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两个熟识老红军简介想起两个小女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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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仕民  女， 1912年12月29日生，四川省巴中县人。民国22年（1933年）12月参加红军任司务长，在八路军、解放军任指导员、股长；民国38年（1949年）4月任榆次接管组成员；民国38年（1949年）～1982年6月任太原水泥厂党支部书记、机车厂组织部副部长、山西纺织印染厂党支部书记。
　　【李永胜】【】【】  男， 1922年8月生，四川省绵州人。民国22年至25年（1933年～1936年）任红一方面军战士；民国25年（1936年）～1950年任八路军解放军饲养员、战士；1950年～1958年任兵工二局、晋西机器厂排长；1958年～1980年为晋西机器厂工人，1985年病故。
　　张永盛  男， 1913年9月生，山西省武乡县人。1937年6月1日加入共产党。民国26年6月至31年1月（1937年6月～1942年1月）任村农会主席；民国31年（1942年）2月～1952年10月任武乡县胡家庄供销社主任；1952年～1955年任山西省建设银行办事员；1955年～1958年任永济县委农工大队组长、县工业局科长；1958年～1978年任西山矿务局子弟学校书记、重机技校副校长；1971年～1985年在太原重型机器厂冶金附具车间工作。
　　【宋明川 】【】【】 男， 1906年生，民国25年（1936年）3月参加革命，山西省灵石县人。民国25年至27年（1936年～1938年）任红军第15军团战士；民国27年至30年（1938年～1941年）在野战军医院；民国30年至37年（1941年～1948年）在河北明水矿厂、左权木厂、潞城军工六厂任排长；民国38年（1949年）～1983年为太原工具厂、晋西机器厂工人。1989年病故。
　　杨焕炳  男， 1919年3月生，四川省花溪县人。民国23年（1934年）9月参加长征。民国24年至38年（1935年～1949年）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工作；1949年10月转业西山矿务局任科长；1953年～1984年任西山石膏矿工会主席、党支部副书记。

…………”

差不多十年前吧，我在太原河西区的网站页面上看到了“老红军宋明川”的词条，名字似乎有些熟悉，过了几天问询父亲时，听觉一直极好的妈妈听到我的话，眼睛闪着光有点意外有点急切地问我：

“宋明川？宋明川在哪儿？他还在不在？”

和父母简单一交流，我立刻想起了我三四岁时，住在太原晋机厂“友谊村”同排时隔着丑梅家的邻居老头儿家，老头对我极和蔼，应该是给过我“好吃的”的，但在我印象中就是个态度和蔼身穿蓝色布料中山装，戴蓝色布料帽子的干练老头儿。

从年龄看，宋明川老红军比父亲大二十二岁，当是我祖父辈的人了，不记得我称呼他什么？老头儿那会已经五十多了，那会儿的五十多的人就很显老了，但宋老红军属于显得年轻一些的老头儿，他还没有老态龙钟。

有一天，宋老红军家来了个大我两岁左右的长辫女孩儿，女孩儿很文静，似乎有些悲伤的成分潜藏在她凝重中。记得很清楚，她穿着件半新的红底碎花的花衣服，挺好看的一个小姐姐，我总觉得高高的她像一团柔和的棉花。不大功夫就同我和姐姐玩熟了，我们在我家玩，在她家玩，在门前门后疯跑，一会儿横穿我家的北南门，一会儿穿越她家的南北门，快活得像一群狂欢的小兔子，不是一般的不亦乐乎。

我们疯跑穿越她家南北门时，坐在凳子上的宋老红军一直乐呵呵地望着我们。

不知是谁说那小姐姐女孩儿是无儿无女的宋老红军要来的孩子时，被我听见了，这么说，宋老红军就是女孩儿的爸爸了，因为小姐姐，我现在只能称呼宋老红军老人家“宋老伯伯”了。

不记得和那个我喜欢的文静的、棉花一样软乎的小姐姐做邻居有多长时间？后来父亲从厂宣传部调到落后单位，有一千三百职工的大车间当副总支书抓整顿，我家就从厂东门的“友谊村”搬到厂西门的“太冀村”去了。搬家那会儿我才满五岁，再好的伙伴，也不知道告个别说声“再见”，一辆美式大卡车横穿东西厂门，把我送到了另一个生活空间里。

后来我常常怀念“友谊村”的邻居们，在特别想念的一系列人物里，也有这个莫名让我喜欢文静、柔软的小姐姐。

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宋伯伯的一些往事：宋伯伯在太行山根据地时，在八路军的一个制造印钞纸的工厂工作，赶马车。1951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全国都很过火，一向好“火”的晋机厂一下关押了二十多个涉嫌贪污的人员。大多来自“保卫部门”的运动人员“把高声呼喊口号”威胁恐吓、“逼供信”、“体罚”“当做主要手段”。不幸的是，入列的宋伯伯竟然是二十多人中的三个“重点对象”之一，在喊打喊杀的恐怖中，有一人受不了冤屈压顶，自杀了。最后落实各个案子，仅有两人有数量并不大的贪污问题，两人中没有宋伯伯，但宋伯伯却因此服了半年“厂内管制”的“刑”。

