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随波逐流，还是荷担引领

――中国佛教的现状与路向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代祖师大德胼手胝足，薪火相传已历二千余年，其间虽几经兴废，但佛陀遗教作为一种精密、严谨、深奥的思想体系，对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文学、语言，特别是国人的心灵世界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因缘的流转变化，特别是内外环境的软硬兼施，逼迫佛教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嬗变。当然，其中不乏因应时空和方便信众所需的积极权变和承续发展，但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世纪性大潮的裹挟中，身处无所不在的名位、财富以及科学主义三重挤压之下，佛教的生存状态貌似繁荣而实则日益逼仄。当此之时，我们佛教徒是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甚或“?其泥而扬其波”、“鹗其狍而?其酾”呢，还是砥柱中流、积极应对，以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愿行，荷担引领众生破迷开悟的如来家业？这是亟需从理论到实践加以梳理辨正的。

一、困境述略

从佛教史可知，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即将继位大统成为一国之君的悉达多太子创立佛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除了对盛行于各邦国因世袭而固化了的种姓制度，及其所造成的严苛且残忍的心灵隔离现象深感厌恶之外，更为根本的是在他29 岁那年，亲身感悟到人生存在着衰老、疾病、死亡等种种不圆满的现实，使他夜不成寐，寝食难安。为了寻求解脱的真谛，他放弃了多少野心家梦寐以求，而自己却唾手可得的王位，离开了对自己寄以厚望的国家和人民，离开了深爱着自己的父王、妻儿，成为一名身无分文、居无定所、毫无牵挂，出家修行寻求真理的沙门。经过六年极端的苦行生活，悉达多发觉“此是邪道，非清净道”，此类自我折磨徒劳无益，并不能导向解脱，于是待恢复体力之后，他来到伽耶的菩提树下，再度深入禅定，并抵御住了魔王波旬的种种诱惑和威胁，终于证悟了无上佛果。也就是说曾经拥有无上名位和财富却毅然舍弃并无丝毫留恋的悉达多太子，从此成为了证得涅?解脱之路的佛陀，成为了此后全世界无数追随者的精神领袖。

随后，佛陀持续在古印度恒河流域一带说法，教化众生长达四十五年。期间，佛陀除了度脱大量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低种姓的信众成为佛子之外，跟多处的国王、贵胄亦有所交往，譬如会见频毗娑罗王，接受了给孤独长者的赠园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但这些或高或低或贵或贱的各色人等，在佛陀慈悲广大的心目中是无分别的。佛陀周旋于上流社会既非缅怀往日的荣华富贵，更非出入豪门攀高结贵，而只是为了获得权贵们的理解和支持，弘扬自己所创立并逐渐完善的理论并指导大众迈向离苦得乐的解脱之道。从早期的佛经可以看出，佛陀的教导是以生命为本，特别是以人生为根本的。佛陀揭示了世间的真相以及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指出了一条通往生命超越、导向人生解脱的大道。

反观当今末法时代，由于极端的政治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导致权力万能、金钱崇拜之风盛行，原本以出世修行担当示范教师，教化众生离苦得乐为宗旨的佛教僧尼也深受其害，在衣食无忧甚至名利双收的优渥待遇中，佛教本身却内外交困，存亡难料。可是有人竟然身处困境而不自知，甚至有如鱼得水者游戏其中，这是更为令人忧心如焚的。要之，来自内外环境的消极影响大致有三：

          其一是“名位”。

人的“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于自身渊博的学识和崇高的道德自然而然形成的；另一种是外部因素诸如权力者所加封或出于欺世盗名的目的自我炒作而来的。以出家人为例，前者是佛子通过长期的内心和外在行止亦即戒定慧三学的修为，及其佛学方面的造诣在信众心目中自然形成的威望，例如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祖、文殊菩萨，以及汉地西行求法的法显、玄奘，禅宗六祖惠能、东渡弘法的鉴真和尚，还有各大宗派的创始人法藏、慧远等祖师及其后学中的佼佼者，现当代台湾的印顺、星云、圣严、证严和惟觉长老等亦应作如是观。在作为佛教社会基础的在家居士中，同样有清末杨仁山这样立志复兴佛教的大德，以及后来的黄念祖、夏莲居、李炳南等老居士，他们的英名必然彪炳千秋而不衰。这样的高僧大德对于佛教、佛法和佛学，都是多多益善，他们获得信众的尊重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而后者，则在在皆有，多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焉。

