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初，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央最关切的是：中国到底有没有石油，是走开发天然石油的道路，还是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1953 年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石油资源的看法。毛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 面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对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说，中国天然石油资源蕴藏量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 地质勘探工作。同时提出，应当打破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

在此之前，石油勘探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负责，地质部分工固体矿产勘查。李四光表态后，中央决定由地质部在全国普查石油，陈云副总理主管这一工作。1955年，中央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增大石油勘探（以详查为主）的力量。

“诸 葛一生唯谨慎”，陈云一向谨慎、细心。李四光对中国石油资源的看法和表态，属一家之言。陈云还想听听另一位地质学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之一） 黄汲清的意见。因为“中国贫油论”和“东北无油论”，此时仍是石油部内的一种思想障碍，有人主张中国只能走人造石油的道路。

1956年元旦后，陈云请黄汲清到中南海进行一次谈话。《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中的记述是：

“陈 云讲，人们都说‘中国贫油’，但石油是工业的命脉，没有石油如何能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以我们要有两种打算：一种是有丰富的石油，那当然很好；一种是 真正贫油，那我们不得不走人造石油的道路。中国的煤炭资源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我们可以走煤炼油的道路嘛。您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想法？”

黄汲清的回应是：

面 对陈副总理，我必须马上回答他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我是一个投机政客，何妨拍拍胸膛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石油资源丰富的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 力、财力，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大油田。”但是，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我不能这样讲。我虽然说过石油可以自给的话，这只是一种估计， 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猜测。今天，当国家领导人把这样的国家大事向我征求意见，我若是随心所欲地完全不考虑后果地作出答复，那将是一种犯罪。因此，我没有直 接采用“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问题，而是委婉地、可以说是绕圈子的办法把问题提出来，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

1953 年，李四光回答中央的垂询，非常明确：中国石油蕴藏丰富，应当抓紧普查与勘探，走开发天然石油的道路。1956年，黄汲清对于中央同样的垂询，没有给以正 面、明确的回答，而是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怎么办。老实说，黄先生很谨慎，很真诚，由于心里没底，没敢回答这一问题。

可到了何建明笔下，上述谈话则完全变了样：

“他向黄汲清凑近了一下身子，说：‘你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经济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所以今天请你来我想听听你对中国石油的前景到底抱什么态度。你是专家，我相信你的话。’”

陈云这段话，在黄汲清的回忆文章和《黄汲清年谱中》都没有，是何建明杜撰的。“我们都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显然是影射李四光对中央的表态。再往下看何建明的发挥，就更清楚了——

黄 汲清本来就是急性子，当他正要开口时，却被陈云的最后一句话给噎住了。心想：不错，论中国石油的状况，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可正因为我的话会对国家领导 人决策产生影响，所以更要慎重。如果我是个投机政客，此时此刻的机会多好！何妨拍拍胸膛这样说：“副总理同志，中国的石油资源丰富得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 人力、物力、财力，我保证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大油田。”可是我是名科学工作者，绝对不能这样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那样会祸国殃民呀！

黄汲清没能回答陈云的征询，算不了什么事。“如果我是一个投机政客，何妨拍拍胸膛……”有影射、挖苦李四光之嫌，也没必要甄辨。真正卑劣的，是何建明又伪造了以下的对话：

“‘不久前，我们向东北松辽平原派去了一个小分队，发现有一片……’黄汲清见副总理如此认真，于是从头到尾将松辽平原盆地的普查与踏勘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好，你们抓得对，松辽这一块一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直到弄个彻底明白为止。’难得有笑脸的陈云此时此刻也满脸灿然。
受 到鼓励的黄汲清也像一个打开了的话匣，说：‘我还有个建议。目前国家向西北投入的石油工业力量很大，而国家真正作为工业资源消耗98%以上的却在经济较发 达的东部。如果我们加大对东部石油勘探的投入，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几个大油田，那时，东部就可以形成工业基地与资源基地比翼双飞的局面。’

陈云高兴地抓住黄汲清的手：‘你的建议非常重要，我一定向中央报告。’

不久，党中央就石油工业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东移’的部署。……所谓‘战略东移’，是因为根据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国家有意识地加强了对东部石油普查勘探在人力物力上的倾斜而已。”

