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在《名利场》中宣示：“他们不是在不该死的时候毁灭了，就是在死后还受到别人的指责。谢家荣的命运属于前者，李四光则属于后者。黄汲清是一生几乎都 处在被别人诋毁与指责之中。这都是极不公平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诱发了我一种沉重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便是令我要把如今流传在科学界以及科学界之外的关 于这几位大师之间的种种恩恩怨怨的传闻，讨个公正与实事求是的说法。”

（“要把……传闻，讨个……说法。”此句语法不通。李鹏任总理时有 个题词：“把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何建明这个病句相似。李鹏题词的正确用语应该是：“把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世界先 进水平”或“要使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管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何建明的正确表达应该是：“对……传闻，讨个……说法”，要么“把……传闻，予以澄清，讨 个……说法。”这类语法错误和病句，在何氏作品中俯拾皆是。本人在《十问》中顺便指出若干，是想验证萧夏林先生的评论：“何建明自己的语文水平达不到高中 语文水平。没有一遍又一遍编辑刻苦加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是达不到发表水平的。”“《中国作家》的编辑最害怕给何建明当责任编辑。”我想指出的是：《名利 场》乃何建明自行发表而未经其他编辑过手的原生态文稿，故而反映了他的真实文学水准。何建明1956年12月生，小学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直到 1974年高中毕业，不久参军，其间肯定没打下好底子。这是先天不足，不怪他。问题是，他在后天学养上并没有真正下功夫，以致数十年后依然如此不堪。我以 为，他亲自揭牌的“何建明研究所”，先不要忙于写《何建明评传》，而应认真研究一下何氏文字并语法修辞之大量错谬，帮助他认真改正和提高。）

言归正传。何建明自许的使命是：在“种种恩恩怨怨的传闻”中，讨个公正的说法。

这就难了：既然是传闻，就必然有许多掺杂和水分，首先要去伪存真才行；而传闻中又涉及诸多年代久远、因缘复杂的纠结与矛盾，要想厘清，就必须找当事者深入探讨，充分了解，仔细分辨，方能略知一二；可恩怨的当事者都已辞世，何建明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地获知历史真相呢？

平 心而论，何建明没条件、没能力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就像他不能“落实邓小平的指示”，更不能对大庆油田的发现“用文学的形式进行学术探讨”一样。但何建 明执意在传闻中求说法，于是，《名利场》里便出现大量“据说”“传说”“可能”“或许”“据之推测”“我这样分析李四光当时是不是这样想”等“传猜”语 句，对李四光多方贬损和诋毁。在“情敌”说、“打右派”说、“报复李春昱”说之后，何建明又信口污蔑李四光：“一当共产党的官就把朋友当敌人了呀！”“干 嘛一换招牌，过去几十年生死患难过来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师生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了！”

“老同事、老朋友、老师生”，显然不是个人，而是多数。我现在郑重指问何建明：你分别、具体、举例说明，李四光在担任部长期间，到底把哪位故旧当敌人对待了，怎么“不共戴天”了？

窃以为，何建明拿不出任何证据。因为《名利场》的记述已经露了底：不是李四光跟谁过不去，而是有一批人跟李四光过不去——

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却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

说句坦率的心里话，这些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对李四光坐上新中国地质工作的第一把交椅就不怎么服气。（两个“就”字，原文如此——奚注）

李春昱、谢家荣等相当一批人之所以对李四光不服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认为，让李坐上新中国地质工作的第一把交椅的上面几条理由都不怎么站得住脚。

1952 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灏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是历史原因，还是后来的政 治斗争因素，半途杀进并成了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 原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入，甚至几度分道扬镳的局面。

不止一个人听到谢家荣这样的怨声：中国找了个 不懂找矿的人当地质部长！……李四光是以理论而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对找矿确实并不在行，不过当地质部长的也并不一定要象你谢家荣那样的大矿床学家呀！我猜 测大师的话里是有明显的讥讽或某种个人之间的偏见与恩冤成份，要不然也不至于说出这等话。公正说一句，在写此文的大量采访中，我倒没有听到李四光部长这样 “横眉冷对”过他的总工程师。（“恩冤”应是“恩怨”——奚注）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可以当着面，让身为部长和主管他们的李四光下不了台（黄汲清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当着李四光的面让老师下不来台。但他在学术上坚持原则的做法，却绝并不亚于他的好友们），最后导致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命运。

