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全面、彻底禁书、禁读数年是愚化青少年戕害全民族的滔天罪恶

在我生活了整整十一年的原四川荣昌，最亲近的还是离我们那家大工厂五里路，离川南地区泸县不过几公里的双河小镇，我的少年时期的许多美好是在这里感受的，小镇有我的多个好朋友，连摄影暗房技术也是在小镇的照相馆“看”会的。

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形容双河，可能有点辱没它，在南方的镇一级单位，秀丽的它远没有同属荣昌的安富镇大，但比起许多小镇来，还算是比较大的。两条凑成它名字的小河，诗情画意着它周边辽阔的沃野，绿竹成荫，河水涣涣，这里成了我至今梦中时常游荡的地方。

双河确实不够大，我得以每次前往时都能从头到尾逛上一圈，曾经，到气枪摊儿上抛洒一两角钱是一定，在粮站对面的小人书摊儿看几本连环画也是必须，这都是我少年时美好享受。之后，再把文具店、百货店、书店拜访老朋友似得挨个串串门，再心满意足地走五里路回家去。

在北方太原时，附近的小书店已经有了吸附我热情的能力，但我不太敢进去转。原因是，那书店基本看不见顾客，小小的孤零零的我进去后，就成了两个甚至三个男性售货员冷漠目光瞩目的对象，于是弄得我浑身都不自在。若不是硬通货在手，已经确定了要买的某本书，我都不敢在那几个强壮的年轻人手里讨本书出来翻翻——北方式的“爱买不买”经营方式和仅有一小门的书店封闭结构，让我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双河的书店却不同，临街面三两步，下了门板后总是敞开着大门一副“热烈欢迎”的架势，加上双河老少们川式毫不掩饰的热情，让我在这里的感觉从来都很轻松。

书店的热情改变不了它那时倒霉的命运，有相当一段时间，这里除了少量“红宝书”外，几乎成了一个领袖像专卖店，热热闹闹凑合出“红火”的全是毛伟人的像，挂着的、贴着的都是一个“大明星”的笑脸，极其偶然会有毛伟人和林伟人的合框照，再没见过其他内容。

在荣昌十一年，在双河书店大概一共买过一二十本书，但这一二十本来历都有故事的书，本身也都富有传奇色彩。比如全国出版界几乎统统停业搞革命不出“宝书”之外的书时，我在这里买到了文革前出版的越南儿童文学中的一本中篇小说《金童》，还买到了当时觉得“非常好看”内部发行，香港出版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买到这些书的时候，都是我的节日，我会快乐好些天，并希望下回再去能买到更好的书。

全国大学停办、高中停办，文艺杂志停刊、出版停办“大好形势”之下，我的失望自然是多多的重叠复重叠，不过无奈之下，那会儿也完全习惯了这种失望。买到书就格外高兴，没书可买也不觉得太难受，买到每本书都有意外发了个小财的感觉。

前些年，有一次在我朋友多多的凤凰网博客上，有一吱哇乱叫白痴傻头傻脑叫阵，说“……文革时代，我们这里书店图书供应很丰富，什么书都有，外国书也很多……”我只好毫不客气骂他“打开水龙头冲洗干净你那一脑子屎，再来放屁！”后来我博客忠实的“粉丝”们一阵连环炮恶狠狠收拾，那白痴再不露面了。

在“新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后，我在双河书店买到了一本出版单位名称很奇怪，实是被弄残废了的上海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人造地球卫星》，我是一口气读完这本仅有七十六页的书的，那一天阳光灿烂。这本书不但一下子激起了我儿时对科学漫无边际的遐想，还让我知道了卫星发射所涉及的多方面知识，比如“同步卫星”。

我那本此书换回了残缺的连环画《格林卡》，之后许多年我都在寻找它，差不多五十年后才重新拥有了它。

后来我有机会就对他人讲述科学的力量：“等科学发达了，终有一天，我们就能随便想看哪国的电视就看哪国的电视了”。

那会儿大部分中国人连电视机是什么劳什子都弄不明白，自然认为我是在打胡乱说，直至十年后进入八十年代，还有人不相信这点。今天对年轻人说这事，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讲的是中世纪的故事。

版权页看不到印刷数量，从书号可看出出版的书籍是极其稀少的。

文革时由于对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甚至手艺、技能传媒物——图书的禁绝，制造了远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严重许多倍的社会全面退化，导致了科学和每一个人——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有生理期梦想和文化、精神渴望的青少年们的距离难以置信的遥远。而我清晰知道，在太原时，许多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自己组装多管半导体收音机的技术，这样一批数量很大的少年，如果不是被文革生拉活扯赤裸裸戕害耽误，谁敢说他们中间不成长出一批有大本事的科学家来？那么着，说不定我们的芯片问题早就解决了，或者这个问题根本就没存在过。

少儿时期，无论我想学什么，妈妈从来都是支持我的，每次跟妈妈要钱，妈妈都会满足我。我还是我们那一大群孩子里，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小足球的孩子。爸爸也不反对我学什么，给我买了他两个月工资添几块才能拿下的手风琴，足可以证明爸爸对我的疼爱。但爸爸就他从长年跻身工厂文化领域，自“反右运动”到文革的经验，他更希望我和他年轻时梦想一样，成为一个靠技术“吃饭”的自食其力者。

有一次爸爸针对我对数理化的漫不经心生气，质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回答“我想搞艺术”。爸爸异常严厉地打击我的一腔远大抱负，回答我：“你搞艺术？你搞屁术吧！”

我一点不记恨爸爸对我的恶骂，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爸爸担任指导员的“工人创作组”主力成员、以小说为长的李叔叔费尽周折和爸爸联系上后来电话，一一问起家人情况，爸爸介绍我时，竟然很得意地说“大小子成功了，拍了电影。”爸爸对我的要求是多么的不高啊，我很惭愧！

记得儿时，在图书馆看过一本大概名字叫《世界的房子》之类的连环画后，就马上冲动出想当一个“盖高楼大厦”的建筑师。看过介绍古今中外各种车辆的连环画后，又想“长大了我要造汽车”。看了介绍世界各国著名桥梁的连环画，马上就再度见异思迁，“长大我要当桥梁建筑师，我要修建最长最大的桥！”

每个孩子都和我一样，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美好梦想，正常的社会的基本机能，就是给怀揣各种梦想的孩子提供成才、完成梦想的条件和途径，至少不给他们制造障碍。而邪恶的文革恰恰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文革前半段时间，如我这样性格，为了读书敢于斗胆乱闯的孩子，千方百计努力好歹读了些书，有些孩子的家庭以及个人性格造成，文革时根本没有接触“课外书”的机会。这样的历史，细想起来是极其残酷的，这还是站在看待具体个体生命价值上说读书，如果站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看，在政权稳固前提下人为制造这一切不幸的人，完完全全是历史罪人，民族败类！

我相信，在图书供应品种已经长期稀少的历史阶段，再来个雪上加霜、斩草除根的文革时代“禁书、禁读”，导致整个社会文化荒漠化、蛮荒化，是造成举国智商低下最根本原因。历史是不可能也不会饶恕这一场邪恶之至的恶行的，中华民族也不可能忘却，我们都无权忘记。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  重庆瞎玩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