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昌之行——乡村的忧愁

父母逐渐进入高龄阶段后，一种无形的紧张和担心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心头，也因此，我半自觉不自觉地顺从了那句老话：

“父母在，不远行。”

很有一段日子，电话铃一响，就会心惊肉跳一阵，总担心是爸爸或者妈妈“出事了”。

父母都已经走了，我心里的那份紧张依然存在，毕竟天南海北我有那么多亲亲于我、爱我我也爱他们的亲朋好友，我担心他们和她们。

我插队下乡三十个月的地方也是让我既想念也纠结的之处，以前只要和那里通话，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某个熟识的老者或者不太老的准老者去世的消息，说不清的力量紧攥着我的思念，我有点害怕往那儿打电话了。

自从五六年前，我熟识的队长顺良兄和会计李高德电话委托我帮助解决掩埋瘟牛造成的污染问题，问题圆满解决后，再没有接到过那里的电话。这让我很担心，电话打过去，不是接不通，就是“座机停机了”，这更加重了我的担忧。

早有计划回生产队住几天，一直不得空。前几天少时伙伴石家好兄弟的母亲去世，我和弟弟前往荣昌送别伯母，才得以有时间前往生产队打探。

果不其然，一连串的哀伤之事扑面而来：

李高德已经去世；

好友、李高德的侄儿、模样酷似新加坡老领导李光耀的李为福兄居然也去世了！

还有更惨的，年七十八的顺良兄老年痴呆、步履艰难，当年那个样样农活拿得出手强健壮硕的顺良兄，什么活路都干不成了，行走都困难。

辛苦了一辈子，年也高龄七十六的泽珍嫂子，不仅照护着顺良兄，还照护着小儿子的女儿——十几年前那个在我身旁快活得花儿开的小妹妹，因考研失败……她竟然连她曾经天天想念的“王公公”也不认识了……看见孩子这样，我简直心碎。

顺良兄家最惨的还不是顺良兄和孙女的病，是还不满五十的二儿子永军的去世。

要了永军命的是肝癌，和他差不多二十年前病逝的哥哥余群一样的病。

泽珍嫂子还指着门口对面好友高明光侄儿的房子说：高**也是癌症，在等死了。

嫂子叹息着：“晓得让啥子鬼缠上了哟！”

唉！除了哀伤，我能说什么？此地癌症这么密集发生，是不是有关部门应该作为点什么？

我早有打算，在七旬老人每人每月有一百多元补助的基础上，每年资助顺良兄嫂每人一千元。谈话时，嫂子告知：因为顺良兄当过兵，他每月的补助已有一千三百元。于是我也改变了主意，只资助嫂子一千元。

嫂子死活不要我的钱，说我从来不收他们的东西。可我除了小小给点钱还能帮他们什么？泽珍嫂子让赶来看我，要送“养了两年的老鸭子”给我的高毛子把钱还给我。高毛子听了我的话，钱留下了。

顺良兄嫂要留我吃饭，我怎么忍心让他们因为我忙活一通？匆匆忙忙离开了。

谢绝了高毛子“打了记号”的老鸭子和嫂子要给的几十个鸭蛋，嫂子一时不知所措，我上车前，她把刚才招待我刚从自家树上摘下的一包李子塞给了我，这个我收下了。

李子很鲜嫩，离成熟还差几天日子，吃在嘴里酸酸的还带着涩，酸和涩都轻轻噬咬着我的心，我知道和顺良兄再见的机会也不多了。

顺良兄已经鼓不起以前看到我异乎寻常的快乐了。

 忧愁压抑着我，我能体会兄嫂心里的沉重。

四十四年前我给顺良兄家拍的全家福——拍的好、放的好的另一张找不到了，这是废片中的一张135原印片。——一家五口，已经失去两个少者。

左边是生产队保管室，右边开门处是我广阔天地胸怀世界的伟岸之屋，二十年前就不复存在了，木门上曾被好事者写下“伟人寒舍”，真是惭愧至极。

 四十四年前我和我那条聪明异常的小黄狗在一起，离开时我留下了它，它随了顺良兄家，曾经被汽车碾压，却活了下来。后来被偷狗恶人偷走了。

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