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前言里，有一段历史回顾：

    “1934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油矿，５月就派出得力干部成立了延长石油厂。从1935年至1946年，延长油矿共钻井20口，生产原油 3000多吨。1938年周恩来特别批准借调钻机支援玉门老君庙油田的开发。1940年八路军总部派汪鹏到延长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发现了延长西南的七里村 构造。随后钻凿的一号井日产原油达96吨，一时轰动了全边区。1945年又派佟城对陕北的石油进行了勘查和研究，获得一批有意义的资料。”

在玉门油矿开发史中，在翁文灏、孙越崎的传记和相关文章中，对于上述借调延长油矿钻机一事，有大量翔实的记载。梗概是：

1937 年12月12日南京沦陷，30万人遭日军屠杀。此前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到武汉，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1938年6月12日，“资源委员会甘肃 油矿筹备处”在汉口正式成立。当天，翁文灏亲率筹备处负责人登门拜访了正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1934年，由孙越崎任处长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陕北延 长一带进行石油探采。1935年红军进驻延长后，油矿及设备均由红军接管经营。翁文灏拜会周恩来，是商请借调延长油矿的两台钻机（共有3 台），到玉门进行石油勘探。这批进口的钻探机械，当时在国内是稀缺的高科技设备。周恩来当场“慨允照办”，表示“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并主动提出，如果 玉门油矿需要工程技术人才，延长油矿也可以派人过去。周随即委派钱之光具体办理此事。
当年8月，玉门拆运钻机人员到达陕北，延长石油厂积极配合，拆走两套打井设备和配件，全部运抵咸阳，转运玉门。延长抽调的十几名技术工人，也同时到达。1939年3月27日，玉门成功钻探出石油。

何建明以为，这是抬高黄汲清的又一机会，于是在《名利场》中再次编造：

    “今天在油田驻地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上刻着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就是油田的发现者、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除了 孙健初先生外，实现玉门油田的发现，还有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功臣，他就是黄汲清大师。他当时是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孙健初带着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一行数人从兰州南行，顺洮河西进，过黄河而至青海。归途中经玉门老君庙，在这里发现了干油泉露头。由于当时包括孙健初在内的 试探队员对石油地质科学均缺乏一定的实战经验，以为此类‘干油泉’无多少价值，便草草作了‘希望不大’的结论后匆匆东返。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队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汲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么？’
    ‘那又怎么着？’
    ‘嘿，那可不一样呦!’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Grand canyond (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查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11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6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踏勘普查，全面彻底地 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 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查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介‘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一台上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么！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么？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战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灏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灏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告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延长油矿 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长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 恩。那时他还才是个共产党的小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
    ……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上述描写，有许多重大谬误：

一、玉门油田发现与开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翁文灏（并孙越崎），黄汲清不在其列。这是中国石油地质界的共识，黄汲清亦曾著文认定。

二、 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由美国地质学家韦勒博士、采油工程师萨顿和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等人组成，并非何建明所说的“缺乏一定的实战经验”。黄汲清讲过，他之所 以选派孙健初参加这个中美合作的勘探队，因为孙“是一位成熟的地质学家，对甘肃走廊及祁连山地区已有初步研究。”且看《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的记述：“1937年夏季和初秋，勘探队……发现了老君庙背斜构造。三位专家一致认为该构造值得特别重视。韦勒等返回南京后写成 详细报告，原文是英文，当即译成中文，全文保存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档卷里（没有出版）。在抗战期间我们对老君庙油田的开发就是从这个报告起步的。”1938 年10月23日，韦勒在日记中摘录了玉门地区的考察报告：“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石油河的背斜地层为一储油构造，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 致极佳的产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孙健初等人无功而返、垂头丧气，后经黄汲清指点迷津，说明背斜构造如何重要后，才又振作起来，再次去玉门这一史实。

三、 按何建明所写：1938年11月孙健初第二次率队到老君庙，工作半年后即1939年５月，这时孙“猛然发现自己仍是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 有呀!”黄汲清知道情况后，便找到翁文灏，提议向中共借调延长油矿的钻机。历史真相是：孙健初第二次到玉门时，借调的钻机已经运到那里了，1939年3月 便钻出石油。