何建明这样胡诌一通，全国石油普查的“战略东移”，就成了黄汲清的首倡和功绩。黄汲清和陈云并没有上述对话，黄的记述是：

首 先，我用最短的时间向陈副总理汇报了地质部普委一年来的普查勘探情况，随即强调，中国地域辽阔，可以找油找气的地区东南西北都有，大中型沉积盆地很多，远 景是很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目前投入的力量很感不足。今后必须调动各方面的，不但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的，也还有中国科学院的、各大专院校地质系的地 球科学人才，投入找油的伟大事业，大家同心协力，为同一目标努力奋斗，才能在短时期内获得重大成果。

可见，整个谈话都没有石油普查“战略东移”的内容。何建明谎称，战略东移是“因为黄汲清他们认为的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

这完全违背历史。

其一，“松辽盆地有可能发现一个特大型油田的判断”，在1956年1月并不存在。黄汲清没提出过，其他专家学者也一样。在这年2月召开的地质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尚未列入普查重点。如果黄先生有此高见，能不在会上说么？

其 二，地质部“战略东移”的思路，始于1953年李四光回答毛泽东等领导人垂询的谈话：要打破局限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找油。1954年3月， 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1956年6月，何长工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需要在柴达木、塔里木、华北平原、松辽平原 等地区选择重点，加紧工作，探明油区。”1957年3月，地质部召开第三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确定把华北平原、江苏平原、松辽平原、云梦盆地列为普查重 点。“1957年冬，地质部党组作出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将原在新疆、青海等地进行油气勘查的一些地质技术骨干以及一些物探队伍，陆续调到华北、松辽、华 东等地区，充实和加强这些地区的油气勘查工作。”（《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就是说，“战略东移”的决策和实施，并非在陈云和黄汲清谈话后的“不 久”，而是大约两年后的1957年冬天。石油部的“战略东移”，是余秋里于1958 年初任石油部部长以后部署的，比地质部稍晚一些，基本同步。

话归原题。

平 心而论，黄汲清与陈云谈话一事，并非黄先生“出彩”、“露脸”的亮点，钩沉不宜。因为“不比不知道，一比人见笑”，倘若同1953年李四光与毛泽东等领导 人的谈话相比，黄汲清肯定黯然失色——李四光的大地构造理论（地质力学）推定中国新华夏系沉降带蕴藏丰富的石油，应该走开发天然资源的道路，表态明朗；而 黄汲清的大地构造理论却没有如是推测，未敢表态。

何建明的本事在于：他把黄汲清与陈云谈话的核心部分（中国要不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撇开，另外编织一段关于“战略东移”的建议，陈云欣然采纳。如此一翻转，一变换，一涂改，黄汲清便成了高瞻远瞩的智囊和策士，形象顿然辉煌起来。
真可谓：置正误于颠倒，化腐朽为神奇！

何 建明在大捧特捧黄汲清同时，始终不忘贬损李四光：“地质部长李四光在被毛泽东接见时，也曾对中国石油资源远景作过娓娓动听的描绘，但这毕竟是泛泛而论。” “娓娓动听”，显然是贬义词，讥指李政治投机。“泛泛而论”，表达的则是轻藐，不屑。李四光回答中央领导人的垂询，一言九鼎，有胆有识有担当，为改变中国 贫油的面貌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和感念。何建明居然说是“泛泛而论”，可见其轻佻与偏狭。

何建明称颂：“中国的地 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地学界之林”为病句，界、林含义相同——奚注），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 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唯一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一位。”这就出现一个悖论：既然是“中国石油之父”，又是世界大师，那黄先生怎么 对全国石油资源之贫富心里没底，对国家要不要走人造石油的道路，不敢给以哪怕是“泛泛而论”的回答呢？

顺便说明一下：中国地质工作起步 晚，人手少，长期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之不存在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的世界级大师。即使是李四光，也只是被称为“国内外著名地质学家”，而没有“世界 大师”的名号。何建明出身于基建工程兵新闻干事，对地学完全无知；但他敢忽悠，敢封神，由他冠名的“中国石油之父”及其荒诞的本事（“Ｘ光”透视大地、 “火眼金睛”看穿地层），使此“父”独占发现大庆油田的功绩，至今仍在一些媒体上传播，误导民众。我们天天讲“科学发展观”，却被一个不学无术的人长期占 领石油地质史阵地，以假乱真，招摇撞骗，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和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