在中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或许大家还没听说过哪个学科与门派之间的斗争，超过了地学界的。

就 何建明上述文字来看，李四光有什么错么？没有。他的最大“错误”，就是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领导和指挥了丁文江、翁文灏、黄汲清、李春昱、尹赞勋麾下的人 马。何建明故作惊人之语，把某些人对李四光的嘀嘀咕咕、嘁嘁喳喳，写成“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入，甚至几度分道扬镳的局面。”责任归之于李四光。 试问：有哪几度？何年何月？“分道扬镳的局面”是什么样？请何建明一一道来。

在夸张和谎言背后，何建明却也泄露了天机：“这批人马”对李四光“坐第一把交椅”不服，格格不入，可以当面让李四光下不来台。说轻点，这是门户之见，说重点，此乃宗派情绪作祟。

实际上，最令“这批人马”郁闷的是：尽管心里不服，但李四光的资历、学术成就、国际声望以及不同蒋介石合作的政治风骨，又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

1889年，李四光生于湖北一个贫苦农家。13岁，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因学业优异被鄂督抚破格选送日本官费留学。

15岁，就读于东京弘文书院的李四光，结识了宋教仁等革命家，毅然剪去头上的长辫。第二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组织的“同盟会”成立大会，成为年龄最小的创建会员。孙中山亲自带领他单独宣誓，并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8 岁，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船用机械。1910年7月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兵工厂任工程师。1911年9月2日，李四光到北京参加归国留学毕业生 的“廷试”，被清政府列为“最优等”，授予“工科进士”称号。丁文江和章鸿钊同为该年归国的留日学生，学的是地质，获“格致科进士”称号。

10 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李四光回到武昌，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任命李四光为南京临时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 员。1912年2月，李四光当选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后改为实业司司长，类似于当今的省发改委主任）。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后，孙中山辞职，另谋革 命。忧愤的李四光不愿与军阀为伍，辞去司长职务，要求赴国外留学，黎元洪、袁世凯顺水允准。1913年，李四光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和地 质，1917年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 质科，章鸿钊任科长。临时政府迁北京后，章改任农林部技正，丁文江任工商部地质科长。1913年，丁、章筹办地质研究所，招收一批学员。1914年，翁文 灏从比利时留学归国，到该所任教。谢家荣是仅此一批毕业的18名学员之一。至此，中国地学界的辈份就分出来了：章、丁、翁、李是第一辈的，谢家荣等“十八 罗汉”为第二辈，许杰、宋应、孙健初、黄汲清、李春昱等北大地质系早期毕业生为第三辈。

李四光对二叠纪蜓科化石的深入研究，享有世界声 誉。其地质力学的创建和发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与论证，同样属于开创性的建树，在国际地学界广有影响。孙健初评价：“李先生在地质部门中研究之多，如 岩石、构造、地层、地球物理、古生物以至冰川等，同人中鲜有望其项背者。”陈寅恪认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

李 四光最令人钦敬的，是不与蒋介石集团合作。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张作霖绞杀了李大钊，蒋介石暗杀了杨铨（杏佛），对李四光刺激极大，因为这三位牺牲者都是 李四光的友好，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四光尤其痛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和打压抗日民主力量的倒行逆施。他多次拒不出席蒋介石的宴请（画家徐悲鸿亦如 是），蒋介石请他出任教育部长、中央大学校长和驻英大使，他一概拒绝。

显然，从辛亥革命的资历，地学界的辈份，到地学成就并国内外的声望，特别是对待蒋介石政权的态度，李四光肯定会受到中共的激赏，成为新中国地质部长的不二人选。这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定要等李四光回国后，才成立地质部的原因。

