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年前的今天，我曾经让那片大山歌声飞扬

——让真相说话，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对抗遗忘和虚伪！

翻出书柜底层老唱片，勾起许多联想，感觉许多遗憾，一两百张唱片中，居然没有一张文革前的，这让我莫名有些难过。

说到老唱片，我有一次最大失误。

记不清日子了，差不多二十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学田湾一书摊老熟人摊主，愿意三元一张打包把一百多张民国二三十年代的老唱片卖给我，我看了一下上面的几张，品相不错，大都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品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的京剧唱片，摊主说下面还有很多周旋等歌星的流行歌曲唱片，也有外国的。

我现在也没什么收藏兴趣，更别说当时，没买。后来觉得这事做的很傻，我至少该买一张作纪念吧？何况没多久就看到上海的消息，梅兰芳的这类唱片，一张就要卖这一堆唱片的价。——那还是个赚钱机会啊，我那会儿超缺钱！

现在更让我有兴趣的是，那高高一大摞民国唱片，民国时究竟是属于重庆哪个大户家的？是军阀人家？还是商企人家？或者袍哥人家？想想这些唱片被当年红男绿女们拥戴，一人、一对、几个、一群人围坐留声机旁欣赏音乐的场面，这唱片后面是有有血有肉故事藏着的。

我手上这些唱片，一少半是我从待了十年的永川唱片店买来的，另一半得自从我工作过的工厂广播站处理唱片——经手人是好朋友，给我留了几张好的。还有一些是处处关照我的姐夫从他以前工作的工厂捯饬来的。

现在唱片在数字化时代使用价值已经极低了，再好的唱片、再好的音响设备也无法放出可和无损数字录音技术匹敌的完美声音。

即使唱片的使用价值几乎荡然无存，我还是很渴望得到一张少儿时度过十年岁月的那家大山里三线国防工厂拥有的文革前老唱片。这家工厂全称“国营益民机械厂”，隶属兵器工业部，矗立在重庆荣昌最南端靠近川南的大山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想得到这家工厂的唱片，是因为我曾经和那些也够老的唱片有特别交集。

一九六七年仲秋时节，荣昌已经经历了造反派两派发生多次惨烈的武斗，血淋淋死伤数目骇人。

益民厂以民工为成员的造反派组织早已经和县里的同派合为一体，老工人们出于对民工造反派的放肆不满和愤怒，已经逐渐形成另一派。这一派中有些不知抱着什么目的的积极分子，千方百计也想和社会上的同派合为一体，只可惜没有办法和地方造反派“接上关系”，“找不到组织”很苦恼。

有一次，这伙人里的十几个知识分子，不辞辛苦，来回步行五六十里找“党”想“参加”，半道路遇他们想投靠组织的武装人员，被一阵自动步枪扫射警告。那一刻，中国知识分子怂包特色瞬间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一个个面色惨白趴在路沟里，好不容易才让那些杀人决不犹疑的武斗人员明白“咱们是一派的”，我们是专门“来找组织来的”。

到那年春夏两季，父亲已经被罢过官、夺过权、劳动改造过了，不知为什么宣传科的“权力”又回到了他手上，整个工厂都这样，一切都在原“走资派”领导们掌控下运作着。

说着国庆节就到了，那天下着那片大山常下的雾一般不成线小雨。没书看、没地方玩很难混。那天爸爸在厂办公室值班，同时也值广播站放广播的班。吃过午饭，爸爸让我跟他到办公楼去，我起身快乐地跟着爸爸出门了。

到了广播站，下午一点准时爸爸打开了广播，浩大的厂区立刻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声。

我这是第一次进入广播站，看着满屋的收音机、扩大机、电唱机、麦克风、密集的电线、玻璃柜子和满满的一架子唱片，我的小心脏砰砰跳着，对这“高级的地方”很是稀奇、兴奋不已。

爸爸那天事特别多，除了放广播，厂部的工作更忙——作为厂里头把笔杆子，好像爸爸还在赶着一篇稿子。打开广播后，他交代我好好看着，有什么事到办公室找他。

广播站可以监听广播播出效果，也可以关上不听，多难得的机会啊！我当然要听，而且把声音开到最大听，这才过瘾。边听还边翻看着陈玉忠叔叔留在那儿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老舍先生的《断魂枪》，不是我喜欢的故事，也看不大懂，觉得不好看就扔在了一边。

半小时新闻结束前，爸爸又进来了。

按照工厂惯例，每到节假日中午，播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后，还有半个小时的音乐放送。我今天所谓的“音乐放送”，当时也就是放放唱片。

看着爸爸放第一张唱片时，我没法儿不想起在北方读小学二年级时，语文王老师用手摇唱机放出朗诵者朗读鲁班发现锯子那篇课文的情景，一个黑盒子上紧发条就能发出人的声音来，太神奇了。我被爸爸熟练地挑选唱片，然后把唱片放在唱盘上，放下唱针播出音乐声的一系列动作，惊呆了，觉得爸爸太伟大了，这样的事都干得这么熟练。

我正敬佩着爸爸，爸爸笑呵呵问我：

“看会了没有？”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爸爸的，总之这后面，爸爸忙活他手上的工作去了，把播放唱片的任务交给了我。

那是我非常幸福的一天，在唱片播放时，我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或者蹲着、或者跪着，在那一架子唱片里挑选好听的，心里甜蜜得不是一般。

我为自己能用神奇的唱机放出能让全厂男女老少都能听到的音乐和歌声而兴奋快乐，快乐有如徜徉天堂。

我一张接一张地放送我挑选的唱片，恨不得一直放下去，放一天一夜也行。心里还暗暗祈祷，希望爸爸千万不要突然进来，说时间到了，关机，回家。

爸爸不知那天到底为什么，在忙什么，或者是有意让广播多放些音乐和歌曲，给已经被文革搅乱雨蒙蒙中的国庆增加点欢乐气氛？

等爸爸再度进来关掉广播时，我已经放送了一个半小时以上的唱片了，整整超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和益民厂有些老辈儿闲聊时，有人提起那年国庆节下午从大喇叭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我立马毫不谦虚地告诉他们：

“那是我干的！”

其实那天还爸爸还是很大意的，放任我一个十二岁半的孩子在那放唱片也是有风险的，那一架子唱片有些已经被批判禁播了，幸亏这样的唱片不太多，我也不喜欢才没播。但因为我喜欢，放了两遍以上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已经被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有《乌苏里江船歌》《我为祖国献石油》……等老歌早已被“打倒”“不宜演唱”，幸亏益民厂那些凶残的二百五文盲、乐盲造反派们不知道这些，否则又给爸爸后来增加一条“罪状”。

唉！又要叹气了，五十三年了……唉！

                              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国庆节中秋节） 重庆瞎玩斋