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本人曾撰写了《官本位文化的十大怪状》一文，对“倒胃的称呼、‘长文化’的病态蔓延、无处不在的级别、接待的等级礼义、‘知名度’背后的官瘾、等级式厚葬与墓志铭、平民的矛盾价值观、政务官的攀高身价、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等官场文化怪现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那时大学生刚开始出现“考公务员”热，今年的公务员考试大学生激烈竞争的场面则引起了全社会的忧虑与反思，连主流媒体也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尽管主流媒体的分析免为其难努力朝正面找说法，可仍掩饰不住背后的无奈与苍白。六年过去了，对中华文明伤害最大的“官本位”病菌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相反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侵蚀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连古往今来与“官”完全沾不上边的行业也都想方设法与“官”攀上了关系，寺庙方丈都成了官员的近亲，学生也一窝蜂竞争班干部来“过官瘾”；中国还有哪一块土地没有被“官本位”病菌浸润？
大学生这个曾经在“官”面前表现出足够尊严的群体，今天也成了“官本位”病菌的重灾区。且不说“当官”成了多数大学生的首选目标，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刚进大学校门时就迫不及待想过官瘾？今年秋季武汉市某所大学就出现了这样的丑闻，某班用近似“公平竞争”的方式挑选班干部，全班居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生以不可思议的热情报名竞选？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大学，连中小学也一样普遍存在，甚至于连幼儿园的小儿童也想过过官瘾。我们的制度也为“官本位”病菌在校园的蔓延推波助澜。“优秀学生班干部”在高考时居然享有“加分”的特权？这和奖励学生“吸毒”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被官本位病菌普遍浸润的大学是不可能存在什么真正的学术风气的，且必然提前传染官场的腐败堕落病菌。本周四我开车去武汉市几所重点大学兜了一圈，发现这些大学周边有数不清的小旅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武汉求学时，这些小旅馆是不存在的，就算有也只有区区一两家。这些小旅馆的主流客户是谁？大学生放着整洁安全的学生宿舍不住偏要另外花钱去条件不敢恭维的小旅馆干什么？相信多数大学生心知肚明。
在多数学生不上课的那段时间，我去某大学校园转了两个多小时，发现校园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学生，可居然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位看书做功课的？阳光明媚的天空，青青的草地，和风吹拂的林荫下一排排石凳石桌，正是看书写作业的好地方。二十年前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时间段，树林、草坪、石凳上则坐满了专心致志啃书本的莘莘学子。这种景象让我的心灵阵阵生痛，这样的大学除了培养前赴后继的贪官群体外还能培养出思想家和发明家吗？还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吗？我们的国家和父母为培训大学生花了那么多钱，满心期望能造就出国家栋梁、学术典范和发明天才，没想到收获最多的竟然是国家蛀虫？
我少年时期就读的那所中学，那时只有一个校长兼书记，也就是只有一个真正的“官”。今天一把手还是一人，但副校长则有七八位，下面还有“教务主任”、“级长”、“后勤主任”、“财务主任”……等等一大堆名目繁多享有不同特权的“官”？先前师生见面打召呼时都称呼对方“某老师”，现在多是“某长”、“某书记”、“某主任”……用一句相声演员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什么乱七八糟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去某私营企业认证检查，发现这个企业的员工称呼这个企业的老总不是“某总”而是“某书记”，就象来到了某个党政机关一样。轮到检查企业的软件资料时，老总首先抱来的不是和这次认证有关的专业资料，而是与认证内容八杆子够不着的“支部申报材料”？然后老总开始长篇大论地演说自己正在从事的“业迹”，内容大体是他们公司有四个党员，还有两个写了申请书的入党积极分子，为此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支部”？现正在向组织部门申报，力争上面的认同，那样他这个老总就是名副其实的“书记”了……
