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张文昭先生是在大庆油田第一线的实干者，本文可以让我们看到找出大庆油田的过程，明白怎样才能称得上“发现”和纪实，对比一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无须多言，泾渭分明。即全文转发于下：

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突破

一、引 言

1951年9月，我们南京矿专40多名应届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长途跋涉来到西安西北石油管理局报到，参加祖国大西北的石油勘探、开发。时年20岁的我，从此开始了献身祖国石油工业的生涯。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十分薄弱。1949年，全国年产油仅12万吨，石油探明地质储量2900万吨，全国只有3个小油田（玉门、延长、独山子）、7个小气田（ 自流井、石油沟、圣灯山和台湾锦水、竹东、牛山、六重溪），勘探技术干部仅30多人。解放后，燃料工业部把兰州勘探处和上海中国石油公司的地质、物探技术人员集中到西安，组成西北石油管理局陕北地质大队，张俊任大队长，张更任总地质师。1950年，全国只有8个地质队、2个重力队。1951年，组成11个地质队、4个重力队、1个地震队。当时，陈贲、王尚文、沈乃菁、田在艺、李德生、谢庆辉、汤任先、家环、张维亚、苗祥庆等都是地质队长。赵仁寿、苏盛蒲是地震队长（翁文波是技术指导）。

解放初期，我国油气勘探工作偏于西北一隅，主要在陕北、甘肃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1953年以后，石油勘探力量迅速壮大，在西安成立了石油地质局和钻探局，下设陕北、酒泉、潮水、青海、四川五个地质大队和玉门、延长、四郎庙、虎头崖等油矿和探区。当时新疆的油气勘探、开发属中苏石油公司领导，以苏联为主。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后，撤销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地质局、钻探局，各地质大队和探区都划归新疆、玉门、青海、四川各石油管理局领导。同时成立西安地调处，这是面向全国的地质机构，处长职若愚，主任地质师张传淦。重点地区在陕北、水盆地，逐步向我国东部扩展。1957年组队去二连盆地、松辽盆地，到河北明化镇钻基准井华1井（1956年10月26日开钻）。到1956年，全国共有地质队80个、地震队21个、井下电测队48个、地面电法队15个、地形测量队61个。

1951年，我到西北石油管理局报到后，被分配到陕北从事野外地质调查，跟着老一辈地质学家王尚文、李德生学习。1953年，我接替李德生任地质普查队队长（ 李德生调任延长油矿主任地质师），两年后担任综合研究队队长的职务。1951-1958的8年 间，我们踏遍了黄土高原、沙漠、草原和盆地周边的崇山峻岭，就像打游击一样，跟着驼队、马帮爬沟越岭，搭帐篷、住窑洞，风餐露宿，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 水、洗不上脸，日子过得很艰苦，但练就了一手地质调查的基本功，年年都有地质报告和论文发表。虽说那是些“纸上谈兵”，却为后来陕甘宁盆地大油气田的发现 奠定了大量有用的地质资料和基础工作。

1958年，我被调到西安地质调查处，担任地质室主任地质师。6月下旬，我接到石油部调令，要我在“七一” 前到长春新成立的松辽石油勘探局报到。从此我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开始了长达20年的松辽东北大平原石油勘探的生涯。

大庆油田发现已经39年了。1958年6月，随着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石油部在长春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我从西北调任该局主任地质师，是当时的地质技术负责人。

1.一个重大的决策中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

大庆油田发现以前，中国的石油工业十分薄弱。“中国陆相贫油”的谬论，更给人们的思想捆上一条无形的锁链。50年代上半期，我国石油产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第一个五年计划石油产量没有完成国家计划。

1957年，全国产石油仅145万吨，天然油和人造油年产量是“平分秋色”，天然油年产86万吨人造油年产80万吨。当时勘探开发天然油的经济效益很低，有些同志对发展天然油的方针持悲观的看法，加之当时天然油产地偏居西北一隅（主要是玉门、独山子、延长、克拉玛依油田），而我国工业还偏于东部沿海各省，由于运输不便，“ 远水解不了近渴”。当时，对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靠天然油抑或人造油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党中央决策要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开展勘探，把石油勘探布局向东部转移，以改变我国石油工业偏西北一隅的不合理局面。