四、1938年，周恩来怎么可能在失陷的南京!南京梅园新村，是抗日战争胜利并国共重庆谈判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驻地（时为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同样荒唐。

五、 1937年11月中旬，黄汲清奉国民政府之命，以地质调查所代所长身份，率全所自南京迁往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该所于9月迁到重庆。在1938 年6月12日借钻机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黄汲清与翁文灏不曾谋面（中间两人有几次重要书信往来，亦无借调钻机的内容）。就是说，借延长钻机一事乃翁文灏独 立所为，与黄汲清无涉。

六、何建明说：“当时具体负责延长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康世恩。”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康世恩都在晋绥，从没去过 陕北，没在延长油矿当过钻井队长，更不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和榆林战役、 瓦子街战役以及解放兰州的战斗。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自己的经历：“西安解放后，我们又向新的战场进发，在路过延长油矿时，彭老总把我们留在了延长油矿，从 那时起我开始搞石油工作。1949年9月底，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又来到玉门油矿。”自1949年到1955年，康世恩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 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七、当年，黄汲清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地质调查所的代所长。何建明吹嘘：该所“论人才、 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但接着不得不讲了实话：“可论装备却是一介‘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一台上千米钻机都没有呀！”试问：在装备为“叫花子”的状态 下，其技术水平怎么能称得上世界一流？

何氏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伪造重大历史事实的文字中，故意不写明具体时间、地点（如黄汲清同翁文灏何时、何地谈过借钻机一事），而其相关情节、人物对话和肢体动作却写得十分详细，仿佛他亲眼所见似的。
《名利场》共11万多字，其中重大造假竟有几十处之多（最严重的是冒用黄汲清的名义进行学术造假）。顺带造假和错谬则随处可见，如：

1、“1912年，丁文江因家境困难，不得不去北票煤矿当老板。”
事实是丁文江1921年才到北票煤矿当总经理，总经理不是老板。

2、“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京去世，巨星陨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
    事实是两年后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当年4月2日，北平市举行隆重祭祀活动。大祭后，灵榇移至西山，李四光为６位抬棺送灵者之一。迁葬南京中山陵是在1929年6月。而按何的写法，1923年就“转移到南京埋葬”了。

3、 “一天，两位持枪的宪兵上门了。‘黄先生，我们奉命请你与我们一起走。’宪兵显然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位大科学家，说话还算客气。‘上哪儿？’黄汲清问。 ‘南边。或者台湾。’‘我不去。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司，我还是那句话：搞地质的，就得有自己的地盘，台湾那么一块小地方，没法干。’宪兵冷冷地看了黄汲清片 刻，没有说话就走了。没过几天，又来了几个当兵的，而且还开了一辆吉普车，唯一不同的是军装变了样。‘这回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一位当官模样的人说。黄汲 清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只好跟着上了车。……”
这段描写，又是编花点。国民党宪兵要带黄汲清去台湾一事并不存在。按照《黄汲清年谱》的记 载：“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12月军政当局‘求贤若渴’，先由接管前经济部及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的军事代表刘雅清去找闲居北碚的黄汲清 会谈，继而引见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段君毅、万里、刘岱峰、李文采等同志……” 真实情况是：军代表上门看望黄先生，而不是黄不明因由便跟着几个当兵的上车走了。

4、“毛泽东与李四光初次见面，对李的地质找矿‘斗争哲学’十分欣赏。”
1950 年6月全国高教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时，问候和赞扬了与会的李四光：“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这是两 人首次见面，并未多谈。毛、李第二次会面，是1952年12月初，也是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见到李，开头就问：“你那个‘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 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惊异于毛主席竟注意到地质力学的一个专门性概念，很是感动。于是详细讲了山字型构造是一种地质构造的类型，形状如“山”而得名。 在这两次会见中，都没谈什么地质找矿的“斗争哲学”，此后也没有谈过。

5、“在中南海的一番高谈阔论，毛泽东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李四光是可以作为知识界的‘革命势力’，去担当起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那种理想人选。而李四光也无愧毛泽东的赏识，积极地充当了这种角色。”
毛 泽东、李四光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谈话，是1953年12月下旬，两人第三次见面。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大家谈的，是中国有没有石油， 如何找石油的问题。根本没有何建明写的内容。此处的“高谈阔论”与另一处的“泛泛而谈”，都是何建明对李四光的中伤和贬低。