丁文江1936年早逝。章鸿钊于1951年病故。翁文灏曾任国民党的政务院长（政府总理），被中共列为48名战犯之一，1951年从国外回到大陆，任全国政协委员（基本上不过问地质工作）。唯有李四光，可以成为地学界的领军人物。

旧 中国有三个全国性的地质机构：以尹赞勋为首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以许杰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以谢家荣为首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新中国成立 后，这三个机构是分是合，隶属何处，北京和南京的人怎么摆，纷争激烈。李四光回国后，当年便建立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对这三个机构进行了整合。 两年后成立地质部，三个方面的人各得其所，都有重要任职，成为方方面面的中坚和骨干。

1949年10月，李四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他于翌年4月归国，第一次见到周总理，便提出回南京搞地质科学研究的愿望。周同他深谈３个小时，希望他协助郭沫若（郭是文人，不熟悉自然科学）把中国科学院工作搞好，把全国地质工作统领起来。

当年6月，李四光在中科院的一次大会上有个讲话：

最 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学术界中买办意识很深，是怎么来的呢？有三个环。第一个是从小学到大学。在这一环中，成千上万的同胞和许多贫苦的人被淘汰掉，只有特殊 阶级或具有特殊原因的人才能进入这一环。第二环是大学毕业后出洋进外国大学。初是读书，再是研究，最后作论文、得博士。这一环，一小半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 手里，大半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因此，慢慢和外国教授发生了关系。他们看你是中国人，特别照顾，把你的文章介绍到外国专门杂志上登出来。这样头也大了，手 也高了，国内各学校纷纷来信请你回国教书。一回到国内，看到学校设备不全，仪器不好，便不满意。先是和使馆洋行来往，渐渐便和政府发生了关系，被邀请、受 重视。过几年，政府又派他出洋，回味一下洋味，换一套新洋装，这是第三环。这样一来，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都羡慕留学的风气，便成了买办教育了。检讨起来， 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买办教育的特点，是不拿自己的问题来讨论，做学问也要做洋奴。还有，我们的同学、朋友、师生，都是在封建制度下生长的，又在买办的圈 子中打过转转，跑到学术机关，也往往容易造成自己的系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忏悔和检讨的。

这是李四光诚恳的自省和反 思。他所说的“容易造成自己的系统”，即学术界、科技界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的小圈子和宗派主义。地质机构三分天下，尤其突出。有些人对李不服，格格 不入，明显的不礼貌，李四光感同身受，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势下，他不愿当地质部长。但中央对他期许甚高，他也感到责无旁贷，于是，“经过考虑，斗争，认为 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任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解放初期，李四光担任的主要职务是：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 长、中国科协主席、地质部长、中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居里夫人）。

古语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人对李四光不睦是必然的。退一步说，倘若不是李四光，而是另外有人坐了地质部“第一把交椅”，同样会有嫉妒、不满、争锋出现，而且愈加激烈。这是因为，地质界二、三辈的人旗鼓相当，各有所长，更难摆平。

1950 年11月1日，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在京隆重召开。章鸿钊致开幕词：“我从事地质工作已经34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愉快。过去环境不好，在 沉闷中过日子。……今天我们在好的环境下齐集一堂，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希望大家努力团结，为新中国的大事业而努力。”李四光讲话说：“如果我们做不到团 结，这次会议就没有意义；做到了，就是成功。”7天的会议，议定了组织机构、找矿、地质教育、研究所设置等许多重大事项，取得共识。李四光在闭幕词中说： “开会以前我很担心，恐怕会开不好。结果不但开得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团结是进步的，猜疑分散是反进步的。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 力量，我们时时刻刻警惕着，加强我们的团结。争取团结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样，是需要不断地努力的。……团结要互相了解，不仅领导者要了解大家，大家 也要了解领导者的苦衷，这样我们就不致被人分化了。”

可见，这个大会的主旨就是团结，把三股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开拓地质大业。为此，李四光耗费了许多心血（在开幕式前一天的筹备会议上，因机构设置问题，田奇隽、侯德封、李春昱、谢家荣、孙越崎曾发生争执和不快，经李四光劝和，得以缓解）。