在我国东部能不能找到油田？地质学家们有不少的论断。1953年， 毛主席、周总理询问李四光同志。李四光分析了石油形成和储存的地质条件，深信中国具有丰富的天然油气资源。毛主席、周总理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十分赞许李 四光的看法，周总理说过：“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1953年，谢家荣在《探矿的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一书中指出，从我国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将来探矿方向，华北、松辽两大平原下面，都可能有石油蕴藏。谢家荣在《石油地质》1954年第12期《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一文中指出，松辽平原应划为含油希望很大的地区，广大平原下有发现大量油气矿床的希望。1954年，李四光在《石油地质》第16期《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远景》一文中提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摸底工作是值得进行的。1953-1955年，由翁文波领导编制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将中国划分为11个含油远景区，松辽盆地划为第六区，认为松辽盆地主要是侏罗、白垩纪和新生代堆积，定为三级远景区。1953年10月至1954年2 月，以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特拉菲穆克为首的专家组，在我国考察了5 个月，在考察报告中谈到：“松辽平原这个地区无疑值得以极大的重视，并开展区域普查，对最有远景的构造进行详查。”“ 中国石油资源极其丰富，历史短、工作少，相信多投资，多做工作，可以自给自足”。1956年2月， 在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提出，将全国主要的含油地区作出全面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勘探，从目前工作上看应分为三类地区；把松辽盆地列为第三类地 区，应尽早着手进行地质普查工作，配以必要的地球物理和地质浅钻，准备新地区；松辽平原、阿拉善、云桂黔地区列在前面。地质界的舆论、科学预见和第一届全 国石油勘探会议上康世恩的建议，对我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有很大的促进。

为了加强我国的石油勘探工作，1955年 成立石油工业部，并成立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作为石油勘探的咨询机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重新分工和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面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要 求地质部搞普查和部分详查，准备构造的工作；石油部做部分详查、细测以及钻探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综合科学理论研究工作。在以后实际工作中，由于石油地质 普查工作量很大，寻找石油储量的任务十分迫切，因此石油工业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石油普查工作。从1955年开始，地质部组建和扩大了石油普查队伍，

先后开展了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1956年，石油部开始钻探华北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又派地质队到二连盆地普查。1956年，由西安地质调查处组成松辽平原专题研究队（116队）。1957年冬，成立华北石油勘探处，为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作了一些组织上的准备。

1958年2月 27-28日，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和翟光明、王纲道同志，就天然油的勘探问题向党中央及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两天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余秋 里、孙志远、贾步彬等同志。当汇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地区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考虑问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 在东北地区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是十个指头一般齐，全国是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大大加速了我国石油勘探东移的进程。就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以后，余秋里同志接任石油部部长。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立即组织制定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 1958-1962年） 的战略发展规划，要把石油地质储量扩大到20亿吨（当时只有1.7亿吨） 年产油量扩大到800万到1000万吨。从1958年以后，地质、石油两部都从西部调遣各型勘探队伍，充实东部勘探力量。石油部于1958年4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同年5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处，6月改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同时，在上海还成立了华东石油勘探局，从此东部普查勘探工作大规模地全面展开。石油勘探战略东移，对大庆油田的发现，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

2.“全国一盘棋”的松辽盆地区域勘探

随着我国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从50年 代后期开始，一批又一批的勘探队伍从大西北转战到东北大平原。松辽盆地周边分布众多的油苗，但是盆地内部却是一片茫茫的大荒原，要揭开荒原内部的奥秘，就 必须以盆地为对象，利用各种勘探手段从地面到地下、从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地周密细致地调查研究，探索盆地内部的石油地质规律。