6、“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与蒋介石作斗争的光荣历史。”
该 委员会主任委员是李四光，副主任委员是尹赞勋、谢家荣，另有黄汲清、李春昱等21名委员，章鸿钊先生是顾问。这些地质学家都不跟蒋介石集团去台湾，把南京 的地质调查所等机构完整地保留下来，是可敬的，有功的。但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与蒋介石作斗争的光荣历史”，则人为拔高了。用何建明的话说，就是：“被 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一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

7、“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 “身为总工的黄汲清实际上是当时全国石油地质工作唯一的技术总负责。”
石油工业部于1955年成立，前身是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康世恩任局长时，曾聘请地质部的黄汲清、谢家荣为总局的技术顾问，总局的技术负责人是著名地质、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顾问系虚职，技术负责人是实职，顾问不可能位于技术负责人之上，此乃常识。
1956 年3月26日，经国务院决定，由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全国石油地质的咨询机构。许杰、 武衡、康世恩为副主任委员，侯德封、张文佑、黄汲清、谢家荣、翁文灏等14人为委员。黄汲清时任地质部石油局总工，倘若他是“全国石油地质工作唯一的技术 总负责”，那么，主任、副主任并其他委员算老几呢？

8、“我的连国际地学界也用以指导本国找矿的多轮回（即多旋回）也成了‘形而上学循环论’，那只有你的地质力学是唯一的真理了！”
这是何建明又一次虚拟的一段黄汲清内心独白。黄汲清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多旋回理论指导了外国人找矿，所以请何建明具体指出来：是哪国、什么时间、找到了什么矿，怎样用多轮回（即多旋回）理论指导的？

9、“何长工支着拐杖，拖着那双跛腿出来送客。”
何长工只有一条腿因伤（1929年在井冈山）而跛，他喜欢且经常跳交谊舞，从来不用拐杖。

10、 “1952年8月，毛泽东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这块牌子刚挂起来，毛泽东就把派去当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的何长工叫到身边。‘长工啊……中国 到底有没有石油啊？’……何长工‘支吾’了半天没说出几个字。……毛泽东懊丧地朝何长工、彭真挥挥手，示意他们走吧……两人走后不多日，毛泽东通知秘书： 让地质部长李四光来一下，还有总理。”
按《何长工回忆录》并没有这件事的记载，至于毛泽东找李四光询中国石油蕴藏情况，也不是“两人走后不多日”的1952年8月，而是1953年12月下旬，足以证明上述对话实是何建明杜撰。

11、“就在黄汲清来到副总理的办公室时，何长工此时正在‘菊花书屋’，为同一问题被毛泽东考得冷汗一身。”
陈云找黄汲清谈话是1956年1月初。这时毛泽东并没有找何长工到菊花书屋（应为菊香书屋）谈同一话题。按何建明前述文字，1952年8月不是谈过了么？实际上，这两次谈话都不存在。

12、“一向视名利淡如水的黄汲清……抬抬鼻梁上的眼镜，轻描淡写道：‘用不着么，只要说明大庆油田是咱中国人自力更生发现的，我看其它的什么都不重要。’”
既 然黄先生如此淡泊名利，宽仁大度，那他为什么要上书邓小平，后来又在中国科协大会上放“原子弹”，咬定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毫无关系，而与 自己的“陆相生油理论”和大地构造观点有关，并佯称自己在1955年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包括松辽平原在内的“四大重点地区”，以此争功 呢？

13、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极受排斥和孤立”；“40年代，成熟的大师独擎‘地质力学’大旗，纵说地壳运动新建树，倾倒国际地质论坛。”（“纵说地壳运动新建树”，又是一个语法修辞错误。——奚注）
既 然“极受排斥和孤立”，怎么可能“倾倒国际地质论坛”？前者是何建明的歪曲表达，后者乃故作虚夸，以示自己对李四光“公正”。实事求是的论断是李四光自己 讲的：“现在地质力学这门学问，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了，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地质界已经获得了或多或少的进展。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门学问因为遭到少 数人的反对而受到摧毁。我们担心的，是怎样才能从工作实践中来发展它。如果它能够使我们了解用其他陈旧的方法所不能了解的构造现象，如果它真正能够在矿产 勘探工作方面起指导作用，那就行了。”
……

