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先生在其《民国演义》第一百四十四回《昧先机津浦车遭劫　急兄仇抱犊崮被围》结末有一段话感叹道：“今中国之兵，外不足以御侮矣，内亦能平乱否耶？方其未乱也，则务扰之使为乱，方其无匪也，则务迫之使为匪。及其乱生而匪炽，则借其事以为利，如捕之养盗然，使之劫而分润其所得，仿佛兵之所以养也。”由此，我想到了已经连续数年经费支出遥遥领先于军费总数的“维稳费”，觉得二者颇有些相通之处。

      从改革开放之初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社会形态一直被形容为“超稳定”型。可揆诸历史，教科书上所称许不置的农民战争和武装起义带来的改朝换代在世界史上是最多最快的，学者们所谓的“超稳定”指的当是历史上虽然不乏所谓“下陵上替”之祸，政变篡夺导致的“江山易主”，乃至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等重大政治变局，但国体乃至政体数千年没有大的变化，虽然在辛亥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启民智、习民主的时期，但其后仍然回复到了打倒皇帝做皇帝的固有轨道，最高统治者的名称也从皇帝改称总统或主席了，家天下扩大为党天下了，但距离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却似乎越来越远了，已经“站起来”，已经“当家作主”好多年的“主人翁”，对“大救星”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却越来越热烈，对其后的继任者们的颂扬也屡屡以炫目的新词丽句让历史上的御用文人在地下难免赧颜，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稳定”都令古今中外的执政者难以望其项背。既然如此，怎么竟在二十多年一点的时间内，政局竟然不稳定了呢？每年超过军费的巨额“维稳费”又花到了哪里呢？

      近年，笔者有幸接触到几位被当局划入不稳定因素的上访者。据一位资深的上访者总结说，政府对付上访者的第一招是“棒子”，亦即强力打压，90%的访民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第二招是“凳子”，对剩下的这10%，就给你个冷板凳把你晾起来，考验考验你们的耐性，又刷下去约5%左右；第三招是“铐子”，把这些不听话的人随便安个罪名抓起来，投入大牢，有的人一年就得进几次拘留所；第四招是“票子”，就是收买，政府对访民头目，问题解决得一般都超出了这些人的预期，有的人有了工作，有了房有了车，这几个带头上访的人从此也变得“识大体顾大局”了。最后剩下大约1%左右的死硬访民，基本就是软硬不吃水火不进，不怕打不怕压，不怕进监狱，就是要政府给他解决问题。就是这1%左右的访民，成为了“靠维稳吃维稳”“靠上访吃上访”者的稳定财源。

      正如前文蔡先生所说“方其未乱也，则务扰之使为乱，方其无匪也，则务迫之使为匪。及其乱生而匪炽，则借其事以为利，如捕之养盗然，使之劫而分润其所得，仿佛兵之所以养也。”所谓不稳定的访民不是天生就愿意干上访，而是被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逼出来的。他们的问题大都并不大，甚至说很小，可冷漠的基层干部就是无人问津，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把他们培养成锻炼成不屈不挠的上访者。其实对付这些为数不多的上访者中的“顽固分子”，即使将其存在的问题乃至于超越期望的诉求全部予以解决，政府每年能花多少钱？相较于巨额维稳经费，也就是九牛一毛耳。但是假如问题都解决了，无人上访了，那这笔每年纳入财政预算的天文数字般的维稳经费，又会便宜了谁家儿？谁又能吃喝得到？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养着护着这些“顽固分子”，作为自己吃喝玩乐的靠山，作为自己政绩的话头。

      今年国家两会期间，某省会城市有几位老上访和顽固分子曾分别先后去祖国宝岛台湾一游。笔者对此甚为惊诧。后得悉，该市区信访办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协同老婆孩子甚至亲朋情人，都为了“控制”“看守”这些个顽固分子去了台湾不回来，而不得不组团协同工作，不得不也去台湾走一趟。此前，领导们这样子的工作也很频繁，也需要组团执行任务。令人“欣慰”的是，执行这样的任务，不但领导们一行男女老少吃、住、行都能堂而皇之地在维稳费中报销，连游、购、娱都一齐由公款买单，而且很多情况下只需白条而无需发票。试想，假若这些不稳定因素都消除了，访民绝迹了，领导及其亲朋们的生活质量岂不要大大下降？这如何使得！

      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盲人陈光诚在山东老家被“维稳”多年，想必已有一批维稳者靠他先富起来。可最近听说这个盲人出走美国了，这一来，对于靠瞎子吃瞎子的维稳人员可实在是个大大的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