对这个会，何建明是这样歪曲描写的：

1954 年11月1日，新中国的第一个地质工作职能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京召开扩大会议。……刚刚从国外归来、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李四光主持会 议，出于对老前辈的尊敬，他请章鸿钊致开幕词。……后来是分组讨论，有一天，李四光在发言时，突然双手举起一张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动的样子”（当时的目 击者都这样说——笔者注），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参会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声霹雷，你看我，我看 你，惊愕得半天没反应过来。（“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语法不通——奚注）

会一散，好几位胆小的代表，围过来问他们尊师章鸿钊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边，胆怯地小声说道。

骂 吧，丁文江反正已经死了！除了他没有什么人可骂。章鸿钊老先生现在也跟了共产党走，黄汲清、谢家荣、李春昱等不仅跟了共产党走，眼下和未来还是十分用得着 的新中国地质骨干力量！照例，翁兄翁文灏是可以骂一骂的，可是听他也正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忙着归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没有别人可骂了。丁兄，你在九泉之下 可委屈了，不骂你我李四光在毛泽东、在全国人民眼里不是跟章鸿钊、黄汲清、谢家荣……他们那样的旧知识分子一样了吗？

以上这两段文字，严重歪曲历史：

一、1952年8月地质部成立，此前的过渡机构——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便不存在了。1954年，怎么还有这个机构开会？这个会议，是1950年11月1—7日召开的。

二、与会者都是委员，怎么会出现“代表”，还有“好几位胆小的代表”？

三、翁文灏此时尚在国外。他准备回大陆，是中共高层掌握的绝对机密。李四光并不知情，怎么会有“听他也正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可见又是何建明信手胡编。

四、李四光主持这个会，最担心出现门户、派系之间的分歧、纠葛和纷争，故而谨言慎行，小心翼翼。在如此敏感的当口，他不可能“大骂丁文江”，因为丁的门生、故旧和下属很多，这一骂，不是招引矛盾和混乱么！如果李四光真这样做了，会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么？

五、 汉语言文字中，有“军阀”“财阀”“学阀”“门阀”“党阀”之说，从未见“地阀”一词。如果说地学界之霸主叫“地阀”，那么天文学界的就该叫“天阀”，水 利界的叫“水阀”，林学界的叫“林阀”，医学界的叫“医阀”……实际上，国人从未使用此类用语。这说明，“地阀”一词并非出自李四光口中，而是何建明恶意 编造的。

当然，李四光不是无原则讲团结的人。他对买办意识、买办教育的反思和批判，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余毒和影响的的批判，对反团结、搞分化的人和事的警惕和批评，都是公开的，明确的，严肃的。

何 建明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全知、全能，任意虚拟当事人（如毛泽东、何长工、黄汲清、李四光等）的心理活动。这是非常阴险的一手——把人写成魔鬼或天 使，全由他来掌控。前面，何建明写了一大段李四光的内心活动，表明李心灵晦暗，品德恶劣，政治投机。这哪里是报告文学，完全是诽谤和诬陷了！

这里，简要谈一下李四光与丁文江的关系。

丁 文江是著名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了我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曾任 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长，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科学院，总干事相当于秘书长——奚注）。蔡元培称赞他“精于科学而又长 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英国科学家罗素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最遭人诟病的，是他于 1926年同反动军阀孙传芳合作，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似于上海市长）。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抹不去的污点，傅斯年曾三次对胡适说要杀丁文江，取其 头颅以谢天下。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曾对丁文江予以通缉（后不了了之，两年后丁受国民政府任用，仍主持地质工作）。公正地说，丁文江任职上海８个 月，并没干坏事。1930年代，他曾公开表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 是政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使穷的人越穷，而事实上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 九世纪中叶增高得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个例：马克斯说共产革命一定是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而事实上是在工业最落后的俄国。”这些见识，这种气度，令人 由衷敬佩。

