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当我读到几段“类大跃进时代”的文字时, 我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到生产中去, 不知道我们的无知, 到了田间地头, 你才会知道农民创造的效益远远大于科学家。老百姓种田, 比我们种的试验田要好得多”。

“……（农民）每家就是一块试验田，100户农民就有100块试验田”。

“把…农民的家家户户每个大棚跑一遍，就能写一本《蔬菜栽培学》”。

【以上文字摘自董峻:《大地之犁》一书 p. 172-173】

我真的宁愿相信这位副校长是为了批评某些不重视生产实践和农民经验的老师们时，不经意信口发出的极端话语。但这毕竟是白纸黑字上写着的令人耳鸣目眩的文字，我一时没法不感到发懵。

它之所以令我发懵，不为别的，只为它重复了过去年代宣扬过千百万遍的阶级斗争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放下臭架子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兵学习！”。

说实话，倘若按照那位副校长兼教授建议编写的，完全是照抄、照搬农民经验的什么 “学” 之类的教科书的话。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1950年代初某个老师讲课时的情景：差不多满整堂课都充塞着 “种小白菜苗, 行距四寸，株距三寸……” 之类的话语。

虽然当年把那类课程也冠之以 “学” 的名称在课堂上宣讲，但实际上通篇只是对“技艺”的描述, 很难称得上具有科学意义上的什么 “学”。

可那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啊! 那时咱们的农业科学和教学水平就是那样嘛！那时国内相关学报刊登过几篇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像样的学术论文呢？而当年的所谓教科书或专著也不过是 “调查”、“搜集”、“整理”、“总结”（指品种资源、群众生产经验之类）的内容，而且多是纯描述性质的，谈不上什么 “创新性” 和 “理论性”。

然而更可悲和可气的是，那时的教育掌权者——这里不得不以北京农大 “第一把手” 乐天宇为代表——居然信口开河地说：“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是唯心论”。

到了大跃进的六十年代，北京农大的陈某校长“独创性”地提出了“做、听、读、议、总、写” 六字方针。“听” 者 “师生一起听老农讲课” 之谓也。其实质就是要求师生必须拜老农为师，以老农所说所云都当作“标准教材”。

也是那个大跃进年代！那时 “赫赫有名”的“无产阶级理论家” 康生同志的 “农业院校无用论”（1958）更是语出惊人。他向最高领袖大献谗言：“农业科学没有东西，真正的农业科学在中国农民手里，没有办农业大学的必要”。他极力否定科学，否定教授，否定教育，否定大学，其愚昧和野蛮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那时的广大教师只能把不满埋在心中，任其咒骂。而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付校长兼党委书记则被扣上“反康生”大帽子，再加上一些其它罪名而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整个大学差点被解散，后来一度举校被迫迁往陕北的甘泉县清泉沟的废弃（因克山病）劳改场，全体教师和家属们受尽了折磨，有人还死于非难。那真是旷世奇闻和大难啊！

可是六十多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居然又听到上面那种 “隔世语言”，且出自于一位大学领导者之口，尚有名记者给力捧场宣扬，扩大影响，悲乎哉！

【实践的多样性和层次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似曾经否定了文革中的一些荒唐。但这句话却不宜笼统地、不加分析地使用。因为首先必须弄清“实践”的多元性实质：须知，实践本身是分门别类的, 也必有不同层次。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就得变革梨子, 亲口吃一吃”。他这里的“吃”的实践只是个人的舌尖的简单和直感的实践。不同的舌尖品尝梨子之后，可能会有做出现不同的感觉和做出各种反映，难知应以何为准。

自然科学的宗旨是客观地研究事物的性质、演变规律及其成因（机理）, 为此必须排除各种主观因素和外界干扰因子。相比之下，人文学科就会困难多多。因为人文学科涉及各个阶级、群体、党派和个人的利益，以及各种爱好和习性等，故很难做出精准的统计分析。这也是为何人文学者间很容易分裂成 “学派”, 且会因见解和结论无法取得统一而长期相持不下，甚至流传百世。

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可以通过客观的手段和方法进行重复检验。在不同论点的博弈之间，自然科学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去辨识、证实和证伪，因此自然科学学者之间很难形“学派”，即便出现所谓“学派”（实为不同论点）, 也难以持久。

