是像葡萄牙、西班牙和巴基斯坦那样“昙花一现”呢？还是意味着中国科学将“渐入佳境”，进而能成为“诺奖大国”，像日本那样？

如果我们不希望今年的获奖是“昙花一现”，那就要深思中国的科研政策到底要如何改革才能既符合国情又能融入世界规则？回答好这个问题是何其之难啊！要想成“诺奖大国”，国家就要有科研创新的良好土壤、环境和氛围，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创新人才。这首先就应该是“以教育为本”，教育先要上去，而我国的教育改革却迷失了方向，我们总在说不要走老路、邪路，我们主观上总想走正路，但实际上时不时都在走弯路。教育改革30多年，主要的措施是：教育产业化、应试教育、大学扩招、高校合并、学校升级。回过头来看，这五项大措施没有一项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教育的目的从古至今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教书育人，要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现代教育思想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应该按照人的自然生理、心理、心智发育成长的过程，给予他相应的教育支撑。人生下来对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学前阶段要鼓励孩子的探究欲和好奇心；小学阶段，他的社会生活范围扩大了，就应该培养他们的爱心和公德；中学阶段，应该培养他们的理性和诚信；到了大学的时候，最应该注重培养智慧和人格。我们过去常引用弗朗西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他完整的表达是说知识能够引起思维、产生智慧、进行实践、付诸行动，产生力量。也就是说，从知识到力量之间有很多传递和放大的环节。如果只说知识就是力量，那就会没完没了地灌输知识。应该承认，从教育管理者到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没有一个人不想把教育搞好，大家都是好人，没有坏人。可是这些好人们因为价值观不同、行为取向不同、社会影响不同，最终造成了现实教育的悲困。

深刻的悲剧，往往就发生在好人之间，大家都想把事情搞好，但最终却搞坏了。我们现在很多领域仍面临这样的悲剧困境，那么科研政策的改革将如何走出这悲剧怪圈呢？ 

屠呦呦捧回了诺贝尔奖的奖杯，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百年梦想，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和“钱学森之问”是否就此能得到“解扣”、“破茧”、“突围”、“喷发”了呢？谁都不认为会这样。原因是我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科学方法上都有很多不利于科技创新的人为因素。

思想上：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儒学是官方的显学。儒家思想对维持封建秩序、保持中国社会几千年的“超稳定结构”是很有用的，它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尊奉，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它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自然界没有变化，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不必变化。既然不必去探讨新的认识，因此就主张“安土重迁”、“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父母在，不远游”、“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孔子本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但他不懂经济、不懂军事、不懂农业、不会劳动、轻视妇女、缺乏探险精神，不敢冒险，因此，孔子的思想有利于治国，但不利于强国。当西方文化崛起，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堪一击，中国也就一步一步地落后挨打。

到近代，学术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问题，但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革命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很大的区别，这几种文化的纠结至今仍困扰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这在我《中国当前的文化纠结》一文中已作讨论，此处不另。

政治上：解放后中国在政治上一直秉承着革命文化传统。前三十年政治文化统帅了一切，知识分子的行为都跟着政治的风向标走，唯政治的导向“马首是瞻”，逐渐失去了坚持自我的社会条件，甚至失去了自己选择研究目标的机会。后三十年又是以市场文化为导向，一切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追求真理、不计功利的品格。

自古以来，政治和学术就是有矛盾的。政治越宽松，学术越繁荣；政治越禁锢，学术越窒息。政治如果很强势，学术就枯萎。一旦学者唯政治家之命是从，就成了政治的奴婢、犬儒。资中筠先生近年来曾说，解放后，前三十年，不断运动，知识分子“被威武所屈”；后三十年，很多知识精英生活好过了，不关心国家大事了，“被富贵所淫”；而年轻知识分子还苦于为房子、为孩子等生存需要而奔波，“被贫贱所移”。话虽很尖锐，但忠言逆耳，不得不深思。

方法上：爱因斯坦曾从方法论角度分析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指出中国缺乏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曾是百家之一，是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他们的经典例句是“白马非马”等，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逐渐衰落。解放后我国把形式逻辑视为形而上学的学问，坚持要跟苏联学习辩证逻辑，结果辩证逻辑没有学会，形式逻辑倒被抛弃了。实证方法是西方现代科技迅速发 展的重要的方法论，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必须能被证实，而且要进行证伪。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中国习惯于整体地观察，笼统地思辨。在这种观察方法和 思辨方法方面，中国古代先贤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中医没有解剖学，但能分析出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和它们的大致功能和相互关系，当然更精细的分析是做不到 的。

除自然科学自身的方法学外，还有科学管理的方法学问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提出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至今没有真正学到，因为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管理上最大的区别在于到底应该由谁管理，由外派来的外行干部来管理，还是应该由各行各业中德高望重的专家按各行业的自身规律进行管理？只要这一根本区别不改变，我们就不可能学到西方国家管理经验的精髓和实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都会走样、变味。如前10年北京大学换了四任校长，没有可能这样的短期校长能管好北京大学。

现在，说实在的，我并不指望能够全面实行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科技和教育管理制度，我只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党中央领导人已经长期公开宣布了的政策。如毛泽东经常强调的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1956年毛泽东就说了的、一直到十八大报告中还写上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就对社会科学 界明确了的：“（政治）宣传有纪律，（学术）探讨无禁区”；如《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各种自由；如党中央历来号召的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 时俱进”；如习近平2013年讲的“要听得进尖锐的批评意见”；如习近平在国内外不止十次地强调过的“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等等。做到了这些，已经是很 大的进步了，至少能够让人民说真话、求真理，能够允许坚持独立的（人格）精神，自由的（学术）思想。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认识到了，也 说到了，但做不到。如果这些已经认识到了的、说到了的还做不到，建立不起能让人的思想解放、能改善科技创新所必要的土壤和气候，那还谈什么学术繁荣、科技 进步？如果我们现在的文化、宣传、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不改变，那么李约瑟难题、诺贝尔奖情结、钱学森之问也就继续是“难题”、是“情结”、是“问”了，那它们也就只能继续是“无解”的了！

五柳村2015年12月29日晚收到。本文是秦伯益院士2015年12月26日上午在北大饶毅教授主持的《诺贝尔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论坛时的发言。经饶毅主编的《知识分子》网站《知乎专栏》编辑将发言整理成文并经秦院士审阅后，已于当晚在《知乎网》发出，随即有很多网站转载。现据作者本人发来的文字稿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