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手刻、油印京剧《白蛇传》曲谱让我怀想多多

去年那天，我一位生意做得很小为人很实在，有过几次交易的旧货市场朋友因生意难做，准备关门歇业不干了，将其的一堆旧书用极低几乎白送的价格处理。

那堆书品质一般，做生意的人一并买去或许有不少利润空间，但对我这样买书主要作参考资料自用的，实在就没多少可取之处了。

但我还是买了几本没什么用却能勾起我对童年回忆的老书，其中一本就是中苏蜜月时翻译出版的苏联一本有关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技术的精装书。这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使用价值，当年可是许多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梦寐以求价格昂贵的尤物，看见它就恍然看见了童年时我那些大哥哥们忙活自己各类无线电技术的身影，当时的我是拿着十二分的羡慕和十二分的敬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忙活的。

临走，那知道我“手风琴拉得非常好”朋友，抓起一叠脏兮兮的三开纸塞进我手里：

“这个不要钱，送老朋友。”

哦! 竟然是重庆京剧团三十多年前差不多四十年了的京剧《白蛇传》演出谱子。

十几年前，我放在市委大门对面小红楼老屋里两箱老物件，被一帮傻贼几乎一扫而光彻底偷走——仅给我剩下一盒我少年时使用的笛子，这笛子盒因为我糟糕的木工手艺，卧在箱底酷似一块破木头，因此幸免于难，至今还在我身旁——其中一支笛子已经高寿七十了。许多年我偶尔想吹吹笛子，就是想不起我那些被冷落的宝贝都放哪儿去了，若那次也被一下盗走，真正就是个石沉大海的“千年谜案”了。

那次的损失还是很惨重的——毕竟两大箱啊！损失物中，除最值钱一台我工作过的重庆钢琴厂前身重庆乐器厂五十年代末生产的一百二十贝斯的“长江牌”手风琴，还有我读初中时的所有作文本，以及我多年创作的歌曲和积攒的各类手刻、油印的曲谱——似乎记得我生活过十一年的荣昌的文化、艺术才子周德熹老师创作的歌舞剧《张勇之歌》（希望我没记错剧名）也在其中。

早想写篇悼念周德熹老师的文章了，不知从何处着手。本来今天只想发张曲谱照片的，突然想起周老师，心扉豁然大开，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就多说几句吧。

我们学校演出的那个歌颂扑火英雄的歌舞剧《张勇之歌》，词曲创作、音乐配器、歌唱、独舞、群舞也都是周老师一手操办编排的，连男一号张勇的角色也是由他亲自领衔出演的。

今天想起周老师，竟然让我热血沸腾，他确确实实是一个难得的多才多艺的才子，这点丝毫不用夸张。

也是多年后，我才真正一步步认识到周老师的音乐才华是精粹的，他在国防大企业益民厂当民工时，干过许多种有力气就能干的粗活，但他的装束、气质、甚至发型、长相，俨然是个书香人家出身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也曾经短暂担任过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几乎是个音乐通才，歌唱得好，是很干净的抒情型男高音——但他后来进了县文工团，我并不知道他在文工团具体做哪方面工作。

文革时年轻人就业难，家庭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年轻人就业不仅难，几乎根本就没有机会，许多有梦想、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因此改变了人生。

周老师还不仅仅是个音乐方面通才，美术方面也是绘画好手，我见他画过中、小幅的水彩和油画，有人物、有动物、有风景。记得有一次他为别人临摹一幅大幅的双猫油画，差最后一点没白颜料了，就挤了点牙膏代替了。

有一次厂宣传队的大提琴背板裂开了（这琴是提琴制作大师何夕瑞先生的早期作品），我是眼看着周老师小小心心一下一下将琴修复到可正常使用的。

我至今时常还在猜测：周老师那些本事都是怎么学到的？是通过什么渠道学得的？

在我参加的那届厂宣传队（一九七三年），周老师担任独唱和大提琴演奏。那会儿担任笛子演奏的我，学手风琴半年后对吹笛子已经难以用心，一门心思却全花在了手风琴上——当时厂里花大价钱招来的部队文工团下来的潘世其老师，号称“荣昌首席手风琴”，琴艺比我高出许多，这儿没我手风琴用武之地，就重操了笛子旧艺。