上列种种，举不胜举。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欲加之褒，何患无辞!欲加之贬，何患无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建明玩弄如此手段，全部服从于他的主观故意：把黄汲清捧上天，把李四光踩入地。

何 建明离开地矿部后，我再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盖因其文字粗陋，内容虚假，品格低下。近年听说他写了40多本书，上千万字，且担任了中国作协副主席、报 告文学学会会长等职，以为他终于改弦易辙，有所进步了。前不久，发现他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名利场》修改本）和《奠基者》仍在造假，其 中重大荒谬和失误之处仍旧随处可见：

1、“1952年8月，毛泽东又签发命令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大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在回国途中听说他被任命为这个部部长的。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毛泽东就将其请到中南海。
　　‘欢迎欢迎。我们一直在等待李先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一边引领李四光去见毛泽东，一边满脸笑容地对风尘仆仆的地质学家说。……”（以下，是毛、周、李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的大段谈话，略——奚注）
事实是：1950年5月6日李四光就已到北京。当年，李四光担任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 1952年8月7日任地质部部长。毛泽东同李四光谈中国石油蕴藏的问题，是1953年12月，并非李四光“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

2、“就在1958年2月初的人大会议上余秋里被任命石油部长不久，中央在成都召开了工作会议。有名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从此中国走了一段近似疯狂的‘大跃进’岁月。”
众所周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而不是在成都会议上确定的。

3、“其实大庆油田的发现有过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最早的贡献，应该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翁文波等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并由黄汲清、翁文波他们几个正式圈定松辽找油的地质构造图；”
李 四光从来没有提出过“陆相生油理论”。翁文波、谢家荣也没提出过“陆相生油理论”。黄汲清自诩的“陆相生油理论”，主要就是两句话：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可 以多期、多层生油。这是继潘钟祥之后，表达的相似观点，而不是理论。理论须有丰度、深度和锐度（独创性和开拓性），并有文字表达和阐述。可至今未见黄先生 的相关著述，哪怕是一篇文章。
我国相对完整、系统的陆相生油理论，是胡见义院士（1952—1954年就读于北京地质学院，1959年毕业于苏联 莫斯科石油学院）的《谈50年代中国陆相生油的理论问题》、《松辽盆地陆相生油地球化学若干问题》（1962年发表），与人合著的《中国东部陆相盆地地层 岩性圈闭油气聚集（区）带的形成与分布及勘探研究程序》（1984年，黑龙江科技出版社）、《中国陆相沉积盆地油气藏类型及其成因特征》（1990年，石 油工业出版社）和《中国陆相石油地质理论基础》（中英文，1991年，石油工业出版社）等著作。这些，是勘探和开发大庆等东部油田的学术探讨和总结。

4、“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
李 奔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在松辽平原石油勘探过程中做过许多实际工作，劳苦功高。1980年代，他任地矿部西北石油局副局长，在领导塔北油田的 勘探和开发中卓有功绩，受到孙大光部长的赞扬。至于何建明所说，没有李奔的奔波、周旋，大庆油田还要晚几年才能发现，显然是故作夸张的无稽之谈。

5、 “我们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批判和纠正1957、1959年间毛泽东错误发动的那场‘反右’运动。但当时提出‘反右’的原因之一，确实有一些旧知识分子对共 产党执政治国冷眼相待，甚至公开挑衅。石油系统同样有这种现象存在。专家和学者中有人就是瞧不起‘爬雪山、过草地’的人能领导找油科学战斗，认为他们是一 些只会喊‘同志们冲啊’的大老粗或鲁莽的军人。”
何建明这段关于反右运动起因之说，是十分错误的。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分子（最近有人披露，实 为300多万），受连累者数以千万计。中共中央已经对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连“章罗联盟”也明文否定。何建明有什么根据说“一些旧知识分 子对共产党执政治国冷眼相待，甚至公开挑衅。石油系统同样有这种现象存在。”照此逻辑，石油部的某些右派就不应该“改正”了。何建明在《名利场》中对反右 作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状，诬称李四光把谁谁打成了右派；十年后又如此这般为反右运动开脱，岂不自相矛盾？请何建明具体讲一下：哪个旧知识分子向中共“公开 挑衅”了，具体事例是什么？石油系统有哪种现象？
另，反右运动是1957年进行的，1958年又补打了部分右派分子，但没有延长到1959年。

