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广宇先生发表文章指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中，存在着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甚至颠倒黑白的问题，值得重视。由于在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似乎仍是禁区，有关文革的著作多是只能在香港出版，入境还有限制，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宣称有史料价值的图书，自可大获利市，而谬种也随之流传，误导后人将谎言当成真实，更是对历史的犯罪了。因此像王广宇先生这样及时予以纠正，很有意义。特别是一个时期以来，再来一次文革以解决今天的社会矛盾的呼声不断，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公开文革档案，鼓励研究文革，开放文革图书，让文革真相为公众所知，实是使国家长治久安之举，应该得到重视。---2012年12月12日。



　　２０１１年４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先生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简称《兴亡》）一书。这部１５０万字的鸿篇巨制，据作者说，花费了２０年的功夫，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访问了众多著名当事人才完成的。作者希望这套大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笔者拜读了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该书既有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描述，又有对“文革”中的重要人物的介绍，确实是一部可读的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作者的辛勤耕耘，定将得到读者的回报。

　　然而，要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认为还需要下大功夫。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完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画上了句号，仍需要补充修改。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文革”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停留在局部的表层的水平，若使“文革”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料这个基础工作。

　　时下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的口述史、回忆录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它们不能不受到形势、立场、观点、利害、感情和记忆等因素的影响。要将口述史、回忆录这类活史料提升到史实程度，还需要根据各种史料载体，如文书档案、笔记、信函、文件等来相互印证，并进一步鉴别、考证，去伪存真。而如今“文革”史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文革”档案还没有公开，致使许多重大问题的疑点难点无法深入研究下去。

　　《兴亡》一书，也难摆脱这种历史局限。如果把这部书当成演义小说似乎还更贴切，若作为信史，则还有待于作者作进一步的努力。

　　笔者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有八九年是在牢房、劳改中度过的，我只亲历了“文革”初期那一段历史。因为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供过职，接触过一些“文革”要员，为他们跑过腿、办过事，加上耳闻目睹，了解一点支离破碎的情况，因此，我斗胆向叶永烈先生提供一些未经考证的史料，供参考。

　　在《兴亡》一书中，作者引证了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有的确有参考价值，有的则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颠倒黑白。

　　下面我想就《兴亡》一书中与史实不符的引证，谈谈自己的看法。

　　◇　关于张春桥、姚文元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在解放军报社接见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兴亡》说：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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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这次接见王洪文等人，是笔者安排的，并且自始至终参加了接见。根据我的亲历，上述描写是不准确的，重要情节都不符合实际。

　　第一，车上没载着“三男一女”，只载了四五个男子，聂元梓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会见，她只帮王洪文叫通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电话。

　　第二，聂元梓不可能直接给张春桥打电话，在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只设了一部保密电话（红机子），从不对外。

　　第三，会见谈话的中心议题，并非为回上海发动“一月革命”，上海什么时候成立新的政权组织，在这个会见中决定不了。说张春桥怕“大权旁落”没有根据。据我所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方向、进程，基本上掌控在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他俩不必担心“大权旁落”。

　　第四，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去解放军报社，乘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

　　那么，这次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王洪文等人的真实情况和接见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出来，向叶永烈先生请教。

　　１９６７年１月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不久的一天，我接到聂元梓打来的电话，她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联，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我向张春桥报告了此事，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天晚上，我乘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也到了。参加会议的除王洪文之外，还有陈阿大、一个小青年（可能是廖祖康），还有一两个人。会议的内容，大致是王洪文等人谈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张春桥在会上没有长篇大论地讲话，只是在座谈中提出一些问题或插话。张春桥讲的主要是让大家注意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加强同各种群众组织的团结，把上海各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我不记得姚文元在会上有发言。

　　◇　关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联前后

　　《兴亡》一书中“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一节说：“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直到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９日，聂元梓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才交代了其中的奥秘。”

　书中接着引述了聂元梓的“交代”：

　　我正在考虑串联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Ｗ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Ｗ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Ｗ说他也不知道。并让我把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我被接到“花园村×号”。

　　这就是聂元梓“交代”的“失踪的奥秘”。同一内容在２００５年１月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也有记载。

　　聂元梓“交代”中所指的“中央文革办事组Ｗ”，书中用“Ｗ”隐去了真实姓名，可能是作者给“Ｗ”留点面子。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Ｗ就是笔者。聂元梓的这个“交代”想说明什么呢？聂元梓要告诉人们，江青通过“Ｗ”强迫她到“另一个地方”——中央文革记者站（花园村一号）“软禁”她，叫她带上“最重要的材料”——骗她的材料，她“不同意”。“Ｗ”强迫她去了花园村一号，“Ｗ”是江青迫害她的帮凶。

　　聂元梓这个“交代”颠倒黑白，美化自己，没有任何“史料价值”。

　　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去（关锋也在场），对我说：“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聂元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保护左派的骨干力量，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王力又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可以暂时把聂元梓接到那里住几天，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他说：“告诉聂元梓今晚必须离开北大，她如果有什么重要材料，怕丢失可以随身带来。”

　　王力叫我马上就去找聂元梓，把她接到花园村一号。

　　我立即要车赶到北大，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决定。聂元梓说，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但她要求回家取点随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进里间卧室收拾东西，我在外间等她。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也不出来。直到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回家，她才出来。然后，她对我说，她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还要再找，另外还要把孩子安顿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担心她今晚不离开家不安全，她说她今晚不住在家，一会儿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对聂元梓突然变卦，我也无奈，我不能强迫她必须当晚离开家。

