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9月30日电】日本厚生劳动省30日公开了日中两政府新认定的一名在华遗留孤儿的姓名、照片和线索等信息。该女性为寻找亲人，将于11月17日至28日访问日本，如果获得了和亲人相关的信息，将进行面对面调查。这是1981年实施在华遗孤访日调查以来认定人数最少的一次。此次访日的遗孤名叫曲美琴。推定二战结束时4个月大。1946年春季，其母亲通过一名日本女性友人将曲美琴交给住在新京市西三道街的养母杨维真。……

 (http://china.kyodo.co.jp/modules/fsStory/index.php?sel_lang=schinese&storyid=74307)

所谓“在华遗留孤儿”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专指日本战败后，日军仓皇逃跑而被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孤儿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约有5000人。1981年至今共认定2816名孤儿，其中1282人身份得到确认。

长春市曾经是“在华遗留孤儿”的集中居住地之一。日本战败后，善良淳朴的长春民众目睹无辜的日本孤儿流泪求助时，纷纷选择了接收、宽容与爱。即便是在战后经济极其窘迫的非常时期，养父母们也要从牙缝里挤出干粮来，费尽心思抚养日本孤儿。半个世纪以后，大批“在华遗留孤儿”回国后，他们的养父母强忍悲痛，挥泪送别……　

　　当问到那些老人是否后悔抚养日本遗孤时，他们有的摇摇头，有的笑一笑。“尽管也受过侵略者的残害，憎恨他们，但是孩子没有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与亲生的没什么两样……”

　　在日本，中国养父母的故事并不被很多人知道，或者说他们并不不愿意知道。日本媒体侧重于宣传日孤曾经在中国怎样受苦、读不上书，怎样受歧视、遭中国政治风波冲击，对中国养父母的艰难收养经历和伟大感情却很少提及。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企业家笠贯尚章被中国养父母的故事深深打动。笠贯尚章伪满时期曾经在长春生活，并娶妻生子，战争结束才返回日本。他要为生活在长春的中国养父母做一些实事，于是向长春市政府表达了要为中国养父母捐建一座住宅楼的意向，投资8000万日元。1990年11月中国养父母楼竣工，被命名为“中日友好楼”，29户中国养父母搬进了这座住宅楼。笠贯尚章先生1998年去世，至今，中日友好楼里的老人们说起这位“个子高高、有良心的笠贯先生”，还带着尊敬的口吻。

这栋“中日友好楼”坐落于平阳街790号，是全国最为集中的日本遗孤养父母集中居住的地方。近20年过去，养父母们也已经相继辞世。不过，那些有良心的回国孤儿还惦念着他们的再生父母，网络上有条信息——

中日友好楼に募金５万円（http://ncf.way-nifty.com/ken/2006/03/post_f203.html）

　  田川支部が、昨年１２月に開いた、日中友好コンサートは第４回目を数え、２００名近い市民が押し寄せ、すっかり支部恒例の行事となりました。

　  この益金の中から、５万円の支援金を残留日本人孤児たちの養父母が生活している中国吉林省・長春市の「中日友好楼」におくるために、このほど協会本部に届けました。

2006年 3月 29日 中国残留孤児, 田川支部

居住在“中日友好楼”里的，有位李淑贤老人。1943年，李淑贤与丈夫徐凤山闯关东来到了日本人统治下的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一次李淑贤拎了一些鸡蛋到日本人聚居区卖，在一个日本小洋楼上，一个日本警察冲她的腹部踢了一脚，李淑贤滚下楼去，因此流产，并落下病根不再能生育。

　　但就是这个被侵略者深深伤害的女人，却在日军战败时收养了一个日本女孩。她回忆说：“那是1945年8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小女孩被扔在街上，我就把她抱回来了，那孩子大概1岁多，能站，还不能走，穿一身日本小和服，脸色黑黑的，不会说话。过后心里也有矛盾，可是，当我一看见孩子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这兴许就是咱中国女人的心肠吧。”

　　李淑贤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带小”，学名徐桂兰。

　　李淑贤夫妇为抚育这个孩子，曾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蒙受煎熬。一天，居委会来人逼问：“你们为什么要收容日本儿童，你们和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吓得夫妻俩避到亲戚家，直到风头过去才敢回家。孩子在李淑贤夫妇的精心抚养下，慢慢地长大成人。12岁时候上了中学，17岁高中毕业后在街道的居民组服务，过了两年又被化工厂招去当了一名工人。23岁的时候，李淑贤又给她操办成家。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徐桂兰知道了身世，自己的日本名字叫“青山百惠”，1988年她和丈夫孩子全家返回了日本。

李淑贤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日本女儿，养女一来电话，她就要高兴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