那会工厂就可以自设监狱关押职工，甚至威胁、打骂、折磨，这这……到哪儿说理去？父亲也因此和“七四三”（晋机厂番号）“保卫部门”的人暗暗结下梁子，这梁子一直延续多年，父亲和他的友好交谈时，常用“七四三的鬼”称呼那一路人。

大概是父亲参与“三反”工作时，比较讲文明、讲政策，待人和蔼，宋伯伯后来和我家的关系很好，也因此，那个小姐姐进入了我的生活，留在了我记忆里。

现在想起来，六十多年前让我觉得“像一团柔和的棉花”、“ 文静、柔软的小姐姐”，是个眉目清秀的漂亮女该，不知 是哪里人。

至于四川人李永胜老红军，我就更有话说了。

1964年，不知道发什么疯，大概是弄什么“反对干部搞特殊化”，“基层工人最光荣”之类的把戏吧？晋机厂的住房有些许戏剧性微妙调整，有几个厂领导搬出了厂里最好的厨、卫、暖气、垃圾箱、阳台齐备的和平村住宅楼套间，到简易许多，排头自来水、公共厕所的平房“友谊村”“报喜村”去“和基层干群打成一片”。住七栋的身为山西省委委员的厂党委书记王烽午，从山西省总工会下来的党委副书记郭古，住一栋的副厂长、总工程师薛耀伦（后来五机部副部长）……都在其中。

其实厂领导的原住房也特殊不到哪儿去，虽然是苏联公寓样式，面积很小，每套不过三十多平米，我父亲是中层干部，这会儿也和高干的他们住八栋一样的房子。王烽午伯伯家住两套，也不过六七十平米，但在地方上，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都住很大的独家小院了。在工厂住个六十多平米，居然“特殊化”“群众有意见”了，这是帮TMD什么“群众”？

王烽午是我一生敬佩的老革命，抗战初期，他在皖北组织游击队，自筹枪炮抗日和鬼子作战，后被八路军强力收编，演绎过许多壮烈故事，佳话一直到今天还在安徽北部流传。王伯伯是从安徽省统战部长位子上“加强”到国防工业的，级别九级，后来到了文革，王伯伯还演绎过许多难以置信的精彩故事。

有一天班上来了个长辫子女同学，是从厂子弟小学二分校迁来的，长的高大结实，老师安排和我同桌，于是她就成了我一生中若干个“同桌的你”中的一个“你”。

新来的女同学叫李春香，多好的名字啊！不知初来乍到她是认生还是性格倔强，有好一段时间都不合群，弄得我至今使劲想都想不起来她笑的模样。

李春香家住的房子就是七楼王烽午伯伯家腾出来的一套房子，接下来我们都知道了她的父亲是老红军，是给红军、八路军喂马的马伕，但他喂的可不是一般的拉车、耕地的马，是“八路军第二大的官儿”朱德总司令的坐骑。

比我们文化高的大孩子纠正我们所说：

“不能说“喂马的”，应该说“饲马员”！”

“饲马员”，真长知识。

那会儿年幼无知，李春香对谁都不太热情，更不亲昵，我们也就不太喜欢她，或许“欺生”的可恶的毛病已经寄生在我们的意识中才有这表现。

有一天语文课讲新课，内容是“农业害虫“，那篇课文里画着许多种害虫，蚜虫、天牛、蝗虫……什么的都有，挺无趣的，只有一种能用放臭屁手段保护自己的害虫让我们有点兴趣，这种害虫叫梨摏蟓。

那会儿已经常常显示出鬼精灵劲头的我，立刻意识到害虫梨摏蟓和我同桌李春香名字的音韵完全吻合，便嬉皮笑脸调侃她：

“哎哎，李春香，你怎么和梨摏蟓一个名字啊？”

李春香当时勃然大怒，显然我给予了她奇耻大辱，做出不惜要和她的“同桌的你”打一架的架势，平息下来后，还很是噘嘴、怒目气愤难平了一会儿。

我只图嘴巴痛快惹出的祸事，同学们很拿“梨摏蟓”折磨了其实就是个十岁小女孩儿的李春香一段时间。这真是我的罪过，我后来想起这事很是歉疚，早已经暗暗忏悔过自己“欺负女同学”的可恶之举了。

