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研究专集》再读后

中国现代诗是在衰败晚清、亢奋民初的“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先驱者从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盗回火种照猫画虎生搬硬套“养殖”出来的，也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共生物。

不能想象，若非有了晚清、民初的“改革开放”，“诗还可以这么写”，我们今天的诗人还摇头摆尾沉溺在之乎者也的浆糊中，吟造着“七言”“五言”诗，照本宣科在词、曲的格式节奏、平仄里拼凑着句子，整个民族文化状态会是个什么模样？——虽然今天的文化模样也丑陋不堪，毕竟早些年时曾经长得好看过。

我学诗、写诗始于一九七零年，投诗稿始于一九七一年，苦苦经营十多年，才得以把自己的“豆腐块”挪移到报纸上。后来听说国内主要发表诗歌的杂志，每天都要收到一万上下诗稿，而报刊杂志也是那些著名诗人们唯一发表作品，以证明自己存在的地方，老诗人从各方面看都应该照顾，因此所以新诗人发表诗歌作品万万难……于是，我的诗后来是写的越来越好了，但再也不投稿了。

我写诗源于姐姐写诗——我许多本事都是大我三岁的姐姐先“爱好”，我跟着学的。

一九七零年，武斗熄火收枪缴炮一年后，文革大混乱渐渐平息，姐姐也开始“被重用”，负责车间的黑板报出报，那时“大跃进”时代养成的群众写诗时尚还没褪去神光，工厂数十成百甚至几百个黑板报、大字报专栏三天两头都能看见大都顺口溜水准拙劣的“新诗”发表，我是受了姐姐的诗和一个大字报专栏上的“新诗”感召，开始动笔写诗的。

记得猛然让我诗情萌生的诗大致这样：

“井冈山上红旗飘飘，

毛主席把革命来领导，

林副主席紧相随，

革命烈火满天烧……”

过了几天在工厂露天剧场旁高大如墙砖砌的大字报专栏上又读到一首让我心生敬意的诗：

“敬爱的革命战友的啊！

当苏修的导弹射向我们伟大祖国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继续睡大觉，

我们该做点什么……”

这首诗让我敬佩之外，感到了些许诗的意境和魅力，五十年过去，虽然对此原诗有许多遗忘，大致诗的开头是这样的，最打动我的第二句早已铭刻心瓣，想忘也忘不了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我已经读过了数千首诗，文革数年出版社不出文艺书，停馆关闭多年的“图书馆”一词都成遥远记忆，文革之初烧毁了整个社会单位、个人的大部分藏书，好读书的人每找一本书读都是难事，我所能读到的几本诗集都是工人诗人、农民诗人顺口溜般激情滥用的口号诗，更多的是从几十本大跃进时代的文艺杂志读到的“人人写诗”时代虚情假意虚张声势的口号诗。

我抄写过上千首大跃进时代病态十足的胡说八道诗，幸亏一时改变主意没把最厚的一个笔记本合订本也扔掉，现在成了一份独特的少年时代纪念物。

当时报刊上能看见的每一首诗都让我感到惊艳、美丽，捧在手上读，拿起笔学着写。

就这么写着，越写越不喜欢那种干瘪瘪生硬的“诗”，于是有无师自通地写起“风光诗”“田野诗”来。就在这时节，天降尤物般得到了接触李瑛先生诗的机会，读到了李先生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诗集《红柳集》。

《红柳集》的诗好，是历史证明了的，曾经看到多个成大名的诗人讲述《红柳集》对自己写诗的影响，这些述说都能引发我的共鸣。

李瑛的诗——至少在《红柳集》的诗，好就好在他有自己的心灵视点，他的诗里有一种他人没有的意境创造，似乎他在观察世界和生活时，有一双仅他才有的慧眼，他的显然源自心灵第一感受，又精心锤炼过的诗句隽永而灵动，形成了自己强化大的细腻风格。后来者对李瑛诗的模仿多多，但都很难达到他的诗境，毕竟那是李瑛多年养成的诗性和天赋所筑成，不是照猫画虎就可模仿到真本领的。

读到《红柳集》时，还远远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和世界级优秀诗人的作品，但心底的一扇窗口已经开启，少年的我为李瑛的诗所折服，也因此开始大刀阔斧修正自己已经被捯饬成习惯的“假大空”诗歌修养。

“这是我们威严的军港，

灰色的舰队象城垛、象远山，

闪光的钢铁镶着我们的祖国，

镶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海湾。

看哪，你看它壮丽的容颜，

看它掩盖不住的自豪的情感，

舰尾的螺旋桨暂时沉默了

浓厚的烟缕仍飘向遥远。

风浪里返航的舰艇，

载回满舱的故事、满舱的歌声，

炮管和天线，你们讲吧，

讲给我们的灯塔、我们的树、我们的山……

在飘着水鼓的港湾的岸上，

水兵正轻快地刷洗舰舷和甲板，

我们的港湾是绷紧弦的弓，

随时都准备射出待发的箭。”

                                  ——《红柳集——“军港”》

“云霞扯起无数面旗号，

海上铺满了翎羽和珠串，

黎明为迎接我们舰队出港，

把水天筑成一片辉煌的宫殿。

一座座岛屿象披戴武装的巨人，

树林的树簇象他们闪光的箭；

看他们在光辉的海面，

一排排列队站立，好不威严！

……”