丁文江与梁启超、胡适交谊深厚，同李四光过从密切，互有帮扶。丁是政府官员，主管地质工作，他与李四光产生矛盾，肇始于对中国冰川发现与研究的态度上。李四光最早批评丁文江（未点名），是1952年发表于《新华月报》的《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些什么？》一文：

在 我们地质学会初成立的那一年，我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行的遗迹，并且采集了带冰擦条痕的漂砾，回到北京。当时农商部顾问瑞典人安迪生在 内幕指导地质调查工作，他看了我所带回的材料以后，一笑置之。……他那一笑不打紧，可绕着他便形成了故意或无意地不理会冰川现象的一个圈子。由于这个圈子 的把持，第四纪地质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发展，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渊源是这样：1922年5月26日，在中国地 质学会第三次大会上，李四光作了《中国第四纪冰川作用的证据》之学术讲演。与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即前述安迪生——奚注）态度冷淡，不屑 一顾，以致与会者噤若寒蝉。1933年11月11日，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次年会上，李四光作了《扬子江流域之第四纪冰期》讲演。与会者有翁文灏、谢家荣、 杨钟健、葛利普、德日进、尼斯特拉姆、诺林等。他们大都对中国有第四纪冰川持怀疑态度。会后，丁文江筹集两万元，于1934年春邀请巴尔博、德日进、诺林 几位外国学者到庐山考察，丁、翁、李和杨钟健等参加。诺林私下告诉李四光：“假如这些现象在我家乡发现，则没问题是冰川造成的。”但巴尔博、德日进仍持反 对观点。

上述史实，并非说外国学者是草包，怀有天生的偏见。应该说，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但他们对于中国和一切不发达国家的学者及其成 就，往往持轻藐和怀疑态度。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曾高度评价李四光：“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 地学著作——《中国地质学》。”但也有人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指责李四光：“在没有宣扬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工作情况下，是根本不配讲中国地质学的。”“作者 在书中没有提到美孚公司打钻人的名字，也是一个缺点。”李四光的痛苦和愤懑在于：在大量冰川遗迹面前，中国地学界竟没有一个同仁敢于站出来认定；丁文江花 两万元（那时的两万元是一笔巨款，名教授月工资为数百元，工人月工资只有数元），请外国专家到现场勘验，形同对李四光的围攻与贬斥。

这口窝囊气，在李四光心中憋闷了数十年。“文革”中，李四光在关于冰川问题的多次谈话中，对丁文江进行了点名批判：

1924 年，我在太行山沙河发现了一些砾石，有擦痕。我说，这可能是华北冰川泥流的真迹，但当即遭到外国人和北京大学一些教授的反对。他们说，中国没有冰川。还说 什么：李希霍芬是德国的冰川权威，在中国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都没发现。从此，便被打下去了。以后我在北京教书，叫过一些人去看看，但被丁文江等人一棍子打 死，处于孤掌难鸣的情况，休克了十年。后来，我去江西庐山看地质，发现砾石（擦痕）搞成的小丘和构造弧。在庐山的东北麓鄱阳湖边的小山岗上，有不少砾石。 小山岗东坡有一层砾石层，是冰川沉积物，距湖边十多米，高五十多米，有冰川终碛的显著特征。在鄱阳湖中有一个“鞋山”的孤山，山上有很大的砾石。以后做了 一、二年的工作，在安徽黄山花岗岩上见到显著的一些擦痕。在浙江天目山也发现过。这样，以后工作便有些信心。

不久，德国的费斯曼来中国教 书，他去看过，回来时高兴极了，说：“看到了”。他写信给德国的一个冰川学家，并给德国土壤冰川学杂志写了文章。这样，在国外引起了轰动。我国的丁文江等 不服气，花了二万元，请了英国的巴尔博，瑞士的诺林，法国的特茵哈兰以及杨钟健到庐山去看。诺林在鄱阳湖边的石灰岩上，发现了很多的擦痕，他说：“假如在 我们国家，这就是冰川。”后来费斯曼在黄山发现冰川，回来后说：“看到了，看到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并立即给德国的土壤冰川杂志写了文章。但 是，美国人还是不相信，后来说，有冰川，但不是新的，是第三纪的。