6、 “更严重的是，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中国地质教育单位，由于设立和培养的都是‘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而被迫停课、下放、撤销。”何建明说这些话毫 无根据，何时、何人有过“黄汲清资产阶级”式的专业课程的说法！谁都知道地质院校的停课、下放、撤销皆因“文革”，跟黄汲清沾得上边吗？

7、 “十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黄汲清亲口告诉我：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 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冒号后加“他说”，语法不通——奚注）
    “右派倾向分子”这个词，是何建明独创的，反右运动中没有，反右倾运动中没有，各种政治文献中都没有。黄汲清不可能使用这个词。

何 建明在《名利场》中写到：“通过大师的助手，我与他相约在1995年的春暖花开季节，就此话题进行长谈。可是就在我拥抱春风，期待去揭示一代科学大师们面 对名利所表现出种种人生世态时，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院士，于1995年3月22日21时55分猝然与世长辞。大师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老 人今年88岁，比黄汲清小三岁。我第一次到她家访问，黄汲清大师已经去世半个月了。”（老人指黄先生的夫人陈传骏）以上，是黄先生辞世几个月后的文字。 “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说明何建明没见过、也没访问过黄汲清先生。倘若相反，何肯定会在《名利场》中会大书特书，炫示一二。可过了十几年，何建 明却在《奠基者》中说他访问了黄先生，两人有所长谈，这不是骗鬼嘛!

以上列出的不过是“硬伤”明显的若干条，夸张、虚构和不实的文字，则比比皆是。翻阅完《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和《奠基者》，我脑海中惘然闪出四个字：不可救药！——何建明这种任意撒谎、随处瞎编的品性，看来是积久成习，终生难改了！

可 何建明却多次高调宣喻：“报告文学是不能有半点虚构和杜撰的，因此对材料的要求十分严格，它要经得起所有人的检验。”“报告文学创作更不用说，它的文体本 质就在于它的真实，离开了真实就没有半点生命力。而真实的生活本身，就是报告文学创作者永远的生命海洋，你只有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去劳动和耕耘，才可能 有所收获，写出对得起历史和读者的好作品。”“报告文学……基本特征和要求是：必要的实地采访性(即对事件和人物的直接采访，如果被采访对象本人不在世时 也应当尽可能地去采访那些了解和知情者，如果是写事件就必须尽可能地到现场去，假如没有可能到现场的话也应当采访那些到过现场的人。)……”

讲 得头头是道，严肃认真。那好，我们就具体检验一下何建明：你写李四光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毛泽东就请他到中南海长谈，采访过谁？你写李四光和谢家荣是情敌， 因此李把谢打成右派，采访过谁？你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写成比武打擂的会议，采访过谁？你写毛泽东忌恨何长工，还有两个人的种种心理活动，采访过谁？你写黄 汲清首倡石油普查的“战略东移”，采访过谁？你写康世恩在何长工家又吃面条又吃饺子又吃蛋糕，还被何长工拎了耳朵，用力打了后脑勺，采访过谁？你写松基3 井提前试油是黄汲清的决策，采访过谁？你写康世恩与苏联专家在松基3井现场发生争论，采访过谁？你写黄汲清创造了中国地质考察的历史记录，采访过谁？你写 黄汲清的“多旋回”理论指导了外国找矿，采访过谁？你写李四光在英国讲台上声泪俱下悼念丁文江，采访过谁？你写黄汲清建议翁文灏借调延长油矿的钻机，采访 过谁？你写黄汲清1974年一个人绝望地去玉渊潭自杀，采访过谁？……你那数不胜数的胡编乱造，有过采访么？你拿得出相关史料和文字依据么？