作为三宝之一“僧宝”的出家人，如果上文所说之属于前者，他们的令名、盛名和英名，都是必要的更是必需的。对于荷担如来家业，弘扬正信佛法，对于引领身处火宅而不自知，被无明蒙蔽本性的众生，对于初入佛门的居士后学，亲近那些实至名归的高僧大德，正如大旱之中的秧苗期盼云霓而逢甘霖，一经接谈即顿生欢喜心，乃至豁然开悟，其启德开蒙之功德诚谓不可限量。在此，那些主动投身于名缰利锁者难以理解的是，正因为古今大德们弃虚名如敝履之因，才有盛名如日中天几至妇孺皆知之果。佛教之所以历经两千余年，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三大宗教之一，正是靠了这样一代代续佛慧命的大德们组成的“脊梁”而昂然屹立，而正道直行，而花开五洲。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有个别寺院的当家僧尼虽然肉体或曰“名色”出了家，可其六根却仍然沉迷于权力或名声，忘记了佛陀的根本教说，全力追求的不是佛法修为的次第而是哪一级人大或政协的“常委”，以及由此而来的荣誉和利益。这种来自权力社会的诱惑对于一般社会大众都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根源，何况是奉行佛陀教说而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为最高追求的出家人，本应心如明镜，如如不动，岂可孜孜汲汲热衷于此哉？无法抵御且沉溺于此者，对于我辈佛子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遑论承续祖师香火进而发扬光大！求权逐名，实乃一种对佛教教义彻头彻尾的异化。

我一位居士朋友曾亲见某一位身居高位的“出家人”在京城拥有一座装修豪华的四合院“精舍”，几乎囊括世界各国各种版本的大藏经装满了书房和客厅的书架，待人接物完全是一副高踞云端而俯瞰下界的做派，而且不断侧面炫耀自己跟某省委书记某部长的交情之厚，不知这位屡屡嘱咐侍者给某人打电话时别忘了称自己为“大师”的僧人，是怎么样在学佛的道路上自我修持的。据说这样的“大师”在首善之地的京城和各省会等大城市并非个别，他们自我膨胀自欺欺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佛子身份。另一位闻名前往拜谒该“大师”的居士事后多日对前者坦陈，该“大师”几乎使他萌生改宗洋教的念头。而这样并非绝无仅有的“常委”和“大师”们的所谓名声或曰虚名或伪名，无论对于其个人修为还是佛教徒在社会大众中的整体形象，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是“财富”。

自古名利相续，在获取名位的同时，各种物质的利益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世俗社会官本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我们佛子既然出家为僧，理应跳出此道藩篱，而证得无上佛法。而现实却令人在袅袅氤氲的香火中嗅出浓烈的熏人铜臭，再无法作如是乐观之想。

在此，我们不妨对“财富”做一番追本溯源的考量。

从语源学上来看，现代人习焉不察的“财富”一词，可说是较为晚起的用语。《辞源》与《辞海》都未收“财富”一词，便足以表明这一点。“财富”究竟是什么？从现象描述的意义上说，财富是由物与用所构成的统一体。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财富包括物质性（即财物）和人的意向性（人对财物的所有、利用与支配，即财用）二大要素。由于财富与人的主体意向性相关，因此还具有创造与消耗的对立互动。但综合而论，财富的此世性，是财富的根本特性。

在佛教徒的眼中金钱是什么？金或银，皆为净土七宝之一，西方极乐世界多的是，本来也并不污秽。因为人的贪心金银才越来越少，其后又演变为铜钱、纸币以至如今的电子货币，成了人类贪欲的象征物。所以在愚痴的人眼中金钱是最可爱的，不追名逐利的人是简直难以理喻的傻瓜。看来只能等我们这个世界的贪欲日逐减少，待到弥勒佛下生时，才会又现遍地是黄金的景象。可见不改变“财富观”或曰不舍贪是到不了彼岸也是到不了那一天的。