　　我们商量好，第二天早晨８点钟我来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还让我来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钓鱼台向王力汇报，王力听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７点多钟，聂元梓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经进城了，让我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接她。８点钟我准时到达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这时，聂元梓已经在图书馆楼前等我了。我看到她正在和中宣部的阮铭一起谈话。她让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聂元梓违反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行踪要保密的要求，向阮铭透露了她的行踪，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把她接走了。

　　关于聂元梓“失踪”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请读者注意：《兴亡》一书引用的聂元梓的“交代”是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９日的。这时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聂元梓和江青关系的时候，聂元梓为了开脱自己，必须同江青划清界限，把自己说成是受江青迫害的受害者，因此她抓住中央文革把她保护起来这件事，说江青是“软禁”她的祸首。她还说江青怀疑她和王任重的关系，“要她把王任重的所有材料都带过去”，她不仅和江青没关系，反而受到江青的迫害。

　　然而，聂元梓“移花接木”的手法使她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王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１１月中旬的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

　　聂元梓看到王力的这段叙述后，说：王力“讲到的主要情况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具体情况“不完全一致”。有些“细节也有出入”。王力“所讲的证明我住在花园村记者站和上海串联都是毛主席的指示”。

　　聂元梓抱怨王力：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是毛主席的意见，“我就不会怀疑江青审查我了”。

　　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９日，聂元梓说江青迫害她，把她“软禁”在花园村一号，并骗她的材料。那时，王力还在秦城监狱关着。同一件事，前边说“江青软禁”，看王力的回忆后又改口说“毛主席保护”，聂元梓的话，哪句是真的呢？

　　顺便说一下，聂元梓口口声声说江青、王力骗她的材料，这不是事实。当我把聂元梓安排到花园村一号住下后，聂元梓对我说，她手头有个小布包，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放在她身边不保险，可不可以暂时存放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室。我看她住的房间都没有带锁的桌子，就同意她把小布包存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我带聂元梓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室，叫她把小布包捆好，当面交给办公室主管机要文件和印章的矫玉山，矫玉山用盖有中央文革办公室大印的封条把小布包封好，告诉聂元梓，小布包存放在保险柜里，只有聂元梓本人才能启封。

　　关于聂元梓的小布包，我报告了王力，江青根本就不知道聂元梓小布包存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聂元梓去上海前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打开小布包取出了所谓常溪萍的材料后又封上了，继续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聂元梓从没提出要取走小布包。直到１９６７年８月末我离开中央文革，聂元梓的小布包仍然存在保险柜里。在这期间，无论江青还是王力都没问过聂元梓的小布包。聂元梓说江青“骗她的材料”，是无中生有。

　　《兴亡》一书中说，聂元梓的“交代”揭开她“失踪”的秘密，是不符合事实的。

　　◇　关于聂元梓在上海和张春桥的联系

　　《兴亡》一书说：“就在他们（指聂元梓一行）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以方便。’当天，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会见。”“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了战略……”

　　对这一段叙述，我所知道的情况是：

　　（一）聂元梓去上海串联，没有通知张春桥；
　　（二）聂元梓去上海的食宿和通信联络问题由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安排；
　　（三）聂元梓到上海不能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她只能代表北大校文革组织来活动。这些意见我受王力之命，都向聂元梓说清楚了。

　　关于这个问题，王力回忆道：“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们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进行串联，没叫她打中央文革旗号。”

　　王力是安排聂元梓去上海串联的负责人，他认为，张春桥没有必要利用聂元梓在上海发动夺权。聂元梓也否定了这件事。《兴亡》一书作者的叙述，依据的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　有关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若干问题

　　《兴亡》一书对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叙述有不少不准确之处。笔者就自己所知道的作些订正。

　　（一）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的驻地，书中说：“中央文革先是进驻了此地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实际情况是，中央文革办公室从来就没有驻过十四号楼。１９６６年７月中央文革办公室刚刚组建时，曾短暂地驻过十五号楼、十一号楼，７月中旬就迁到十六号楼，此后一直驻十六号楼。

　　（二）“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占楼为王’。”张春桥、姚文元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一座楼或一层楼，张春桥、姚文元在１９６７年以前一直住在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楼上，每人一个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他俩和王力、戚本禹共住二层，不能说他俩“占楼为王”。

　　（三）该书在叙述江青进入中央文革之前，多次提到江青“机要秘书”如何打电话。这不是事实。１９６６年７月，江青入住钓鱼台时还没有机要秘书，只有一名警卫员，一名卫生员。１９６７年１月，才正式配备机要秘书，第一任机要秘书是阎长贵。

　　（四）关于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易人的情况。书中说的中央文革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穆欣，第二任为王力这是对的。但书中说“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由解放军报社的宋琼接替王力的办公室主任”，这一说法不确切，宋琼没当过办公室主任。

　　（五）关于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的时间，不是“宋琼被打倒以后”，而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宋琼来中央文革以后，中央文革领导责成宋琼组建办事组。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认为，原来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一身二任，心不专一，领导不力。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再兼任办事机构的领导职务。宋琼组建的办事组，带有集体领导的性质。

　　办事组成员共有五人，他们是：组长宋琼，副组长陈满池（未到任），成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宋琼被打倒后，杨子才、张文荣同时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只剩下王广宇，由王广宇负责办事组的日常工作，主管小组成员曾口头任命王广宇为办事组长。

　　《兴亡》一书说“宋琼被打倒以后，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实际情况是，马列主义研究院并无“王光宁”其人。

　　（六）江青在小组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分管各口”。中央文革小组从来就没设过组织组这个机构。

□　《党史博览》２０１２年１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