最早深入松辽盆地内部从事石油地质调查的地质家是韩景行和邱中建。1955年8月，地质部派韩景行为首的6人踏勘组，从吉林市顺松花江沿盆地的东缘对中新生代地层进行调查，并检查群众报矿的油苗产地。从1956年开始，地质部在松辽平原开展了重磁力普查和电法、地震大剖面概查。1957年3月，石油部派邱中建等7人组成116队，对松辽平原及周边地质、物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并踏勘盆地边缘地质，编制了松辽平原及周围的含油远景图，从生油、储油、盖层、圈闭等条件出发，认为松辽平原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地区，提出了下一步地球物理工作安排和基准井井位建议，其中有一口建议井位，在第$ 重力高（ 即现今的大庆长垣南部葡萄花构造上）。他们这些创造性的辛勤劳动，给松辽盆地找油指出了方向。他们的野外踏勘足迹遍及东三省，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穿越了 无数的江河，出没于原始森林之中。松辽盆地早期的石油地质普查的工作、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盆地内部一片荒原，为了查明地面地质情况，韩景行等" 人租了两条渔船拼在一起既作交通工具又作食宿场所，顺着松花江而下，在沿江两侧的沟谷中找露头、看地层，了解构造和火成岩活动情况，向当地群众调查油气 苗。以船为家，白天沿江踏勘，夜里在船上总结工作、整理资料，这就是松辽盆地早期地质学家的艰苦工作与生活。邱中建等同志在松辽盆地南部老哈河两岸考察地 质，为了测量宝贵的地层剖面，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他们数人冒险涉水取得了宝贵的资料，但也险些被洪水夺走生命。这些感人的事迹不胜枚举。今天我 们纪念大庆油田的发现，首先要感谢他们早期开创性的地质工作和开拓精神。

1958年开展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工作，石油部调任李荆和为松辽石油勘探局局长、宋世宽为副局长。组成各类勘探队32个，开展了地质、物探和基准井的钻探（包括地质队、重磁力队、井下电测队、测量队、综合研究队，配备有3200m大型钻机2台、中型钻机1台和#1000m浅钻1台）。地质部派韩景行、朱大绶为技术负责人，组建地质18队、物探队19队（《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编者注：应为地质队19个，物探队18个），并配合浅钻对盆地进行普查。两支勘探大军紧密合作，并肩战斗在松辽平原。当时新成立的松辽石油勘探局仅有技术人员50多人，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工龄平均也只有3-4年，主任地质师只有我一名，全局地质师、工程师只有杨继良等7人。从西北第一次转移到东北广大平原覆盖区搞勘探，缺乏经验，遇到重重困难，边学习、边工作，勘探工作在摸索中前进。通过一年大规模的勘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在松辽盆地找油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年，地质部发现了大同镇（ 后改为大庆） 等17个圈闭。1958年4月17日，首次在吉林前郭旗南17井发现油砂，接着又在杨大城子南14井等30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油气显示。石油部完成了两口基准井（ 松基1、松基2 井），建立了盆地地层层序，搞清了多套生、储、盖组合，通过区域地质研究，进而明确了勘探方向，使勘探逐步向中央坳陷转移。

1958年12月20-28日，苏联地质专家勃罗德教授来松辽平原考察，向我们传授了俄罗斯地台等覆盖区开展区域综合勘探的做法和经验，建议要以松辽盆地为整体，编制一个区域综合勘探总体设计。我与地质部靳玉贵同志共同接受了这一任务，结合松辽盆地客观实际，编制了1959年松辽盆地总体勘探部署，安排了4大勘探项目：①横贯松辽盆地部署’条区域综合大剖面，以解剖松辽盆地石油地质特征；②选择10个构造进行详查；③选择两个构造进行预探；④拟定了( 口基准井井位，包括大同镇（大庆松基3井）。