不容乐观的是，在我国几乎全部的名山大寺，都或明或暗地在进行着商业操作。其中当然有体制的原因，但寺院本身同样难辞其咎。最具破坏性的是一座位于中原大地的著名寺院，敢于公然挑战佛祖家业的底线，早在1998年，该寺便成立了“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入了商业运作时期，所涉及的经营范围可以说除了军火、毒品和人口之外几乎无所不包，之后并陆续在国内注册了近100个商标。2006年，该寺承接了一系列大型活动，7月，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的佳丽们身着比基尼被安排在在少林寺参观，而同年河南卫视发起为999对新人祈福的祈福会，也被安排在少林寺。更为荒唐的是，2006年11月6日，十个经少林寺高僧“开光”后的“吉祥”手机号码在郑州分别以一点二万元至八万元不等的价格拍卖，原本属于寺院佛像落成后，择日致礼而供奉之的“开光”仪式，竟被如此歪曲、作践！面对国内外爱教护教善信们的呼吁和僧俗各界“少林寺太商业化”的质疑，该寺院的住持竟宣称说“我们不是商业化，我们只是利用商业的手段阻止少林寺被商业化”，并称“少林寺不是开发过头，而是开发得不够；商业也是提升少林寺地位的方式。”

不可否认，追求财富是人类欲望的突出表征。确切地说，追求财富与人的贪吝欲念相关。问题的关键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应该分辨其行为本身的属世正当性与合于道德性。应该指出，中国佛教徒并非绝对地拒绝财富，而是鄙夷财富的贪吝之欲和不择手段。如著名的《龙舒净土文》劝诫世间贪吝之徒说：“得人三千，而不以为多者，贪也；自费两千而遂以为多者，吝也。贪吝之失，众人所同，而不自觉。若能去此，方为贤者。如是则善业无不可为，恶业无不可戒。何则？不吝财以为善、不贪财以为恶，故也。若如是以修净土，必不在下品生矣。又能转以化人，使更相劝化。人则以己无贪吝之心，必加尊敬而乐从其化。所化必广，上品往生，复何疑哉！”可见，中国佛教徒的典型心态，并不是针对财富本身，而是针对财富所有者如何取得及如何消费的伦理评判，及其与之相关的业感果报的价值性评判，由此达到劝善教化的社会效应。

佛法承认财富的现世正当性，并进一步提出世间或人间福报的解释。这是从果报论原理上，对财富来源正当性的一种重要说明。但佛法同样并不否认创造财富的正当性，这是作为对财富的现世来源的正当性的严格补充，如五戒中“不偷盗戒”，“八正道”中的“正命”、“正业”等，都强调了财富来源的现世正当性。如此看来，佛法的财富观，不仅较为圆满地解释了财富来源的现世合理性，而且还论证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正当性或合道德性。

佛法的出世性及其财富观的超脱性，还必须解答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佛教僧徒的财富创造论问题。在上世纪初，中国社会排拒佛教的一大现实理由，就是指责佛教徒是社会财富的“分利者”，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是古往今来一切辟佛论者一以贯之的传统成见,在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浩劫，这当然也是其振振有词的最大理由之一。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佛子对此没有足够的警惕而听之任之，甚至随波逐流也去参与追逐，那下一次灭佛就可能已经为期不远，这绝非个人的危言耸听。

做佛教徒并不意味着不应该追求财富。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人，是不应该追逐财富的。僧人既然选择了出家的生活，就应该承担起僧人的责任。僧人是佛教的三宝之一，是居士的依恃。他们应该是在家居士的榜样。所以，就应该奉行少欲知足的生活原则。这一点，早在佛陀的时期就是明确的。例如，在原始佛教时期，佛陀就要求僧人依四依生活，即日中只食一顿、每天在树下只坐一次、穿用别人废弃的破烂衣服、吃朽烂的药。当然我们大家更熟悉的是三衣一钵。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要求出家人呢？因为佛陀看到了人生的短暂，人们用有限的生命来追逐一些过眼烟云的东西，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们才要出家，摆脱世俗生活，放弃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从而来体悟佛法。僧之所以为三宝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忍受世俗人所不能忍受的这一切困苦，所以他们才能成为榜样。这一点，其实也是人们的共识。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本人在其《道德经》中就明确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人太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引诱了。所以，只有出家。如果出家之后，不使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而是象世俗的人一样追逐财富，追求世俗生活的享受，那还出家干什么呢？就像那位少林寺的住持，何不还俗去实现全球商业巨子的美梦，而要混迹于晨钟暮鼓的寺院，污染我佛门清净地呢？

其三是“科学”。

作为德赛二先生之一的科学，自从上个世纪初期大行于中国，对于佛教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逮至当代，“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责难更是时有耳闻。的确，近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与无科学甚至伪科学是有着一定关联的，但科学绝非一切，更不能以科学主义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衡量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活动和一切领域。

