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阎长贵先生的批评很温和，但用事实揭出叶永烈《“四人帮”兴亡》的一个要害问题：批<海瑞罢官>是江、张、姚；发动“一月革命”是张、姚、王，却回避了背后的决策者。就凭这一点，吹嘘什么“本书经党史权威部门审读通过，是关于‘四人帮’的重要的‘纪实长篇’，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扛鼎之作’。”你信吗？反正我不信。---2012年12月12日。


2009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先生的一部180多万字的大书，书名叫做《“四人帮”兴亡》。

——作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还说，我的写作，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

——本书《内容介绍》：“纪实长篇《“四人帮”兴亡》是作者花费二十多个春秋，经过广泛采访，终于完成的长篇新著。”“本书是今日中国关于‘四人帮’的唯一鸿篇巨作，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史著，是一部常销性的畅销书，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出版社在新书推介中说，本书经党史权威部门审读通过，是关于“四人帮”的重要的“纪实长篇”，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扛鼎之作”。

——此书内容不断被报刊转载，有份文摘报摘登这本书的段落时，在说明中指出：“作者叶永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希望对于‘四人帮’兴亡史的深刻揭露，批判极左思潮，防止‘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在我看来，这部书恐怕是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觉得，对叶永烈先生这部书，从总体上讲，或者说，从不少方面讲，还不好以“纪实”和“对历史负责”相许；换言之，对这部书，恐须慎重对待，不要误导读者和人民大众。

不容否认，该书有不少论断能给人以启发，如它在分析“四人帮”时，说江青是首领，张春桥是“智囊人物”。王洪文的“位子”，张春桥的“点子”，江青的“旗子”等等。在事实方面，也有澄清错讹的地方。比如，它在毛泽东1948年在河北阜平城南庄脱险问题上，否定了聂荣臻元帅的说法，而肯定了陈伯达的说法。这里说的就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话。这种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人废事的态度和做法，很值得称道。

该书说：

“所有有关人员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秘书，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笔者在1989年采访陈伯达时，也说及敌机飞近时，他急忙朝毛泽东住房跑，遇上江青。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

“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催毛泽东快走。这时，卫士们架起毛泽东往外走。

“尽管种种回忆录中都没有说到陈伯达也在场，但是陈伯达的回忆是可信的……” （黑体为笔者所加）

叶先生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肯定陈伯达关于救助毛泽东城南庄脱险回忆的作家。从而为客观公正地了断这桩历史公案做出了贡献。

但是，叶永烈先生这部书，在不少地方，不少问题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或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比如，该书《第十一章  江、张、姚密谋批<海瑞罢官>》。这样说，符合历史事实吗？我们先看看该书的具体说法：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的江青。”

“江青在1962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1965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这就是该书关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观点和论断。说江青把批判《海瑞罢官》这根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起来”了，这是历史事实吗？能够这样说吗？我们知道，已有不少人写书或撰文披露了姚文元这篇文章出笼的实情和内幕，叶先生在“二十多个春秋”里一点都没注意到？一篇都没看过？

柯庆施在批判《海瑞罢官》中的作用，我没研究，不占有材料，没有发言权。但在批判《海瑞罢官》问题上，不谈毛泽东，不谈毛泽东的作用，我认为，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错，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是说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卜伟华先生在《“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一书中说，对毛泽东这个话“不能当真”。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毛泽东说这话不到三个月，即1967年5月1日他再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毛泽东这话有白纸黑字的文献证明，谁都没法否认。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批评上海市委的一些人时说：“本来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吗，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吗，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再者，“九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毛泽东“发动”的。毛泽东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他又不止一次地说，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来的”，在如此明明白白的事实面前，叶先生说什么“江、张、姚密谋”岂不是太没道理了吗？！

又如，该书《第十五章  张、姚、王发动“一月革命”》。如同我们上面提的问题一样，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动“一月革命”，符合历史事实吗？不容否认，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发动“一月革命”即上海夺权中，起了重要作用——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前线指挥，不管他们出了多少主意，想了多少办法，包括使用了多少阴谋诡计，他们都是具体执行者，其决策者不是他们——决不是他们，这点到现在应该说是清清楚楚了，不能、不需要、也没法再掩饰了。

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他的生日宴会上，高度评价了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等的造反，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他们提出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扬西光！砸烂常溪平！”“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好的提法有区别，好！毛泽东叫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回上海，去掌握上海的局面。张春桥、姚文元做了一些准备工作，1967年1月4日才回上海。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根据毛泽东生日谈话写成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月2日，毛泽东同即将回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指出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1月4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下午接见“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的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吴瑞成、王知常等，张春桥说：

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了。所以，今天想先见见你们……

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是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