对于地质科学，特别是冰川工作，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很严重的。从前苏联的学者到中国，如格拉西莫夫和我辩论过；有的学者与我吵过很多架，面对事实也不承认，有的说：“在西欧，在我国就是冰川现象，在中国就不是。”

1936 年，李四光再次考察庐山，获得冰川证据更多。“至是，中国冰期冰川现象，始得谓之确定。”“客之怀疑冰川现象者，至此可以涣然冰释矣。”杨钟健在一篇文章 中评论：“李先生之冰川论初发表之时，国内外地质人士怀疑者颇多，而李先生不恤众议，努力追求事实，使冰川问题之材料日益丰富……。反之，如李先生所获材 料可以反证冰川之不存在，吾知李先生亦必决然宣告放弃。此盖由于科学尚信实之精神有以致之。”

李四光的批判很尖锐：“被丁文江等人一棍子 打死，处于孤掌难鸣的情况，休克了十年。”“丁文江等不服气，花了二万元，请了……”此间种种情节和过节，李没有细说，其他地学同人也没有回顾文字。丁文 江是属学术认知问题，还是意气用事，抑或是慑于外国专家的牙眼不得已而为之，后人都难以考据和厘定。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李四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鄙弃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态度，是可取的。从这个角度讲，他对丁文江等人批判的主旨是对的，就像李四光检讨自己同样出自买办教育并受其影响一样。

如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可以批判，列宁、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批判，许多大家、名人的言行都可以批判，为什么丁文江就不可以批判呢？关键是批判的对不对。

何建明在《名利场》中写道：

中 国的地学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堪称一部催人泪下的‘义’‘情’之史。……当时缺老师，丁文江不远万里、跑到英国找上了正在就读的李四光，劝他回国任教。李四 光十分感激。那时，年轻的李四光对丁文江可以说有一种学生对老师式的崇敬心情。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中国之地质》就是写丁文江等人才得于荣膺地质 学硕士学位的。这年秋天，李四光回到祖国。（“可以堪称”系病句。“堪”为“可以”、“能够”之意，堪称即可以称。——奚注）

这 里，又是一派胡言。丁文江1919年5月到英国，是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非专门去找李四光。考察中，丁得知李四光在英国学地质的情况后（李此时已获得硕 士学位，不是“就读”），便找到李，建议他回北京大学任教。李四光没有答应，准备去欧洲大陆考察后再定。秋末，李收到蔡元培校长的聘任（由丁举荐）电报， 经与傅斯年商量，冬初应聘，第二年秋天回国。

李四光的硕士论文《中国之地质》，英文书写，共387页。分地形、地质概况和经济地质三个部 分，第二部分着重写地层和化石。绪言中，列举了20多位西欧和日本地质学者以及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工作（此乃撰写地质论文和地质报告之惯 例）。该论文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系通过答辩，同绪言中写不写丁文江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不像今日之中国，考研、发表论文、评奖乃至评院士，往往要走后 门，拉大旗，以壮声色。另，李四光获得的是“自然科学硕士”，而不是“地质学硕士”。

李四光比丁文江小两岁，同年留日归国，属于同辈。李不可能把丁视为老师。何建明还说：

丁 文江……只身到湘潭谭家山煤矿考察，结果从矿洞里上来得了感冒，回到宾馆遭煤气中毒，于1936年1月5日不幸去世。此时李四光正在英国，得知噩耗时，他 正在一所大学讲授他的那部名著《中国地质学》。李四光站在讲台上这样声泪俱下地说：“当完成这部学术论文时，我的祖国那边传来了我的好友和先生丁在君博士 的不幸消息。我悲痛不已。在此，我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在君是丁文江的字号——笔者注）

其中李四光在大学讲台上声泪俱下讲的话，也是何建明的臆造。请看《李四光年谱》的真实记载：“1月，正当李四光整理、编写完《中国地质学》一书稿时，得悉丁 文江1月5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的噩耗。于是他在刚完稿的《中国地质学》‘自序’中补充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 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来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钦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