                                 《红柳集——“出港”》

这两首都是我少年时格外喜欢的诗，军人诗人或穿过军装的诗人不少，能将水兵日常生活如此完美展现的不多。

“三月、四月、五月，

雨淋湿了海和它的贝壳，

一只贝壳，一片大海，

无数贝壳向我诉说。

贝壳说，告诉我吧，

告诉我今天欢乐的生活，

我虽然死了，却留下一只金色的耳朵，

为了倾听，倾听这时代的歌。”

                                    ——《红柳集——“贝壳”》

“昨天我曾在高空看到你，

你象片翠绿的叶子落在山谷；

今晚我乘车驰过你身边，

却感到无际的碧波，在山峦起伏……”

                                        ——《红柳集——“夜过赛里木湖”》

李瑛那颗敏感的诗人的心，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微妙细部。

得知李瑛先生去世消息时，我是确确实实心痛过的，早些日子得知我也喜欢的女诗人、先生的女儿李小雨的去世也难过过——担心先生怎么受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怆。

现在先生和女儿在天堂聚集了，祝福他们父女。

我是在爱上李瑛诗后的许多年，才知道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共和国前夕参军，一辈子以军人诗人之身份广为人知。或许就是几年北大的学生活，让他有机会借助图书馆广泛阅读海外古今好诗，因此成就了他独特也着实诗情别致的诗歌力量。

记得文革中期出版社恢复出书，最早出版的一批文学书籍中，有李瑛先生的《枣林集》，在荣昌县城的新华书店我抚摸着这本散发着醉人书香我也喜欢的诗集，终没有将其购回而买了更打动我的其它书。现在想起此事有些后悔，但清晰记着，虽然我也喜欢《枣林集》，但明显感到《红柳集》中那种更征服我的意境之力大大减弱了，这也是我在银子不多压榨下，舍弃此书的原因。

曾经在诗人郭小川先生的《谈诗》一书中读到郭先生坦言喜欢后辈诗人李瑛和张永枚的话，张永枚，川人也，他的诗也是我曾经喜欢的。李瑛的诗和张永枚的诗虽然风格不同，但张永枚同样也张扬着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他人模仿不去的明亮、清新、生机勃勃的气质。

手中还藏有李瑛先生的文革后影响极大的《难忘的一九七六》，这集子也很好，圈内、社会评价很高，有些段落可以朗诵出极好的效果，但因为直端端进入政治、社会、历史、时事的表白，已经是另一种风格的好诗了，我喜欢，但这个喜欢还是远远赶不上我对《红柳集》的挚爱。

文革前及后来，都有诗评家批评李瑛先生早中期的诗有“小资情调”，革命越亢奋，这种批评声就更喧嚣。李瑛先生的诗由《枣林集》开始，越来越凸显“向民歌学习”“向工农大众靠拢”粗、笨、土化痕迹，这种变化竟然被革命的诗评家们认为是“进步”“巨大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可悲的事，事实如此，不仅李瑛先生，许多本来诗写的很好的诗人，后来写的诗一致地越来越缺少灵动和意境，越来越不像诗，越来越臭，都源于这个强迫自己改变的原因。很不幸。

每一只鸟都应该用自己的灵魂和歌喉歌唱，没必要效仿他鸟——哪怕是唱得最悦耳百灵鸟、画眉鸟。

中国的现代诗就是“西化”而来的物种，有着自己的生命特点和魅力，在“革命”的借口下，强逼这种风格，以“民歌化”取而代之是既不讲理，也有损诗歌发展的恶举。世界天宽地阔，为什么非要把中国的现代诗逼上“民歌化”“通俗化”的羊肠小道呢？历史也证明，这么做是极其得不偿失的。

收集了国内有学术身份、有影响力诗人、评论家对李瑛诗的评论文章的《李瑛研究专集》一九八三年出版，已经是三十八年前的“老书”了，三十三年前购回时，只是随便翻了翻，此次也是随便翻了翻，但此一翻有了许多三十三年前没有感受。

一九八零年年末，李瑛先生在他即将出版的新诗集《南海》里留言：

“我的案头的日历清楚地指示着继一九八O 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这就预示着我们的诗歌将开出灿烂的花朵，象春天雨后的草原一样朝气蓬勃的时代、带着水珠和花香的无限美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三十三年前读到这段话和今天读到大不一样，李瑛先生所要表达的已经十分清晰。

“一九六六年”会不会再度重回蹂躏中华？中国共产党才发表的“公报”已经隆重告知天下，《人民日报》为之发社论：

《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绝不可大意，绝不能放纵“一九六六年”回来，这么着“象春天雨后的草原一样朝气蓬勃的时代、带着水珠和花香的无限美好的时代”才有可能会“到来”。

李瑛长期担任《解放军文艺》负责人，曾经官至解放军文化部副部长，我知道创作了话剧《长征》的原部长陈其通军衔是少将，如果随潮流看，那些混得了“文职将军”的没有哪个比李瑛更有资格佩戴将军的金星，但我还是以为他不当官，写诗就好。因为做官耽误了他多少好诗出笼，也是显而易见的。

向远方的李瑛先生、李小雨致敬！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