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血腥、恐怖、怪异和莫名其妙是没有经历过那可恶岁月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特别是今天那些对并不遥远的历史连一知半解工夫都不肯下就昏头蠢脑单相思亲近迷恋“文革”赞美“文革”的小傻瓜蛋儿们，他们即使被告知了“文革”真相都不愿意相信，对“文革”暗恋、单相思到痴迷、走火入魔的状态，说他们暗恋、单相思与事实一点都不错位，他们竟然能毫无根据地把血腥、野蛮、残暴、混乱几乎毁灭了中国的“文革”一厢情愿地想象成路不拾遗、风和日丽的美好岁月，没点疯痴的青春期妄想综合症的力量支持是做不到的。

前面有博文《“文革”和南方老太太》说到“文革”初始，我家所住那座24套房的小楼仅“地主婆”就揪出了八个，这数目不管怎么说都有些惊人，地主家庭占了三分之一了，如此计算全国地主“拥有量”，真可达到遍地地主，恶人成林了。

其实那楼上住户遭“文革”之难的远不止那八户地主人家，紧接着逐渐疯狂起来的“文革”一步步深入，被揪出来的、被打倒的“大军阀”“国民党”“叛徒”“走资派”“三青团”“同志会”“保皇派”……等等人物也接近这个数目，“坏人”人家加在一块竟然达到十五六户以上比“好人”人家还多得多，这革命实在太有点（此处“tamade”差点出口）登峰造极的疯狂了。

67年初我家已经调往四川“三线”单位，但在远离了厄运冲天的太原那座小楼的我家在南方也没逃出厄运，父亲因“走资派”“篡改林副主席指示的现行反革命”“三青团分子”“刘家黑店大管家”“对抗革命群众”一系列罪名被另一拨和北方的红卫兵至亲同种的恶棍造反派折磨整整五年。这时节革命革到人人自危，“有问题”的人书信来往都要小心，父亲多年和他的老同事老战友们不敢书信来往，当时对住在那座小楼人家的命运几乎一无所知。

全楼八个“地主婆”，我家那个六户人家的单元就占了三个，我家所住的双号这一列2、4、6号，2、6都是“地主婆”的家庭，把我家这贫农出身的家庭紧紧包夹在中间。楼下2号人家姓赵，楼上6号人家姓钟，大家都是差不多一单位职工，虽然那时候人们来来往往串门聊天的不多，但因工作关系人们思想感情上倒确实是亲亲近近的。

楼上的洪生是个大我三岁的男孩，父母都是正宗北京人，他一家人都操持京腔京调儿，因此还遭受我们这些一口太原土渣子普通话的孩子的捉弄嘲笑。洪生他爸爸在厂文化宫主要做美工工作，画的大幅电影广告画和城里电影院大门口的一模一样，所以颇让我对其敬仰佩服。洪生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美术基因，从小就能画一手好画，在学校是有名的小画家，好像作品还在市里参加过展览，算小有成就了。

楼下的生元是个大我四岁的男孩――那时已经16岁算得上青少年了，他父亲赵大爷在厂里运输队赶马车，他爸爸的模样极为朴实，浑身上下透着庄稼老汉的本色，就像个乡下赶大车的老农民，和农村赶马车赶驴车或者放羊的老汉丝毫无二。有时候假期我们在万柏林那一段大马路上晃荡，看见赵大爷赶的马车过来，就故意悄悄地从后面爬上来逗他玩，赵大爷感觉到有人爬马车，扬鞭照后面就是一鞭子，他的鞭子打得很准，但从来打不着早有准备的我们。赵大爷看清楚是我和我的伙伴，就让我们坐他的马车过会儿车瘾儿，当然我们乐不可支，有时候还可以求赵大爷让我照马屁股轻轻打上一鞭子，第二鞭别想，赵大爷心疼那马呢。

洪生的奶奶确实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妇人，几次到他家去玩，都看见洪生他奶奶头发油光水滑，衣着洁净鲜亮盘腿坐在床上在烟雾缭绕中抽她那两尺来长的烟袋，烟袋锅和烟袋嘴儿都是黄铜做的，金灿灿的像金子在闪闪发光。洪生奶奶的衣服干干净净几乎一尘不染，头发更是梳理得纹丝不乱铮明瓦亮苍蝇爬上去要打滑，颇有电影、戏剧、图书里见过的标准“地主婆”风度，就凭她这副“剥削阶级”的样子，在“文革”就少不了得多吃许多苦头，那时候，大权在握的匪徒们看谁不顺眼谁就得倒霉，何况这长得穿的都像地主婆又确确实实是“地主婆”的老妇人？

生元的妈浑身上下用劲找都难找出一点和富贵、有钱人家挂的上钩的地方，他妈终年穿着洗得发白了的灰色的斜襟中式褂子，好像年年月月都是这一身行头，从来没换过，花白的头发，黝黑的脸色，朴实到和我老家的许多终年劳作的穷亲戚完全一模一样。