何建明先把李四光写成对丁文江“十分感激”，“有一种学生对老师式的崇敬心情”，接着写李“声泪俱下”，“悲痛不已”，再写两人并无嫌隙和矛盾，最后写李“大骂”丁文江为“地阀”和“走狗”，以此说明李的“无情无义”。这是何氏惯用的手法——先造谣，再中伤之。

1942 年3月24日，李四光在湖南资兴给中学生作过一次讲演。他说：“我们绝不要看不起自己，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叫外国人学的。”纵观李先生一生，这一点他做到 了。中国许多科学家、地质学家也都做到了。但必须承认：时至今日，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民族心理和软骨症依然普遍存在，且相当严重。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 士近年说：“现在科技界的自信心不足将妨碍我们国的自主创新。比如，有了一个新想法，就会有人问：外国有没有？如果外国没有，就要接着问，我们干嘛要 做？”王选院士说：“有人问过我，‘你在从事激光照排研制过程中，最大苦恼是什么？’我立即回答说：‘最大的苦恼就是大多数人不相信中国的系统能超过外国 产品，不相信淘汰铅字的历史由中国人独立完成。’”此种事例，屡见不鲜。

在地质系统，李四光的威望非常高。一是大家敬服他的科学成就和贡 献，二是钦佩他辛亥革命的资历和不同北洋军阀、蒋介石合作的气节，三是感受到他的温蔼亲和。对李四光不满的议论，主要出现在“文革”中后期。出于同“帝修 反”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全国大力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怕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高调颂扬大庆油田的开发和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同时，过度宣 扬和美化地质力学理论，地质系统甚至以行政手段予以推广（李1971年去世，他生前对地质力学的评价是相对低调的）。于是，李四光成为全国科技战线的一面 旗帜，同众多被打压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形成巨大反差。

1970年，李四光在《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了《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发展科学技术》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犀利的文字：

传 统地质学，在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下，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不能自圆其说，漏洞百出。坚持传统观点的人，也感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跳不出形 而上学的旧圈子，企图制造一些名词来弥补已经出现的漏洞，如什么优地槽、冒地槽、准地槽，这个地台，那个地台之类。近年来，还有人提出什么地台“活化” 说，把一个地区看作永恒稳定的地块——“地台”看待，这完全是主观唯心的假设，根本谈不上活化不活化。也有人提出什么构造运动的多轮回性和成矿作用的多轮 回性。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

李四光的上述观点以及被他批判的学术观点，谁是谁非，可能还要争论许多 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四光发表这篇文章是失当的，错误的。因为，学术争鸣须有对等的权力和正常的氛围，“文革”中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红旗》杂志是 中共思想理论的权威刊物，在黄汲清等传统地质学派不可能于该刊予以答辩的情况下，李的文章便具有某种定论性质，这是不公平的。

《名利场》 发表后，我同老部长孙大光谈起过相关内容及其恶劣影响。孙大光对《名利场》深表嫌鄙，但对黄、李矛盾持论公正。他说：李四光的历史功绩是举世公认的，任何 人也否定不了。不过，“文革”期间李四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使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等语言，批判其他传统地质学派的学术观点，有失大科学家的 气度和风范。

我同李林谈过孙大光的看法，李林表示同意，她也认为父亲当年这样做不妥，不对。

回头看，李四光这篇文章肯定给黄汲清带来很大压力。黄先生不满、不服，以至反唇相否，讲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无关”“完全无关”“毫无关系”等情绪性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虽 然国家地质总局回复中央的调查报告没有支持黄汲清的观点和偏见，但孙大光对黄先生是尊重的，且有很好的交谊。1993年为黄先生90华诞，孙大光写一贺联 给他：“为祖国找油探宝功勋卓著”，并参加了“庆祝黄汲清院士从事地质工作70年、90寿辰茶话会”，黄汲清高兴地说：“知我者，老部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