在科学主义者眼中，科学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抗衡乃至稍许怀疑科学就是罪不可赦。在这种强大的似乎无孔不入的舆论威慑下，有的僧人便试图著书立说用科学去解释佛教，或者硬是把佛教往科学上面贴，称佛教同样也是科学的。须知这实在是无知而且徒劳的。

科学主义的本质似乎可以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能够推广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将它引入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才能摒弃它们的非科学形态。

科学主义主张科学万能论，坚信理性或科学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而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无限度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理性是有限的，科学也有负面的效应，倘使科学的发展丧失了人的目的和价值，迷失了方向，甚至可能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近现代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近代以来，科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它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以及通过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充分显示了科学之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科学的进展尤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在经历了“化学家之战”(一战的“气体战”)、“物理学家之战”(二战的“原子弹之战”),及至面临与新技术革命相伴而来的“人与自然之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态危机”)，科学已愈来愈深地进入全面、深刻的价值反思。科学主义者断定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惟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但是他们只是强调科学是追求工具理性的最佳方式，却不明白科学不是追求价值理性的最佳方式。爱因斯坦说，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目标本身。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以自然科学的定量化、形式化和逻辑分析为方法论基础，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单纯追求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强调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力求合乎理性地控制所有事物，而对其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则不加反省。倘使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不加批判地扩张，就不可避免地使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各自信仰的宗教成为其批判的目的物。

正如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可有各种学科一样，人类的需求也绝非只有物质或者自然一种，宗教需要就是不可或缺的需求之一。须知科学就是科学，不管你是研究分子结构也好，研究地球引力也罢，更多的是说明自然界中所存在的物质的物理和化学状态。佛教更多的经书则是倾向于解决人的精神心理层面的需求，它基本属于一种哲学思辨的范畴，与所谓科学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根本就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怎么能够相互印证，彼此证明或者证伪呢？我国某领导在访美时曾问当时的克林顿总统说，为什么美国的科学这么发达，科学家却大多数人都信仰宗教呢？总统先生及其智囊班子的所有人都觉得难以应对，只能耸耸肩以示此问题滑稽至极，提出此问题者愚蠢至极。孙中山曾说“佛教可补科学之偏”，或许正好说明两者的关系应作如是观。

二、应对凭依

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曾说：“要解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问题，惟有中国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其眼光可谓独到。但倘若我们佛教佛法自身出了问题，那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又如何能够担当得起来呢？

佛陀在世时，外魔常来扰乱。有一天，魔王波旬对佛陀说：我将来一定要破坏你的佛法。佛陀说：佛法是正法，无任何力量可以破坏。魔王说：到了你的末法时期，我叫我的徒子徒孙统统出家，穿你的袈裟，破坏你的佛法。佛陀听了波旬之语，落泪无言。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单纯地用外力来灭佛灭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内自生的祸乱。当前，应对前述名缰利锁科学主义的利器何在呢？作为佛教徒，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佛陀的遗教是无尽的宝藏，也是应对任何外魔和内鬼最为丰富的武库。简而言之，笔者开出如下三大药方，供同修批评、参考：

其一是“榜样”。

诸佛菩萨就是我们出家人开悟证道的最高榜样。学佛首先应该学做人，也就是学做诸佛菩萨那样的人，那样对于名望、金钱毫无眷顾之心的伟人，而不是向世俗社会那些权力至上论者、拜金主义者看齐，自觉不自觉地做了他们在佛教界的影子。此外，我国历代高僧大德，其中值得我们效法的同样代不乏人，他们的史迹也是祖国佛教光辉且值得着意看护的历史遗存。

唐代的玄奘法师取经归来谒见唐太宗。寒暄以后，太宗首先问的是西域的物产、风俗。玄奘对答如流。太宗大悦，立刻劝他著书，于是便有《大唐西域记》传世。其后，“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归俗，助秉俗务。”玄奘却不肯应诏。对此太宗仍然不死心，“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但玄奘法师终究没有去做什么佛协会长之类僧官，而是以译经、造论做了毕生的事业，给我们留下了《大菩萨藏经》20卷，《显扬圣教论》20卷，《瑜伽师地论》100卷，以及《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大量堪称信达雅的汉语佛经，其中后期翻译的《大般若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工程非比寻常。嗣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