1959年2月8-10日（春节期间），我代表松辽石油勘探局用了3天的时间向石油部党组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等同志汇报了1958年松辽盆地的勘探总体部署，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在会上，部党组反复论证了松辽盆地近年的勘探成果，总结出松辽盆地十大有利条件，认为松辽盆地大有希望，找到大油田已经为期不远了，下决心要在1959年集中力量大干一场。1959年2月11日 （正月初四），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里召开了石油、地质两部的协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总工程师顾功叙、地矿局局长孟继声，石油部 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勘探司副司长沈晨，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充满热情、团结、友好的气氛，会议一开始由何长工女儿（当时仅10岁） 弹钢琴、唱歌以示欢迎，接着何夫人送来点心，然后才正式开会。沈晨汇报我作补充，讨论时何部长、余部长不停地发表意见，余部长跪在地板上指着图，挥动一只胳膊（ 他是独臂将军） 阐述作战部署方案。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对松辽盆地勘探成果的基本估价和1959年勘探部署，并明确了两部的分工。1959年3月，石油部在四川召开南充会议，会上又发动群众讨论了1959年松辽盆地勘探部署和措施，提出要加强地质综合研究力量，确定由石油部研究院余伯良率领部分科研人员、北京石油学院部分师生与原松辽石油勘探局研究人员联合组成松辽盆地地质综合研究大队。余伯良任大队长（兼松辽局总地质师），胡朝元、钟其权任副大队长。

松辽盆地石油普查、勘探，是我国第一次贯彻以盆地为整体的勘探部署，是在广泛的覆盖区开展区域综合勘探一次成功的尝试。通过两年多普查、勘探，明确了中央坳陷是油气聚集的最有利地区，进而优选了大庆长垣为钻探目标。从盆地打第一口基准井（ 松基1井） 开始，到发现大油田只有一年零两个月（1958年7月9日-1959年9月26日），这是我国油气勘探史上的最成功的一个战例。

3.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3井喷油

1959年9月26日，松基3井喷油，宣告了大庆油田的 诞生。“松基3井” 是大庆油田的“功勋井”。当时对松基3井的拟定、钻探、完井、试油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视，并有所创新，回顾总结这一段过程，对我们有很多启示。

1958年，盆地东部的松基1井和松基2井完井后，发现生油层和沉积岩较薄，松基1井在1879m即钻达基岩，松基2井 下白垩统上中部地层已遭剥蚀，根据地震资料结合盆地地质条件综合分析，认为中央坳陷的大同镇（大庆）地区沉积厚、地层完整、保存条件好，又是“ 凹中之隆”，是油气储藏很有希望的地区。这个地区电法与地震两者高点位置基本符合，无论在井深、构造条件及沉积深度上都可满足基准井钻探的要求，同时又可 起到探油的作用。经过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与地质部有关单位的多次协商才确定了这个井位。

松基3井井位的拟定几经反复，曾产生多种意见的争论。有人主张把松基3 井定在西部的泰康附近的电法隆起上；有些单位主张把井位定到盆地西南部的开通地区，他们的理由是西部地区地质钻井工作布置较多（指地质浅井），急需了解深部地层，该处于2900m可钻到基岩，处在与松基1井、松基2井不同的地质条件。这个意见松辽局和石油部都不同意，石油部曾在文件上批示，认为南部已有深井控制，探明深部地层情况不是平原南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况且井位未定在构造或隆起上，不符合基准井探油原则。

1958年9月3日，我和杨继良、钟其权代表石油部松辽局与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韩景行、物探大队朱大绶一起讨论了松基" 井井位，大家取得一致意见，把松基3井井位选定在大同镇（大庆）电法隆起上，并向石油部呈报了松基3井井位意见书。当时大庆长垣的地震普查还未结束，石油部地质司认为松基3井井位拟定资料不够充分。9月中旬，我和钟其权到地质部物探大队向朱大绶收集到通过太平屯、高台子地区的1/Ⅺ地震反射剖面，新的地震成果表明高台子有明显的背斜与大同镇电法隆起相吻合，进一步肯定了松基3井井位。

1958年10月上旬，钟其权、张铁铮和朱大绶一起到黑龙江明水县地震队工地收集大同镇地区最新的地震成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高台子地区初步构造图，这个图表明高台子构造是一个大隆起上的一个局部圈闭，根据这个新资料，钟其权当时依据地形，把松基3 井井位定在小西屯和高台子之间（即目前的松基3井井位）。1958年11月14日，松辽石油勘探局向石油部呈报了松基3井井位图，1958年11月29日，石油部油地字第333号文批准了松基3井井位。