我国建国初期受苏联影响，当年闹腾得最厉害的所谓 “米丘林遗传学派”和 “摩尔根遗传学派”，其实纯粹就是权力强行捏造的“政治衍生物”。可笑的是，斯大林和李森科为了树立自创的“米丘林遗传学派”而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所谓“摩尔根学派”。孟德尔和摩尔根是近现代遗传学的先行者，但不存在与他们对立的什么学派（只能说，某些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总会存在的）。

自然科学研究不但可以借助于先进、精密的仪器做出客观的评断，而且可以设计精巧的析因实验 (Factorial experimentation) 以分辨不同因子的效应, 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对所获实验数据加以测验, 把实验误差降低到最低限度。自然科学强调的 “可信度” 就是指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这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几乎是做不到的。

农民作为生产实践者，往往有多年甚至世代流传的实践经验。作为科学家的我们，自然不应忽视。但群众对于事物的判断基本上是依据 “直接观察”（人体感官的判断和简单的计量）。“直观” 的结果有时可信, 有时则不可信，因为观察结果常会掺入一些“错觉”在内，此外，生产环境也是复杂的，群众在实践和观察中，不可能消除生物个体之间的天然误差和某些干扰因子对主因子的影响。所以，不同的 “老农” 或 “生产能手” 持不同看法和做法，也并不奇怪。

有科研素养的生物学家或农学家在进行科学实验时，总是想方设法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因子。有人在对某种不明规律进行探索性实验时，甚至会考虑采用像人工气候室之类的设备来避免充满许多不明因子干扰的田间条件。由此所获观测结果和引申出来的理论是比较精准可靠的。

另外，人类的知识并非完全来自亲身的实践，也来自前人和他人的发现和创造的知识积累。所以应当说，科学家的“实践”理应是更高层次的实践。我在这里用 “理应” 二字，是考虑到不是所有的科学家时时都能真正完美地做到。有的科学家的实验严密，但有的也会犯实验设计或逻辑推理的错误。

笼统地说教授不如农民，无非是历史上 “极左观” 遗留下来的无知偏见。

这里让我讲一两个故事。澳洲史密斯老太太在自家后院里苹果树上发现一种芽变, 后来被专家繁殖并定名为著名的 ‘澳洲青苹’(‘Granny Smith’)。但她是不可能被聘到悉尼大学里去当教授的。美国纽约州培育出 ‘Remaily Seedless’著名无籽葡萄品种的G. Remaily是个民间育种者（我参观过他的居所和试验地），他被康奈尔大学试验站只邀为 “合作研究者”。原因是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大量育种试材，但缺少专业素质和系统科学理论知识素养。

【莫把生产者和学者对立起来】

尽管生产者基于直观结果的经验的不完全可靠性，但生产者个人与群体多年甚至世代的经验积累，往往会给科学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启示，这是我们专家学者向来不宜忽视的。这也就是为何一个农业科学研究者必须了解生产，考察群众生产技术经验的原因。科学先进如美国大学的教授 (主要是指 “推广教授”——extension professors) 很重视考察和研究推广成功的群众经验。

但是，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果树研究法》(p.6) 中却说了这样一段胡话：“…调查总结先进技术或高产稳产优质的丰产经验，可以直接从生产实践中得到第一手资料，进行系统的总结，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高到理论水平。”

这一论断是极不恰当的。生产经验不可能直接上升为理论。这是我每次讲授研究法课程的第一句话。因为坚实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缺乏严格的科学检验和精确数据的基础之上，更不可以建立在描述性的所谓 “调查总结” 之上。

群众的有用经验必须通过科学工作者精心设计的严格科学实验，甚至借助于先进的仪器设备，进一步揭明事物的内在规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进行严谨的逻辑思维，才能最终上升为理论。

回顾一下我国农业科技史, 记得大跃进时代的媒体特别推崇全国农业丰产模范陈永康的水稻“三黄三黑”丰产经验。上世纪60年代初由农学家杨立炯等人进行总结，并进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从而制定了水稻丰产栽培理论和技术原则。虽然当时媒体宣传的是“学习劳模先进经验”，但也含有“通过专家试验研究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性质。

这里不妨谈谈笔者和团队的亲身体验。几十年来，我们团队有不少例子说明理论创新曾始源于群众成功经验的启示。试捡其中一、二事例言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调查发现安徽萧县葡萄农有传统经验称，葡萄在开花坐果期间倘若不实行 “堵”（当地民间话语, 实指 “新梢和副梢摘心”）的操作，必会出现大量的落果和“砂子”（“砂子”为当地民间俗称，实为“无籽小果”之谓）。我们于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 发现存在着 “落果”和“种子败育” 两个临界期。基于此新创理论，我们进而制定了更有效的夏季修剪新技术，而所生产的‘玫瑰香’葡萄（原来是松散稀落，果粒大小不齐）的果穗变得异常硕大饱满，果粒大且而均匀，竟然令收购商大为惊奇，误以为我们更换了什么新品种。

