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街与新发路交汇处曾经有个环岛，叫新发广场。新发路北侧，隔人民大街相望的两栋大楼，西侧曾经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东侧则曾经是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所在。

1932年入冬开始，关东军司令部陆续来到长春。此时的司令部组织机构已经很庞大了，当时的长春居然没有一座大型建筑物可以容纳得下他们。因此，在最初搬到长春时，关东军司令部的主要机构挤进了当时的“满铁长春地方事务所”（长春站前广场西侧的原列车乘务员公寓，今已拆除）楼内；特务部挤进了“南满铁路守备队”的营房（旧址在胜利公园西北，民间通称“西大营”）里；而司令官本庄繁和几个高级军官则住进了当时的“大和旅馆”（今春谊宾馆）。

    1933年，关东军开始修建他们的老巢，精心挑选了背靠“满铁长春附属地”的地方。先期动工的东侧大楼建成后，“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局”和“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都迁了进去。1934年西侧大楼建成，“关东军司令部”与“关东局”、“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分开。自此，从长春站沿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进入“新市区”，这两栋大楼便成了门户。

    关东军司令部办公楼占地面积为76500平方米，设半地下室一层，地上三层，两翼局部四层，中间塔楼为五层。总建筑面积13424平方米，其中半地下室3277平方米，一层3228平方米，二、三层各3016平方米，四层718平方米，五层169平方米。建筑最高点距地31.50米，楼内共有房间221间，工程造价170万元（时价）。

    整个工程共分为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内部装饰工程等三期工程。第一期工程于1932年8月动工，次年3月竣工。第二期工程于1933年4月动工，次年3月竣工。第三期工程于1934年动工，同年8月竣工。整个工程用时二年，工程作业人数达30万人次。整个建筑呈“卅”字形，在中部及两翼设有塔楼，中部塔楼设有重檐歇山式顶，“其形式同日本传统形式的城门样式相近”。屋顶用黑色铜瓦铺盖，檐部出挑很大，与白色的墙面形成鲜明对比，坡屋面及两翼的檐部都采用檐沟排水的方法，黑色的方形排水管同黑色的屋顶及檐沟相映形成一体，整个建筑都在表现及张扬日本的传统建筑文化。为照顾大同大街一侧的景观，两侧又增设了次入口。檐口下的墙面以棕黄色面砖为主。

在主体工程完工后，关东军还专门用一支工兵部队施工，在几幢主要建筑物之间修筑了秘密的地下通道。挖出的大量废土一律装进弹药箱，夜深以后用军用卡车运往正在施工的净月潭水库（1934年5月开工，1935年11月竣工）工地，作筑坝的土料。

    当年，大院的正门面南正对着新发路，门前挂着“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牌子；东门则面对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门前的牌子是“大日本帝国驻满全权大使馆”。因为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兼任驻伪满洲国的大使。

    光复以后，关东军司令部旧址曾作为国军新一军军部。后解放军某航校驻于此。1954年开始，这里成为中共吉林省委的驻地。东侧则成为吉林省政府的办公楼。

　　【附录】二战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定义：“所谓关东军就是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为保护包含着南满铁路在内的日本利益而‘驻满’的日本部队。”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并将其改名为关东州，1919年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直接隶属于天皇。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中国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关东军司令部迁奉天（沈阳）。1932年炮制伪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

　　1939年5月，满洲军队跟蒙古军队在诺门罕发生小规模边境冲突，后演化成为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正面对决。朱可夫指挥六个旅七万名苏联远东军，以机械化部队击败两个师团约四万名关东军。一万八千名日军战死或受伤。1942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在1943年战况逆转后，不少关东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被歼灭。1945年8月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关东军被击毙八万三千人，被俘五十九万四千人。关东军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8月19日中午，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在长春机场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