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知道“八月十五”是个节日是1960年我五岁那年――似乎那时候我所接触的亲朋好友们并不使用“中秋节”，这个名字，只称“八月十五”，很多年都这样。那时候我家住在太原河西区一家大工厂的一个战时日本兵营改造成的平房宿舍区，那时候饥荒正欺负着中国人，人们正困难着，一般人家好像也就如我家能买回几个月饼，极少数讲究此节日的人家买上些西瓜水果摆在门前的凳子上展览似的――我一直觉得那很像一个仪式，不知是否有那样的讲究，是祭天、祭月还是怀念故人，总之我在几户人家门前看到了红瓤黑子切成瓣儿的西瓜，记忆中印象很深，形象颇像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里的那几块西瓜。

仅仅是天黑了还可以在外面野外面玩，仅仅是那明晃晃似乎从墙后面爬出来的磨盘大月亮亲切的照耀，就已经带来许多快乐的气氛。太原的中秋并不热，但这晚上人们似乎因为节日之故，都敞开了房门歇凉了，一家人在门口坐一会儿就像是个程序。我家没有西瓜，却有果子和茶水吃，一个至今还在父母处的黄底儿画着凤凰的搪瓷茶盘上，放着泡着茶叶水的白瓷茶壶和几个小小的隶属苹果一类的半大果子。

隔壁邻居大人们友好、亲热地聊天，让孩子们无形中得到快乐熏染和鼓励而兴奋，我跟着一群孩子在长长的院子里望着天上的月亮哈哈笑着来回地走，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月亮真的在跟着自己走，奇怪不已，快乐之至，乐此不疲，觉得比吃月饼还有趣儿，直到跑得满身大汗，直至父母把我吆喝回去还觉得没玩够。眼看着月亮升起来升到了高空，对它的感觉第一次那么深刻，觉得它就是自己的朋友。

那一晚情况如何不记得了，照老规矩，我或许会尿床的。

1961年的中秋节我是在幼儿园度过的，阿姨也张扬了“八月十五”的“伟大”意义，我们根本听不懂也没兴趣，只记得那天我得到了一个“香蕉”――一个枣泥馅儿香蕉形状的月饼，那个阿姨将那月饼发给我时说了一声“给你个香蕉吧！”

阿姨这一说误导了我好几年，我那时没见过香蕉，从此以为此物就是我们经常胡乱唱的“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里的香蕉，直至1968年我在南方第一回吃到黄灿灿的美味香蕉，才恍然大悟此香蕉非彼香蕉。

1962年1963年我已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学生了，对这两年中秋节的印象几乎完全没有，但1964年的中秋节又记得格外清楚。那年全国经济迅速好转已经一两年，商店里的商品渐渐琳琅满目起来，街头炸油条的、卖麻花儿的、卖凉粉、买凉糕的、卖豆腐脑、卖各种各样好吃食的挤满了大街两侧。我那年不仅因为考试成绩好，得到父母奖励给我买了一只连响的玩具手枪，还生平头一回花尽自己积攒多日的“巨款”一毛二分钱，买了两牙通共不过大鸭梨四分之一大小的新疆贩来的哈密瓜。那哈密瓜蜜汁粘手若胶，特殊的美味彻底征服我许多年，直弄得我至今吃起哈密瓜都觉得是假的，味道远远不能和当年所比。

1964年中秋节太原的供应政策是每个居民供应四个大月饼，实际上就这限购都远超人们的购买能力，我家六口人，本可买24个月饼，我跟着爸爸去，爸爸只要12个，我担心自己吃不够，撅了嘴老大不高兴，还唠叨说：想多买人家都不让，供应的都不买够。许多人家比我家买的还少，仅买三两个回去意思意思而已。

这年我显然过分自信了自己的吃月饼能力，北方的月饼馅儿相对南方要单调的多，基本上都是五仁的，连枣泥的都几乎没有。不知那年的月饼为什么那么腻人，我吃了大半个就腻的再不想吃了，姐姐弟弟们也都如此。后来十二个月饼的大半放在抽屉里很久，都风干得像石头了，父亲舍不得丢掉，才最后就着开水把它们一并消灭了。

1965年，父亲作为首批“支援三线建设”人员南下四川了，在工厂做检验工作的母亲怎么安排的那个“八月十五”也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差不多就那个日子，母亲买了五斤八分钱一斤的肉排骨回来，满满地炖了一大锅，因为尽是瘦肉不腻人，我们姊妹兄弟四人饱饱地“吃了个够”。最神奇的是，那多肉的排骨让我们吃的饱饱的，吃剩的骨头在收破烂儿老头儿那儿还卖得两毛多钱，觉得这便宜可赚大了去了。