“滚出太原”的“勒令书”贴在洪生和生元家家门口时，洪生的奶奶和生元的妈乖乖地“滚”了，紧接着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

抄生元家，几乎和抄任何一个贫下中农家一样，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到。洪生家就不同了，洪生家格外倒霉，此时他爸爸因为“右派”问题已经在挨斗了――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工人造反派押着戴着白色牌子一路啼哭的钟叔叔回来，钟叔叔可能是担心自己母亲看到自己这副样子难受，先在楼下哭了一通擦干眼泪后才上楼回家。红卫兵抄搜洪生家时，没搜出他们渴望的什么金银财宝、变天账来，却搜出一幅更让红卫兵心奋不已的日本太阳旗来。

想想，那时节，日本太阳旗，这还了得？汉奸卖国铁证如山，不是想等着小日本“复辟”迎接“撕拉撕拉的”日本皇军这太阳旗还能是什么意思？于是洪生家和洪生奶奶罪加一等，至于老太太后来因此又多受几分苦难不太清楚，不过如果她真“滚”回了北京，就北京城里红卫兵滥杀的凶残、疯狂，北京郊区的那种杀人放火甚至杀尽“四类分子”的“革命行动”，老太太想逃过那革命的鬼门关不会太容易吧？真希望她没直接“滚”到北京去而是其它什么可以苟延残喘活下来的地方。

洪生奶奶“藏”着那太阳旗，猛然听来让我们这些不够资格革命但已经多少被洗脑的小嘎嘣豆心里都恨恨的不舒服，让革命革得已经灵魂出窍东西不辨南北难分的红卫兵知道那还得了？亏了我们那儿的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没有北京和其它地方嗜血的红卫兵那么残暴无情，这事在我还住在那楼上时好像也就稀里糊涂过去了。

其实在洪生家抄出了太阳旗一点都不奇怪，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大部分河山的时候这东西敌占区多的是呢，无人爱无人管的老百姓接受上面发下来的太阳旗挥舞，只是图个自己和自家人安全而已，和屈服、卖国、附敌、汉奸行为丝毫接不上轨，我在我老家听老人说过，他们是手里挥着太阳旗嘴里骂着“大日本皇军半岁”“我操你奶奶的小日本”来迎接鬼子进村的，这样的老百姓大有人在

有关日本太阳旗的事后来洪生还亲口回答过我的猜疑，说他奶奶是个老财迷，小鬼子投降后，捡了很多别人扔了的太阳旗回来做鞋底用，那玩意比破布结实多了。二十年过去，基本上那些太阳旗都被踏在他家人脚下践踏光了，谁知道在她奶奶的破布包袱皮里还“珍藏”着这一幅？不过仅仅这一幅，就够他家喝几壶的了。

生元岁数大些思想成熟些，遭受的思想和精神打击自然就更大些，让他最受打击的是，赶他妈“滚”回老家时，他刚背着铺盖卷儿串联到北京准备参加不记得第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时能远远地看一眼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就和到天堂作做了一回客似的。就在生元兴高采烈兴奋不已准备着第二天一大早赶往天安门广场好好遥望一眼毛主席的时候，带队者突然收到从太原发去的一份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不准地主婆的儿子参加毛主席接见，勒令他立即从北京滚回太原。

生元“滚回太原”时，他妈已经“滚”回老家去了，那张惨白的勒令书还贴在门口，我在楼下踢球时看见生元正闷闷不乐地站在那儿清除那已经“完成历史任务”的“勒令书”，生元一脸的沉重当时就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我没敢和他打招呼，因为不知说什么好，他那脸上那绝望和迷茫表情实在不该是一个十六岁少年所该拥有的，沉重可想而知。

到南方后，十一二岁的我那时还不知道和自己的北方伙伴们书信来往，继续友情一直到将来，我们的关系都中断了，久而久之，对那儿的消息也只是断断续续支零破碎听到一些。过了许多年才得知可怜的生元在“文革”中得了精神病，早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心里一阵沉甸甸的难受，我清晰记着生元当时被从北京勒令“滚回太原”时的那沉重、晦暗的神色，或许从那会儿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迅速滑向死亡黑暗了。

至于洪生奶奶和他一家极其生元的年迈的父母亲，他们后来的情况和命运更是不得而知，真希望他们在那狗娘养的时代，历经许多苦难之后，熬过了那许多蹉跎日子，熬到了相对安宁、光明的改革岁月到来，在丰衣足食的后来多多少少享受几天平静、不折腾、不担惊受怕的日子，忘却了曾经遭受的苦难和寒冷，希望赶马车的赵大爷和赵大妈也忘却了他们苦命的儿子生元，或许在天堂生元是快乐生活着的，因为他是个善良、规矩、从来不调皮捣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