松基3井由32118钻井队负责钻井，队长包世忠，副队长乔汝平，地质技术员朱自成，这是黑龙江省和大庆油田最早的石油钻井队，在完成了松基1井后立即搬迁到松基3井钻探。设计井深3200m，1959年4月11日开钻。根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基准井从井口开始全井取心，完钻后自下而上分层试油，取得全套地质资料。我们为了加快基准井钻探速度，松基3井在1000m以上用浅钻代替取心，自1000m 以下全部取心，当钻至1461.76m时，已经多次发现油气显示并取心见到油砂，同时又因井斜过大（井深845-900m，斜度5-6度），继续钻进也有困难。经康世恩同志批准，立即停钻投入试油。松基3 井完钻的决策与苏联专家、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克的意见有较大分歧。当时米尔钦克来华考察，在石油部康世恩同志陪同下，到哈尔滨听了汇报，亲自看松基3井的岩心，反对松基3井 完钻试油的决定。他认为按苏联的规定，基准井应该坚持按照要求克服困难取心到底，然后自下而上逐层试油，不能中途改变设计，为此与康世恩部长发生了一场争 执。康听了专家意见说：“打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一旦遇到油气显示就要弄明白，不要延误时机，从这口井资料看希望很大，应该停钻试油，确定有无开采价 值。”专家很激动地说：“ 搞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就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按照设计完井后才能试油。” 康说：“这口井才打到1000多m，如果打完井泥浆浸泡太长，油层会被堵死。” 专家有些发火，翻译也很为难，只是说：“专家说我们不讲勘探程序”。现在看来，如果按米尔钦克专家这种机械的做法，大庆油田将会推迟数年发现。

松基3井经电测解释，在下白垩统井深1109.5m-1380.5m共有油层14层19.8m。经研究，首先对1357-1382.4m3个薄油层1.7m射孔试油。9月16日晚，清水压后射孔，射孔后，井内无任何显示，液面还略有下降，立即开始提捞诱喷，直到9月8日清晨，将液面下降到300余m时， 在井筒内发现油花，工人们都没有经验，怕是钢丝绳上的油污带入井内，大家争论不休。清晨天刚蒙蒙亮，井上工人到宿舍叫醒了我，我到井场仔细观察，见到捞出 的水中先是一颗颗像黄豆大的油珠浮在水面上，随着液面的下降捞出油愈来愈多，记量罐中已漂浮了一层绿色的原油，可以肯定是油层中出来的原油。9月8日当天已累计捞出3-4立方米油，当即向北京石油部发了电报，康副部长回电指示要加深提 捞，只捞水不捞油，以便排净井内压井液和泥浆滤液，疏通油层污染。提捞深度逐步加深，每次捞桶下到井深1400m处（液柱以下）提捞，捞水不捞油，经过20天耐心的提捞试油，到井底清水已经捞净，油柱上升到井口向外溢流，共捞出油113立方米、水52立方米，就下油管关井憋压，套压上升到11╳105Pa 油压0.2╳105Pa，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向国庆1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

松基3井的完井试油工作，石油部十分重视，专门聘请玉门石油局彭佐猷总工程师来现场当固井总指挥，请苏联专家达玛佐夫当顾问。固井工作是完井的关键工序，是由上百人紧密配合、高节奏的紧张劳动，如果略有失误就会使油井前功尽弃。“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松基3井固井时组织十分严格，分工细致，岗位明确，职责分明，固井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专门进行多次实地演习，等到人们都已操作十分熟练后，才正式投入固井的战斗，保证固井质量一次成功。石油部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现场蹲点，抓好松基’井的试油工作，这个组的组长是赵声振工程师，组员有邱中建、蒋学明，松辽局派我和焦亚斌也参加这个组的工作。工作组住在井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措施。8月下旬到11月共3个月，这一年雨季特别长，3个 月一直是阴雨连绵，交通阻隔。松辽局在黑龙江地区只有一台大钻，又没有机械厂，所有机械工程故障都要自力更生就地解决。生活、工作条件都十分困难，在工作 中遇到问题时，工作组的同志经常和工人同志一起进行试油现场交流，开讨论会、分析会。完井试油时无法兰盘，当地又无加工厂，赵声振同志和32118队 队长包世忠、副队长乔汝平组织井队就地加工。安好井口，为试油准备好条件。探井射孔工作由蒋学明工程师和测井队队长赖维民亲自指挥，我们都在现场亲自参加 电缆丈量、深度计算。在试油提捞过程中为了查明油水界面的深度，蒋学明、赖维民同志专门设计了一套油水界面探测仪，取得油水界面的资料，为试油工作做出了贡献。