1966年中秋节时“文革”已经开始滴水不漏地折腾人折腾社会和人心了，“扫‘四旧’”恶风在太原狂吹，烧图书、烧戏装、剪头发、毁高跟、逼着路人背毛主席语录在太原蔚然成风。

太原最早作乱的红卫兵和全国一样，基本都是高干的子女，我听一个隶属此部落的大哥哥兴致勃勃讲了他们在太原天主堂欺凌宗教人士、用军用皮带暴打修女的过程。另一个大朋友还展示了他在天主堂顺手牵羊“拿”回来的几个好像是红玛瑙做成的酒杯，酒杯周身通红，润泽美丽透明若玻璃，很漂亮。

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家风起云涌很是热闹，直至抄到走资派、保皇派（主要是学校领导和学校党员）的家，乱哄哄已经没了章法和规矩。我本来该读五年级了，上学去，没有课本，人手一册白皮《毛主席语录》就是教材，再接着停课了，老师不管我们了，无知的我们因此兴奋不已，自由自在无人管的时代开始了。

“文革”之风狂吹不止，天才的革命者们把月饼也列入了“四旧”黑名单，“八月十五”肯定是过不成了，连已经按计划出厂来到糖果店的月饼也横遭蹂躏，为了避免浪费，红卫兵容许出售已经制出来的月饼，但不准整体出售，要把月饼一一掰碎成四瓣才准摆上柜台。

那时节莫名其妙的革命气氛确确实实冲击了人们的思想，个人崇拜的“场环境”现象已经形成，单纯的人们大部分对传统节日中秋节都没了兴趣，属于“封、资、修”的赏月自然也自行死亡，人们几乎不约而同用行动来冷淡这个节日，我家也随大溜儿一个月饼没买，而且如我这样十一岁的孩子竟然能轻而易举抵制月饼的诱惑，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见走火入魔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我那会儿几乎天天都在商场附近的体育场踢球，经常走进糖果店买几分钱的水果糖吃，那时老百姓普遍不富，迫使糖果店把所有糖果、点心都分零卖，即使一分钱也可买到三颗小粒的彩色糖豆。我在糖果店无意中看见了那些被红卫兵勒令掰成四块出售的月饼，冷清清可怜兮兮呆在那儿根本无人问津，售货员闲得无聊在打瞌睡。

这一年月饼被“革命”给商业部门造成的损失肯定不小，今天想起此事，愈发觉得那个时代邪恶的不是一般。

再之后，月饼和中秋节似乎表面上和生活在大陆中国的中国人离了婚没什么关系了，实际上在民间在老百姓中间人们还是尊重它的“团圆”意义的。记得1969年的中秋节前后，在外地和我父亲避难在一处的原四川荣昌县大石堡煤矿党委书记莫平和叔叔托我带四个质量极差用一小手绢包了的芝麻饼给他在某林场当医生的妻子邓阿姨，我在林场见识了满山满树的柞蚕，金黄色的大毛虫似的到处都是。邓阿姨接到芝麻饼时的惊喜和激动我至今记得。可惜的是后来，十八岁当矿长，曾经是全国唯一两个地方煤矿“大庆市企业”之一的大石堡煤矿领导者莫叔叔被关进监狱后，貌美的邓阿姨被造反派没完没了地逼迫终于与莫叔叔离了婚。后来莫叔叔的故事流传得很有戏剧性，说莫叔叔提前释放后，归心似箭回家看望妻子和孩子，走到自己熟悉的家门口见有一男人抱着孩子坐着门前，问下去才知道，妻子早和自己离婚，与此男人结婚生下了这个孩子，这一切他以前全然不知。

总之中秋节被冠于“四旧”色彩，被冷淡了好些年，直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新时期”到来，中秋节才名正言顺风光无限再度回到大陆中国的生活中来，许多专家都曾经汗流浃背鼓噪过中秋节史话。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和百姓生活日益诡异起来，中秋节成了一个可找出许多话题甚至与邪恶也勾搭得上的日子，月饼价格翻着跟头倍增，从我儿时一毛钱左右一个，变成了数十元数百元数千元一盒，高级的月饼盒里月饼成了点缀、陪衬，撑着那高价的是高级葡萄酒、白酒、茶具和茶叶，据说还有附带金银首饰的，饼外之意全是邪门歪道的成分，真是腐败的可以。被这些乌七八糟恶心人东西一搅和，中秋节越来越不单纯也不可爱、不好玩了，包括那依然如故的月亮，有时候觉得它们可能也觉得自己挺委屈的吧？从前那些单纯美好的情愫几乎被绞杀得无影无踪，仅剩着铜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