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团队根据广东地区群众的传统经验——荔枝枝梢先端出现 “小白点” 的现象（此时是施氮肥和灌水的关键期）。经过精密设计的多学科的实验研究, 我们提出 “白小米粒期”(Whitish millet stage) 概念——预示着从“低温诱导期” 进入 “花芽形态分化期”, 从此根系开始快速生长并生成大量细胞分裂素向上运输。我们据此发表了 “A Phase change approach towards the floral formation in Litchi chinensis Sonn. (“以阶段观剖视荔枝的花芽分化”) (2003)，澄清了国际理论界严重混淆的一些问题。论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被誉为该会最精彩、最重要的学术论文，备受国际学界瞩目。

【事关大学理念】

根子还在于什么是大学？我还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教育部某领导在回答学生们求问如何“学好和做好”时，居然说：“你们一要听话，二要出活！”。这种高妙的回答，充分地彰显了我国对大学生的培养方针——“做一个驯服的好螺钉”。他的这句“名言”早就清楚透彻地解答了后来许多人不断发出的质疑：为何我国出不来大师？科学上拿不到诺贝尔奖？

记得前些年某位校领导的一次讲话,居然为某一教师鸣冤叫屈说：“人家一年创收了百万元, 却评不上教授”。我当时的反应是, 何不请些公司 “老总” 来当教授？“教授” 不一定有能力当公司“老总”，但“老总”也不一定能当教授吧。

显然是时代变了。上世纪60年代以前贴的是“阶级标签”（动不动就是“资产阶级教授、反动权威”）, 而改革开放后标签变色了，于是成了“人民币标签”。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有位官员类人物放大话说，要是让他来鄙校当 “一把手”，校园里有那么多土地，保证年年创收大大的。幸得这位老兄没被委任为鄙校的校长或书记，否则这个高等学府早就该变成一个大公司了。

“人民币” 标签，隐隐忽忽，一直以来好像还挺管用。所以，你若想要得到领导的青睐，最好制作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物化成果”。需知，现在的某些领导并不懂得和看不中你的理论创新的。因为那不值多少 “人民币”。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搞 “理论突破” 远不如搞 “产值突破”。

要不然为什么有人几乎一堂正经课也没讲过，选出了一个品种便可以评上 个 “教授”？有些人搞 “产学研”，和公司合作开发，便可以被学校保荐去当 “院士”。

但是行情却也是年年在变。你说他不重视“学术”, 那也有点冤枉他了。现在不是处处都在实行 “量化管理” 吗？多方便呀？！官儿们坐在办公室的高凳上，向下瞅着大家伙儿，哪个今年发表了几篇 “SCI”? 在什么 “影响因子” 的刊物上发表的呀？

这多么方便管理呀！ 这可关乎大学业绩以及升等升级和获奖的大事哦。

但是，需知不同学科的学报，影响因子殊异。那也是简单不过的事实。

就让我们拿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来说事吧。除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之外，绝不包括应用技术科学之类（农学等更不在内），所以诺奖永世也不会轮到你头上。故此，有 “望子成诺” 的家长们，最好让孩子只念上面那几个学科，其它学科一概别沾。

同理，基础科学的学报的影响因子（IF）总是比一般专业的学报的IF值高得多。不言而喻，倘若过分强调IF，人才就会流向基础学科，这早已有不乏事例证明。

想来想去，觉得我又像在犯糊涂了。

现今一方面，有人照念“老三篇”，否定教授，硬说他们对学科的贡献远不如农民；另一方面，又有人是机械地拿SCI，IF来评定一个专家学者的水平。

大学的精神应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研究。大学就是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的殿堂。这些都是老话了，已经说得很多了。如果一个大学始终是一颗人造的 “鸡蛋壳子”，让大小 “驯服的螺丝钉” 们在这个 “蛋壳子” 里“孵化成长”和 “施展才能”，那么将来能长出什么样的 “鸡” 来？对不起，我可不知道。

【写于2013.11，改于2014.12】

作者：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退休教授，原省政协委员。

【作者注：本文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月刊（2014.1）发表时有所删节，标题被改为《莫把生产者和学者对立起来》】

五柳村2014年12月17日收到。这是作者发来的足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