治世自有帝王将相常委部长，治心才是我辈佛子的正当家业。我们首先的知道自己由何而来，正在做着什么，今后要去往何方。正如足球场上的运动员，不得“越位”。

其二是“正法”。

有一句前几年流传过的俗语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出家人来说似应颠倒过来，也就是说追逐金钱不但不是万能，更会诱发佛子对于财富的贪欲，从而与佛陀的教说背道而驰。我以为，佛陀创立佛教并非要后人分门立户，各自为宗，无论大乘还是小乘抑或秘乘的经典之中，我们都可找到对治钱权噩梦的药方。特别是早期部派佛教时期的经典，其阐明的是佛教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根本的理念，每一个佛教徒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出家众更不应有轻慢心。

例如戒律，早期的巴利文佛经中，就有明确的经典了。可以说，出家人只要别将佛祖的基本教说置之脑后，再加之严守戒律，特别是基本的比丘戒（比丘尼戒），应对名位和财富的诱惑便当绰绰而有余，无往而不胜。要命的是某些人身在寺院心在市井，完全忘记了做为一个僧人的底线和戒律，导致僧俗两界追名逐利竞相仿效，同时也导致了各自心灵的极大困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我们每一个佛子人只要依法做到“自净其意”，那我们的佛刹、佛教就是清净的，是可以抵御名位和金钱的一切染污的。须知一切的行为根源在于心，生命的活动也源于心。唯有先产生了心（动机），才会有身体的行动和语言的表达。也就是说，在身、语、意三业中，意业是最主要的。有了意业的主导作用，才有身业和语业的产生。如果动机邪恶，所做的、所说的也都是恶的、不善的。造作不善业，因缘成熟了就会带来苦的、不善的果报。如果动机纯正，心念清净，所做的、所说的也都是善的、好的。造作善业，因缘成熟了就会带来乐的、善的果报。对于名与利，同样如此。

其三是“层面”。

正如世俗社会的五行八作，人类的基本需求也是分层次的。马斯洛哲学的五层次需求是西方哲学家的别一种表述。对于宗教特别是佛教来说，它毫无疑义是人类心灵的最大需求，无论将其贬为唯心主义、有神论还是不科学，都无法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心灵需求。

我们都知道植物生长要有阳光、水分和土壤，它们之间无法替代，缺一不可，无法想象只有充足的阳光和肥沃的土壤而没有水分的秧苗会茁壮成长。人生亦然。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社会上物质生活目迷五色，而心理疾患人数却直线上升的最大原因。与植物对阳光、水分和土壤的需求相仿，人类的心灵需要安顿，需要终极关怀，这是任何自然的物质的东西，例如豪宅名车或者高官厚禄无法替代的。而正是对后者的追逐，直接导致了人们的心灵荒芜和心理疾患。一位身居国家高位的领导人在行将就木知己，将一幅书法悬于客堂日夕诵读，其词曰“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都是烦恼”，正是上述观点的绝好注脚。

结论

佛陀在《大方等大集经》第55卷《月藏分》“分阎浮提品”中说：“若我住世，诸声闻众，戒具足、舍具足、闻具足、定具足、慧具足、解脱具足、解脱知见具足，我之正法炽然在世……犹于我法解脱坚固。次五百年，我之正法、禅定、三昧得住坚固。次五百年，读诵、多闻得住坚固。次五百年，于我法中，多造塔寺得住坚固。次五百年，于我法中斗诤言颂，白法隐没，损减坚固。了知清净士！从是以后，于我法中，虽复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毁破禁戒，行不如法，假名比丘。”

　　无论是历史上的三五一宗还是别的灭佛浩劫，都只能让佛教历经苦寒而更为深入人心。但下一步如果说佛教面临困境而无法走出，那就不是别人把佛教打垮的，是佛教徒自己的心魔把佛教推向无底深渊。

佛教是使人觉悟的宗教。它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其挖掘之深、之广，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它高高标举“缘起”理论和“因缘”学说，认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因此，连恩格斯都认为佛教有辩证的思维。佛教思想博大精深，义理玄奥复杂，且极具思辨性，可谓是一部古代的东方世界哲学百科全书。走出佛教所面临的困境，唯一可依凭的只能是正信的佛法。

如此，则佛教自会走出末法时代，走向另一个辉煌的高峰；反之，则虽无来自外部权力的“灭佛”，自灭已悄然而至矣。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得到五台山方丈妙江法师的在家弟子净元居士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