当年我们节目里有个非常精道的“民乐小合奏”，笛子快速演奏段落，我怎么都吹不好，最后还是周老师替代了我，我乐得一身轻松，这节目中就担任了用一截牛角制造马蹄声的角色——也可以说周老师为我解了难。

周德熹老师是一个非常内敛文静的人，但私下在只有他和我以及他同一寝室的潘世其老师在一起时，也说过一些当年很“违禁”的荤笑话。

何夕瑞大师在世时，我曾经为周德熹的去世表示难过，并赞美他的多才多艺。何大哥欣赏我的说辞，并褒扬周老师“品行非常好的一个人。”

二零零五年重庆影视剧文学优秀作品颁奖大会在荣昌举办，领得奖后，我发现礼堂的音响是周老师在控制，我过去向周老师问好，消瘦了许多的周老师握着我的手夸奖说：

“祝贺你晋生，小王一直在进步。”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周德熹老师好好坐着喝喝茶，聊聊天，就得不到这个机会。

好几年前，我抱着外孙女在小区院子遛我的三条博美小狗时，偶遇一带外孙的荣昌妇女，于是我依着自己的老习惯，尽量打听对方能提供的荣昌信息，于是晴天霹雳，这女子告诉我：

“周德熹？认得到啊！周德熹……周德熹死了嘛!”

那天我很难受——现在想起过早故去的周德熹老师依然很难受。

多才多艺的周德熹老师的命运，也是有历史代表性的，如他这样才华横溢难得的人才，不仅他一个，当年许多年轻人仅仅因为父辈、祖上的政治、历史问题，在“文革”就被常年压在最底层，得不到施展才华机会不说，有的维持生存都万分艰难。或许周德熹老师也是在这样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环境中，被迫不断努力，才成为多方面好手和行家的。

文革时打问那些出身“不好”人家的历史问题很敏感，是个大忌讳，即使这样，我也曾经多多少少听说了导致周老师命运坎坷的原因，好像不光父辈的历史问题，还有“海外关系”。

我一直想，如果有机会一定当面问询周老师，落实他最可靠的正版人生故事，这机会永远失去了。

再说那本《白蛇传》曲谱吧。

看到那脏兮兮的曲谱，我自然想起我被盗的老物件和包括《张勇之歌》在内的心爱之物，于是掏一张票子给了那朋友。他不收，说：

“哎，送你的！说不要钱就不要钱！”

“废话少说！这不是破烂儿，这是好东西！”

我给他的钱也不多，但可买十本他堆在地上的旧书。

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传统戏曲起死回生后，我是在永川地委大礼堂观赏的川剧《白蛇传》，演出单位是地区川剧团，我也是从这个戏知晓川剧《白蛇传》和京剧大不同，川剧的小青是由男角儿扮演的。这点我很难接受，觉得这戏小青还是女角儿扮演更好一些。

在曲谱封面两作者中看到陈光正先生的大名，和身份为文化局创作室一员的陈先生有过几次接触，他曾经兴致勃勃给我讲述过他当年采访文化大家余秋雨的事。

八九年前，参加老友李祥斌的“李祥斌音乐作品专场演出”时，看到的陈光正先生极其不一般的憔悴和苍老，说才大病一场挣扎过来。

这曲谱告诉我：原来陈光正不仅仅操弄文字，音乐也是个专业人士。

我把《白蛇传》曲谱收拾干净后，一直没有翻动过，更没有哼唱过其中的半句唱词。这感觉是很奇怪的，细细想，好像是看到这曲谱，我就会有种很累的感觉，觉得被抛弃落难到旧书市场的它也伤痕累累，疲惫不堪，需要好好休整一段日子。这感觉确实很奇怪，但我的感觉也是确确实实的存在。

我也不知道哪天会因为什么事触动了情绪，我会拉着琴，端着京腔京韵的架势挑好唱好听的唱着过过瘾，一切随其自然吧。

还真不是吹牛，《白蛇传》文革时我就拉着手风琴唱过，不过唱的不是京剧，更不是川剧，而是江南的“锡剧”。那会儿文革中后期，逮到什么歌什么曲就唱什么歌什么曲，也因此知道，原来“锡剧”的曲调也是很好听的。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