六五年还是六六年，政治癫狂综合症再度始发，有一天星期天，学校老师特别邀请了“朱总司令的饲马员李伯伯”到我们班上给我们讲红军的光荣历史。

我清楚记得李伯伯说的是一口土的掉渣的山西或者陕西话，许多年后，也是在山西太原的一些史料里看到介绍，才得知他其实是四川绵州人，绵州就是绵阳吧？也许因为他参加红军时岁数太小，才十一岁，长征到陕北后，尽和陕西、山西、西北的“饲马员”长期厮混在一起打成一片，这语言环境成就了李伯伯的一口北方乡音。

李伯伯没文化，所讲历史都是道听途说，最多算“野史”。

记得李伯伯说过刘伯承的故事，很戏剧化。他说刘帅的儿子和刘帅不走一条道，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和老爸刘伯承谈判，相互劝降，一语不合，动起炮火来，儿子打瞎了刘帅的一只眼睛……

刘帅有只眼睛确实那样了，但原因绝对不是李伯伯所述这般。

现在想起来，李伯伯如果不讲那些“野史”，就讲讲他知道的、亲历的真真切切的朱总司令的故事就再好不过，哪怕讲讲割草喂马的事，我也爱听。可惜他没讲那些，或许李伯伯觉得割草、伺候马没什么可讲的。

李伯伯的出场，极大地提高了李春香同学的威望，谁能不羡慕有个老红军爸爸的她？我顿时觉得她比原来好看了许多，她的大辫子又黑又粗。

那年暑假，可能是“家属委员会”安排——那会儿工厂宿舍区还没有什么“街道”“社区”机构，李伯伯有一天召集疯跑的七楼、八楼的男孩子，在白杨树下听他讲革命传统故事。

李伯伯这回讲的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和“红军弹药奇缺”“子弹袋看着满满的，其实装的都是高粱杆”……这样的故事我也很喜欢听，差不多也是唯独一个认真听的孩子，刘建华、贺建国、赵小弟……等等们漫不经心听了片刻就没了兴趣，一个个招呼也不打就疯玩去了，很不给李伯伯面子，我都为他们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刘建华、贺建国、赵小弟们的如此表现也是有缘故的：

刘建华的老爸刘伯伯抗战时期长期活动于冀东、京南一带，和“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们是一伙的，挎着盒子枪，枪毙过汉奸、钻过地道，是从地方粮食局局长职上调进国防厂的，当时任厂工会主席。

贺建国的老爸厂党委副书记贺伯伯，湖北人，本身就是小红军出身，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一直跟在贺龙身边，甚至有时候骑贺龙的马，官至正师级大校，十一级，从军事学院转业到了工厂；

赵小弟的老爸赵伯伯湖南人，厂医院院长，十三级高干，从军队正团级职务转业到工厂。

刘建华、贺建国、赵小弟他们不仅早从父辈那里听过太多的战争年代故事，他们家里都有许多和军队和战争有关的物品，以及成堆的勋章、军功章，李伯伯讲的这些故事他们自然觉得太“小儿科”没有兴趣听了。

我们这代人也渐渐老了，人老了对生命的感悟也会简单清晰起来。

每每想起故去的祖辈、长辈、父母亲人、朋友，心中都会生出附着着几分神圣感的哀伤。

生命如花，花开花落的时间长短有别，但最终残败、凋零、掉落在泥土中是一定的。要想活得有意思点，有意义点，色彩斑斓一点，真不能糊弄自己混吃混喝一辈子。不过这是我等人的生命观，混吃混喝一辈子的人，顽强地觉得他们那样混法儿才值，才聪明，才有意义。我们这样活才是傻、才不值。

管他呢，自己觉得怎么好、怎么值就怎么活吧！

今天就儿时熟识的两个过世老红军说了些闲话，回忆往事难免想起许多故人……说到这儿，突然又想起一个场面：

十七年前，我自七七年底参加工作，二十七年后头回回荣昌清升公社插队下乡的生产队看望乡亲们时，一个当年对我并不太热情的老农这样对我说：

“小王，你来看我，我觉得好温暖啊！”

他的“温暖”一说，让我很意外，我想不到他会用这样富有诗意的词语表达他的心情。

我用制片人抵“稿酬”给的尼康相机给他和他棉花团一样可爱的小孙子拍了张合影，照片拍的好，我喜欢，我寄给了他，相信他们一家都会喜欢。

给老农拍了照片后，没多久年龄并不太大的老农就去世了。第二年我再去生产队，看到晨雾中他的老妻孤独一人在田坎挖土，哀伤充斥了我的感官世界。

琢磨老农那句“温暖”话，回忆自己多年所为，无形中或许做了许多给予他人“温暖”感受的善事，这让我备感温暖，也会为此更多努力。

我会继续的。

就这么半页来自太原万柏林区志的半页内容，竟然有几位四川籍老红军名列其上，看来太原和四川是很有缘分的。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七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