为 了显示自己正确和高明，何建明又以报告文学领军人物的口吻，对某些作者的造假予以批判：“现在有些写实体创作者学聪明了，他不写报告文学，他说他写纪实文 学，因为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差异就在于后者可以有某些时空间的想象，而前者必须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和接触当事人。试想一下，这样的创作者创作出的‘纪实作 品’，你相信他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吗？这也是笔者所担忧的另一面，即纪实文学创作者的错误指导意识。他们认为反正纪实作品不是报告文学，不是报告文学就用 不着与当事人核对事实和作品内容，也用不着到现场去，反正笔下的人物都不在世了，编点别人不知道、史料上没记载的东西，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只要‘好 看’就成。如此创作出的‘纪实’，实在是非纪实也！骗得了一时的读者，却骗不了历史和时间。还有人明明知道所写的人物形象单薄或没有出彩的故事，于是在读 者不知晓的情况下加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进去，从而使得人物‘生动’‘精彩’起来，这是更可怕的毁灭纪实文学的做法，要引起高度重视。”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何建明所揭露和指斥的，不恰恰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吗！从《名利场》到《奠基者》的文学实践来看，这些话正好在打他自己的嘴巴。

何 建明另有两段指导性的评论：“现实不好写，干脆去戏说历史，去穿越一把或者道听途说一些故事，发挥想象，进行编造。这跟我们时代对文学的要求格格不入，为 什么我们呼唤大作品、大作家出不来，这是根本性的原因。”“必须严格地遵守真实和非虚构这一‘法则’。报告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创作的难度，就看你能不能在 不可以想象和虚构的前提下，使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生动精彩，如小说、戏剧一样好看。……你的出彩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你是一个戴着脚镣的舞者，如果你将纪实 文体所要求的真实这一‘脚镣’扔到一边，即使你跳得再优美，也等于是零，因为那不叫纪实文学，充其量是虚构作品。任何虚构内容的作品放在纪实文学作品中进 行评说，那等于是一堆垃圾，毫无价值。”

依照何建明的上述归结，可以明确得出结论：《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并改头换面发表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等）是一堆垃圾，毫无价值。推而论之，《奠基者》中亦有大量垃圾，《国色重庆》同样掺有许多水货。

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大千世界，某些作品可以折射出作者的文品和人品。何建明一面大量制造假冒伪劣，一面披着袈裟布道，口念“阿弥陀”。手段之卑劣，因应目的之偏邪，人格之低下。

这就是文学的腐败，报告文学的堕落。何建明之所以成为典型和样本，源自他的品德，也由于他握有没有关进笼子里的巨大权力。
毋庸讳言，此人是个欺世盗名之徒。他的发迹和招摇，乃中国文坛的悲哀和耻辱。林肯说：“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想再问何建明一句：你的变脸表演几时收场？


参考文献

１、《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
２、《李四光年谱续编》（《地质出版社》2011年）
３、《李四光同志关于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些意见》（内部资料1977年）
４、《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５、《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地质出版社 1992年）
６、《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
７、《黄汲清年谱》（《地质出版社》2004年）
８、赵文津：《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地震出版社 2004年）
９、赵文津：《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中国独创理论不容抹杀》（《科学时报》2011年5月18日）
10、石宝珩 徐旺 张清：《中国石油史实九则：再谈谁发现了大庆油田》（《石油勘探与开发》 2001年）
11、胡见义：《谈50年代中国陆相生油的理论问题》
12、胡见义：《松辽盆地陆相生油地球化学若干问题》（1962年发表）
13、胡见义等：《中国东部陆相盆地地层岩性圈闭油气聚集（区）带的形成与分布及勘探研究程序》（黑龙江科技出版社 1984年）
14、胡见义等：《中国陆相沉积盆地油气藏类型及其成因特征》（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0年）
15、胡见义等：《中国陆相石油地质理论基础》（中英文，石油工业出版社1991年）
16、景才瑞：大庆油田等发现真的与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吗？（《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8卷第6期）
17、康平：《抄袭与篡改》（《文论报》1996年１月15日）
18、《来函照登》（即“何建明声明”，《文论报》1996年3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