一位腰缠万贯的总经理宁愿下属称他为“书记”而不是“老总”？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贫困村党支书也是“书记”？个中况味恐怕不是“滑稽”二字所能概括的？
无独有偶，很多正儿八经党政机关的一把手喜欢下属称他为“老板”？难怪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机关越来越象做生意的企业，企业则越来越象机关？
今天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喜欢在自己的公司内部设立“支部”，或者由自己谋任“书记”一职；或者在不得已情形下请求组织部门委派专职“书记”，由自己给“书记”开工资发薪水。前者往往很难得到上面的首肯；后者则多半能如愿以偿。组织部门当然乐意在不增编增资的前提下多安排一个听命于自己的官，“周瑜打黄盖”的美差何乐而不为。如果你以为那些主动请缨设立“支部”的民企老总“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与党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一厢情愿了，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极少数，个中玄机双方都心知肚明，一样是“官本位”病菌的扩张战果。在企业设立“支部”能使自己的公司堂而皇之跻身入官僚机构，先前是没娘的孩子，现在则有“党妈妈”爱护照料了。付出不就是一个专职“书记”的工资和添客不添菜的赔吃赔喝吗？收入将远远大于此数。由老总发薪水的“书记”是不可能坚持“党性”的，他们不会愚蠢到和自己的饭碗和实际收入开玩笑，绝不会站出来揭发公司偷税做假帐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黑幕。
上世纪很多党政官员毅然决然抛弃官帽子下海经商办实业，今天党政官员下海经商现象几乎绝迹。现象的另一端，民营企业家则想千方设百计，不惜花费巨额贿赂也要削尖脑袋往党政官员这个豪华盛宴里钻，就算因此大大自损身价也在所不惜。一个身价上亿的市级民营企业总裁，如果能够捞到一个象征性的机关副科长之类的官帽子，他一定不会觉得没面子，相反会高兴得大大跳起高来。一个社会知名度和国家元首不相上下的娱乐界明星，就曾为了一个挂名副县长的官帽子屈身下嫁？就是“官本位”文化主宰一切的最好脚注。民营企业家如果捞不到一个能行使实权的党政要位，也要想方设法捞到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我国的“人代大表”、“政协委员”与西方的民选议员不同，丝毫也不能代表民意，而是一个“特权岗位”。一旦成为“代表”或“委员”，就能享受到高于普通民众的特权，自然也就和“官”在血统上大大拉近了距离，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我国的官僚不是什么真正的“公仆”，而是一个凌驾于广大民众之上的特权阶层。
…………
在官民待遇的巨大反差面前，一个人的自身免疫力很难抗拒“官本位”病菌的侵蚀。
本人年轻时对“官本位文化”的危害认识深刻，因此极度憎恶形形色色的“官本位现象”，立志要为“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清除‘官本位’文化”付出毕生的努力；并决定从自已做起，抗拒一次又一次的“升官诱惑”。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发现那些昔日能力地位远在自己之下，但坚持不懈向官场进军的同事旧友，一个个在你面前颐指气使趾高气扬，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的巨大优越感时，我的心灵就忍不住瘾瘾作痛，甚至于开始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是意气用事？心想如果不是自己坚持远离官场，这些人今天应该都是自己的下属，断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不可一世状。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难逃名利束缚的凡人，只有极少智者能够达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任天上云卷云舒”那种境界。要想清除无处不在的“官本位”文化只有靠制度之力；单靠个人的自身免疫力和道德约束力很难在国家民族那样的大层面奏效。
中华民族的“官本位”病菌无坚不摧无孔不入。
新世纪的中国呈现一幅“全民奔官”的世纪黑色浪潮？
在“官本位”病菌的普遍浸润下，一个民族别说前进奔小康；就是保本原地踏步也没有任何可能。
无处不在的“官本位”病菌将最终毁灭中华文明的根基。如果不通过体制力量及时遏制“官本位”病菌的野火样蔓延，中国将会大踏步后退，重新步入治乱兴衰的悲剧轮回，那时所有的物质成果都将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