这个现场工作组，每天都要向北京石油部电报汇报试油的进展情况，听取石油部康世恩副部长的指示。松基3井的试油措施得当，耐心仔细，经过20多天的试油，终于喷出了工业油流，向国庆10周年献了一份厚礼。为了庆祝这一胜利，专门派32118钻井队大班司钻王顺登上天安门向国家领导报捷。松基3井的试油经验，也是我国勘探工作中值得学习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今天，在纪念大庆油田发现4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深切地怀念钟其权同志，他是当年基准井研究队队长，由于积劳成疾，已经离开了人间，他的基准井研究成果为人类做出了贡献。我们也深切怀念朱自成同志，他是当年松基3井地质技术员，他对松基3井录井做出了贡献，他在松基3井发现油砂时的音容笑貌，就好像在昨天。但愿今天的大庆人，在享受大庆油田物质财富的时候，永远怀念他们，为发现新的大油田继续奋斗。

（据地震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收录的文本录入，该书系摘自张文昭《石油勘探文选》第三集，123-128，1999，北京：地质出版社。）

编后 令人高兴的是，在搜寻有关材料时，发现在《大庆油田大事记》中保留有国家科委授予“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记载，因 为石油部获奖的十位科学家，将他们所得的4000元奖金捐献给大庆石油学院作为地学奖学基金，而张文昭先生名列其首。（大庆油田大事记(1983—1987)--能源--人民网） 由此想起，韩景行先生曾与我谈过这事，说他们获得2000元，因应得到的人多，不知道该怎样分，还放在那里。这个奖我看是有象征性的意义，里面肯定了“大地 構造學、沉積岩石學、岩相古地理學、沉積岩學、古生物學、地球物理學、地球化學、石油地質學等方面的研究。”奖状上列出的是个人的名字，实际上也是表彰他 所代表的领域。

在搜索中还发现，前提到徐旺学长说天津一报纸连载何建明歪曲历史的文章，他们投书纠正不给发表的事，后来他们还是发出来了，发在2001年的《石油勘探与开发》，题为 《中国石油史实九则》，作者署名为石宝珩 徐旺 张清 。其中第一则：“众多老一辈地质家为中国石油事业的贡献都应铭记”，就是针对何建明将黄汲清先生捧为“中国石油之父”来的。该文一开头就点出：

何建明于2000年4月24日开始，在天津《今晚报》分80节连载了《“中国石油之父”与大庆油田》[1](以下简称何文)，以大庆油田的发现为主线，用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读者提供了“概要”的中国“石油纪事”。

一些不了解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的读者误以为，何文恢复了“一件特别重要科学成就的历史真相”[2]。纪实性作品理应真实、严肃地把史实介绍给读者，但何文 对一系列重大石油事件的记述严重失实。作为1949年以来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见证人，我们拟就何文涉及的九则中国石油史实予以澄清。

在“众多老一辈地质家为中国石油事业的贡献都应铭记”中他们说：

关于1995年1月12日黄汲清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和王大珩一起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之事，何文“一、引子”中有一段文字：“..直到他(指黄汲清—本文作者注)临终前的80天，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才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

我们查阅了1995年1月12日前后的多种报刊，未发现“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对黄汲清先生有“中国石油之父”提法的报道。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在头版刊登颁奖报道和获奖科学家的生平及贡献，宋健和钱伟长讲话均没有这方面内容。

他们说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和发展凝聚着众多老一辈地质家的心血和贡献，介绍了多位中国地质学家、特别是翁文灏先生的工作，同时表示，其中黄先生的重要贡献我们是铭记在心的。---201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