1月5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的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清等十几个人。接见时张春桥说：

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

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接见接近尾声的时候，徐景贤接到《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造反总部”接管了报纸的报告，并且公开出版了接管后的第一张报纸，报纸上面赫然刊登着各群众组织共同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接见结束后，徐景贤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春桥、姚文元。张、姚感到这件事情来得比较突然，没立即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徐景贤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建议：“这件事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同意。

在这次接见会上，张春桥还修改了徐景贤等人给王洪文起草的1月6日“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重点发言稿《揭发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他颇为得意地跟徐景贤说：

你们找到的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事先不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张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我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

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1月6日，上海一百万人（报道说十万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的文件和发言都由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过；大会召开时，张、姚在他们的秘密住处收视实况转播。在这次大会上陈丕显、曹荻秋被揪到台上去，还有上海数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大会宣布三项通令：

一、    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    勒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

三、    请求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命令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根据张春桥的布置，徐景贤把当天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报送毛主席和党中央。姚文元写了《情况简报》，其中说：

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

1月8日，毛泽东召集有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人参加会议，高度评价上海的夺权活动。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这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右派，我们也要翻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按语的起草人王力说：“这个按语的影响不亚于聂元梓的大字报，甚至更大。”

1月10日，毛泽东批示《紧急通告》和《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指出：“此两件很好”，请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贺电，周恩来主持政治局讨论时，毛泽东到会场，提出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12页注：“‘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审阅时加的。”)。1贺电赞扬：“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贺电表明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徐景贤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第一次用文件形式正式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联合夺权。”

1月12日，上海举行“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身着军装出席大会，发表他们返回上海以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这个大会还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的倡议”，其用意是想以各群众组织联络站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这也表明了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中央贺电的理解。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给上海造反派的贺电。

1月14日，“首都和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誓师大会”，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有10万人参加。在这个大会上，陈伯达讲话，说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我们如果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讲话，赞成陈伯达的意见，说要“防止接管风”。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上海造反组织起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毛泽东就这事讲了一大篇话。

毛泽东的指示是由王力打电话告诉张春桥的1，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上海市交给张春桥、姚文元领导。

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同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批评陈伯达的谈话写成。毛泽东批示：“写得很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肯定上海造反派夺上海市委权的文件，即批准上海市的夺权，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号召夺权——“全面夺权”的文件。这篇文章说，上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篇文章还传达了毛泽东界说和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文章的起草者之一王力说，这篇文章“影响太大，实际上是新的《五.一六通知》。”

再举一个例子。叶书在讲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抓江青的时候，引述了江青秘书刘真的目击回忆：

“当张主任（引者注：指张耀祠）带人冲进来时，我们全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看见江青被两个女战士拖出来，她脸色腊黄，头发散乱，又喊又叫，我才明白，她完蛋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谁也没有去帮她。

“我忽然想起她计划明天上午去清华大学视察，还要作重要讲话。让我连夜写好讲话稿。我追上去问：‘你明天讲话稿还要吗？’

“江青翻了翻眼皮说：‘不要了，撕了吧。’

“江青又说：‘你告诉李讷，不要找我。’

“她还想说什么，被女战士用力拖走了。……”

叶先生所引述的这段所谓刘真的目击回忆，真是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然而，这是真的吗？叶先生是直接采访过执行抓捕江青的当事人张耀祠的，了解了具体抓捕江青的情况，其叙述我认为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件事情我也问过张耀祠，我所了解的和叶先生所叙述基本一样），怎么又引出来这么一种刘真的所谓目击回忆呢？请问叶先生，你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吗？不错，刘真是当过江青的秘书，但那是在1973到1974年，而不是1976年，1976年担任江青秘书的是刘玉庭。关于这段所谓刘真的目击回忆，我问刘真本人，他说他既没见过叶先生，也没做过这种回忆；他说，如果我要回忆，我也不能无中生有地编造什么江青“头发散乱、大喊大叫”啊？至于说什么江青让我起草她到清华大学视察的讲话稿，更是无稽之谈；“老哥”（因为我们很熟，他常这样称呼我），你这大学毕业生当她秘书时都没叫你起草过讲话稿，她怎么会叫我这中学生起草讲话稿呢？叶先生的这个演绎完全背离事实。

可以举的例子还不少。不去说了。事实证明，叶先生的《“四人帮”兴亡》这部“纪实长篇”在不少问题上，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没有做到“对历史负责”。

准确地说，叶先生的这部作品是“演义”——那自然另当别论。不过，对于“演义”，作者、出版社以及“有关评论者”就不好弄出“铁肩担道义”的架势了——虽然那才是真正的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

2009年4月于北京

曾在《记忆》第22期发表，这是原稿，五柳村2012年12月1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